據前人統計，今本《春秋》共一萬六千五百二十字，卻記載着自魯隱公元年（前七二二）至魯哀公十四年（前四八一）共二百四十二年以魯國爲主的春秋歷史，平均每年約七十字。後人或稱作“斷爛朝報”“流水帳簿”式的《春秋》，在自漢武帝以後的兩千多年間，不僅被列爲經典，而且被認爲是孔子唯一親自寫定的著作，其研究成果可謂汗牛充棟。孔子是聖人，所謂聖人，是爲社會制定準則的超級智者，故《春秋》中應該含有聖人垂教後世的大義，即統治者治理國家應該遵循的各種原則，這是所有《春秋》學研究的共同出發點。凡研究經典中聖人垂教之義者均屬於經學，研究《春秋》義例者纔是《春秋》學，若專注於《春秋》所載之事或對人名、地名、官名的考證，則屬於歷史學。
《春秋》共約兩千條經文，多者三十餘字，少者一字，平均每條不到八字。如此簡略的史事提綱，本身不可能有聖人垂教之義的清晰表述。如魯隱公元年經：“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儀父盟於蔑。夏五月，鄭伯克段於鄢。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九月，及宋人盟於宿。冬十有二月，祭伯來。公子益師卒。”若無前人解讀，恐怕現在没有人能够從這些經文中看出任何聖人之義。歷代經學家之所以從《春秋》中闡釋出種種大義，實際上是基於兩個前提：一是孔子作《春秋》，二是三傳對《春秋》已有的解讀。
關於孔子作《春秋》的問題，至今仍無令學術界普遍認可的結論。説孔子作《春秋》者，均引孟子、司馬遷等前賢之言爲證。這是傳統觀點，其缺陷是不能證明《春秋》中哪些內容屬於魯國舊史，哪些內容屬於孔子所作。説孔子未作《春秋》者，認爲《春秋》就是魯國舊史，孔子可能用其作爲教材，主要證據是《論語》中没有任何孔子作《春秋》的記載。這是近人的觀點，缺陷是不能對孟子、司馬遷等前賢之言進行證僞。在没有新的證據出現之前，這個問題可能還將長期討論下去。但是，對古代經學家而言，這是不容討論的問題，一旦懷疑孔子作《春秋》，聖人的垂教之義也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根之木，成了“滿紙荒唐言”。堅持孔子作《春秋》，是《春秋》學得以成立的前提和基礎。
關於三傳解《春秋》的問題相當複雜。《左傳》原名《左氏春秋》，大概成書於公元前四百年至公元前三百年之間。《左傳》以《春秋》記事爲綱，用豐富的材料較詳細地記述了《春秋》所記重大事件的起因、過程及結果，既豐富了《春秋》經文的內涵，也補充了許多《春秋》未載的人和事，同時從魯國史官的角度，用“解經語”的形式，解説了《春秋》的記事原則、用字原則和稱謂原則。顯然，《左傳》是以《春秋》爲史書，以史事傳《春秋》。故後世凡以史事解《春秋》或謂《春秋》因事明義者，無不以《左傳》爲據。
漢景帝年間始“書於竹帛”的《公羊傳》，明確以《春秋》爲垂教後世的經典。魯哀公“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孔子感到“道窮”而作《春秋》，“《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何以終乎哀十四年？曰：‘備矣！’君子曷爲爲《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君子）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公羊傳》認爲，一、《春秋》是孔子精心製作的經典；二、《春秋》中藴含着聖人關於撥亂反正的各種原則，即《春秋》之義，這是一個完備的政治理論體系；三、孔子作《春秋》是爲了垂教後世，等待新一代聖人出來採用這個理論體系；四、後人研究《春秋》，就是要研究其中的義，以供後聖遵循。