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国时期，西医的不断传入，西医的理念在这一时期得到广泛普及，有关中西医之间的讨论甚嚣尘上，这些争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本书选编上海图书馆、国家图书馆所藏在近代医学发展过程中重要资料，汇集成书。内容主要包括一、卫生行政，收录卫生部（署）及各地方卫生局颁布的卫生法规、法案及卫生治理中采取的实施方案、概要、年报、年鉴及概况统计调查资料等；二、医疗机构建设，收录医院、同业公会、医学院、药房的报告书、纪念册、征信录、会议录等多种资料；三、公共卫生知识，收录机构及时人著述宣传健康知识的小册子；四、医疗期刊收录政府机关及相关机构所编期刊近十种，这些期刊里包含大量专号、特号，是研究近代医疗卫生发展的重要资料。这些资料提供了民国医疗卫生研究的最一手的材料，厘清近代中西医发展交融的脉络，有利于推动民国医疗社会史的研究，更为当今医学发展提供借鉴。

总目录

第一册
卫生法规（第一辑） 国民政府卫生部编 国民政府卫生部，一九二九年出版 一
卫生法规汇编 卫生部总务司编 卫生部总务司，一九四八年出版 一一三

第二册
卫生法令辑要 浙江省卫生处编 浙江省卫生处，一九四〇年出版 一
上海特别市现行卫生法规汇编(中华民国三十年度) (伪)上海特别市卫生局编
(伪)上海特别市卫生局，一九四一年出版 一五七
卫生法令 上海市参议会秘书处编 上海市参议会秘书处，一九四六年出版 二〇九
卫生运动宣传纲要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编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宣传部，一九二九年出版二八一
地方卫生行政初期实施方案 国民政府卫生部编 国民政府卫生部，一九二九年出版 三一九
公共卫生实施概要 庐山暑期训练团编 卫生署，一九三六年出版 三五七
县卫生行政实施办法 卫生署编 卫生署，一九三六年出版 三七七
实施新县制与卫生建设 金宝善讲；中央训练团党政高级训练班编 中央训练团党政高级
训练班，一九四三年出版 三九一

第三册
卫生运动实施计划 陆干臣编；青年协会书报部校订 青年协会书报部，一九二八年出版 一
南满洲铁道附属地卫生概况(大正十年度)（一）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地方部卫生课编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一九二三年出版 三一三

第四册
南满洲铁道附属地卫生概况(大正十年度)（二）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地方部卫生课编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一九二三年出版 一
卫生槪况附录(昭和七年度)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卫生课著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卫生课，
一九三三年出版 二二三
天津市卫生概况 天津丛刊编辑委员会编 天津市政府秘书处编译室，一九四八年出版三六七

第五册
第三届首都卫生运动大会特刊 南京特别市卫生局编 首都卫生运动大会，一九二九年出版一
第一次药剂师、药剂士登记名录 上海特别市卫生局编上海特别市卫生局，一九二八年出版一七一
上海特别市卫生局第二届医士登记名录 上海特别市卫生局编 上海特别市卫生局，
一九二八年出版 一八三
上海市第一届参议会卫生委员会工作报告（第一辑） 上海市第一届参议会秘书处编 上海市
第一届参议会卫生委员会秘书处，一九四六年出版 二二一
上海市第一届参议会卫生委员会工作报告（第二辑） 上海市第一届参议会秘书处编 上海市
第一届参议会卫生委员会秘书处，一九四六年出版 二四一
上海市第一届参议会卫生委员会工作报告（第三辑）上海市第一届参议会秘书处编 上海市
第一届参议会卫生委员会秘书处，一九四六年出版二五九
上海市第一届参议会卫生委员会工作报告（第四辑） 上海市第一届参议会秘书处编 上海市
第一届参议会秘书处，一九四七年出版 二七一
吴淞卫生模范区十九年度业务报告 吴淞卫生模范区办事处编 吴淞卫生模范区办事处，
一九三一年出版 二八三
江西全省卫生处概况 江西省政府秘书处编 江西省政府秘书处，一九三五年出版 四二九
第六册
江西卫生事业月报（八月份） 江西全省卫生处编 江西全省卫生处，一九三六年出版 一
江西省卫生事业概况 江西省政府建设厅编 江西省政府建设厅，一九三八年出版 一七
福建省卫生建设经过 福建省政府秘书处编 福建省政府秘书处，一九三九年出版 一二五
福建省卫生统计提要 福建省卫生处编 福建省卫生处，一九四七年出版 二二九
五年来之广西卫生行政（民国二十一至二十五年度） 广西省民政厅第四科编 广西省民政厅
第四科，一九三七年出版 二五五

第七册
卫生年报（民国十四年七月至十五年六月） 广州市卫生局编 广州市卫生局，一九二六年出版 一
卫生年鉴（中华民国十六年七月至十七年七月）广州市卫生局医务课教育股编 广州市卫生局医务课教育股，一九二九年出版 一九一

第八册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兵站总监部卫生处汇刊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兵站总监部卫生处编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兵站总监部卫生处，一九二八年出版 一
世界红卍字会烟台分会附设普济医院简章 普济医院编 普济医院，一九四〇年出版 三九九
尚贤堂妇孺医院第一年度报告册 尚贤堂妇孺医院编 尚贤堂妇孺医院，一九二九年出版 四〇九
上海中山医院筹备会第一次征信录 上海中山医院编 上海中山医院，一九三一年出版 四四五
川沙县立医院章程 川沙县立医院编 川沙县立医院，一九三一年出版 四七一
上海西门妇孺医院五十周年纪念册 上海西门妇孺医院编 上海西门妇孺医院，一九三五年
出版 四八三

