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料图鉴》收录北京大学教授程道德先生收藏的近现代教育珍贵史料2000余件，包括聘书、纪念册、课程表、校长墨迹等，这些收藏均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本书的整理出版将为相关研究者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全书总序：“大学”如何“收藏” ……………………………………… 陈平原 1
全书凡例 …………………………………………………………………………………… 1
概  述 ……………………………………………………………………………………… 1
第一章  章程…………………………………………………………………………… 001
（一）近现代高等教育管理章程 ………………………………………………… 002
（二）近现代高等学校章程 ……………………………………………………… 023
（三）招生章程 …………………………………………………………………… 074
第二章  校刊…………………………………………………………………………… 105
第三章  校徽、纪念章 ……………………………………………………………… 163

“大学”如何“收藏”
——《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文物史料图鉴》序
我不做收藏，但深知收藏的价值。藏书画、藏善本、藏玉石、藏瓷器，既是一种颇为昂贵的“个人兴趣”，也是一种获利甚丰的“投资行为”。因此，谈论此等收藏之“价值”，用不着多费口舌，单某藏品曾在某次拍卖会上得到热烈追捧，就足以打消一切疑虑。可还有另一种收藏，藏品本身并不怎么值钱，但蕴藏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让人牵肠挂肚。这样的收藏，其潜在的“价值”，需要有心人去发掘与阐释。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程道德先生半路出家，从“国际法”一转而为“近代书札”，二转而为“科举文化”，三转而为“高教文物”，如此曲折的收藏之路，因缘际会中，包含着某种独特的眼光与趣味（或许也有财力方面的考量）。我歆羡其收藏的不少珍品（如康有为、梁启超的手稿），对其锲而
不舍地关注高教文物，更是钦佩不已。因为此类收藏需要投入很大精力，只有从学术文化的角度，才
能理解其意义。换句话说，程先生的收藏趣味，不像是投资家，更像是在筹办专题博物馆。
饱含历史沧桑但仍气韵生动的名人墨迹，任谁都宝爱；至于那些平淡无奇的毕业文凭或教师聘书，除了当事人及其子孙，一般人不会特别在意。可当收藏家将他蒐集的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至 1952 年院系调整前，中国 118 所高等院校和专科学校的近 180 件毕业证书摊在你面前，并且一五一十地讲述这些证书的前世今生，你会有一种震撼感。这些毕业、结业、肄业证书，几乎涵盖了晚清至民国年间所有重要的公立大学、私立大学以及教会大学。精美的图版，配上编者的简要说明，隐约呈现了百年中国高等教育的坎坷历程。《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文物史料图鉴》所包含的“章程校刊卷”“聘书卷”“教师授业卷”“学生入学修业卷”“毕业证书卷”“同学录卷”“校长遗墨卷”合观，当可做另类的“中国近现代大学史”阅读。
从 1862 年京师同文馆建立，到 1952 年院系调整，近代中国高等教育风起云涌，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有太多值得追忆与感叹的往事。在政治史、教育史、文化史专家的宏大叙事之外，有这么一些从实物出发的“管中窥豹”，对于今人之触摸历史，无疑大有助益。而这些文物，需要坐下来，细细品读。比如，京师大学堂及早年北大的毕业证书，详细开列该生历年各门功绩；而傅增湘任总理（校长）的北洋女师范学堂，1907年颁发的毕业证书上，每门功课除开列成绩外，甚至还有任课老师的姓名及签章，这是我见到的最为复杂的毕业文凭。1926 年清华学校研究院的毕业证书上，除校长及教务长外，专门标明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其中三人也有签章；1931 年燕京大学的毕业证书，需要一个很长的“附注”，来说明为何要给多年前毕业的学生补发证书，其中牵涉校史的沿革；某西南联大学生 1942 年毕业，1946 年才拿到证书，以及某中山大学学生，得到的是一张五年有效的“临时毕业证明书”，这些都缘于战争环境的限制；至于 1949 年各校的毕业证书，因政权交替，图案及关防新旧杂陈，煞是有趣。此外，不同时代毕业证书的图案设计，以及由谁签字，是单列校长，还是加上教务长、院长、系主任，甚至包括导师，这都体现出时代风气的变迁。这样的毕业
证书，说它可补文献记载之阙失，当不为过。说实话，大学章程、校刊、学则、招生简章、同学录、纪念册等，各著名大学的图书馆与档案馆都会努力收藏，专家学者也不难查阅得到。程先生的功绩是将其汇于一编，亦属难得。尤为珍贵的是各式各样的学生证、注册证、校徽，还有1923 年复旦大学毕业生张昌麟修业期满的“喜报”（八平方尺，印刷品），1931 年“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讲听讲劵”，1942 年国立西南联大学生剧社锦旗，还有 1950 年北京大学中国语文学系冯文炳、章廷谦、游国恩等讲授“写作课”的进度表，让我大开眼界。至于同是教师聘书，为何北大的简要至极，只字不提薪水与工作量，而清华则责任与待遇分明，甚至明确规定“非得学校许可教职员不得在外兼差”，这里显然蕴含着两种不同的办事风格与大学理念。说大点，这两所名校的差异，单从聘书上，已能够见出端倪。倘若有心在意，无论鉴赏者还是收藏者，面对这些高教文物，欣赏之余，都能长见识。何况是长期专注于高教文物的程道德先生，既有执教高校的先在经验，又念兹在兹，乐此不疲地浸淫其中，反复比较辨析，也使其对于近现代中国大学史的体认，并不逊于“术业有专攻”的校史专家。
有关中国大学的诸多文物，不仅是供人把玩，更是学者及大众进入历史的重要途径。在这方面，博物馆、档案馆固然是主力，可私人收藏同样功不可没。在我看来，个人的专题收藏是一种趣味，也是一种学问，更是一种社会责任。好东西落在你手里，你有责任善待它，让其发挥最大效用，服务于学界乃至整个社会。至于用什么方式，因人而异，有出借的，有捐献的，有展览的，也有整理出版的。程道德先生在为家乡安徽休宁捐献清代科举文物的同时，主编并刊行《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文物史料图鉴》，值得特别赞许。正因此，作为收藏的门外汉，我乐于为此书作序，希望借此为“中国大学史”的写作与阅读“鼓且呼”。十多年前，程道德先生主编《二十世纪北京大学著名学者手迹》，我奉命作序；此序以《书法的北大》为题，初刊于 2002 年 11 月 20 日《中华读书报》, 后因各种原因未入集。这回为《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文物史料图鉴》撰序，确定的题目是《“大学”如何“收藏”》。从“书法”到“大学”，可见收藏者以及阅读者欣赏趣味的转移。同是藏品，前者不妨“藏诸名山”，后者最好走出书斋，尽早面向广大读者（受众）——期待程先生念兹在兹的图书及博物馆早日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