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国有史，方有志”，与国史并称的地方志，是全面记述某一地域（或省、州、县、乡，或山、水、楼、寺等）的自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风俗诸方面故实的文献，系“一方之全志”，简称“方志”。
广土众民的中国，有着悠久深厚的修志传统。早在周代，朝廷及各诸侯国设外史“掌四方之志”，设内史“掌邦国之志”。至中央集权的秦汉已专修地志、地记，《汉书•地理志》是第一部分区地理总志。东晋成书的《华阳国志》与《越絶书》是较早的传世志书。隋唐有图经类志书（如隋炀帝时的《宇区图志》，唐代李吉甫所编的《元和郡县图志》），宋以降修地方志更成定制，涌现出名志《太平寰宇记》。明代永乐年间颁布《纂修志书凡例》，规定志书须记二十一类，包括建置沿革、分野、疆域、城池、山川，以及经济生活、文化教育、民情风俗诸方面。明清两代编修的省志、州志、县志皆沿此规制，遂有洋洋大观的《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的纂集，此外还出涌现山志、江河志、楼志、寺志等种种专志。
时至清末、民国，接受科学文明洗礼的近代意义的中国地方志初萌，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行政院通令全国各省、县修志，并颁布《修志事例概要》二十二条，各地成立方志馆，省、县方志陆续修纂。然而，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方志修纂难以系统展开，各省方志合集更属稀缺，除白眉初主编的并不完善的《中华民国省区全志》外，并无二例。一个引人注目、发人深省的情形是——建立在周密的实证调查基础上的完整的中国各省志书丛编，是日本人于二十世纪上半叶修纂、出版的，这便是《支那省别全志》与《新修支那省别全志》。今次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将两种全志重新印行面世，此乃可纪之业。
二
欧美率先完成工业革命并掌握近代科学方法，采用实地勘察手段，对掠占对象国作周详调查，以掌握对象国国情诸方面的第一手材料，这种调查是西方列强为推行殖民主义、建立世界统一市场而从事的一项长期活动。日本作为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深悉此一玄机，并身体力行之。而日本的域外踏查，又以东亚，特别是中国为首要对象，这是与其侵略范围相一致的。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 “一苇可航”的近邻，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渊源，近代初期又都受到西方列强的殖民侵略，处境相似。日本自幕末“开国”之际，即十分关注在中国发生的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诸事态，以之作为日本决定国策的参考系数，并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中期，四次遣使上海等地，对中国社情作现地调查（见冯天瑜《“千岁丸”上海行——日本人一八六二年的中国观察》，商务印书馆二〇〇一年版）。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国势骤强，确立“经略中国” “雄飞海外”战略，制定以独占中国为目标的“大陆政策”。由此出发，又依凭地近、文近、人种相近之利，日本对中国调查的强度、规模和系统性，较之欧美诸国颇有后来居上之势。
自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始，日本已开始对中国作系统调查。哲学家三宅雪岭在《真善美日本人》（政教社一八九一年版）一书中宣称，“日本人系有为种族”，“亚细亚诸国相继败亡，而蕞尔岛国的日本却作为帝国屹立在绝海之东”。三宅雪岭指出，面对白种人的东侵，日本人肩负真、善、美三方面使命，其中“真”的使命是：进行史迹调查，向亚洲大陆派遣学术探险队，开展东洋文化、生物、地质学、人类学的研究。可见，近代日本试图通过对以中国为主体进行亚洲大陆的实证性探查，来掌握亚洲大陆的真实情状，并将这一探查行动视作日本与欧美列强竞争高下的“使命”。日本官方、军方、商界，出于军事、政治、经济目的，不断派出浪人、军人、商人、记者，潜入中国各地，对清朝国情作周密踏查。甲午战争前夕，日本根据这些踏查绘制出包括朝鲜、中国东北和渤海湾在内的军用详图，上面细致标明这些地区的每座山丘、每条道路、每条河流、每个渡口，为发动战争作了精到的调查准备。反观清朝军队使用的地图，则大而化之，不仅粗略，而且讹误百出，以之策划战事，清军的溃败势在必然。甲午战争以后，以掠夺、侵占中国为矢的的中国调查，更成为日本政府、军方、民间有计划的、长期延续的行动。
近代日本的中国调查，留下卷帙浩繁的文献材料，较成系统的有如下几类。
（一）学者、官员、商人、军人、浪人的个人踏访记録，如十九世纪中叶以降，高杉晋作、名仓予何人、竹添光鸿、冈千仞、安东不二雄、宇野哲人、内藤湖南等的中国旅行日记、随笔。日本尤玛尼书房于平成九年（一九九七）出版小岛晋治监修的《幕末明治中国见闻録集成》二十卷本，平成十一年（一九九九）出版小岛晋治监修的《大正中国见闻録集成》十卷本，即为这批纪行文的精选本，从中可以得见近代日本武士、学者、商人、军人、记者中国旅行见闻、评述的范围与深度。
