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阳国志》，又名《华阳国记》，是一部专门记述古代中国西南地区地方历史、地理、人物等的地方志著作，由东晋常璩撰写于晋穆帝永和四年至永和十年(348-354年)。全书分为巴志，汉中志，蜀志，南中志，公孙述、刘二牧志，刘先主志，刘后主志，大同志，李特、李雄、李期、李寿、李势志，先贤士女总赞，后贤志，序志并士女目录等，共12卷，约11万字。本书收录国家图书馆珍藏的华阳国志重要版本和名家批校本8种，如明天启年间李一公刻本，山水源头钞本，愚忠堂钞本等，为研究川渝历史和华阳国志版本提供有益参考

總目録








第一册
華陽國志十二卷（卷一—十）（晉）常璩撰明天啓六年（1626）刻本一



第二册
華陽國志十二卷（卷十—十二）（晉）常璩撰明天啓六年（1626）刻本一

華陽國志十二卷（卷一—十）（晉）常璩撰明愚忠堂鈔本一二五



第三册
華陽國志十二卷（卷十—十二）（晉）常璩撰明愚忠堂鈔本一

華陽國志十二卷（卷一—六）（晉）常璩撰明山水源頭鈔本二三五

第四册
華陽國志十二卷（卷七—十二）（晉）常璩撰明山水源頭鈔本一



第五册
華陽國志十二卷（晉）常璩撰清刻朱筆批校本一



第六册
華陽國志十二卷（晉）常璩撰清嘉慶十九年（1814）刻本一




第七册
華陽國志十二卷（卷一—十）（晉）常璩撰清光緒四年（1878）二酉山房刻本一



第八册
華陽國志十二卷（卷十一—十二）（晉）常璩撰清光緒四年（1878）二酉山房刻本一

華陽國志（晉）常璩撰清光緒二十一年（1895）古越黄氏《增訂漢魏叢書》石印本一二五

華陽國志（晉）常璩撰清宣統三年（1911）上海大通書局石印民初育文書局續印《增訂漢魏叢書》本一九一

成都文類五十卷（存卷十六—十八）（宋）扈仲榮編明刻本三〇七

前言

常璩(約二九一—三六一年)字道將，晉世蜀郡江原縣(今四川崇州市)人，東晉著名史學家，其所著《華陽國志》不僅是我國現存最早、比較完整的一部地方志，被譽爲“蜀諸志之祖” (清)李調元：《華陽國志後序》，《華陽國志》卷末，清乾隆四十六年（一七八一）李調元刻《函海》本。，而且也是第一部最有權威、最具歷史價值的西南地區通史巨著。
《華陽國志》所載“肇自開闢，終乎永和三年”(晉)常璩：《華陽國志》卷十二《序志》，明嘉靖四十三年（一五六四）張佳胤刻本。，記載了公元四世紀中葉以前今四川、雲南、貴州三省以及甘肅、陝西、湖北部分地區的歷史地理、物産資源、民族宗教、風土人情、語言文化等內容。自成書以來，爲歷代學者所推崇，並給予高度評價。如唐代著名史學家劉知幾在《史通·雜述》中評此書敘事“詳審”，是一部“能傳諸不朽、見美來裔者” (唐)劉知幾：《史通》之《內篇·雜述》，明萬曆五年（一五七七）刻本。的歷史著作。明楊經評價此書“其志自擬良史。其文古，其事核，其意深遠，可謂晉之《乘》、蜀之《檮杌》，蓋自信傳後無疑矣”(明)楊經：《重刻華陽國志序》，《華陽國志》卷首，明嘉靖四十三年（一五六四）成都劉大昌刻本。。明李一公也説，是書“其文古，其事核，其義例深嚴，足備勸懲、昭法戒，駸駸良史才也。蓋道將生長蜀國多事之秋，目擊諸李之僭亂，有憤心焉。其元本蠶魚，推崇昭烈，搜括巴漢風土之詳，良士賢女之懿爍，勒之編簡，井井有條，而論贊所垂，往往詳略得體，殆非苟作者。即質之《周官·職方氏》所掌，不知何如，而以較於《蜀檮杌》《南裔志》《耆舊傳》諸籍，或亦可稱備所未備矣。” (明)李一公：《重刻華陽國志序》，《華陽國志》卷首，清乾隆四十六年（一七八一）李調元刻《函海》本。著名歷史地理學家葛劍雄説：“任何人想研究東晉前的巴蜀地區歷史，無論是疆域、政區、制度、事件、户籍、人物、民族、風俗、文學、神話、物産、交通、山川、災害等，或多或少能有收獲，其中很多是不見於《史記》《漢書》《後漢書》《晉書》等正史記載的，有的還是唯一的出處。”葛劍雄：《史志瑰寶，巴蜀之光》，《成都史志》二〇一一年第一期。《華陽國志》研究專家劉琳也認爲，晉常璩所著《華陽國志》不僅是我國現存最早的一部地方志，而且創造了一種更加完備的地方志新體裁，開了後世地方志的先河，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是我國古代歷史文化寶庫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我國萬餘種方志寶庫中無疑是一顆最耀眼的明珠。因此，可以毫不誇張地説，《華陽國志》“是中國方志之王”劉琳：《〈華陽國志〉——中國方志之王》，《成都史志》二〇一一年第二期。。