第九册
中国公立医院征信录（第一届） 中国公立医院编 中国公立医院，一九一三年出版 一
铁樵医药事务所问业简章 铁樵医药事务所编 铁樵医药事务所，一九三五年出版 二六七
上海市立沪北戒烟医院年报（民国二十四年度）上海市立沪北戒烟医院编 上海市立沪北
戒烟医院，一九三五年出版 四五九
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医院(国立上海医学院第一实习医院)报告（中华民国二十一年度）
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医院编 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医院，一九三二年出版 四九七

第十册
四明医院十五周纪念册 四明医院编 四明医院，一九三七年出版一
上海潮州和济医院第九期廿八年全年收支报告 上海潮州和济医院编 上海潮州和济医院，
一九三九年出版一四九
上海骨科医院一览（牛公惠生逝世三周纪念）：中英文对照 牛徐蘅著一九四〇年出版 二二一
上海浙绍医院募捐碑记及征信录（二十九年十一月至三十一年十一月止） 上海浙绍医院编
华艺印刷厂股份有限公司，一九四二年出版 二七五
上海中山医院计划书 上海中山医院编 上海中山医院，民国间出版 三七一
瞿氏夫妇医院简章 瞿氏夫妇医院编 瞿氏夫妇医院，民国间出版 三九九
蓝十字会谦益伤科专门医院第三周年纪念报告书 蓝十字会谦益伤科专门医院编 蓝十字会谦益伤科专门医院，一九二八年出版 四一七
蓝十字会谦益伤科专门医院第四周年纪念报告书 蓝十字会谦益伤科专门医院编 蓝十字会谦益伤科专门医院，一九二九年出版 四六九

第十一册
蓝十字会谦益伤科专门医院第五周年纪念报告书 蓝十字会谦益伤科专门医院编 蓝十字会谦益伤科专门医院，一九三〇年出版一
蓝十字会谦益伤科专门医院第六周年纪念报告书 蓝十字会谦益伤科专门医院编 蓝十字会谦益伤科专门医院，一九三一年出版 八九
中国红十字会第二十一伤兵医院报告书 中国红十字会第二十一伤兵医院编 中国红十字会第二十一伤兵医院，民国间出版 一九七
镇海同义医院二十年汇志 镇海同义医院编 镇海同义医院，一九四九年出版 二五九

第十二册
中国红十字会第十二救护医院征信录 张己任，周莘耕编辑 中国红十字会第十二救护医院，
一九三七年出版 一
福建仙游私立协和医院沿革 福建仙游私立协和医院编 福建仙游私立协和医院，一九四七年
出版 一五七
世界红卍字会定襄分会讲演录 世界红卍字会定襄分会编 世界红卍字会定襄分会，民国间出版 一九一
卫生署西北医院年报（民国三十五年度） 卫生署西北医院编 卫生署西北医院，一九四七年出版二四三
伤兵医院之组织 朱松著 潮阳松寿堂，一九三四年出版 二八三
中华医学会第三届大会日程 中华医学会编 中华医学会，一九三五年出版 三三九
中华医学会秋季大会特刊 中华医学会编 中华医学会，一九四一年出版 四三九

第十三册
东亚医学会第三届大会演讲摘要录 东亚医学会编 东亚医学会，一九四四年出版 一
上海市镶牙公会成立大会特刊 上海市镶牙公会筹备会秘书处编 上海市镶牙公会筹备会秘书处，一九三五年出版 一〇三
上海市国医公会第七届会员大会纪念特刊 上海市国医公会秘书处编 上海市国医公会秘书处，一九三六年出版 一五三
上海市国医公会会员录 上海市国医公会秘书处编 上海市国医公会秘书处，一九三六年出版一八九
上海市医士公会章程 上海市医士公会大会编 上海市医士公会大会，一九二七年出版 二三五
上海市医师公会会员录 上海市医师公会编 上海市医师公会，一九三六年出版 二四九
上海暨全国国医药界名录 许尚文编辑 许尚文，一九四三年出版 三二三

第十四册
中西医药研究社宣言 中西医药研究社编 中西医药研究社，一九三五年出版一
上海市中医师公会会员录 上海市中医师公会编 上海市中医师公会，一九四八年出版 四三
上海中医专科学校第一届毕业纪念专刊 上海中医专科学校编 复兴中医社，一九四〇年出版一一五
全国医药专科以上学生集中训练工作报告（民国二十五年） 全国医药专科以上学生集中训练大队部编全国医药专科以上学生集中训练大队部，一九三六年出版 二〇三
国立同济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馆工作报告 国立同济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馆编 国立同济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馆，一九四四年出版 四〇九
国立同济大学附设医院产妇科工作报告 国立同济大学附设医院产妇科编 国立同济大学 附设医院产妇科，一九四四年出版 四三九
青岛市麻醉毒品戒验所各项规则 青岛市公安局编 青岛市公安局，一九三三年出版 四八九
杨氏化学治疗研究所概况 杨氏化学治疗研究所编 杨氏化学治疗研究所，民国间出版 五〇七

第十五册
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伤兵之友总社四年来工作总报告 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伤兵之友总社编
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伤兵之友总社，一九四三年出版 一
药物化学研究报告（第一集第一期）全国经济委员会卫生实验处编 全国经济委员会卫生实验处，一九三五年出版 四三
如皋医学报五周汇选 如皋医学报社编 如皋医学报社，一九三〇年出版 一〇七

