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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农业团体资料汇编(全四十四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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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著  者 杨瑞 定价 31000.00
责任编辑 靳志雄 ISBN 978-7-5013-6936-2
出版时间 2020-07-30 版次 B1
印刷时间 2020-07-30 印次 Y1
库存提示 有书 规格 精装,正16开,
丛  书  名  
所属分类 文献资料丛编
中图分类  
读者对象 广大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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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简介[ 滚动 - 展开 ]  
 
本书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近代农业团体资料整理研究与数据库建设”的阶段性成果。收录中国近代农业团体相关文献52种。其中,图书方面,包括农业团体农学丛书、会员的译着及个人着述等;报刊方面,包括农业团体创办的机关刊物、珍稀农业期刊及综合性报刊的专刊、专栏等。大多资料系首次出版,全面反映了中国近代农业团体的发展脉络与历史意义,具有很高的学术及文献价值,为相关学者的研究提供了资料支撑。
 
目录[ 滚动 - 展开 ]  
 
总 目 录
第一册
丙辰学社齿录 丙辰学社编 丙辰学社,一九一六年出版一
农会规程(附施行细则) 一九二三年出版四七
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镇江蚕种制造场试验成绩报告(第一号) 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镇江蚕种制造场编 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镇江蚕种制造场,一九三〇年出版七三
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民国十八年报告 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编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一九三〇年出版一五七
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业务报告书(民国二十年) 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编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
一九三二年出版三〇五
第二册
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业务报告书(民国廿二年、廿三年)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编 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一九三五年出版一
中华农业化学会演讲录(第一集) 中华农业化学会编中华农业化学会,一九三一年出版一六五
上海市农会成立大会特刊 上海市农会编上海市农会,一九三三年出版二二七
湖北农村建设协进会会报 湖北农村建设协进会总务股编辑 湖北农村建设协进会,
一九三四年出版二六五
浙江省建设厅管理改良蚕桑事业委员会廿二年秋蚕讲演会讲演录 浙江省建设厅管理改良
蚕桑事业委员会编辑 浙江省建设厅管理改良蚕桑事业委员会,一九三四年出版四二一
全国经济委员会建筑蚕丝改良委员会南京蚕桑试验部房屋工程 全国经济委员会编
全国经济委员会,一九三四年出版五一七
第三册
华北农産研究改进社第一年工作报告 华北农産研究改进社编 华北农産研究改进社,
一九三五年出版一
华北农産研究改进社第二年工作报告 华北农産研究改进社编 华北农産研究改进社,
一九三六年出版九七
中华农学会许叔玑先生纪念刊 中华农学会编辑中华农学会,一九三五年出版一五九

中华农学会会员录 中华农学会编中华农学会,一九三五年出版四一九
第四册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生计部植物生産改进组作物改良报告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编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一九三五年出版一
农民借款协会模范章程 广西农民银行拟订广西农民银行,一九三七年出版六五
农会法规汇编 农産促进委员会,一九三八年出版九五
浙江省农会会刊 浙江省农会编浙江省农会,一九三九年出版一四三
贵州省农业改进所、农村建设协进会合办贵州省直辖区联合农场概况 贵州省农业改进所、
农村建设协进会编 贵州省农业改进所、农村建设协进会,一九三九年出版二九五
农産促进委员会工作报告 农産促进委员会编农産促进委员会,一九三九年出版三三七
华北棉産改进会业务概要 华北棉産改进会调查科编 华北棉産改进会调查科,一九四〇年出版三六五
华北农学会会员录 华北农学会编 华北农学会,一九四一年出版四五一
第五册