一、《華陽國志》確立了在中國方志學領域的崇高地位
《華陽國志》主要從以下兩個方面確立了它在中國方志學領域的崇高地位。
首先，《華陽國志》所創立的方志編纂體例對後世方志産生了深遠影響。早在唐代，著名史學家劉知幾就認爲《華陽國志》是一部地理著作，他説：“若盛弘之《荆州記》、常璩《華陽國志》、辛氏《三秦》、羅含《湘中》，此之謂地理書者也。” (唐)劉知幾：《史通》之《內篇·雜述》，明萬曆五年（一五七七）刻本。明楊慎也將《華陽國志》歸入“地志諸家”(明)楊慎：《丹鉛餘録》卷二，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清廖寅説：“唐以前方志存者甚少，惟《三輔黄圖》及晉常璩《華陽國志》最古。”(清)廖寅：《校刊華陽國志序》，《華陽國志》卷首，清嘉慶十九年（一八一四）題襟館刻本。
常璩《華陽國志》在我國方志編纂史上的地位，著名史學家劉琳給予了高度評價，他認爲，中國方志之作萌芽於先秦，始盛於東漢。在《華陽國志》之前，已有編年、紀傳之體等史書，各地方志或近似方志的著作見於記載者已達一百多種，或記述方國歷史，或記載州郡地理，或敘論鄉黨耆舊，而益州地區（主要是巴蜀）撰作之風尤盛，可考的方志就有二十餘種。這一大批專記一地的歷史之書、地理之記、人物之傳，爲更加成熟的方志寫作開創了風氣，準備了素材，積纍了經驗。但常璩並不滿足於“述而不作”，他看到上述方志存在將歷史、地理、人物三者分離、各寫一面，而不能較好地反映它的全貌這一缺陷，於是，他綜合各家方志優點，進行大膽革新，又吸取《史記》《漢書》等紀傳體史書的長處，創造了一種更加完備的地方志新體裁，從內容上來看，是將地理、歷史、人物熔爲一體；從體裁上來説，是地理志、編年史、人物傳三結合，這兩個三結合構成了《華陽國志》一個顯著特點，成爲中國方志編纂史上的一個創舉，後來修巴蜀方志者皆據以爲典範，備受歷代學者推崇。在宋元以前，歷代編修古方志有二千餘種，現存者已不到七十種，其中隋以前僅存的十餘種方志中，除《華陽國志》外，大都真僞雜糅，殘缺不全，內容狹窄，其價值遠遜於《華陽國志》，可以説該書是我國隋以前古方志中碩果僅存者。即使到了方志編纂發達的宋代，儘管這一時期的方志在取材上更爲廣泛，分門更爲詳密，但究其內容，基本上還是歷史、地理、人物三方面，追本溯源，常志實開其先河。明清以後，方志著作浩如煙海，但像《華陽國志》那樣規模宏大、內容廣博、體例簡括、取材精審的並不多。故劉琳説，《華陽國志》既“是我國第一部地方通史”，同時也是“我國現存的一部最早的、比較完整的地方志”劉琳：《華陽國志校注前言》，《華陽國志校注》卷首，巴蜀書社一九八四年版。。朱士嘉在《中國地方志統計表》一書中也説：“輿地之書昉自先秦，方隅之志則未聞也，今所見者以《華陽國志》爲最早。”朱士嘉：《中國地方志統計表》，一九三二年燕京大學史學年報社排印本。劉重來在《常璩與〈華陽國志〉》一書中也稱《華陽國志》“是我國最早的地方志專著”劉重來：《常璩與〈華陽國志〉》，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著名歷史學家任乃强甚至將《華陽國志》與《史記》《通鑑》相媲美，盛贊“《華陽國志》爲地方史一鴻篇巨製”任乃强：《華陽國志校補圖注》，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正史幾十種，人莫不推司馬遷《史記》爲典型；編年史幾十種，莫不推司馬光《通鑑》爲典型；地方志幾百種，莫不推《華陽國志》爲典型。”任乃强：《〈華陽國志〉簡介》，《歷史知識》一九八〇年第二期。他還説：“一書而兼備各類，上下古今，縱横邊腹，綜名物，揆道度，存治要，彰法戒，極人事之變化，窮天地之所有，彙爲一帙，使人覽而知其方隅之全貌者，實自常璩此書創始。此其於地方史中開創造之局，亦如正史之有《史記》者。”任乃强：《華陽國志校補圖注前言》，《華陽國志校補圖注》卷首，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這些評論足以説明《華陽國志》在我國方志編纂學上所占有的歷史地位。