第十六册
五十周纪念(一八八八—一九三八)——拜耳良药 拜耳大药厂编 拜耳大药厂，一九三八年出版一
群众医药合作社 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筹备委员会编 一九四九年出版八一
家庭医药顾问 拜耳大药厂编 拜耳大药厂，一九三六年出版一一七
婴儿赛美会临时特刊 山西省立新民教育馆编 山西省立新民教育馆，一九四二年出版一六三
健康要诀 李宝贵，徐华编译时兆报馆，一九三一年出版一八七
青年卫生 张克成著北新书局，一九三三年出版二六九
中国民众最低限度之营养需要（中华医学会公共卫生委员会特组营养委员会报告书）中华医学会编 中华医学会，一九三八年出版四六一
第十七册
戒烟宝筏 文琢之编 四川医学改进社，一九四〇年出版一
大众营养知识 张诚著 文献出版社，一九四一年出版二九
健康之路 梅迪克司著；吕乃瑛译 商务印书馆，一九四一年出版一〇九
营养新论 沈同著 中国文化服务社，一九四四年出版三〇五
妇女和小孩的卫生常识 李润生编著 韬奋书店，一九四五年出版四二七
第十八册
个人卫生 尤寿山著 黄河书局，一九四五年出版一
怎样增进健康 李涯夫著 青年知识社，一九四九年出版一七一
救护教程 杭州市医师药师公会编辑 杭州市医师药师公会，一九三三年出版二二九
卫生月刊 第一卷第一期—第一卷第三期 上海特别市卫生局编 上海特别市卫生局，
一九二八年出版三四七
第十九册
卫生月刊 第一卷第四期—第一卷第十二期 上海特别市卫生局编 上海特别市卫生局，
一九二八年出版一
第二十册
卫生月刊 第二卷第一期—第二卷第十期 上海特别市卫生局编上 海特别市卫生局，
一九二九年出版一
第二十一册
卫生月刊 第二卷第十一期—第三卷第九期 上海特别市卫生局编 上海特别市卫生局，
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出版一
第二十二册
卫生月刊 第三卷第十期—第四卷第六期 上海特别市卫生局编 上海特别市卫生局，
一九三〇—一九三四年出版一
第二十三册
卫生月刊 第四卷第七期—第五卷第二期 上海特别市卫生局编 上海特别市卫生局，
一九三四—一九三五年出版一
第二十四册
卫生月刊 第五卷第三期—第五卷第八期上 海特别市卫生局编 上海特别市卫生局，
一九三五年出版一
第二十五册
卫生月刊 第五卷第九期—第六卷第三期 上海特别市卫生局编 上海特别市卫生局，
一九三五—一九三六年出版
第二十六册
卫生月刊 第六卷第四期—第六卷第十期 上海特别市卫生局编 上海特别市卫生局，
一九三六年出版一
第二十七册
卫生月刊 第六卷第十一期—第七卷第四期，第七卷第六期 上海特别市卫生局编
上海特别市卫生局，一九三六——一九三七年出版一
大众医学月刊 第一卷第一期 杨志一编 大众医刊社，一九三二年出版五三三
第二十八册
大众医学月刊 第一卷第二期—第一卷第九、十期合刊 杨志一编 大众医刊社，
一九三三—一九三四年出版一
第二十九册
大众医学月刊 第一卷第十一、十二期合刊 杨志一编 大众医刊社，一九三四年出版一
中国女医 创刊号—第一卷第七、八期合刊 张静霞编 钱宝华，一九四一年出版一二九
公医 第一卷第一期—第一卷第四期 卫生署公医月刊编辑委员会编 卫生署公医月刊编辑委员会，一九四五年出版二四三
第三十册
公医 第一卷第五期—第一卷第十二期 卫生署公医月刊编辑委员会编 卫生署公医月刊编辑委员会，一九四五年出版一
国医月刊 第一期—第四期 重庆市国医学术研究会编 重庆市国医学术研究会，一九三七—一九三九年出版 二〇三
现代医药 创刊号—第二期 陈万里编 现代医药社，一九三一年出版二七三
健华医药旬刊 第一期—第二期 薛定华编 健华医药社，一九三五年出版四一九