农会组织须知 社会部组织训练司编 社会部组织训练司,一九四二年出版一
中国粮政协进会概览 中国粮政协进会编辑 中国粮政协进会,一九四二年出版九九
中国农民经济研究会概览 中国农民经济研究会编 中国农民经济研究会,一九四二年出版一八五
无锡县农会周年纪念特刊 周咏升、孙以介编辑 无锡县农会,一九四七年出版二七七
农会会务与业务 社会部研究室主编 正中书局,民国间出版三八七
吾社之事业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编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民国间出版五二一
第六册
岭南大学农学季报第一期 岭南农学会会员著 刘荣基,一九一八年出版一
农社年刊第一期—第二期 广州岭南农科大学农社编辑 广州岭南农科大学农社,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出版一九七
第七册
岭南农刊第一卷第一期(创刊号) 黄琢修、李锦厚编辑 广州岭南大学农学院农学会,
一九三四年出版一
岭南农刊第一卷第二期 黄琢修、卢子荟编辑 广州岭南大学农学院农学会,一九三五年出版二三五

第八册
岭南农刊第一卷第三期 黄琢修、卢子荟编辑 广州岭南大学农学院农学会,一九三五年出版一
岭南农刊第一卷第四期 卢子荟编辑 广州岭南大学农学院农学会,一九三五年出版三〇五
第九册
岭南农刊第二卷第一期 李永禄编辑 广州岭南大学农学院农学会,一九三六年出版一
岭南农刊第二卷第二至四期合刊 卢子荟、刘玉雪编辑 广州岭南大学农学院农学会,一九三六年出版二五九
岭南农刊第三卷第一期(坪石复刊号) 郑天熙等编辑 粤北坪石岭南大学农学院,一九四二年出版四四一
琼农第一号(创刊号) 国立中山大学琼崖农业研究会编辑 国立中山大学琼崖农业研究会,
一九三四年出版五〇七
第十册
琼农月刊第二号—第三号 国立中山大学琼崖农业研究会编辑 国立中山大学琼崖农业研究会,一九三四年出版一
琼农月刊第四号—第十七号 国立中山大学琼崖农业研究会出版部编辑 国立中山大学琼崖农业研究会发行所,一九三四—一九三五年出版六九
琼农月刊第十八号—第二十一号 国立中山大学琼崖农业研究会编辑 国立中山大学琼崖农业研究会发行所,一九三五年出版四七一
第十一册
琼农月刊第二十二号—第四十二号 国立中山大学琼崖农业研究会编辑 国立中山大学琼崖农业研究会发行所,一九三五—一九三七年出版一
琼农月刊(复刊)第一期—第七期 琼崖农业研究会编辑 琼崖农业研究会,一九四七年出版四四三
第十二册
新农业第一卷第一号—第一卷第四号农声社编辑农声社,一九二二年出版一
农村月刊第三期—第八期 北平大学农学院农村月刊社编辑 北平大学农学院农村月刊社,一九三〇年出版三四一
第十三册
农村月刊第九期—第十二期 北平大学农学院农村月刊社编辑 北平大学农学院农村月刊社,一九三〇年出版一
农村月刊第十三期—第十六期,第十八期—第二十一期 北平大学农学院中国农村改进社编辑 北平大学农学院中国农村改进社,一九三〇—一九三一年出版一八九
第十四册
农村月刊第二十二期—第二十三期 北平大学农学院中国农村改进社编辑 北平大学农学院中国农村改进社,一九三一年出版一
寒圃第一期—第二十二期 绥远农业学会主办 绥远农业学会,一九三三—一九三六年出版九一
第十五册
蜀农季刊第一期—第二期 蜀农学会编辑 蜀农学会,一九三四年出版一
蜀农季刊第三期 蜀农季刊社编辑 蜀农学会北平分会,一九三六年出版三〇一
华北农业第一期 华北农学会编辑 华北农学会,一九四〇年出版四六一
第十六册
华北农业第二期—第五期 华北农学会编辑 华北农学会,一九四一—一九四三年出版一
第十七册
华北农业第六期 华北农学会编辑 华北农学会,一九四四年出版一
新农业第一期(创刊号) 国立浙江大学农学院学生自治会出版委员会编辑 国立浙江大学农学院学生自治会出版委员会,一九三一年出版一六一
新农业第二期 国立浙江大学农学院学生自治会编辑 国立浙江大学农学院学生自治会,
一九三二年出版四一七
第十八册
蜀农第一号—第二号 蜀农学会杭州分会编辑 蜀农学会杭州分会,一九三六年出版一
农村建设第一卷第一期—第一卷第四期 嘉兴县政府合作事业推广委员会编辑
嘉兴县政府合作事业推广委员会,一九三六—一九三七年出版三五五
第十九册
农村建设第一卷第五期—第一卷第十一期 嘉兴县政府合作事业推广委员会编辑
嘉兴县政府合作事业推广委员会,一九三七年出版一
湘西农村建设月刊第一卷第一期 湘西农村建设月刊社编 湘西农村建设月刊社,
一九三四年出版一九一
绥远农业学会会刊第一期 绥远农业学会主办 绥远农业学会,一九三二年出版四〇三
第二十册
绥农第一卷第一期—第一卷第二十期 绥远农业学会、绥远省立归绥农科职业学校合编
绥农社,一九三六—一九三七年出版一
新农村第一期(创刊号) 农村教育改进社编辑 农村教育改进社,一九三三年出版三〇一
第二十一册
新农村第二期—第四期 农村教育改进社编辑 农村教育改进社,一九三三年出版一
第二十二册
新农村第五期—第六期 农村教育改进社编辑 农村教育改进社,一九三三年出版一
第二十三册
新农村第七期—第八期 农村教育改进社编辑 农村教育改进社,一九三三—一九三四年出版一
第二十四册
新农村第九期—第十一期 农村教育改进社编辑 农村教育改进社,一九三四年出版一
第二十五册
新农村第十二期—第十四期 农村教育改进社编辑 农村教育改进社,一九三四年出版一
第二十六册
新农村第十五期—第十七期 农村教育改进社编辑 农村教育改进社,一九三四年出版一
第二十七册
新农村第十八期—第二十期 农村教育改进社编辑 农村教育改进社,一九三四—
一九三五年出版一
第二十八册
新农村第二十一期—第二十三期 农村教育改进社编辑 农村教育改进社,一九三五年出版一
第二十九册
新农村第二十四期—第二十六期 农村教育改进社编辑 农村教育改进社,一九三五年出版一
第三十册
新农村第二十七期—第二十九期 农村教育改进社编辑 农村教育改进社,一九三六年出版一
第三十一册
醒农半月刊第一卷第一期—第一卷第五期 山西农民自强协会编辑 山西农民自强协会,
