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是欧美地区最重要的汉学重镇之一，该馆的藏书，近10多年来，逐渐为国内的学者所了解。这大约是因为国内的改革开放，使不少学者和研究人员有机会走出国门，到欧洲，到美国，到其他的汉学中心、东亚图书馆去了解海外汉学研究的大致情况，并写文章为之绍介，这对进一步促进东方认识西方，促进中国了解世界，知己知彼，实在是大有好处的。
哈佛燕京图书馆藏的中文线装书是及其丰富的，其数量及质量完全可以和美国国会图书馆相比美。然而，在我的查证中，这些书多是买来的，不管是20世纪30至40年代在北京、上海的书店中采购，或是50年代在日本旧书摊上搜求，甚或60年代从台湾私人藏家处搜觅，然而就是没有藏家将自己费尽辛苦搜集来的珍藏捐献出来的故事（除却现代作家捐赠珍贵手稿和签名本，以及重要政治人物的后人捐赠的书信及档案）。直到2000年，也即“哈佛燕京”建馆72年后，前哈佛大学东亚系的韩南（Patrick Hanan）教授在荣休后，将自己收藏的清末民初出版的小说（231种846册）、宝卷（91种131册）全数化私为公，捐赠该馆，这已成为“哈佛燕京”的珍藏之一。
一
韩南教授是1997年荣休的，当年12月，哈佛燕京学社、哈佛大学东南亚系及有关单位联合举办了一场中国古典小说的学术研讨会，以表彰韩南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贡献。韩南的许多学生都从欧洲及美加地区赶来与会，盛会是令人瞩目的。确实，不论是在当学生、读学位时期，还是在英国伦敦大学、美国哈佛大学等处任教，乃至出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时，韩南对中国明清小说的研究始终是锲而不舍、孜孜不倦，他向学术界贡献了11部极有价值的著作，他的研究成果奠定了他在欧美汉学界的地位。
2000年11月，我回上海探亲，抽暇和上海教育学院的孙戈先生见面，孙先生的硕士论文是以韩南教授的中国明清小说研究为主题的。他将他的论文印了一份给我，托我回美国时带给韩南。韩南看了论文后高兴地说：“想不到还有人会以我为研究对象，真有意思。”他笑着说：“我没有做什么，还有很多事还没有做呢！”
韩南是美籍新西兰人，高高的个子，银白色的头发下是一副真诚的儒者面容，说起话来慢声细气。他的平易近人、从不摆架子和谦虚谨慎，恐怕是所有见过他的人都认同的。尽管已经退休，但他却不甘于舒适的家庭生活，而又做起了他喜欢的题目。韩南早年留学英国，于1960年获得伦敦大学博士学位。随后任教于美国，历任斯坦福大学中文系教授、哈佛燕京学社社长、托马斯讲座教授。
韩南的研究专注于中国戏曲及小说，尤其是后者。而他的论文《〈金瓶梅〉的版本及其他》《早期的中国短篇小说》《〈古今小说〉中某些故事的作者问题》等，更是西方世界研究中国明清小说必读的文章，而美国不少研究明清小说的学者多出其门下，或受他的影响甚大。台北的清华大学荣誉讲座教授王秋桂曾将韩南的大部分论文辑成《韩南古典小说论集》（1979年，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那是韩南的论文被系统翻译成中文的开始，对台湾方面的中国古典小说研究有一定的推动。
西方世界致力于中国短篇白话小说研究的学者不少，但成就最大的当属韩南。韩南治学的态度严谨，勤于钻研问题，不轻信传统看法。他的中文非常好，由于能参阅丰富的原始资料及前人的成果而又成功的运用西方的观点，因而他的论文一方面言而有据，考证精详，一方面又有创新的见解。
二
韩南教授收藏的清末民初小说和宝卷，是如何得来的呢？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中，韩南在伦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他的指导教授西蒙（Walter Simon）建议他以中国古典小说《金瓶梅》为对象作研究论文。1957年，对于中国来说，是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一年，中国的知识分子多处于难熬的状态下。韩南在这种背景下，却得到机会在 北京进修一年。他通过中国对外文化联络部门的安排，住在东单的船板胡同，只要有时间，他必定去北京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查阅文献资料，同时，他也时常向郑振铎、傅惜华、吴晓铃等先生求教。而郑振铎不仅帮助他得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根据1933年影印本重印的《金瓶梅词话》，而且还介绍他去东城区中国书店的一个内部供应专家学者图书的门市部，在那里，韩南又结识了几个“老伙计”，“老伙计”们对年轻的韩南特别热情，处处关照他。