其次，《華陽國志》藴含了豐富的史學思想。許多學者如陳曉華、劉重來、杜治文等對此進行了深入探討，尤其是對該書所包含的“大一統”思想、經世致用思想、民本思想進行了深入分析。常璩是一位史學造詣極深的大家，《華陽國志》一書識見高遠，思想深邃，反映出常璩對社會、歷史、人生的理性認識和批判，尤其是他在洞察社會現實、總結歷史結驗、品評地方人物等方面的真知灼見已經超越了同時代的其他史學家。北宋吕大防説：“晉常璩作《華陽國志》，於一方人物，丁寧反復，如恐有遺。雖蠻髦之民、井臼之婦，苟有可紀，皆著於書。”(宋)吕大防：《華陽國志序》，《華陽國志》卷首，明嘉靖四十三年（一五六四）成都劉大昌刻本。南宋李也説：該書“於一方人物尤致深意。雖侏離之氓、賤俚之婦，苟有可取，在所不棄。此尤足以弘宣風教，使善惡知所懲勸，豈但屑屑於山川物産以資廣見異聞而已乎？”(宋)李：《重刻華陽國志序》，《華陽國志》卷首，明嘉靖四十三年（一五六四）成都劉大昌刻本。他耳聞目睹了“李氏據蜀，兵連戰結，三州傾墜，生民殲盡”給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反側惟之，心若焚灼”，寄予深切的同情。常璩撰寫《華陽國志》就是要“博考行故，總厥舊聞；班序州部，區别山川；憲章成敗，旌昭仁賢；抑絀虛妄，糾正謬言；顯善懲惡，以杜未然”(晉)常璩：《華陽國志》卷十二《序志》，明嘉靖四十三年（一五六四）張佳胤刻本。，通過總結歷代興衰成敗的經驗教訓以達到服務於現實的目的，從而奠定了《華陽國志》在我國方志學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
二、《華陽國志》極具珍貴的史料價值
《華陽國志》全書十二卷。卷一至卷四爲《巴志》《漢中志》《蜀志》《南中志》，著重記述梁、益、寧三州的歷史、地理、風俗、物産、民族等等，而以地理爲主，類似正史中的地理志。卷五至卷九爲《公孫述劉二牧志》《劉先主志》《劉後主志》《大同志》《李特雄期壽志》，按照編年體形式敘述西漢末年到東晉初年割據巴蜀的公孫述、劉焉、劉璋父子、蜀漢劉氏、成漢李氏四個割據政權以及西晉短暫統一的歷史，相當於正史中的本紀。卷十至卷十一爲《先賢士女總贊》《後賢志》，卷十二爲《序志並益梁寧三州先漢以來士女名目録》，記述從西漢到東晉初梁、益、寧三州賢士列女，其中列入贊注和目録的人物近四百人，相當於正史中的列傳。而《序志》爲全書總序。在具體撰述過程中，常璩並不是簡單地效仿前代體例，而是進行了大膽創新。如《先賢士女總贊》對後世方志設立《列女傳》産生重要影響，並開創了地方史志爲婦女立傳的先河。
作爲上承家學淵源、具備“良史”之才的常璩爲撰寫《華陽國志》，參考了大量文獻資料：“取從祖常泰恭所爲《梁益篇》《蜀後志》《後賢傳》三書，綜攬未備，發憤興文。又取陳承祚《蜀書》《耆舊傳》，杜敬修《蜀後志》，參以祝元靈、陳申伯《續耆舊》，黄容《梁州巴紀》，並《南裔志》，徵所耳目，辨方核實，起自上世，終於永和，表著成敗，弘鋪傳贊，凡十二卷，號曰《華陽國記》，心亦勤矣。”(明)張佳胤：《華陽國志序》，載《華陽國志校補圖注·附録》，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可見，爲了撰寫《華陽國志》，常璩除參引《春秋》《左傳》《戰國策》《史記》《漢書》《東觀漢記》《三國志》等全國性史書以外，還參考了當時或前代有關巴蜀地方的史志著作，如揚雄《蜀本紀》，應劭《風俗通》，譙周《益州記》《三巴記》《南中異物志》、陳壽《益部耆舊傳》、常寬《蜀後志》《後賢傳》、祝龜《漢中志》、楊終《哀牢傳》、魏完《南中志》諸書。常璩自己也説：“司馬相如、嚴君平、揚子雲、陽成子玄、鄭伯邑、尹彭城、譙常侍、任給事等各集傳記，以作本紀，略舉其隅。”(晉)常璩：《華陽國志》卷十二《序志》，明嘉靖四十三年（一五六四）張佳胤刻本。常璩引用的這些地方史志著作皆已失傳，因而更加突出了《華陽國志》所具有的珍貴的史料價值。
除參考大量文獻而外，常璩還利用在成漢政權任史官和散騎常侍的機會接觸到大量官方檔案資料。書中的《大同志》《李特雄期壽勢志》內容十分詳備，就在於他掌握了成漢政權最權威的檔案資料。他平生撰有《平蜀記》十卷、《蜀漢故事》（一作《蜀漢僞官故事》）一卷，並用正史體裁寫過一部有關成漢政權的紀傳體史書《漢之書》（一作《漢書》）十卷，此書入晉秘閣後改稱《蜀李書》(明)焦竑《國史經籍志》作“九卷”。，爲北魏史學家崔鴻撰《十六國春秋》之《蜀録》部分所本，當時著名史學家孫盛稱它爲“蜀史”。以上諸書皆已亡佚，惟《華陽國志》（原名《華陽國記》）十二卷傳於世(宋)歐陽修《新唐書·藝文志》作“十三卷”，(宋)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作“二十卷”。。
此外，《華陽國志》還記載了許多歌謡俚語、“長老傳言”等內容，主要來自常璩親自搜訪和實地調查所得的第一手資料，從而更加真實、生動地反映了當時社會風貌和普通民衆的生活狀況。