從此，《春秋》成爲至高無上的經典，《春秋》學成爲經學。可以説，後世《春秋》學就是在這個框架中進行研究的，儘管許多問題都歧説紛紜，但各家各派對這個框架基本上都是認同的。凡超出此框架者，都不再是經學的《春秋》學。從這個意義上説，作爲經學的《春秋》學，實際上是由《公羊傳》開創的；作爲經學的《春秋》之義，也是首先由《公羊傳》闡釋的。故後世學者儘管對《公羊傳》有各種各樣的批評，但從根本上都離不開《公羊傳》。
《公羊傳》是如何從記事極爲簡略的《春秋》經文中解讀出聖人之義的呢？一句話，根據書法推導大義。所謂書法，就是孔子作《春秋》時設定的各種寫作原則，後人稱爲例。據《公羊傳》所釋，最重要的《春秋》書法大致包括記事原則、用字原則、稱謂原則、書時原則、書地原則等。凡應記而未記或不應記而記之事，凡應用某字而不用或改用其他字，凡應用某種稱謂而改用其他稱謂，凡應記地而未記地或不應記地而記地，凡應書日而未書日或不應書日而書日等，《公羊傳》認爲其中都含有對所記人和事的褒揚或譏、貶、絶之意。不論是褒揚還是譏貶，聖人一定都是按照一定標準作出的。這些標準就是聖人藴含於經文的各種垂教原則，即《春秋》大義。這就是《公羊傳》解讀《春秋》的基本方法，並爲後世絶大多數《春秋》學者所繼承。不理解這一點，就讀不懂《公羊傳》，也讀不懂《穀梁傳》和其他《春秋》學文獻。
《穀梁傳》的成書年代不太明確，大概是在穀梁學與公羊學争《春秋》學正統的漢宣帝年間。《公羊傳》所釋《春秋》書法、大義，在當時已得到廣泛認同，《穀梁傳》對此不能進行過多的反駁。《穀梁傳》要取得正統地位，又不能不與《公羊傳》區别開來，於是《公》《穀》二傳形成如下主要異同：
一、二傳的主旨都是闡釋聖人的垂教之義，都採用根據書法推導大義的方法，所釋大義均屬於政治理論。
二、《穀梁傳》除個别地方有對《公羊傳》予以批評的內容外，絶大部分承襲了《公羊傳》所釋書法和大義，但在文字表述上往往有所區别，顯得比《公羊傳》清雅，《公羊傳》於此經所釋書法或大義，《穀梁傳》可能從彼經闡釋出來；《公羊傳》有些表述含混不清，《穀梁傳》則有更清楚的表述。
三、《公羊傳》中雖有對《春秋》書時原則的闡釋，但似乎未能構成體系，《穀梁傳》則形成了系統的《春秋》書時原則：最重要者書日，其次書月，再次書時。重視《春秋》書日、書月、書時的內涵，是《穀梁傳》與《公羊傳》在所釋《春秋》書法方面的顯著區别。
四、《公羊傳》所釋《春秋》“譏世卿”“知權行權”“大復讎”等義，不太符合君主專制制度的需要，《穀梁傳》中没有此類大義，而是更强調《春秋》的“尊尊”之義，並多了一些對君主關注民生之義的闡釋。
《公》《穀》的方法和主旨相同，故後世一直以二傳並稱，以與《左傳》區别開來。二傳在所釋《春秋》書法和大義方面的差别，使其並列爲經典。
司馬遷在《史記》中採用了《左氏春秋》之事，但没有引用《左傳》之義。漢末劉歆非常喜歡《左氏春秋》，認爲它傳《春秋》勝於《公》《穀》，故改稱《春秋左氏傳》，並建議朝廷將其立於學官。當時的朝廷高官絶大部分出身於今文經學，難以接受古文《左傳》，他們認爲《左傳》不傳《春秋》，即没有從經文中闡釋聖人的垂教之義，不能立於學官。劉歆嚴厲批評今文學者抱殘守缺，但實際上也未能證明《左傳》在闡釋《春秋》大義方面有哪些勝於《公》《穀》的地方。劉歆被排擠出朝廷，《左傳》也未能取得官學地位。歷東漢一代，今古文之間出現此消彼長之勢，以《左傳》爲代表的古文被越來越多的今文學者接受。但是，古文學者在《左傳》傳《春秋》的問題上，往往致力於證明《左傳》中也有《公》《穀》所釋《春秋》之義，而未能證明《左傳》在傳《春秋》之義方面勝於《公》《穀》，故《左傳》始終未能立於學官。實際上，喜歡《左傳》的學者多數出於對其文其事的欣賞，所謂傳《春秋》之義往往顯得强詞奪理，依附《公》《穀》。