（二）日本驻华领事对中国商情、工农业、政治、社会、文化所作的分区调查。日本外务省从明治十四年（一八八一）起，将领事报告编为《通商汇编》年刊，继而改为半年刊。农商务省还于明治十八至二十一年（一八八五—一八八八）办《农商工公报》（月刊），每号都载有“领事报告”。明治十九年（一八八六）以后外务省下属的《通商汇编》更名《通商报告》，明治二十二年（一八八九）底停刊，明治二十七年（一八九四）以《通商汇纂》复刊。汉口总领事水野幸吉着《汉口》、内田佐和吉着《武汉港史》之类书籍，则是领事系统调查的附产品。笔者在日本的爱知大学图书馆所见《特调班月报》（一九四一），是上海日本总领事馆特别调查班的调查报告汇编，与侵华战争关系密切。
（三）满铁调查。一九〇六年组建的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建立规模庞大的“满铁调查部”，在沈阳、吉林、哈尔滨、北京、上海等地设事务所，从事中国社会调查。一九三九年四月，为适应扩大的侵略战争的需要，满铁调查部改组、扩充，从事“支那抗战力调查” “支那惯行调查”“日满支工业立地条件调查”“东亚重要物资自给力调查”“世界情势调查”等等。满铁调查部始于二十世纪初，终于一九四五年的中国调查，历时近四十年，调查范围是东北、华北、华东，出版了大量调查资料。
（四）兴亚院的中国调查。一九三八年成立的兴亚院，由日本首相兼任总裁，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外务大臣、大藏大臣兼任副总裁，具体事务由总务长官负责。本院在东京，中国的北京、上海等地设联络部，开展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实态调查”，包括中国工业调查、重要国防资源调查、流通关系调查、社会调查等，发表了约两千份调查报告。
（五）“末次情报资料”。这是日本侵华军北平情报机关对中外报刊以剪报形式作的中国调查，累计数千万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将该资料的中文部分出版。
（六）日本各实业团体作的中国经济、商情调查。笔者曾翻阅日本兴亚银行一九四二年、一九四三年、一九四四年的《调查月报》，以及南亚海运株式会社的《调查内报》十六卷，关于中国经贸及交通的调查十分详细。类似的以“商战”为目标的调查报告甚多。
（七）东亚同文会在中国兴办的东亚同文书院 （一九〇一—一九四五）及其前身——荒尾精主持的“汉口乐善堂”（一八八六—一八八九）、荒尾精与根津一先后主持的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一八九〇—一八九三），在中国从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旅行调查。
三
“东亚同文会”一八九八年在东京成立，会长为亚洲主义者、日本贵族院议长近卫笃麿公爵（一八六三—一九〇四，二战时期日本首相近卫文麿之父）。一八九九年，近卫笃麿访华，在南京拜会两江总督刘坤一，商定东亚同文会在南京设校。一九〇〇年五月，南京同文书院开办，院长根津一（一八六〇—一九二七）。因义和团事起，一九〇一年初书院迁往上海，更名“东亚同文书院” ，首任院长根津一。学生从日本各府县招考，每府县两名，学生享受公费待遇，修业三年，教授汉语以及中国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课程，以培养成“中国通”为目标。一九三九年，东亚同文书院由专科学校升格为大学，更名“东亚同文书院大学”。
东亚同文书院学生接受了严格的社会调查训练，每届学生于毕业前的一学期，组成调查队（晋蒙队、蜀汉队等等），至中国某地作周密的专题考察，撰写“大旅行记”和“调查报告”，作为结业文本。自一九〇一年至一九四五年的四十余年间，四十六届近五千名东亚同文书院学生，对中国各省区作地毯式立体调查，线路达七百多条，“入吾内地，狼顾而鹰睨”（《鲁迅全集》第八卷，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留下卷帙浩繁的调查材料（材料上交军部或外务省）。如果把东亚同文书院的前身“汉口乐善堂”（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前中期）的踏查活动计算进来，此一由日本军部、外务省支持的中国调查进行了六十年。“汉口乐善堂”—“日清贸易研究所”—“东亚同文书院”是日本开展中国调查历时最久、涉及地域最广的系统。
此一系统在大规模开展社会调查的基础上，还致力于综合整理工作，如一八九二年根津一利用“汉口乐善堂”、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的调查材料，编纂出版《清国通商总览——日清贸易必携》。该书二编三册二千三百余页，分地理、交通、运输、金融、产业、惯习等项，成为当时日本从事对华各项活动的百科辞典，也是今人研究清末社会（特别是经济生活）的系统文献。东亚同文会更组织专家（主要是东亚同文书院的教授），对书院学生的巨量调查报告作综合研究，编纂各种专题论著（如《清国商业惯习及金融事情》《支那经济全书》十二卷等），其中最重要的是《支那省别全志》与《新修支那省别全志》。
四