常璩將從各種途徑彙集來的材料加以鑒别、考證，剪裁取捨，“抑絀虛妄，糾正謬言”，寫出了《華陽國志》這部內容豐富、考核精審的歷史巨著。書中所載絶大部分內容都不見於其他文獻記載，或最早見於此書，或以此書的記載更爲詳備，故爲隋以前衆多學者所徵引，如徐廣《晉紀》、范曄《後漢書》、裴松之《三國志注》、劉昭《續漢志注》、李膺《益州記》、酈道元《水經注》、賈思勰《齊民要術》等著作皆引用了不少《華陽國志》內容。唐初修《晉書》、宋司馬光修《資治通鑑》也大量取材於《華陽國志》。另外，唐宋時期所編修的類書如《藝文類聚》《初學記》《北堂書鈔》《太平御覽》《事類賦》以及地理總志《太平寰宇記》《輿地紀勝》《方輿勝覽》等也大量引用《華陽國志》，這進一步説明《華陽國志》給後人留下了極爲豐富而珍貴的歷史資料，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如關於古蜀國歷史與傳説，記載了蠶叢、柏灌、魚鳧、杜宇、開明等幾代蜀王的傳説故事，可與近幾十年來成都平原發掘出土的三星堆、金沙等古蜀遺址相印證。對兩漢三國歷史的記載，許多內容僅見於此書，可補前四史和其他史書記載的不足。《華陽國志》對於漢、晉時期我國西南地區郡縣沿革、治所的記載，許多內容詳於《漢書·地理志》《續漢書·郡國志》《晉書·地理志》及《宋書·州郡志》等記載。《華陽國志》對西南蜀、氐、羌、叟、濮、夜郎、哀牢等三十多個民族和部落名稱、分佈、歷史、傳説、風俗以及與中原王朝關係的記載，保存了不少第一手珍貴史料，是研究古代西南民族史、邊疆史必須參考的一部重要文獻。對西晉統一、成漢歷史的記載，常璩以當代人寫當代事，將自己親身調查以及作爲成漢史官掌握的第一手檔案材料記載於《華陽國志》中，其關於西南地區歷史的記述自然比後世記載更爲可信。下面僅就《華陽國志》有關成都地區農業、手工業、商業等方面的記載略加説明。
在常璩《華陽國志》問世以前，先秦及兩漢文獻對於我國西南地區經濟內容的記載非常少，司馬遷《史記》中的《平準書》《貨殖列傳》雖然是有關經濟內容的專篇，但涉及到西南尤其是成都地區的就很少了，畢竟它是記載全國範圍內的經濟內容。衹是到了常璩《華陽國志》問世以後，這一情況纔得到根本改變。該書記載有關西南尤其是成都地區經濟方面的內容占了很大分量，絶大部分史料爲他書所無，十分珍貴。而且從時間跨度來看，從遠古開始，一直到東晉初年，勾勒出一條成都地區經濟發展的脈絡。
(一)對成都農業的記載
在《華陽國志》中，常璩對成都農業發展情況從以下兩個方面加以記述。
首先對成都地區農業發展方式及其轉變作了記述。據《蜀志》可知，在蠶叢時代，成都地區主要以養蠶業爲主，後世巴蜀流行馬頭娘的傳説即與蠶叢氏密切相關。到了魚鳧時代，成都地區已改變爲以養殖和田獵爲主。衹是到了杜宇時代，成都地區纔轉變爲以農業耕作爲主。《蜀志》説：“後有王曰杜宇，教民務農。一號杜主。巴亦化其教，而力農務。迄今巴蜀民農時先祀杜主君。”(晉)常璩：《華陽國志》卷三《蜀志》，明嘉靖四十三年（一五六四）張佳胤刻本。下同。杜宇以農業立國，建都於郫，死後享受人間馨香，成都地區經濟發展方式也因此發生了根本變化。《華陽國志》多次提到成都水稻的種植情況：如江原縣（今成都崇州市）“小亭有好稻田”，廣都縣（今成都雙流縣）“江西有好稻田，穿山崖過水二十里”，繁縣（今成都新都區新繁鎮）“有泉水稻田”，漢時廣漢馮顥爲成都縣令，“開稻田百頃”等，可見成都地區在秦漢時期水稻種植已相當普遍。與此相適應，成都地區的居民飲食結構也發生了根本變化，除芋（即芋魁、蹲鴟，《蜀志》“都安縣有大芋，如蹲鴟也”）、蒟蒻、茱萸等雜糧蔬食而外，主食開始改爲以大米爲主。而成都地區水稻種植很有可能從杜宇教民務農時就已開始。據史書記載，杜宇是從雲南遷移至成都平原的部落首領。揚雄《蜀王本紀》載：“杜宇，從天墜，止朱提。”常璩則認爲杜宇爲江源人，而梁氏女利爲朱提人，與此不同，當考。朱提即今天雲南昭通。《華陽國志》記載雲南、貴州等地在漢晉時也普遍種植水稻，如《南中志》記述了西漢末至東晉初年雲南昭通用“穿龍池”的方法灌溉稻田 (晉)常璩：《華陽國志》卷四《南中志》，明嘉靖四十三年（一五六四）張佳胤刻本。，在《先賢士女總贊》裏記述了滇池地區“開造稻田”(晉)常璩：《華陽國志》卷十《先賢士女總贊》，明嘉靖四十三年（一五六四）張佳胤刻本。，這是雲南種植水稻的最早記載。《南中志》還記載了諸葛亮南征降服孟獲後，要他們出“耕牛”以“給軍國之用”，這是有關雲南耕牛的最早記載。可以推知，成都地區農耕文明很有可能是杜宇從雲南經“南方絲綢之路”帶到這裏的。