一九三四年出版一
西北农学第二卷第三期—第二卷第六期 西北农学社编辑 西北农学社,一九三六年出版三八一
第三十二册
西北农学第三卷第一期—第三卷第五期 西北农学社编辑 西北农学社,一九三六年出版一
蜀农会刊第一期 国立西北农学院蜀农学会编辑 国立西北农学院蜀农学会,一九四二年出版一五一
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会报第一期—第二期 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一九三四年出版三三一
中国农村第一卷第一期(创刊号) 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编辑 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
一九三四年出版三六七
第三十三册
中国农村第一卷第二期—第一卷第五期 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编辑 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一九三四—一九三五年出版一
第三十四册
中国农村第一卷第六期—第一卷第九期 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编辑 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一九三五年出版一
第三十五册
中国农村第一卷第十期—第一卷第十二期 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编辑 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一九三五年出版一
中国农村第二卷第一期—第二卷第二期 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编辑 新知书店,一九三六年出版三八一
第三十六册
中国农村第二卷第三期—第二卷第五期 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编辑 新知书店,一九三六年出版一
中国农村第二卷第六期—第二卷第七期 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孙晓村编辑 新知书店,一九三六年出版三三一
第三十七册
中国农村第二卷第八期—第二卷第十二期 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孙晓村编辑 新知书店,
一九三六年出版一
第三十八册
中国农村第三卷第一期—第三卷第五期 冯和法编辑 新知书店,一九三七年出版一
第三十九册
中国农村第三卷第六期—第三卷第八期 冯和法编辑 新知书店,一九三七年出版一
中国新农业第一卷第一期 庄逸林编辑 中国农业书局,一九三七年出版三三三
第四十册
中国新农业第一卷第二期—第一卷第三期 庄逸林编辑 中国农业书局,一九三七年出版一
中国新农业第一卷第四期江少怀等编辑 中国农业书局,一九三七年出版三八五
第四十一册
中国新农业季刊第二卷第一期—第二卷第四期 庄逸林编辑 中国农业书局,一九四二年出版一
第四十二册
中华农学会通讯第一号—第二十二号 中华农学会编辑 中华农学会,一九四〇—
一九四二年出版一
第四十三册
中华农学会通讯第二十三号—第四十二号 中华农学会编辑 中华农学会,一九四二—
一九四四年出版一
第四十四册
中华农学会通讯第四十三号—第五十五号,第五十七号—第五十九号,第六十二号—第八十三号 中华农学会编辑 中华农学会,一九四四—一九四九年出版一
 
前言[ 滚动 - 展开 ]  
 
序言

杨瑞
近代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传统的小农经济模式以及建基于此的农村社会组织日渐消解,産生一系列问题,从而引发一场声势浩大的农业革命和农村社会运动。农业团体的有关思想及活动,即为其重要的有机构成,且对百余年来中国现代化进程影响深远。一时间,各种农业团体,名目之繁多、形式之多样古来未见;其口号、纲领及活动亦随时势、社会和政治变迁而不断变化。农业团体从破解“三农”问题入手,其核心要义是通过知识性、制度性变革,塑造一个契合现代知识论、价值观的新型农人阶层,以及有效应对外部冲击的现代农业産业模式、社会组织样式,进而言之,为融会古今中西构造一种新的农业文明形态。诸如此类,既不应简单视作农业教育之补充或其延伸扩展,亦非诉诸社会、经济或文化某一专史可涵括。中国自古为农业社会,以农立国,在整体视界下全面系统研究中国近代农业团体,是贯通历史和现实、深化拓展中国近现代史和“三农”问题研究的一把有效锁钥。
一、农战、学战与农业团体名实之辨
在中国,农业团体古来无有,是近代中西方农业文明交流互鉴的産物。清季以来,相关各类团体大量涌现,直接冠以“农”字者与无农之名而有农之实者兼而有之。中国“农业团体”之名与实,皆有别于欧美及日本“共益团体”之属性规定,其所指既非严格意义上农民团体、农业者同盟与政治运动团体,亦非纯粹学术团体,其外延大为扩充,实际用以指称一切涉农的团体组织,举凡各种学术社团、乡村建设团体,抑或农会、农协以及政府性组织皆在此列。
晚清农业团体,肇始于“兴农抵洋”之“农战”观念,借镜西学架起一座沟通“农”与“学”的桥梁,最终落实于“学战”之上,其表在农,其里却在学。近代开埠以来,“意大利、法兰西、印度、锡兰所种丝、茶,反浸浸乎胜于中国”(夏东元编:《郑观应集·农功》,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第七三七页)之窘状,引发了朝野各方的忧虑,认为重农抑或贱农的价值取向和治国方略关乎国运盛衰,“中国三代以来,重农贵粟,边患不生;周之衰也,列国并争,迄无宁岁;秦乘其弊,遂以商君农战之法并吞诸侯。俟今读商子农战一篇,……(始知)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农战论》,《申报》一八九九年二月二十六日第一版)。打通古今中西历史的时空概念,“农战”作为国之利器,施之于古,可养民保民,实现富国强兵;施之于今,则堵塞漏卮、挽回经济利权,并引入域外“农学”以为“战”之根本,以“与泰西各国并驾齐驱,驰骋于地球之上”。