史料解读中视角与情境探论
——以医疗卫生史料为中心
余新忠

　　二十多年前，在开始博士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时，因为一些机缘巧合，我关注到了中国历史上的疾疫与医疗。当时国内史学界还很少有人对中国医疗社会史这一新兴研究领域有所了解，所以当我决定将“清代江南的瘟疫”作为自己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后，不少师友都对是否有足够的史料支撑一部博士论文表示出疑虑。这当然也是我当时感到担忧的，不过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我很快有了信心。虽然传统时期这方面的资料十分零散，但其实只要细心搜集，相关的记载还是相当丰富的。特别是近代以降，由于整体的资料丰富程度不断增强，加上国家对医疗卫生的关注也日渐加增，以及近代公共卫生制度的引入和建立，相关的史料更是变得汗牛充栋。近年来，史学界不断有中国疾病医疗史方面的论著问世，其中不少是包括汉唐宋元甚至前秦在内传统时代的研究。这多少说明，对于医疗社会史研究来说，史料的缺乏并不见得是一个制约性的因素。
　　毫无疑问，史料是史学的基础，任何经得起考验的历史叙事都必定是建立在坚实的史料及其考释基础之上的。我们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对于疾病医疗史研究来说，史料已不成问题。实际上，史料丰富与否，永远都是相对的。一方面，即便史料再丰富，也不可能无缝对接般地为叙事者提供所有信息环节；另一方面，尽管史料零星而且分散，若研究者有足够的信息解碼能力，亦能以探赜索隐的方式，构建完整的叙事。所以，对于医疗史研究来说，尽管史料的丰富度未必是个桎梏，史料的搜集利用显然仍然是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
　　史料的搜集基本是个需要“下笨功夫”和“用巧劲”相结合的技艺，目前诸多的史料学著作已对此多有论述，而且现在不断增加了诸如《中国近代医疗卫生资料汇编》及续编这样的大型资料集的编纂出版，也为今日的研究者提供极大的便利，故于此不多申论。就我看来，相对于资料的搜集，对其的解读利用，对于一项研究的成功与否、水平高低，可能是更为重要的因素。
一、史料与史学
谈到史料与史学，相信很多人会不由地想起傅斯年的那句名言，“史学便是史料学”。这一说法提出后，影响甚巨，误解亦不少，其实若将其论述放到具体的语境中，便不难看到傅氏的旨趣并不像大家熟知的那句口号式的话语的所直接表现的意思那么简单，其最早有关这一问题的表述是这样的：　　
历史学和语言学在欧洲都是很近纔发达的。历史学不是着史：着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近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学所达到的范域，自地质学以致目下新闻纸，而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九二八年）》，载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三卷），湖南教育出版社，二〇〇三年，第三页。
从这段表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傅斯年是从近代新史学与传统史学相区别的角度来谈论这一问题的，桑兵曾就此指出：“傅斯年所认为‘只是史料学’的史学，并非泛泛而言，而是指近代的历史学。……所谓‘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絶不是故作大言，而是傅斯年对于中西史学历史变迁的理解与把握的浓缩。”并进而分析了他这一论断的基本内涵：“傅斯年所谓近代史学为史料编辑之学，主要有两层意思。其一，因史料供给之丰富，遂生批评之方式。其二，此种方式非抽象而来，实由事实之经验。史料编辑之学，并非只是简单地机械地将史料排列一起，史学便是史料学，最重要的是如何整理史料以及如何认识整理史料之于研究历史的作用。”
桑兵：《傅斯年“史学只是史料学”再析》，《近代史研究》二〇〇七年第五期，第二十七、三十二页。
　　由此可见，傅斯年那句名言，显然并不是简单地认为史学就是史料学，而是道出了史料学对于史学的重要性，表明了近代的新史学其实很大程度上是是通过更新对史料的认识和运用方法而实现的。实际上，不仅上个世纪初的新史学如此，其后半叶出现至今仍影响深远的后现代史学亦是如此，比如后现代史学奠基性著作海登·怀特的《元史学》便是通过对史料的性质及其史学界对其运用的深入分析来完成对“历史真实”的解构的。［美］海登·怀特著，陈新译：《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译林出版社，二〇〇四年。关于从史料角度对后现代史学的思考，可以参阅赵世瑜：《历史学即史料学：关于后现代史学的反思》，《学术研究》二〇〇四年第四期，第十二—十五页。而对于后现代史学的意义，即便是这一思潮的批评者，也往往会承认其对促进我们更深入谨慎地认识和运用史料所具有的价值，比如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伊万斯曾在《捍卫历史》一书中指出：“就其更为建构性的模式来说，后现代主义鼓励历史学家更仔细地审视文献，更认真地去掉其表面上的铜锈，以新的方式思考文本和叙事。……它鼓励历史学家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审视他们自己的方法和程序，使他们处在一个更具自我批评性的过程中。” Richard JEvans In Defence of History London Granta Books 1997 p248转引自赵世瑜：《历史学即史料学：关于后现代史学的反思》，第十三页。由此来看，一种新的史学思潮的出现和发展，往往离不开对史料性质及其运用方法的重新认识，反过来说，新的理念和视角也必会促使研究者从史料中获取新的信息和认识。就此，我们不妨以近年来影响深远的新文化史为例做一探讨。
二、新文化史视野下的史料探论