真正成功説明《左傳》傳《春秋》者，無疑是晉杜預的《春秋經傳集解》。杜預首先認定今本《春秋》是孔子改修魯史而成。孔子繼承了周公所制“舊典禮經”，在改作《春秋》中設定了“新例”，賦予了《春秋》新的大義，然後傳授給左丘明，左丘明將這些內容在《左傳》中表述出來，故《左傳》是孔子的嫡傳。《左傳》中以“凡”字開頭的五十節文字就是周公所制“舊典禮經”，“書”“不書”“故書”等七類解經語就是孔子設置的新例，其中“禮也”“非禮也”的史事評説以及“君子曰”，就是孔子賦予《春秋》的大義。於是《左傳》有了明確的傳承體系，有了完全不同於《公》《穀》且足以與其抗衡的《春秋》義例，《春秋》左氏學由此正式形成。唐代的《五經正義》選擇了《左傳》及杜注，標誌着《左傳》終於取得了官學地位。
長達數百年的三傳争正，至唐初取得了皆大歡喜的結果，三傳均被認爲是解讀《春秋》的經典，成爲後世《春秋》學繼續發展的基礎。在此之前，《春秋》學研究應該屬於“家法”時代，各派學者基本上都恪守家法，衹是努力理解本派的傳注，很少引用别家之説，也很少對别家之説作系統批評，大家都是自説自話。這是漢代以來形成的經學研究模式。三傳既然都取得了《春秋》學正宗地位，學子們自然可以兼學三傳，對三傳進行比較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唐代中期陸淳執筆完成的三部著作，集中反映着他與啖助、趙匡對《春秋》學的新認識。如果我們站在古代經學家的立場上，認定《春秋》是聖人垂教後世的經典，然後對三傳進行比較，也可以很輕易地看出三傳對《春秋》的解説都存在明顯不足。《左傳》記事基本上應該是可信的，這是理解經文的基礎，如果聖人之義體現於記事之中，那麽解讀《春秋》必須以《左傳》爲主。但是，《左傳》的解經語大部分是釋史書體例或當時史官的記事背景，極少解讀經文本身的深層內涵。“五十凡”中衹有極少部分解經，大部分與經文本身没有直接關係。“君子曰”被認爲是《春秋》之義，實際上卻都不是對經文的解讀。所謂“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之類的大義也不符合君主專制的要求。《公羊傳》和《穀梁傳》雖然都是對經文的直接解讀，但所釋義例也未必正確。如《公羊傳》所謂“《春秋》貴（褒）賤（貶）不嫌同號，美（褒）惡（貶）不嫌同辭”，認爲《春秋》的相同稱謂和相同用字卻可以作出完全相反的褒貶理解，難以令人信服。又如所謂“實與而文不與”，即《春秋》實際上贊成某事，但在文字上卻表述爲不贊成某事，使經文變成了無法理解的天書。諸如此類，表明《公羊傳》釋經帶有極大的主觀隨意性。再如所謂《春秋》貴知權行權之義，明顯有使大臣專權隨意廢立君主的潛在危害，垂教後世的聖人不應設定這種原則。《穀梁傳》所釋《春秋》書時原則，即所謂“時、月、日例”，明顯不能貫通全經。因此，啖助等學者認定三傳解《春秋》均不可全信，要真正把握聖人真諦，必須“捨傳求經”，即不受三傳束縛，從整體上把握經文，直接體會聖人藴含於經文中的垂教之義。但是，真正離開三傳，對乾巴巴的《春秋》經文就無從進行解讀。實際上，所謂“捨傳求經”就是完全擺脱經學“家法”束縛，雜取三傳之長。因“左氏長於事”，釋《春秋》所記史事以《左傳》爲主；因“公、穀長於義”，即所釋《春秋》義例是由分析經文而來，故釋《春秋》義例以《公羊傳》和《穀梁傳》爲主。另外，通過排比分析經文，又可以釋出更多的《春秋》義例。這就是陸淳《春秋》三書“捨傳求經”的基本方法。他們雖然對《公》《穀》的批評較多，但是實質上仍然以二傳爲主。這是《春秋》學史上的一大轉折，雜取融合三傳成爲宋元明清間《春秋》學研究的基本模式，衹是不斷豐富着《春秋》義例，且各自帶有時代特色而已。因宋王朝建立在唐末的藩鎮割據及五代十國之後，加强中央集權的時代要求，體現在《春秋》學研究中，就是對“尊王”之義的極度闡釋。有宋一代外患不斷，故《春秋》“攘夷”之義也受到空前的重視。南宋之後，《春秋》義例中也有了理學色彩。最重要者，由於“捨傳求經”之風日熾，逞臆説經的現象也相當嚴重。由宋代形成的《春秋》學特點一直持續到清代。