其次，常璩對成都平原水利建設事業作了詳細記述。尤其是蜀守李冰在此期間大興水利，主持修建了舉世聞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它的興建，是先秦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成都地區農業發達的一個重要原因。
關於李冰修都江堰的記載，司馬遷《史記》僅寥寥數語：“蜀守冰鑿離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漢)司馬遷：《史記》卷二十九《河渠書》，中華書局一九五九年版。語焉不詳。而《華陽國志》則作了詳細記載：“冰乃壅江作堋，穿郫江、檢江，别支流雙過郡下，以行舟船。岷山多梓、柏、大竹，頹隨水流，坐致材木，功省用饒。又溉灌三郡，開稻田。于是蜀沃野千里，號爲陸海。旱則引水浸潤，雨則杜塞水門，故記曰：“水旱從人，不知饑饉，時無荒年，天下謂之天府也。”隨著都江堰水利工程的修建，成都所在的川西平原在漢代就已成爲“沃野千里”、‘水旱從人、不知饑饉，時無荒年”的“天府之國”’。都江堰當時稱爲“湔堋”或“湔堰”，《蜀志》云“自湔堰上分穿羊摩江，灌江西”，“大江自湔堰下至犍爲有五津”等。後世又稱都安堰、金堤、楗尾堰。到了宋代，纔正式稱爲都江堰。《太平寰宇記》卷七十三：“江水稱都江水，隨江名堰，故稱都江堰。”(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七十三，清光緒八年（一八八二）金陵書局刻本。此後，都江堰名稱一直沿用至今。李冰以後，至漢孝文帝末年，廬江文翁繼任蜀守，又“穿湔江口，溉灌郫、繁田千七百頃”。
李冰除了修都江堰、穿成都二江之外，還在南安（今樂山）鑿平溷岩以通水道，在僰道（今宜賓）燒毀“蜀王兵欄”大灘，尤其是李冰對成都地區其他河道進行了治理，如疏通文井江（今成都崇州西河）、白木江（今成都邛崍市南河）以及成都平原北部的洛水和綿水等，這些內容僅見於《華陽國志》記載。《華陽國志》云：“冰又通笮道文井江，徑臨邛，與蒙溪分水白木江，會武陽天社山下，合江。又導洛通山洛水，或出瀑口，經什邡，與郫别江，會新都大渡。又有綿水，出紫岩山，經綿竹入洛，東流過資中，會江江陽。皆溉灌稻田，膏潤稼穡。是以蜀川人稱郫、繁曰膏腴，綿、洛爲浸沃也。”成都地區經過秦國的大力開發，經濟得到迅速發展，“居給人足”，人民富裕。秦“擅巴蜀之饒”，爲完成統一大業準備了雄厚的物質基礎。在統一六國的戰争中，巴蜀成爲秦國重要的物質保障和供應基地。
(二)對成都手工業的記載
《華陽國志》記載了許多有關成都地區手工業方面的內容，尤其是對成都製鹽業、冶鐵業等手工業生産作了較詳細的敘述。
在製鹽業方面，據《華陽國志》記載，早在秦李冰時，就已主持開鑿鹽井，“識察水脈，穿廣都鹽井，諸陂池”，使蜀“盛有養生之饒焉”，這是我國有文獻記録以來最早關於開鑿鹽井的記載。李冰在大力興修水利、發展農業的同時，對促進成都製鹽業發展也做出了重要貢獻。廣都縣借助“有鹽井、漁田之饒”的資源優勢，大力發展煮鹽業，“縣凡有小井十數所”，而本地大豪馮氏也擁有多處“魚池鹽井”，財力雄厚。除廣都鹽井而外，臨邛、蒲江等地也是成都重要的産鹽區。如漢元居六年，地方政府“又穿臨邛（今成都邛崍市）、蒲江（今成都蒲江縣）鹽井二十所，增置鹽鐵官”。
最值得關注的是，在《華陽國志》中，常璩第一次記載了成都人利用得天獨厚的天然氣資源進行煮鹽。我國是世界上最早發現和使用天然氣的國家，而最早記載這一偉大成就的是《華陽國志》。天然氣是因鑽鑿鹽井而被發現，隨之應用於煮鹽。常璩在《蜀志》裏記載了當時利用天然氣煮鹽的情形：臨邛縣“有火井，夜時光映上照，民欲其火，先以家火投之，頃許，如雷聲，火焰出，通耀數十里。以竹筒盛其光藏之，可拽行終日不滅也。井有二，一燥一水。取井火煮之，一斛水得五斗鹽；家火煮之，得無幾也”。這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天然氣的記載，早於西方國家一千餘年。英國著名學者李約瑟博士認爲，中國不僅是世界上最早開發天然氣的國家，而且“今天在勘探油田時所用的這種鑽探井和鑿洞技術，肯定是中國人的發明，因爲我們有許多證據可以證明，這種技術早在漢代公元前一世紀到公元一世紀就已經在四川加以應用”。李約瑟博士所説的證據，其中就有常璩在一千多年前提供的文字記載。鹽井的開鑿是我國鹽業史上的一大革新，對促進成都地區經濟繁榮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在冶鐵業方面。成都地區擁有豐富的鐵礦石資源，主要集中在臨邛和廣都兩地。據《華陽國志》記載，臨邛縣“有古石山，有石礦，大如蒜子，火燒合之，成流支鐵，甚剛”。 廣都縣“山有鐵礦”。在秦國移民之前，由於受到冶煉技術的限制，没有得到有效開採。自秦國移民巴蜀，中原卓氏、山東程氏遷居臨邛，他們帶來了先進的冶鐵技術，並充分利用臨邛豐富的鐵礦石資源大力發展冶鐵業，成爲暴發户，“卓王孫家僮千數，程、鄭亦八百人”。到漢元居六年，政府在邛臨除置鹽官以外，又“置鐵官，有鐵祖廟祠”。漢文帝時，政府“以鐵銅賜侍郎鄧通，通假民卓王孫，歲取千匹。故王孫貲纍巨萬，鄧通錢亦盡天下”。