揆诸史实,中国人最早接触农业团体的相关语汇,大致可以追溯到一八七三年七月五日英国人在沪出版的《北华捷报和最高法庭与领事公报》(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航运新闻”(Shipping News)报道中提到的“加利福尼亚州农业协会”(California State Agricultural Society)。一八九〇年,孙中山将相关观念和概念进一步引入汉语世界,他在《致郑藻如书》中呼吁振兴农桑,“鼓励农民,如泰西兴农之会,为之先导”。他与同时代的有识之士敏鋭意识到,“今东、西各国以商战、工战、农战,而实以学战”(叶昌炽:《缘督庐日记》,广陵书社二〇一四年版,第四一五二页),主张“先立一兴学之会”,逐渐于邑城设“大学馆”。一八九五年,孙中山在广州创立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农学团体——农学会,在《拟创立农学会书》中,称要以“化学详核各处土産物质,阐明相生相克之理,着成专书,以教农民,照法耕植”。翌年,罗振玉、蒋黻、朱祖荣、徐树兰等人相约在上海成立农学会(或“务农会”),以“讲求农学,植国家富强之原”为旨趣,并定期出版中国第一份大型农学专业期刊《农学报》。
一八九五年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二书》(即《公车上书》)中向光绪皇帝建议“遍于城镇,设为农会,督以农官”;此后康有为和张謇相继在《请兴农会奏》《请开农学堂地质局以兴农殖民而富国本摺》提请“开农会”,“各省专派一人,主持其事”,并明降谕旨饬令“督抚护持”。中外官民各方合力推动并促成了政府系统农业团体的初创。一八九八年,光绪皇帝明令各省府州县“皆立农务学堂,广开农会,刊农报,购农器,由绅富之有田业者试办,以为之率”(《清实录·德宗景皇帝实录》六,卷四二三,中华书局一九八七年版,第五四〇页)。一九〇六年清政府颁布《农务会试办章程》和《农会简明章程》二十三条,为农业团体的开办提供了制度保障。至一九一〇年,各省“总计总会奏准设立者十五处,分会一百三十六处”(刘锦藻编:《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三七八,实业一,商务印书馆一九三六年版,第一一二四七页)。江西抚州知府何刚德曾感叹这种变化:“今天下竞言农战矣,设农会、购农报,莫不以考求新法为急务。”(《抚郡农産考略·序》)
清季农学会、农会的语汇、概念以及知识体系皆取自域外,东西各国之“名”与“实”所指本不统一,引介运用过程中有意无意将二者相提并论,甚至相互借用,以致模糊了彼此边际。戊戌年前后,维新志士所言“农学会”,所指多属“农会”一系。降至民国,各方认知及实际运作皆为之一变,农学会与农会开始各为系统,各循其轨。不同历史时期的团体组织或有政治底色、立场和观点上的差别,但客观而言,它们不同程度地架起了中外农业文化交流互通的桥梁,是建构中国现代农学农政体系、推动农业农村改造的中坚力量,并掀起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农村社会运动;它们致力于农业发达、农民解放和“新农村建设”之科学与政治事业等,为农村繁荣进步和现代国家建设提供了诸多方案和路径,并见之于行事,奠定了在中国近代史上独特而重要的地位。
二、近代农业团体类型与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演化
近代农业团体的创立及发展演进,兼具两面性,既是因应外部竞争时势使然,同时亦为对内解决现实问题需求,二者紧密关联、互为表里。在半个世纪风云变幻之下,这种情形不仅没有随之消解,反而愈显紧迫,由此形成的心理焦虑和巨大张力,促使各种团体此起彼伏,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态势急遽扩增。
近代农业团体类型大约可分为四种:其一是民间学术社团。一八九五年孙中山在广州创立中国首个农学会发其端绪,此后的上海农学会、北京农学会为过渡时代産物,正式成立于一九一七年的中华农学会为其集大成者,为近代历史最久、会员最多、组织最为稳固、会务最为活跃的全国性农学团体。中华农学会的成立在近代农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旨在联络全国农学界,推进中国农学研究及农事改进,以扭转近代中国农业外不足以与列强相竞、内不足以自给的颓势,被公认为农学研究之“总枢”。除在海内外设立分会之外,其成员还在各地方、各领域联络同道,协调各方,成立地方农学会、学校社团以及各种专门学会,包括中外各种农业或农産改进会、促进会、改良会、研究会、协进会、协会或社等,其数应有数百之多。
其二是农会、农协体系。晚清至民国时期各级各类农会、农协以及中国共産党创建的革命根据地农会,先后纍计总数有千余个。中国农会、农协属于政权(或政党)主导型,同时兼具政治与社会双重属性。按照制度设计,从晚清至民国均视其为国家农政要项,配合其他农政机关行使一定的国家权力;同时又以“法人”身份,扮演着连接国家和乡村基层社会的角色。晚清各省“于省城地方设立农务总会,于府厅州县酌设分会,其余乡镇、村落、市集等处,并应次第酌设分所”,其职责不外乎办报、译书,延农师、开学堂,储集佳种并试种,制肥料及防虫药、制农具,以及举办赛会、垦荒等事。进入民国,北京政府一九二三年颁布《修正农会规程》,确立农会“以图农事之改良发达”为主旨,以及“全国农会联合会—省农会—县农会—市乡农会”四级组织体系。南京政府一九三一年颁布《农会法》以法律形式确立“省农会—市农会—县农会—市区农会—乡农会”五级制,其组织体系更显细密完善,在国家强化对乡村社会控制力的运作中却沦为一副制度空壳。一九四九年后,农会作为近代以来一种系统的制度性安排在中国大陆的历史终结,农协亦不复存在。