　　文化史的重新出发，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国际史学界的大事，伴随着后现代史冲击，一个被名之为“新文化史”或“社会文化史”的新史学流派迅速崛起，影响日甚，成为二十世纪后半叶史学风向转折的标杆，被一些学者视为“西方史学的第六次转折”。 周兵：《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复旦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二年，第一—二页。而且其影响所及，也絶不限于西方，而是很快扩展至整个国际史学界，就华人学界而言，台湾自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引入以来，早已成为主流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陆的起步稍晚，不过新世纪以降，也日益成为最受瞩目的新史学思潮之一 参阅蒋竹山：《当代史学研究的趋势、方法与实践：从新文化史到全球史》，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二年，第四十五—一〇八页。。
　　“新文化史”的兴起可谓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界整体性的“文化转向”或“语言学转向”的重要组成部分，乃是对特别注重结构主义和社会科学化研究取向的社会史的一种反动。根据周兵的总结，“新文化史”研究主要有两个方面的特点：“一方面，它注重考察历史中的文化因素和文化层面，也就是说，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从以往偏重于政治军事或经济社会等方面转移到社会文化的范畴之内；另一方面，它提出用文化的观念来解释历史，新文化史在方法上借助了文化人类学、语言学、文化研究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通过对语言、符号、仪式等文化象征的分析，解释其中的文化内涵与意义。” 周兵：《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复旦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二年，第二页。这是就“新文化史”的总体而言的，若结合本文的主旨来说，笔者认为该研究至少有以下两个突出的特色：一是其特别强调历史现象的建构性与意义的破解和诠释，这正如该研究的开创者之一林·亨特所言：“文化史是一门诠释的科学，其目的在于‘含义——当时人铭刻下的含义’。于是文化史中心任务是破解含义，而不是因果解释，就像吉尔兹将破解含义认作文化人类学的中心任务一样。” ［美］林·亨特编：《新文化史》，姜进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一年，第十一页。二是其较多地引入人类学的深描法和后现代的叙事理论，力图通过细节的刻画和历史叙事来重现文化现象及其意义 关于深描法，参阅［美］克利福德·格尔茨著；韩莉译：《文化的解释》，译林出版社，二〇〇八年，第三—三十六页；朱立元主编：《西方美学范畴史》（第三卷），山西教育出版社，二〇〇五年，第三百四十五—三百四十七页；关于新文化史的叙事理论，参阅克伦·哈图恩著；吴子苾译：《文化史与叙事性的挑战》，载陈恒、耿相新主编：《新史学》第四辑《新文化史》，第二十八—四十二页。。故而在史料的利用上，不仅会大大拓展史料范围，将众多以往不受关注的史料，比如小说、民间传说、实物等援入分析的对象，而且也常常采取推理甚至合理猜测等手段对有限的史料做深度的解读 参阅王晴佳：《新史学讲演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二〇一〇年，第六十三—六十四页。。
　　毫无疑问，史料乃是史学的基础，无论我们对史料的认知如何不同，但不可避免地都需要借助史料来论说历史，没有史料，也就没有史学。而且无论我们秉持怎样的史学理念，都会承认，一个好的历史作品，不仅需要扎实的史料基础，其对史料的解读也必须是合乎规范并深入细致的。史学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就对史料的搜集广度和理解深度的进展之中。就笔者的近二十年从事史学研究的体会而言，相较于国内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史学研究，当前史学十分重要的两大进展乃是：一方面，史学关注对象渐渐不再局限于以往那些居于历史舞台中心的政治或文化名人，而开始较多地转向以往相对边缘的群体和人物；另一方面，对史料的利用，也渐趋不再像以往絶大多数研究那样抽离其具体语境直接为自己的需要服务，而开始越来越关注史料的语境以及文本背后的意涵。这些进展的取得，原因自然是多方面，但应该与包括“新文化史”在内的国际史学思潮的日益重要的影响密切相关。或许可以说，重新认识史料的性质，更加多元化和情景化搜集和利用史料，既是“新文化史”的特点所在，也是其对当今中国史学发展的价值和意义重要体现之一。那么，在“新文化史”视野下，对史料及其运用又有怎样的认知呢？
　　首先，在新文化史家看来，史料与其说是历史事实的载体，还不如说是有意义的文本。对此的认识，无疑是与对历史事实的认识直接关联在一起的。经过后现代史学的冲击，在当今的西方史学界，虽然人们历史的客观性的认知，仍有争议，但大概已不会有人仍会对自己能呈现和掌握全然客观的史实而信心满满。“没有天然是历史学的史实；没有立足点，就谈不上历史学事实”，“没有问题，就没有事实”已逐渐成为史界的主流认识 参阅［法］安托万·普罗斯特著；王春华译：《历史学十二讲》，北京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二年，第四十五—八十七页。。也就是说，所谓的史实，乃是历史学家根据个人的认识和体验，藉由史料，依照一定的规范建构而成的。对此，海登·怀特曾明确地指出：“历史编撰是一个意义产生的过程。认为历史学家仅仅想讲述有关过去的事实，这是一种错觉。我坚持认为，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也想，并且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想赋予过去以意义。” ［美］海登·怀特著；陈恒译，《旧事重提：历史编撰是艺术还是科学？》，载陈启能、倪为国主编：《书写历史》（第一辑），上海三联书店，二〇〇三年，第二十四页。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新文化史就像前面所指出的那样，特别注重对意义的破解和诠释。