此外，《華陽國志》還記載了成都地區紡織業與製造業的情況，如記載成都市內有專門從事織錦和造車的工業園區，稱爲錦官城和車官城，並派錦官和車官進行管理。“其道西城，故錦官也。錦工織錦濯其江中則鮮明，濯他江則不好，故命曰'錦里'也。西又有車官城，其城東西南北皆有軍營壘城。”又如《華陽國志》記載江原縣“安漢上、下朱邑出好麻，黄潤細布，有羌筒盛”。這些都是十分珍貴的史料。
(三)對成都商業的記載
隨著成都地區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成都商業也繁榮起來，“工商致結駟連騎，豪族服王侯美衣”，是當時成都商業繁榮的生動寫照，這在《華陽國志》中也有反映。秦並巴蜀不久，所修築的成都城、郫城、臨邛城等既是軍事堡壘，同時又是工商業貿易中心，尤其是成都城更是如此。成都縣原本治赤里街，張若始“徙置少城內”，並“營廣府舍，置鹽、鐵、市官並長丞；修整里闠，市張列肆，與咸陽同制”，專門爲從事工商業貿易的商賈修建府舍，並設有鹽官、鐵官、市官等專職管理人員，市井道路、商業區規劃都按照秦國都城咸陽的標準來設計，可見成都在當時不僅是巴蜀政治文化中心，同時也是工商業中心，成都經濟在秦漢時期得到了空前發展。
三、《華陽國志》版本與流傳情況
《華陽國志》是我國現存最早和比較完整的一部地方史志，也是最早記載西南史地的專書，該書流傳至今，版刻、傳抄之體系十分複雜。民國以來相關學者對歷代版本及流傳情況作了較深入的研究，如朱士嘉《華陽國志版本考略》朱士嘉：《華陽國志版本考略》，《南京大學圖書館報》一九三四年十一月第七十、七十一期。、任乃强《華陽國志校補圖注前言》任乃强：《華陽國志校補圖注前言》，《華陽國志校補圖注》卷首，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劉琳《華陽國志校注前言》劉琳：《華陽國志校注前言》，《華陽國志校注》卷首，巴蜀書社一九八四年版。、吕淑梅《華陽國志版本集説：兼談雲南省圖書館所藏版本》吕淑梅：《華陽國志版本集説：兼談雲南省圖書館所藏版本》，《雲南師範大學學報》一九九七年第六期。、趙俊芳《華陽國志漢魏叢書本述略》趙俊芳：《華陽國志漢魏叢書本述略》，《古籍整理研究學刊》一九九八年第六期。等對《華陽國志》版本流傳及其優劣有專文研究。外國學者也有對《華陽國志》版本進行研究，如 (日)久村因《關於華陽國志的版本》 (日)久村因《關於華陽國忠的版本》：《名古屋大學教養部紀要 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第十七號，一九七三年。、(日)山內四郎所著《關於〈華陽國志〉的諸本》(日)山內四郎《關於（華陽國志）的諸本》：《東洋大學アジア?アフリカ文化研究所研究年報》第三十五號，二〇〇〇年。等，基本上釐清了《華陽國志》現存各種版本的源流情況。
常璩出身蜀郡江原（今成都崇州市）世家巨族，遍讀先世遺書，又任成漢史官，宮中圖籍檔案搜羅無遺。晚年絶意仕宦，發憤著述，終於爲巴蜀留下了一部同時代最重要的歷史巨著。葛劍雄指出，根據記載，作者每成一卷，即有人鈔録發售，迅速流傳至江左與中原。全書完成後，更爲世人所重，徐廣《晉紀》、范曄《後漢書》、裴松之注《三國志》、劉昭注《續漢書·郡國志》、蕭方《三十國春秋》、酈道元《水經注》、崔鴻《十六國春秋》、賈思勰《齊民要術》等均曾引用。
常璩《華陽國志》自成書以後，不僅被衆多文獻所徵引，而且刊刻、傳鈔本衆多。北宋元豐元年，知成都府吕大防曾刊刻《華陽國志》，這是所知《華陽國志》最早刻本。此本早已失傳，吕大防序猶存。南宋嘉泰四年，史學家李燾之子、丹稜人李任邛州知州時重刻於臨邛，至明代中葉以後此本失傳。李刻之後三十年間，元人滅蜀，終元之世，《華陽國志》無刻本傳世。自元朝至明嘉靖三百六十年間，更無刻本流傳。《華陽國志》現存最早的足刻本是明嘉靖四十三年（一五六四）四川銅梁人張佳胤知蒲州時所刻。與張佳胤刻書正好同年，又有知成都府楊經發起、郡人劉大昌刻本行世，該本校勘精審，堪稱善本。明天啓六年（一六二六），姑孰李一公守成都時亦刊刻《華陽國志》。目前所知此書最早五種刻本或在川內刊刻，或由川籍人士所刻，足見川人對先賢名著的重視程度。