在数量上,以上两类团体占了近代农业团体的絶大部分。此外另有两类社团:其一是政府性组织,如南京政府农村复兴委员会及其分会、经济委员会以及地方政府相关组织有近百个;其二是乡村建设团体,如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中华职业教育社等团体。后两类团体可能在数量上不及前二者之总数,但其组织活动及思想影响则不然,更为关键的是,这些团体组织是回应现实问题及其解决方案变化的直接産物。晚清以迄民初,各团体的思想及活动主要针对解决以“生産”为核心的农业问题,通过对域外农学知识的移植、应用以及农作物新品种、机器的引入和推广,对传统靠天吃饭的“经验农业”进行“科学化”“机械化”改造。
中国共産党成立及国民革命兴起后,“农民问题”成为“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需要全国的“革命的政权与科学的方法”,通过“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合二为一的“阶级争斗的运动”以求“根本解决”成为时代之音,农民协会发挥动员农民、组织农民作用,推动这一运动进行(毛泽东:《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农民问题丛刊〉序》,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第三七、四〇页)。缘此影响,以“经济”尤其是土地问题为中心的“农民问题”,成为各团体共同肩负的时代课题,并直接左右了对农会的定位:“以发展农民经济,增进农民智识,改善农民生活,而图农业之发达为宗旨。”北伐战争后,国民党政府展开农村复兴运动和乡村建设运动,农村复兴委员会、中华农学会以及各乡建团体充分发挥作用,超越既往单纯的“技术”路径,由探求农业出路等问题转为从社会角度研究农村问题及其解决之道,从中探求乡村社会整体改造方案,并视其为改造中国社会全体之张本,亦即“解决中国整个社会问题,必先解决中国农村问题”(李景汉:《中国农村问题》,商务印书馆一九三七年版,第一一八页)。不过,这些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农业和农村问题,也无法实现农民的真正解放。衹有在中国共産党的领导下,通过土地革命和农民运动,走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纔能最终找到了解决“三农”问题的钥匙。
三、近代农业团体研究的学术史及其研究路径的拓展
王尔敏曾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感叹,近代农业改良与农村重建运动,无论中外学者,以往从来无人作过探讨。其原因在于“向日的风气,多把注意力集中到中国工业化的问题上,却忽略了同时还存在着这样有深广幅度的重大问题” ,加之该论题“表面上看来是太平凡而太不新鲜”(参见王尔敏着《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〇〇三年版,第四四一—四四二页),以致中国近代农业团体以及“三农”问题研究起步相对较晚且重视不够。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这种状况纔渐有改观,海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如下三类:
第一类是农业团体个案或综合性研究。关于此的专门研究起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主要有朱英《清末直隶农会述略》(一九八八年)、《清末广东农会述论》(一九九〇年)、《清末全国农务联合会述略》(一九九〇年),以及一九九一年发表于《历史研究》第五期的《辛亥革命前的农会》一文,是为早期农会研究的代表性成果,综合考察了直隶农会、广东农会和全国农务联合会等个案。此后代表性成果有潘君祥、鲁益国等对清末农学会组织和活动的梳理,李永芳《近代中国农会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二〇〇八年)、魏文享《国民党、农民与农会:近代中国农会组织研究(1924—194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二〇〇九年)、崔军伟《中华职业教育社农村改进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二〇一一年)、杨瑞《中华农学会研究——农业现代性因素的接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〇一八年)等专书,对各团体发起的历史背景、经过、活动及影响,不同时期组织样式、特点以及与周边党派团体关系等进行了精详考察和论述,其研究进展为学界有目共睹。