与此同时，新文化史也不再将史料与事实直接关联，著名的新文化史家达恩顿等就新闻的史料价值谈到，“新闻并不等于过去发生过的事，不过是记者根据发生过的事情写出来的故事”，本质上乃是一种叙事文本 ［美］罗伯特·达恩顿著；萧知纬译：《拉莫莱特之吻：关于文化史的思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一年，第七页。。新闻如此，其他史料自然就更是如此。故而，新文化史研究者往往就较少纠结于史料叙述的真伪的判断上，而更多地会去追问如此叙述意义何在，展现了怎么样的文化变迁。这样的研究取向在欧美史学界已经司空见惯，并在中国史研究领域也有比较明显的反映。比如柯文较新的一项有关越王勾践故事的研究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代表，这一研究并没有将越王勾践的故事本身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而是致力于探析后世主要是二十世纪的人们是如何来重述这一故事以及这些重述的意义何在 Paul Cohen Speaking to History∶The Story of King Goujian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Berkeley Los Angeles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9。而且这样的研究也早已不限于西方学界，岸本美绪有关明末“五人”形象的研究，赵世瑜针对沈万三传说的探析等等 。［日］岸本美绪：『明清交替と江南社会：十七世纪中国の秩序问题』，东京大学出版会，二〇〇二年，第一〇一—一四二页；赵世瑜：《传说·历史·历史记忆——从二十世纪的新史学到后现代史学》，《中国社会科学》二〇〇三年第二期，第一七五—一八八页。这样的研究近年来似不断增多，比如衣若兰：《史学与性别：〈明史·列女传〉与明代女性史之建构》，山西教育出版社，二〇一一年；陈晓昀：《明代女性复仇故事的文化史考察》，山西教育出版社，二〇一一年；杨瑞松：《想象的民族耻辱：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东亚病夫”》，《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二〇〇五年第二十三期，第一—四十四页；余新忠：《医圣的层累造成（一〇六二—一九四九）：“仲景”与现代中医知识的建构系列研究之一》，《历史教学》二〇一四年第七期（下半月刊），第三—十三页等等。，都显现了这样的旨趣。
　　其次，特别重视史料的语境分析，主张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深度解读史料。这与前面所谈的对史料性质的认知是相关联的，史料主要乃是有意义的文本，我们对史料的探析也主要是对于意义的破解和阐释，而对意义的破解和阐释显然不是研究者可以率性而为，而须依据长期形成的一套史学规范。这就需要我们将具体的史料放在具体的语境中来加以分析，通过理清历史情境中的复杂关联来探究作为文本的史料的字面和背后（文本幽暗处）的意涵。这实际上是对人类学文化研究方法，如“深描法”的借用。达恩顿的《屠猫记》可谓这类研究的典范性作品，他开宗明义就指出，不妨将自己的研究称之为文化史，“因为那是以人类学家研究异文化的同一方式处理我们自己的文明。那是因为民族志观察入微所看到的历史”。并认为：“这个模式应该可以让历史学家发现思想的社会面相，并且从文献梳理出意义，只要他们深入故纸堆探索其与周遭环境的关联，在文本与其文义格局之间来回穿梭，直到清出一条通路穿越陌生的心灵世界。” ［美］罗伯特·达恩顿着；吕健中译：《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新星出版社，二〇〇六年，第一、四页。
　　最后，在运用史料展开历史叙事时，往往会在对相关史料的深入探析的基础上，采用合理的演绎、推测甚或假设等手段来让叙事变得完整而更具意义。这种做法一方面乃是与新文化史往往以普通小人物和民众的心灵世界为研究对象，这方面本来就资料缺乏，若拘泥于史料有效的字面信息，相关的探究根本无法展开。另一方面也跟后现代史学对历史编撰的认识有关，其认为历史编纂是一种叙事，而叙事无可避免会借助比喻话语和故事的“情节化”，这实际上就是一种虚构化，故任何史学著作，都是事实化过程和虚构化构成并存。“以叙述化形式对事实的任何表述都必定会虚构其主要内容，无论它对依赖事实有多深。” 参阅［美］海登·怀特着；陈恒译，《旧事重提：历史编撰是艺术还是科学？》，载陈启能、倪为国主编：《书写历史》（第一辑），上海三联书店，二〇〇三年，第二十八—三十一页。故而，新文化史史家并不讳言他们的研究可能有失传统所谓的严谨。比如林·亨特在揭橥新文化史大旗的著作《新文化史》的导论中直截了当地明言：“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展示新一代文化史家如何运用文学技巧和进取去开发新材料和新分析方法的。” ［美］林·亨特编；，姜进译：《新文化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一年，第十四页。而且他们也借用拉卡普拉（LaCapra）的话，将这一方法视为对传统社会史的挑战。“我们更多地注意到文学批评家和哲学家解读伟大作品的方式，这会挑战社会史家‘将文本的功能简化为（现实的）再现、图示、或征兆’的渴望。” ［英］罗伊德·克雷梅：《文学、批评及历史想象：海登·怀特和多米尼克·拉卡普拉的文学挑战》，载［美］林·亨特编；姜进译，：《新文化史》，第一〇三页。当然，这并不表示研究者可以任意虚构和曲解，他们仍会严格遵守学术特别是史学研究的相关规范，这一点，只要我们认真阅读《马丁·盖尔的归来》《屠猫记》等典范性的作品，都会有深切的体会。
三、视角与情境：医疗史史料解读刍议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一个新的史学思潮的形成和实践，往往是通过更新有关史料的认知和运用方法而得以实现的，不仅如此，新的理念和方法的引入和应用，则更可以促进史料展现出众多新的意涵，促使研究者在将史料视为一种文本的基础上，更多地去关注和透视文本背后的意涵，更进一步地进入历史的情境，去探究文本的制作及其意义，更好地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人性化地认识和理解文本。通过这一案例的分析以及笔者多年来的研究实践，我深深地感到，在系统和全面地搜集和解读史料的过程中，适当的视角和较好的历史情境意识，对于解读利用史料、完成高质量的研究，是极为重要的。