此外，明代還有影寫《永樂大典》本、嘉靖中錢穀手鈔本、隆慶元年（一五六七）吴岫鈔本、天啓元年（一六二一）徐惟起鈔本以及愚忠堂鈔本、山水源頭鈔本等，其中大部分鈔本仍傳於世。
清代以來，《華陽國志》單刻本有數種，如清嘉慶十九年（一八一四）四川鄰水人廖寅題襟館刻本、同治年間綿竹常氏益州佳史館刻本、光緒四年（一八七八）成都二酉山房翻刻題襟館本、光緒十六年（一八九〇）鄰水李氏悔過齋補刻題襟館本、民國二十六年成都志古堂翻刻題襟館本等，在這些單刻本中，以清嘉慶十九年（一八一四）廖寅題襟館刻本爲最善。除單刻本外，清代亦有多種鈔本傳世，如清順治年間馮舒空居閣鈔本、康熙季振宜鈔本、乾隆汪啓淑舊鈔本等。
除歷代單刻本和鈔本以外，從明代開始，《華陽國志》還被多種叢書收録，如明萬曆年間何允中輯、明何宇度輯刻《廣漢魏叢書》本、清乾隆年間王謨續輯刻《增訂漢魏叢書》本、明吴琯輯刻《古今逸史》本、清乾隆年間李調元輯刻《函海》本以及清乾隆年間四庫館臣編纂《四庫全書》本、民國六年（一九一七）潮陽鄭氏隱修堂刻《龍溪精舍》本、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上海商務印書館影印《四部叢刊》本、民國年間上海中華書局校刊排印《四部備要》本、民國年間商務印書館排印《叢書集成初編》本等，其中《廣漢魏叢書》《增訂漢魏叢書》《古今逸史》《函海》自明、清以來有多種版本傳世。儘管各本所據藍本不一，承襲源流有自，增損異同，優劣互見，但都具有重要的文獻價值。而歷代學者如四庫館臣、何焯、惠棟、丁傑、陳以綱、程瑶田、李調元、李鼎元、盧文弨、陳鱣、黄丕烈、孫星衍、顧廣圻、顧槐三、耿文光、傅增湘、陶浚宜、唐百川、顧觀光等在校勘《華陽國志》方面皆有功於常氏，尤其是盧文弨、李調元與三顧著力最多，貢獻最大，爲後人校勘、研究《華陽國志》奠定了重要基礎。
四、《華陽國志珍本彙刊續編》編纂始末
《華陽國志》在長達一千七百年的流傳過程中，有衆多刻本、鈔本問世，每一種版本都有很高的文獻價值。二〇一四年，四川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與成都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共同努力，編纂出版了《華陽國志珍本彙刊》，共計二十二册，收版本二十五種，爲學者們從事《華陽國志》整理和相關研究提供方便。遺憾的是，還有數種版本無法搜集到手，故未能編入其中。有鑒於此，從二〇一五年開始，國家圖書館出版社搜集藏於國家圖書館的數種《華陽國志》珍稀刻本、鈔本，按照刊印、鈔録時代先後順序進行編排，現以“續編”之名影印出版，終完成現存《華陽國志》各種版本的彙集和出版工作，其功甚鉅!
《華陽國志珍本彙刊續編》所收《華陽國志》版本共八種：第一種明天啓六年成都李一公刻本。該本出自劉大昌本，劉本則以南宋嘉泰四年丹稜人李刻本爲祖本。與劉本相比，李本僅有極少異字。所録宋人校語，移在書頭如眉批。提行分段則與劉本大異，又移《序志》於《巴志》之前，改成《凡例》。卷首有知成都府、姑孰李一公與欽差四川恤刑范汝梓兩序，均稱“重刻《華陽國志》”。時距劉刻已過六十三年。李本刊行未二十年而蜀中大亂，故流傳不廣。第二種明愚忠堂鈔本。該本成書時間和鈔者不詳，其文字與廖寅本同出一源。第三種明山水源頭鈔本。該本成書時間和鈔者亦不詳，其文字與明錢穀鈔本、劉大昌刻本相同。
第四種將第五種説明移此清嘉慶十九年（一八一四）刻本。上有清人趙味蒼五色筆趍録何焯、顧廣圻批校，本書後附廖寅撰“補華陽國志梁益寧三州郡縣目録”一卷。並在所附目録後説：“常璩是書巴志、漢中志爲梁州，蜀志爲益州，南中志爲寧州，其郡縣未列子目，殊難尋檢。李所刻脱落錯誤，讀者尤不明晰。予既訂正刊行，復作此目録一通。古人著述例以目居全書之後，璩之士女目録亦然，故今更附其末云。本書一函四册。
第五種和第四種説明文字對調清刻本，有朱筆批校。無牌記，不知何人何地刊刻。前有吕大防撰寫的《華陽國志引》，題目下方有朱筆批校云：“吴本有嘉泰甲子李叔廑甫序及明嘉靖甲子知成都昆明府楊經序。方山手跋云：“棄去舊鈔，寶藏篋笥，則嘉靖刊本在影宋鈔本之上。”目録開始注云“照吴方山本校”。書末又有：“依姑孰吴岫所藏蜀中刊本校。”吴岫於隆庆三年得刘大昌刻本，有題記云“棄去舊鈔，寶藏篋笥”。可知本書依照吴岫所藏刘大昌刻本批校。