第二类是团体人物研究。关于乡村建设团体人物真正意义的学术研究,应肇端于海外学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美国学者艾恺(Guy S Alitto)The Last Confucian : Liang Shuming and the Chinese Dilemma of Modernity, Berkeley, Calif: Univ of California Pr, 1979(《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海福德(Charles W Hayford)To the People: James Yen and Village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分别对梁漱溟、晏阳初的乡村建设和平民教育思想、活动进行了较为客观的考察。几乎同时,台北学者分别从乡村建设通论和专题两条路径进行研究,代表性着述有吴相湘《晏阳初传——为全球乡村改造奋斗六十年》(台北时报出版社,一九八一年)一书,以及杨懋春领衔的研究团队,如陈重光的博士学位论文《我国乡村建设实验工作之比较研究(1926—1936)》(一九八一年)。我国内地学界相关学术研究兴起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代表性论着有詹一之、李国音合着《一项为和平与发展奠基工程——平民教育之父晏阳初评介》(四川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四年)、朱汉国《梁漱溟乡村建设研究》(山西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等。至此凡是具有一定影响的团体人物几乎均有成果问世,且多以思想评传和人物传记为主,如华恕《高山仰止——邹秉文博士评传》(农业出版社,一九九三年)。
第三类是农业改良思想、政策、行动和乡村社会研究。该领域成果之多不胜枚举,代表性论着有:台北陈炯彰的硕士学位论文《近代农业改良思想》(一九七五年),以知识界与官方思想为论述重心,分别论述近代农业技术改良论、农産品商业化思想、农务改良理论(如“拓土观念”与“护土观念”)以及农政革新的理论等。刘椿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近代农业现代化研究——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农业政策为重心》(南京农业大学,二〇〇〇年)等。日本学者饭冢靖《中国国民政府と农村社会:农业金融·合作社政策の展开》(东京汲古书院,二〇〇五年),阐述南京国民政府与农业专家之间关系以及同时期农业金融与合作政策等情形。
围绕二十世纪中国乡村社会变迁、乡村与城市社会关系问题的论着大量涌现。区域乡村社会研究代表性成果有:一九八八年,美国“加州学派”代表性学者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完成其博士学位论文The Making of a Hinterland:State, Society, and Economy in Inland North China, 1853—1937,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1853—1937》(中译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〇〇五年),运用中外收藏的地方志、政府档案、调查报告、人物回忆等资料,从社会学理论、历史地理学、社会区域理论等多重视角阐释了近代华北内地的变迁,对该区域农业改良和社会分层、乡村头面人物等进行了精细研究。此外还有李怀印《华北村治: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国家与乡村》(中译本,中华书局,二〇〇八年)、罗朝晖《富农与新富农——20世纪前半期华北乡村社会变迁的主角》(人民出版社,二〇一〇年)、张啓耀《民生维艰:田赋负担与乡村社会变革——以二十世纪前期的山西为范围》(山西人民出版社,二〇一三年)、安宝《离乡不离土:二十世纪前期华北不在地主与乡村变迁》(山西人民出版社,二〇一三年)、邵琪《民间习俗与国家法律:1912—1949年华北乡村土地买卖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二〇一八年)以及王广义《近代中国东北乡村社会研究:1840—1931》(光明日报出版社,二〇一〇年)等专书。综合性研究成果亦多,较有代表者如王先明着《变动时代的乡绅——乡绅与乡村社会结构变迁(1901—1945)》(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九年),徐秀丽、王先明主编《中国近代乡村的危机与重建:革命、改良及其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〇一三年)等。
综合而观,中外学界对近代农业团体及其相关史事及人物已有大量研究,综合考察与个案研究齐头并进,其中亦不乏精品力作,对相关研究的推进功莫大焉。然而就其数量庞大的组织群体、参与人数及史事联系的复杂程度而言,可以进一步探讨研究的空间仍相当广阔。
首先,核定团体数量及名目方面,仍有较大开拓空间。中外学界尽管已有众多个案研究,涉及范围和研究视野仍有比较大的局限,以致团体的确切数量迄今仍不为学界内外所知晓,因此非常有必要对公私各类团体进行全面彻底统计、辑录和增补,确定其精确数量和名录,明晰其基本的组织谱系、发生及演化脉络。
其次,系统完整汇纂团体资料的学术空白亟待填补,汇纂我国首部种类齐全、内容完整和结构合理的大型文献集成十分必要。拓宽资料搜集的视野和范围,从中外各方拓展资料,尽力调查、搜集各类资料,大幅度扩充相关史料史事,从而为近代农业社团史、农业史和社会文化史等领域的研究提供尽可能多的新材料、新信息和新线索。
再次,农业史研究领域史事编年编纂水平有着较大的提升空间,亟须一部体例新颖、内容翔实、质量上乘的农业编年信史作为深化研究的基本参照。在系统收集书、刊、报、档以及未刊稿钞本、珍本和刻本等新旧史料基础上,综合运用我国传统长编考异和比较研究法,按历史演进时序编排各类史事,比勘不同记载订正前人误说,扩展各类团体组织与朝野各方互动与联系的多元化和各层面的认识视角,更好地揭示社团发展与时代递嬗和社会变迁的关系。