首先说说视角。视角简单说就是看问题的角度，表面来看，似乎是个技术性的问题，但实际上，视角的背后有着丰富而复杂的内涵，研究者的视角与其认识世界的理念和立场是密不可分的。在不同的视角之下，同样的史料，会解读出相当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意涵，是非常常见的现象。对此，我们不妨先看看下面这段晚清外交官刘锡鸿在《英轺私记》中的记録：　　
中国自天开地辟以来．历年最多，百数十大圣继起其间，制作日加精备，其言理之深，有过于外洋数倍者。外洋以富为富，中国以不贪得为富。外洋以强为强，中国以不好胜为强。此其理非可骤语而明。究其禁奇技以防乱萌，揭仁义以立治本，道固万世而不可易。彼之以为无用者，殆无用之大用也夫！
（清）刘锡鸿：《英轺私记·观电学有感》，收録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第七册），岳麓书社，二〇〇八年，第一二九—一三〇页。　　
如果从现代化的视角来看，在当时民族危机深重、中西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程度有着天渊之别的情形下，说这样的话，不仅显得保守颟顸，而且实在是昧于时势，空言大义，于事无补。不过若转化视角，当有人希望从传统文化的梳理中建构文化自信时，却很可能会豁然发现，这位保守的清朝官员，其实对中国文化的价值乃至前途的认识，却着实有着“动人”之处。这就像鲁迅谈《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鲁迅：《〈绛花洞主〉小引》，载《鲁迅全集》（第八卷），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三年，第六一〇页。。
　　“横看成岭侧成峰”，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思潮，一个人也有其各自的见解和立场，这些显然都是十分自然的事。这里特别提出视角，是希望表明，对于研究主题来说，适切的视角，对于更好地阐发史料的意涵、提升研究水平，是十分重要的。就我的体会，不仅可以使一些原本难以利用的史料变得颇具价值，甚或妙趣横生，而且也可以让我们对一些史料的阐释更为合理而顺理成章。
　　就前者而言，不妨举一个笔者最近遭遇的史料来加以论说。最近，我和我的两位同行汪燕平和刘鹏在德国柏林国家图书馆网站（http∶digitalstaatsbibliothekberlinde）发现了三部晚清手抄的民间处方集《手到生春》《万病回春》和《济世活人》，其中《手到生春》是比较完整的刘氏医生一年的处方抄本。这类处方基本是医生日常看诊的原始记録，有人名及其简单的信息，一页一个处方，按日期先后排列，有如流水账一般。这几本手稿只是在封面标注了“刘氏録”，此外并无任何其他信息。这显然是民间普通医生留下的处方记録，既非珍稀秘方，而且信息简单，格式单调，千篇一律，连疾病的症状都没有。对于这样的流水账，以往的研究者几乎无人关注，即使有人注意到并给予了收集，似乎也不觉得有多少利用价值。然而，当我们引入新文化史、微观史和日常生活史等史学思潮的研究理念和方法，将该书的作者定位到具体时空中的确定的个人，从具象的人的视角来探究一个具体时空的医疗世界，这样的流水账完全可能焕发强大的活力，对于我们了解前近代民间的日常医疗世界，特别是医疗实践，具有其他资料无法取代的重要价值。不仅可以让我们真切地看到当时一位普通医者的医疗观念与实践、医疗范围、日常关系网络、药材的来源与流通网络以及民间的疾病求医状况，并还将有利于我们打破以往以文本化的医学知识为中心的价值关怀和研究体系，从一味关注医学知识转向对医学知识和医学实践的互动的探究。并将医学和医疗实践置于时代社会文化网络中来全面地理解和探究，将医学、人、社会文化体系综合起来全面考虑。
关于后者，这里也举一例来加以说明。在现代之前，人们虽然对于瘟疫的传染机理并不真正了解，但由于瘟疫显而易见的传染性，每当瘟疫发生，民众往往会出于本能，而采取弃置病人、逃离疫区等现在看来符合防疫要求的行为。对于这样的行为，宋元以来，出现了相当多严厉的批判声音，比如著名的理学家朱熹尝言：　
　俚俗相传，疫疾能传染，人有病此者，邻里断絶，不通讯问，甚者虽骨肉至亲，亦或委之而去，伤俗害理，莫此为甚。或者恶其如此，遂著书以晓之，谓疫无传染，不须畏避。其意甚善矣，然其实不然，是以闻者莫之信也。予尝以为，诬之以无染而不必避，不若告之以虽有染而不当避也。盖曰无染而不须避者，以利害言也；曰虽染而不当避者，以恩义言也。告之以利害，则彼之不避者，信吾不染之无害而已，不知恩义之为重也。一有染焉，则吾说将不见信，而彼之避也，唯恐其不速矣。告之以恩义，则彼之不避者，知恩义之为重而不忍避也。知恩义之为重而不忍避，则虽有染者，亦知吾言之无所欺，而信此理之不可违矣。抑染与不染，似亦系乎人心之邪正、气体之虚实，不可一概论也。
（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一偶读谩记），载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二十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第三四一七页。　　
若从中国的防疫史角度来看，这样的观念实在可谓是反常出现的反动思想，实际上这也是现在研究者共同的认识。
比如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华东医务生活社，一九五三年，第九十一—一〇〇页；郑洪：《南宋时期有关防疫的伦理争议》，《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二〇〇六年第四期，第三十六—三十七页。
现代对历史的认识，大抵是带着进化发展的眼光来看的，如果仅仅将疫病的危害视为对生命和健康的损害，这样的认识显然没有问题。面对会传染的瘟疫，不用说大家都知道应该采取防避的举措，那么，何以历史上有相当多士绅精英，特别是像朱熹这样对中国思想文化贡献巨大的大儒会给予严厉批判，甚至认为必须防避呢？如果仅仅从上述单一视角来解读这些史料，确实会产生令人难以理解之处。但若我们转换视角，从更多元的角度来认识瘟疫的危害，认识到，瘟疫的危害不只是生物性的伤害，而且还有由此引发的社会无序应对以及对社会道德和价值体系的冲击，那么，我们就很好理解这样的批评其实正是对瘟疫引发的道德危机的一种有效应对。而且，若历史地理解，以往的解读可能有些失于简单。近代以前，人们对于疫病传染往往源于直观的感受，缺乏科学的认识，并不明白其传染的内在机理，难以确认疫病如何传染，甚或是否传染。一方面，疫病的致死率、传染性各不相同，个人易感程度也千差万别，所以出于畏惧之心，不顾人伦道德简单隔离和弃置，不对疫病者进行必要的救治，是否真的是合理的应对，即便是从现在认识来说，也是可议的。另一方面，由于缺乏科学的认识，当时的一些隔离或远避他乡的行为，不仅未必能起到隔离的成效，而且还可能造成疾疫的传播。在这种情况下，批判为了一己之私而弃亲人于不顾的反伦理行为，本身就彰显并强化了中国社会重德的精神，也无疑对于更好地维护社会的人伦道德具有正面的意义。