当时的一般公家单位，如大图书馆、研究所采购线装书，多着眼于宋元旧椠，明清佳刻或名家抄校稿本，而对清末民初小说、宝卷则不甚看的起。由于并非有计划地去征集这类书籍，故积数十年之所藏才形成如北京图书馆的217种（其中郑振铎藏书91种）、北京大学图书馆的186种，这和他们被冠以国家馆及中国第一高校馆的名称是不匹配的。即使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的60种左右，也是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北平所购。不少近、现代藏书家对这类“不登大雅之堂”的印刷品，在他们的搜罗范围内也予以剔除，况且那时没有人作研究，也很少有人看得上眼，故更谈不上有人专门收藏了。
韩南慧眼独具，他认为这些通俗读物广泛地流行于民间，必定有它的道理，近代的小说、宝卷虽然都是较近的出版物，但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要了解近代社会百姓的阅读倾向以及信仰，这些东西都是研究的见证。他还认为西方的文学研究者可以从宝卷的研究中了解封建时代市井百姓们的生活、语言、想象、信仰、情感、艺术等。他的看法得到了吴晓铃等先生的赞赏。从此，韩南从有限的经费中“节衣缩食”地拿出很大一部分费用致力于搜求这类书籍。上世纪50年代，人们工资不高，物价甚低，书价也相对便宜，所以一部清末民初的小说或宝卷，一般是几毛钱或多至一二元而已（这从每种书的最后一页上贴的小标签上可以知道）。在“老伙计”们的协助下，他终于买下了不少这类别人看不上眼的小册子。
由于知识分子思想逐步开放，学术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大，在今天看来，当年韩南有心有心收集的这些小说、宝卷，已开始凸显出其内在的真正价值。在韩南藏的小说中，有10余种较为难得。我曾专门作了一次查对，即是看《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明清小说研究中心文学研究所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年版）中有没有著录。因为《总目提要》是国内100余位专家学者参与编纂的学术著作，他们曾查核过国内的许多图书馆馆藏，收录的下限是清末，即是以辛亥年（1911）底成书或出版者为下限，应该说，是收通俗小说最多的一部专著了。然而在韩南的收藏中，仍有一些《总目提要》未著录之书，如：《新刻桃花庵》4卷24回（清宣统元年潍阳成文信刻本）、《闺阁才子奇书》4卷（清光绪三十二年上海书局石印本）、《图像新撰五剑十八义》4卷40回（清光绪二十六年石印本）、《绘图剑侠飞仙传》6卷40回（清末民初石印本）、《绘图三下南唐全传》4卷53回（清末民初上海锦章图书局石印本）、《绘图红情快史》6卷56回（清末民初石印本）、《绘图花月因缘》16卷52回（清末民初石印本）、《新编韩湘子九度文公道情全本》4卷（清末民初上海铸记书局石印本）、《绣像金镯玉环记》30回（清末民初上海锦章书局石印本）、《麒麟牌》3卷（一名郑元和，清末民初上海石印本）。
按：上述10种或因有其他书名而未能查获，尚盼方家指正。此外，《总目提要》有著录但版本不同者也有多种，如《绘图睢阳忠毅录》4卷20回（清末民初石印本），《总目提要》作《锦香亭》4卷16回。
三
宝卷是中国封建时代的产物，也是民间宗教思想和民间通俗文化的载体，它反映了那个时代下层民众的宗教信仰和文化生活，虽然不为士流所看重，甚或为官僚阶级所鄙薄，但作为一种讲唱文学形式，质朴直观，通俗易懂，故所体现的多是民众的心声。车锡伦《中国宝卷总目》是一部关于宝卷的重要工具书，其综合国内外公私百家收藏的宝卷，约计1585种，版本5000余种，其中十之七八为手抄本（包括1950年以后的抄本）。韩南所藏宝卷在《宝卷总目》中未著录者有：《如意宝卷》2卷，民国文元书局石印本；《新编合同记宝卷》2卷，民国石印本；《观音灵感宝卷》1卷，民国上海宏大善书局石印本；《新编田素贞宝卷》2卷，民国上海广记书局排印本；《新出曹正榜修鞋记全本》1卷，民国上海槐荫山房石印本；《新抄经卷合刻》10种（又名《花名宝卷》），民国石印本；《五常宝卷》1卷，民国十年（1921）郑小康等集资杭州武林印书馆石印本；《阿育王宝卷》1卷10种，民国十三年（1924）上海翼化堂石印本。