最后,农业团体整体性研究以及“三农”问题深化研究均有待拓展,将相关史料史事集中完整呈现,充分地进行比勘参证,不仅可以如实反映团体层面对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认知、论争与应对举措,各自理论路径的渊源、内涵、流变和历史结果,亦可深刻揭示社团与国家及社会各方面在农业农村走向现代化进程中的互动关系,以及农业农村现代化与整个国家现代化之间辩证逻辑与历史逻辑相统一的关系,为客观深入认识中国“三农”问题提供新的视角和凭依。
欲要全面了解中国“三农”问题的来龙去脉,首先需要贯通古今,将其作为一个连续的历史过程来考察,以便准确地把握农业团体与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发生的历史根据和演化脉络。同时,还应放眼世界,打通内外空间关系,寻绎中外历史辩证联系的事实依据。在此取径下,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综合运用多种有效方法,从深层次揭示政治、经济、社会和学术思想内在的复杂历史联系,尽可能客观再现农业团体发展演化的整体历史。其中尤其需要强调长编考异、比较研究和总体史研究法。鉴取我国传统的考异述史良法,依照历史时序进行各类史料的排比和编辑,“依年月编次”,依照事目汇聚排列,以求其全面和完整。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运用历时性与共时性比较,纵向呈现团体组织的流变与发展趋势,同时平行兼顾比较不同团体在同一时空下的个性特征,从理论上明辨各自的本源与系统。突破分科治史的套路,力避就团体论团体或就农言农,割裂历史的继承性、延续性和整体性所带来的流弊,贯通所涉全部史料史事,展示团体创立演化与整个国家社会变迁之间的互动和联系。
四、近代农业团体史料边际及其编辑出版
一八九五至一九四九年间,农业团体在半个世纪活动中留下了大量弥足珍贵的史料,除自身载记外,关联性文献资料极其宏富。不预设以某一专史作为判别取舍材料之鹄的,贯通古今中西历史的时空性,以团体组织及其活动为主线,最大程度地拓展相关史料史事的边际,按其不同留存形式,主要分为档案、报刊、图书(包括资料集、文集、年谱、传记、日记、书信、着作、回忆录、方志、年鉴、文史资料等)、单篇文章四大类。中外学界对此已有一定关注,就其数量庞大的组织全体、留存资料的极大丰富以及史事联系的复杂程度而言,可以进一步探讨的空间仍还相当的广大。
众所周知,中国近代传世文献大大超越历代文献叠加的总量,无论其数量、体量举世罕有其匹。加之,各种形态文献种类繁多、公私收藏及保存情况复杂,内容上,古今中西时空交错共生,人文社会科学、农业科学、自然科学甚至工程科学等学术分科交叉互渗,需要突破学科分际与跨学科的知识储备和学术训练,因此资料整理、研究及解读的难度远在古史及其他专史之上。在国内,农业史料的收集整理与出版在近世发端较早。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农村”派之冯和法等人为进行农村社会性质论战准备,专门搜集资料相继编成《中国农村经济资料》(黎明书局,一九三三年)、《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续编》(黎明书局,一九三五年)等书,按省分为农村人口、租佃制度、土地分配、农业经营、农村金融等专题,主要利用了个人及团体所作农村经济调查资料,但对农业团体自身资料未作整理。同时期,国民党政府亦十分重视对农村经济资料的搜集汇总,一九三四年实业部中国经济年鉴编纂委员会编《中国经济年鉴》上册(商务印书馆,一九三四年)第六章“农业”,收录部分农业资料,内容共分为农地农户、田地价格、农産、蚕丝、农业研究机关、农业金融、农民生活及收支状况等。其中“农业研究机关”收录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中央模范农业推广区、各省所设农业推广机构、中央农事试验机关、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各省市县农事试验场等;“农会”一节列出了截至一九三三年六月底实业部核准备案的各省、县、市、区、乡农会数目。一九三五年实业部续编《中国经济年鉴》,其中编制了全国各级农会统计、会员成分统计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文治、章有义分别编成《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九五七年),共三辑,分别按照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三个时期编纂,分为农村土地关系、农村商品经济、地主经济与农民经济、农民运动等专题,整理了一八四〇至一九三七年间农业史资料,其中利用了农业团体发行的刊物,但未对农业团体其他相关资料作专门整理。体例按照革命史观阶级斗争的框架体系编排,以框架需要作为选录、删节史料标准,并未完整收录,资料规模有较大扩充空间。台北周开庆主编《经济问题资料汇编》(华文书局,一九六七年)一书,分为工业、农业、商业等类,着重收录国民政府农业方面的宣言、决策案及重要言论。一九七七年,萧铮在台北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一书,收录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央政治学校地政学院学员赴全国一百八十余县市所作的调查实习报告及撰写的论文,共三百四十四种,内容涉及田赋研究、土地整理、农村经济、租佃制度等土地经济学各个领域。这些学员多是中国地政学会会员,可视为该团体农业调查资料合集。台湾地区“土地改革”完成后,相关的资料整理逐渐受到重视,如黄俊杰编《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史料汇编》(三民书局,一九九一年),主要收集了该会一九四八至一九六四年间重要史料。