《春秋》學史上的最後一次重大變化是清代公羊學的復興。在清初批評宋學空疏，倡導漢學樸實的學風影響下，莊存與及其後的孔廣森開始用樸學方法研究《公羊傳》。稍後的劉逢禄致力於研究何休的《春秋公羊傳解詁》，成爲清代公羊學復興的中堅人物。龔自珍、魏源則開始利用公羊學議論現實政治，康有爲將這種方法應用到極致，公羊學成爲變法維新的理論依據。學術研究具有濃厚的政治色彩，自然難免武斷和强詞奪理。公羊學者在推崇《公羊傳》、董仲舒和何休的同時，也一再重提《左傳》不傳《春秋》的問題。古文經學殿軍章太炎、劉師培等對此予以反擊，也加强了對《左傳》的研究。清末的《公羊傳》與《左傳》之争，在帶有政治色彩的同時，也明顯帶有傳統學術向現代學術轉化的時代特色，傳統的《春秋》學在這次争論之後也壽終正寢。
斗轉星移，時過境遷，昔日曾數度輝煌的《春秋》學至今已幾近絶學。在世人高倡傳統文化的今天，作爲傳統文化中主流文化的《春秋》學，不論是研究隊伍，還是研究成果，似乎都還没有形成“熱”的氣候。實際上，對構建傳統政治理論和政治制度都曾起到極大作用的《春秋》學，是非常值得今人重視並進行深入研究的。可以説，它是傳統文化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但願這部《〈春秋〉研究文獻輯刊》的問世，能够吸引更多學者進入這一領域，並把《春秋》學研究推到一個新的高度。
就整個《春秋》學史而言，前期的研究成果較多，也較爲深入。後期的清代《春秋》學，特别是公羊學復興部分，因時代較近，又影響極大，也有較多的研究成果。本書收録的《春秋》學研究成果，按照版本時間依次排列。在收録書目方面，主要遵循以下原則：
阮元《十三經注疏》中的《春秋》三傳及其注疏——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等正義《春秋左傳正義》，漢何休解詁，唐徐彦疏《春秋公羊傳注疏》，晉范寧注、唐楊士勛疏《春秋穀梁傳注疏》，無疑是前期研究《春秋》學最重要的成果，因讀者比較容易找到，故本書没有收録。
中間宋元明時期流傳下來的《春秋》學著作最多，但大部分已收入《四庫全書》《續修四庫全書》，讀者比較容易得見，故本書不一一收録，僅收録宋人王皙《春秋皇綱論》及杜諤《春秋會義》。
清代《春秋》學研究，既有宋元明餘緒，更有今文經學的復興，也有古文經學者的巨著。本書收録公羊學的兩種重要論著——清人莊存與《春秋正辭》、劉逢禄《公羊春秋何氏解詁箋》，還有集中闡釋“春秋書法”的重要著作——劉曾璇《春秋書法比義》等。
另外，凡已收録在《春秋戰國史研究文獻叢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二○○九年五月版）和《〈左傳〉研究文獻輯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二○一二年一月版）中的《春秋》學文獻，本書一般不再收録，請讀者綜合利用這三部書。
二○一四年六月
晁岳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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