韩南藏本中，《宝卷总目》未及著录版本者30余种。如《张氏三娘卖花宝卷》1卷，民国宁波百岁坊学林堂书局本；《双凤宝卷》2卷，民国上海惜荫书局本；《普通福缘宝卷》2卷30回，民国六年（1917）上海姚文海书局本；《最新绘图梁山伯祝英台夫妇攻书还魂团圆记》2卷，民国上海椿荫书庄本等，皆石印本。
从宝卷的流传来说，明代刊刻的本子本来就很少，国内图书馆中所存仅10种左右，而清初的本子也难得一见。1986年，我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时，于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内看到3种明刻本，那是《灵应泰山娘娘宝卷》《救苦忠孝药王宝卷》、《泰山东岳十王宝卷》。目前公家单位和私人收藏家所有的多是咸丰、同治年所刻或以后的版本（包括抄本）。车锡伦《总目》序中有云：“法国、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国学者和研究机构也有零星的收藏。据笔者《中国宝卷总目》统计，海外收藏中国宝卷约近250种，大部分是印本，手抄本绝少。”而燕京馆所拥有的这批韩南藏宝卷（原来馆藏仅10种左右），则是车先生和大陆研究者所不了解的。所藏宝卷的数量，说多不多，说少不少，但至少可以补《中国宝卷总目》之不足。
我对宝卷没有研究，但是韩南藏有的一些宝卷从另一个角度看却使我颇感兴趣，如《太华山紫金镇两世修行刘香宝卷全集》2卷（民国蒋春记书庄石印本），此书流传甚广，《宝卷总目》即著录此书版本计44种，但却无此本。我不在乎此本的版本价值，而着眼于此本卷末有蒋春记书庄发行书目及每书之定价。再如《善宗宝卷》1卷（民国十一年﹝1922﹞上海宏大善书局石印本），此本不仅有内页，更有上海宏大善书局图及发行图书目录、价钱。又如《菱花镜宝卷》2卷（民国宁波朱彬记书庄排印本），书后有朱彬记书庄发行善卷目录。
几十年来，很少有人在这上面作文章。有极少数人知道它的重要，但是不容易或无缘见到，也就无法去做研究。另一种是不了解这种通俗图书在当时社会流通的重要性，认为是封建迷信，因此就更谈不上什么研究了。实际上这种有发行目录及价目者，对于研究中国近代、现代出版史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材料。试问，这10多年来出版的有关出版史专著用过此类资料吗？没有或几乎没有。图书之书价，包括明代、清代和近代的书价，研究的学者很少，即使是研究货币史的学者也难得一见明代的书价（国内有数篇写明代书价的文章，但作者都没有见到第一手原书上的书价，都是人云亦云，没有新意），而清代开国距今虽仅300余年，但可看到的原物书价也不多见。所以，近代包括现代的旧书价格凡有第一手资料的就必须注意保存。顺便说一句，燕京馆还藏有百余种北平、上海、苏州、杭州等地旧书店的线装书销售书目，就因为载有经史子集各类图书，且有卷数、作者、版本、售价，而被我移往善本书库“特藏”起来，我相信，总有一天，这些“线装书销售书目”一定会有人研究并派上用场的。
韩南是一位在学术研究上非常慷慨的学者，他不仅时时提携后学，把他尚未出版的研究成果与同道们分享，而且一旦他不做某类研究项目后，又会把有关的图书资料送与朋友、学生（笔者也曾得到他赠送的涉及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的图书，大部分是台湾的出版物，包括《金瓶梅》《肉蒲团》研究的著作，及香港明河社版附有彩色插图的《金庸作品集》等）。他认为：书和文献资料都是为人所使用的，你不利用它，它就处于“沉睡”状态，你用了它，或许会给别人以启迪。所以，韩南将他不再使用的小说宝卷捐献出来，用韩南的话说，是让它们“物尽其用”。
“哈佛燕京”，作为一个美国大学内的研究性质的东亚图书馆，本着“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之理念，敞开大门，面向研究者，而绝不是“奇货可居，秘不示人”，我们欢迎一切研究者来利用“哈佛燕京”的馆藏，包括这批韩南藏小说及宝卷，以便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这也是韩南教授赠书“哈佛燕京”的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