第六種清光緒四年成都二酉山房翻刻題襟館本。該本篇葉行款與各卷文字均同廖本。僅無“金陵劉文奎弟文模文楷鐫”一行。有“光緒戊寅仲秋月重刊於二酉山房”一行，疑廖氏子孫所爲。第七、八種爲清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古越黄氏《增訂漢魏叢書》石印本、清宣統三年（一九一一）上海大通書局石印民國育文書局續印《增訂漢魏叢書》本。《漢魏叢書》乃明程榮、何允中，清王謨輯刻。《華陽國志》始見於何鏜所輯百種《漢魏叢書》，而何鏜所輯書在王謨時已無從查考。何允中依其輯刻七十六種《漢魏叢書》，其中有《華陽國志》。可以説《漢魏叢書》所輯《華陽國志》承於何鏜，而何鏜所輯據劉琳考證實源於明銅梁張佳胤刻本，清王謨輯《漢魏叢書》又是以何允中書爲憑藉。《漢魏叢書》在流傳中，屢經翻刻，《華陽國志》也非一成不變，正如任乃强先生所説：“顧此江西本《漢魏叢書》，亦於嘉、道、咸、同間屢經翻刻，抽換善本。其《華陽國志》一種，我所見光緒時刻，已經改用李本的內容了。何時改用蜀刻，未見明文。”任乃强：《華陽國志校補圖注》，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光緒二十一年，黄元壽增輯九十六種《漢魏叢書》爲古越黄氏石印小字本，其中有《華陽國志》。清宣統三年，《華陽國志》由上海大通書局石印。民國復由上海育文書局承接翻印，印本與大通書局本全同，僅版權所屬不同。以上諸本在刊刻、鈔録過程中儘管也存在舛誤訛脱等不足之處，但仍具有重要的版本校勘價值。
《華陽國志珍本彙刊續編》書末附南宋扈仲榮編《成都文類》明刻殘卷，原書五十卷，明刻殘本僅存卷十六至卷十八。《成都文類》書彙集從漢代至宋孝宗淳熙年間有關宋代成都府內詩文共一千四百八十篇，內容涉及成都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各個方面的內容，是成都現存第一部詩文總集，具有很高的文獻價值，尤其是所收録的宋代詩文，很大一部分至今不見於他書，僅保存在《成都文類》之中。明代楊慎編《全蜀藝文志》，其中關於成都部分幾乎全鈔自《成都文類》。明刻殘卷部分屬《成都文類》中的策文、鐵券、赦文、詔敕、制、表、疏、記等類，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華陽國志珍本彙刊續編》的編纂和出版，凝聚了國家圖書館出版社領導和編輯人員的辛勤勞動，爲學者奉獻了一份難得的文化精品，必將在學術界産生重要影響，並進一步推動《華陽國志》及其相關研究的深入開展。是爲序。




李勇先謹撰
二〇一七年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