大正六年至九年（一九一七—一九二〇）东亚同文会在日本东京出版《支那省别全志》，共十八卷：第一卷广东省（附香港、澳门）；第二卷广西省；第三卷云南省；第四卷山东省；第五卷四川省；第六卷甘肃省（附新疆省）； 第七卷陕西省；第八卷河南省；第九卷湖北省；第十卷湖南省；第十一卷江西省；第十二卷安徽省；第十三卷浙江省；第十四卷福建省；第十五卷江苏省；第十六卷贵州省；第十七卷山西省；第十八卷直隶省。
各卷大体包括以下内容： 一、总论（各地沿革、面积、人口、气候、民俗、军事概况、对外关系等）； 二、都市（通商口岸、主要城市及各县城）； 三、贸易；四、交通（铁路、公路、船运、邮政与电信）；五、农林渔牧； 六、工矿；七、商业与金融； 八、度量衡。 每卷约一千余页，图、表、文兼具，并附有地图。
东亚同文书院干事长小川平吉一九一七年撰《支那省别全志序》，概述“全志”修纂过程：“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成立于明治三十三年，迄今已十八载。在此期间，各府县选拔优秀分子到上海接受培养教育，迄今已逾千人。每年夏秋分派即将毕业的学生到支那各省作实地考察。从山川城邑到人情风俗，从物资特产到农牧收成、水陆交通等，巨细靡漏，无所不包。彼等北渡黄河，逾阴山；西越秦岭，履蜀道，攀峨嵋；南踏滇粤之区，历苗瑶之野，栉风沐雨，勇往迈进，足迹几乎遍布支那各省，调查稿件达二十万页余。本书即以此调查报告为主，在旧方志基础上加以新的内容修订而成。”以中国固有旧方志为基础，又大量补充东亚同文书院调查材料，并部勒以近代地方志体例，是《支那省别全志》的修纂特色。
从昭和十六年（一九四一）起，东亚同文会又编纂《新修支那省别全志》，东亚同文书院大学名誉教授马场锹太郎任总编。至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共出九卷：第一卷四川省上；第二卷四川省下；第三卷云南省；第四卷贵州省上；第五卷贵州省下；第六卷陕西省；第七卷甘肃省、宁夏省；第八卷新疆省；第九卷青海省、西康省。各卷述及自然环境、人文、都市、矿产资源、工业、商贸、财政金融、度量衡、交通运输附邮政及名胜古迹。值得注意的是，新修本所涉省区皆为尚未被日本侵占的国统区，此志书显然是为日本攻略大西南、大西北作资料准备。
五
近代日本从其对外扩张的战略出发开展的长时期、巨细无遗的中国调查，以满铁调查部所作的东北、华北、华东“惯行调查”最着声名，也较为广泛地被世界各国研究中国问题的机构和专家所使用。然而，在近代日本关于中国调查的诸多系统中，东亚同文书院及其前身“汉口乐善堂”、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的中国旅行调查，持续时间最长（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长达六十年，而满铁调查不足四十年），调查地域分布最广（包括除西藏、台湾之外的全部中国省区，还涉及邻近中国的西伯利亚、东南亚地区，满铁调查则限于东北、华北、华东），调查材料（主要是旅行记和调查报告两大类）又基本保存完好，而且相对集中（原件现分别藏于日本丰桥的爱知大学图书馆和中国北京的国家图书馆）。但是，对于东亚同文书院及其前身在中国长达半世纪以上的办学活动，特别是其开展的持续、系统的中国旅行调查，较少为世人注意，相关的资料搜集整理、研究、利用尚未充分展开。
笔者一九九六年初访东亚同文书院后身——日本的爱知大学（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在上海的东亚同文书院大学撤回日本，吸收自台湾“帝国大学”和韩国“帝国大学”撤回人员，在爱知县丰桥市组建爱知大学），开始接触这批材料，当即着文《日本“中国学”的启示——访问爱知大学有感》（《江汉论坛》一九九六年第十期）加以介绍，以引起学界对东亚同文书院及其中国调查的关注。一九九八—二〇〇一年笔者在爱知大学讲学期间，与同事刘柏林教授在名古屋、东京等处访问东亚同文书院在世老人，在爱知大学图书馆、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广泛查阅相关原始材料，并着手介绍、评析这一广涉晚清、民国的社会调查的资料渊薮，先后整理出版《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记録》（商务印书馆二〇〇〇年）《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资料选译》上中下三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〇一二年），然因力量单薄，其间还遭遇意料之外的坎坷，故进展有限。但这一介绍评析工作的正当性与必要性毋庸置疑——它让我们具体了解近代日本从事中国踏查的广度与深度，认识其侵占中国的用心之深、用力之切，从而激发国人警醒；同时，通过展示日本的中国调查材料及其加工成品，也为晚清、民国研究敞开一个鲜为人知的数据库，并从方法论上提供若干研究国情、地情的启发。这项工作既然有益于学术发展，有益于对近代中国、近代日本的认识，便应当坚持下去。令人感奋的是，国家图书馆出版社高瞻远瞩，决定系统整理出版东亚同文书院的中国调查材料，首先从影印出版《支那省别全志》与《新修支那省别全志》入手，这是颇有学术价值的举措，我们乐观其成。
二〇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于武昌珞珈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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