　　其次再看看看情境。这里说的情境，主要是说我们解读思考，需要情境意识，即将其置于具体的历史时空来中依据人情和常识来理解，而不是按照自己的特定目的或现代认识来削足适履或以今解古。这就需要研究者要有历史主义的意识和良好的历史感。
　　对此，笔者也在研究中深有感触，比如在探究清代的城市水环境和卫生时，如果我们只是依据当时众多外国人特别日本的晚清游记的话，那就会很自然地认为当时中国城市水环境的污染已经十分严重，卫生状况也十分糟糕，但若我们将这些游记置于具体的语境和历史脉络以及多元的史料中来看的话，就会发现情况可能并非如此简单，不仅存在着其他资料乃是外人游记中不少相反的记载，还可以看到相对而言，日本人这类论述最为显著，若进一步去体会游记作者的思想观念和对中华文化的态度，则可以进一步发现，这样的表述背后不仅有不同族群的感官文化的差异，而且还有西方和日本人在文化优越感以及对中国文化认同方面的不同，即便同样是日本人，因为对中国文化情感的差异，也会直接影响到他们来中国后对当地卫生状况的切身感受 参阅余新忠：《清代城市水环境问题探析——兼论相关史料的解读和运用》，《历史研究》二〇一三年第六期，第七十一—八十五页。。这样的一种对史料语境和关系网络的深入探究，就笔者的体会，就如同一个信息解碼的过程。各种史料，无论其持何种立场、态度和性质，都会或多或少凝聚着留下这些史料者所赋予的意义，或者说信息，这些意义（信息），有些可能是显而易见的，也有些或者说更多的则往往是幽暗不明的，我们要对其凝结的意义（信息）进行译码，无疑就需要我们对史料的性质、编纂者的认知和意图以及史料表述内容的相关背景等等问题做深入的考察，纔有可能做到。
　　又如，道光三年（一八二三），苏州等东南地区发生大洪水，深处重灾区的震泽的士人王之佐雅集周边的文人同好，举行诗会，以多少有些风花雪月意味的诗歌记録下了时人的艰困、絶望、凄惨以及官府和精英们的努力，并将这些诗文编纂成册，刊刻出版 （清）王之佐：《绘水集》，清道光十三年刻本。成为今日研究探究灾荒颇为倚重的私人记録。王之佐只是一介士人，诗作者也都是以当时人士的身份来记録自己的灾荒记忆，不过官府在其中并未缺席，发生灾荒时任江苏臬司、出版该书时已荣升巡抚的林则徐为其作序，将士人的这一文人雅好之作视为展现天子仁圣、大吏贤明、士人急公好义的明证，以及可以促使时人反省时弊、善筹救荒之策的素材。举行诗会、吟诗作词乃历代文人展现自己风雅的重要手段，与凄惨困苦的灾荒和迫在眉睫的救荒似乎颇有距离，不过在历代的文献中，以诗歌的形式来咏唱灾荒及其救济的作品却并不鲜见。无独有偶，嘉庆十九年（一八一四）江南大旱，时刚刚调任海宁的知州易凤庭实施官赈后，见仍有赤贫者难以谋生，为了劝赈，遂做劝赈诗四首，并捐廉以倡，一时应和者云集，取得了良好的捐赈成效，实现了其“假风雅以行其爱民之政者”的目的，并于事后编纂出版了《海宁州劝赈唱和诗》一书 李文海、夏明方、朱浒主编：《中国荒政书集成》（第五册），天津古籍出版社，二〇一〇年，第二八二五—二九三四页。。从中不仅可以看到，灾荒及其救济早已成为诗歌这一文学体裁重要的主题，更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以诗歌的酬唱来筹集捐赈和记録灾荒及其救济究竟体现了当时中国怎样的社会文化生态？因此制作出来的文本又给我现在的研究者提供了怎样的灾荒记忆，其又在何种程度上了影响了今人对历史上灾荒的了解和认识？不用说，在传统中国社会，灾荒及其救济早已成为一种文化现象，不仅蕴含着丰富的社会文化讯息，值得研究者去解碼，而且具体情境和语境下制作的诸多文本，也或多或少影响着今人对灾荒的解读和认知。
再如，我在研究扬州的一位医生李炳时，就看到很多现代著作都因为他有高尚医德而关注到他。而根据则主要源于李炳的朋友焦循为他写的墓志铭中的这样一段话：　　
君为贫人贱士治疾，必竭尽心力，寒暑暮夜，闻召即行，而短于伺候富室显者，故身后无余财。胸有定见，不善随众浮沉，病已则戒勿药，不屑以调理为名，奔走射利。或制一方，令服百剂、数十剂不更，增损均与世俗医相反，而识者遂希。至于生死在呼吸之际，人攻君补，人塞君通，人寒君热，以口舌争之而不足，以身名性命誓而决之，手调其药而坐验其啜，不效不已。
（清）焦循：《名医李君墓志铭》，载刘建臻点校：《焦循诗文集》（上），广陵书社，二〇〇九年，第三九三—三九五页。　
　但如进入具体的历史情境，这样说法似乎给人以隔靴搔痒之感，同样是给人治病，他怎么会嫌富爱贫，难道他跟钱有仇？揆诸情理，实在有违常识。实际上，我们只要看看他留下的医案，也很容易发现，目前留下的记载中，他给富人看病的记録远多于穷人。要理解这一问题，似乎就需要我们进入历史的情境，并注意文本的性质。通过梳理，我们了解到李炳曾尽心竭力通过医术救过焦循独子的命，可以说是焦循的恩人，而且这样的赞语还出现在墓志铭这样特别的文体中，显然不能不考虑，这实际上乃是焦循为其贫穷曲为辩解。从中我们得到确定的信息，实际上主要是李炳的贫穷，仅此简单地认为他医德高尚，无疑是未得要领。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焦循之所以以这样的方式来为其辩解，也不是没有缘由的。通过对资料的细致分析，我感到，李炳并不见得不愿意为富贵显者诊视而获得较高的报酬，而是他不善于与他们打交道，而且也不太为中上流社会所接受和信任。而之所以造成这种状况，不在于他的医术，而是他的性情和行医方式等因素使然。 余新忠：《扬州“名医”李炳的医疗生涯及其历史记忆——兼论清代医生医名的获取与流传》，《社会科学》二〇一一年第三期，第一四二—一五二页。

　　就此可见，如果我们能通过自己的深入系统的历史学训练，一方面不断更新理念，拓展视野，能够选择更适切的视角来展开相关议题的探讨；另一方面，加强自己的历史学功力，特别是历史感，能够真正拥有情境意识，在尽可能深入细致挖掘史料的基础上，将其置于具体的历史情境和语境中来加以解读，则不仅可以更深入全面地发掘出史料的丰富意涵，让诸多以往未受到关注或者被认为缺乏意义的史料彰显出重要的价值，而且还可以让我们对史料的理解更为合理，从而对历史的呈现和解释也更为顺理成章，更全面真实。

二〇二〇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