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农业农村经济资料编辑出版又有新进展。许道夫编《中国近代农业生産及贸易统计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该书分为近代人口与耕地、稻麦杂粮、油料作物、棉花及烟叶等十个专题,搜集利用了民国时期的农业统计资料,并无社团资料专题。一九八五至一九八九年,陈翰笙、薛暮桥、冯和法等人先后主持编辑并由中国展望出版社出版《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一至三辑,收录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共産党成立前后至一九四九年间,有关中国农村经济问题、农民革命运动的史料,包括中共领导人、党内经济学家,尤其是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会员发表的言论、农村调查、农村通讯等。
二〇〇七年,于建嵘主编《中国农民问题研究资料汇编》(中国农业出版社,二〇〇七年)第一卷,收录一九一二至一九四九年间,农民运动、乡村建设、土地问题、基层政权和组织等方面的言论、着作、政府决议案等资料,其中有部分农民协会宣言、农会规程等资料。近十年来,民国文献资料大规模影印刊行,不仅起到了保护文献的积极作用,同时极大便利了学者查阅使用,可谓中国进入新世纪以来学术繁盛的重要表征。二〇〇九年,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大象出版社,二〇〇九年),分类选编中文图书二千一百九十四种,分为政治类、经济类、社会类、史地类、文教类,共五类,“经济类”下设立“农业专题”,“社会类”下设立“农村社会”等专题,主要收入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等机关团体的农业调查等资料。同年,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影印刊布《中国早期农学期刊汇编》全四十册,收录一八九七至一九四七年间出版的农学期刊十五种,包括上海农学会、西北农学社、山西农学会、湖北省农会等团体刊物,不过数量十分有限,仅是团体总数及其资料总量的冰山一角。二〇一五年,民国时期文献保护中心、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民国文献类编》,按专题分类编辑,共分为社会卷、政治卷、法律卷、军事卷、经济卷、教育卷、文化艺术卷、历史地理卷、医药卫生卷、科学技术卷等,共十卷,收录文献四千余种,包括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绥远省政府乡村建设委员会、各地的农村改进会等农业团体的组织规章、会员录、调查报告、研究论着等近百种。其特点是,按专题分类编排,便于读者研读利用,其缺点是农业团体资料分散在各专题中,缺乏系统性和条理性,但与前述整理资料相比,其优长在于影印出版从而最大程度地保存了文献资料原貌。
如上所述,经过学术界及出版界共同努力,近代农业团体资料已有相当数量得以出版面世,客观上为学界研究使用提供了便利条件。然而,就其组织全体资料进行系统化汇纂,同时配合重大研究计划进行大规模收集整理并影印刊行,尚付阙如。《中国近代农业团体资料汇编》以及其后各编,旨在尽可能竭泽而渔地调查、收集相关图书、报刊、档案等各类资料,大幅度地扩充相关史料史事,汇纂种类齐全、内容完整和结构合理的近代农业团体资料丛书,从而为近代中国农业社团史、农业史、乡村史和社会文化史等领域研究的深入和推进,提供尽可能多的新材料、新信息和新线索。本资料丛书分为图书、报刊、档案以及单篇文章四大类:
一、图书类,包括农业团体农学丛书、会员的译着及个人着述。(一)农学丛书。按照一定统系编排并以较大规模向社会刊行,主要有两次:一是上海农学会“农学丛书”,一八九七年至一九〇五年,前后翻译西方近代农学着作共七集二百三十五种,同时按照西方农学统系汇辑中国历代重要农学典籍纍计三十余种。二是中华农学会“农学丛书”,从一九三一年五月开始,对会员所着较有代表性论着,分门别类编辑出版,总计三十余种;(二)会员翻译的农学书籍以及个人专着,未收入以上两种丛书者,亦在汇编之列;(三)会员文集、日记、书信、回忆录等,尤应注重其中未刊稿本的汇编整理。
二、报刊类,包括农业团体创办的机关刊物、珍稀农业期刊及综合性报刊的专刊、专栏。具体分为:(一)农业团体创办的机关刊物;(二)农业团体创办的专业性期刊;(三)农业团体发行的单行本专刊;(四)综合性报纸和期刊开办的相关农业团体活动、思想及言论的专刊、专栏。
三、单篇文章类,农业团体及其会员在报刊、图书之外所发表的单篇论文和文章汇编。
四、档案类,包括中国大陆、港台以及海外机构所藏近代农业团体档案。(一)中国大陆及港台机构所藏农业团体全宗类档案;(二)中国大陆及港台机构所藏其他档案中农业团体相关档案;(三)海外机构所藏农业团体相关档案;(四)抗日战争期间沦陷区农业团体档案;(五)中国共産党各个时期领导创立的革命根据地农业团体档案;(六)外国人在华举办农业团体档案。
本书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近代农业团体资料整理研究与数据库建设”阶段成果,在编辑过程中,始终得到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因此宏富浩繁的资料得以在较短时间内大规模汇集,特别在获取底本方面,助力尤着。在资料付梓之际,谨此致以诚挚的谢忱。
二〇二〇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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