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清乾隆六十年（1795）浙江杭州刻《四库全书总目》为工作底本，辅以其他八种版本进行参校。精选《四库全书·经部》提要21篇，逐一进行校勘、注释、评析，旨在以管窥豹，展示《四库提要》的体例特点、学术成就、思想旨趣和历史功过，为读者阅读、了解、利用《四库提要》，进而从事学术研究提供参考。

前 言 001
凡 例 001
周易注十卷 001
周易正義十卷 019
尚書正義二十卷 035
毛詩正義四十卷 046
詩集傳八卷 060
周禮注疏四十二卷 076
儀禮注疏十七卷 090
禮記正義六十三卷 104
大戴禮記十三卷 117
春秋左傳正義六十卷 133
孝經正義三卷 148
經典釋文三十卷 160
孟子正義十四卷 170
論語義疏十卷 182
論語正義二十卷 198
四書章句集注十九卷 209
樂書二百卷 218
爾雅注疏十一卷 229
方言十三卷 249
説文解字三十卷 262
説文繫傳四十卷 277
重修廣韻五卷 285
集韻十卷 294
後 記 305

清代乾隆年間編纂完成的大型叢書《四庫全書》，對先秦至清代前期凡三千餘年的典籍文獻進行了大規模甄選、校勘、整理和研究，這是中國歷史文化的全面總結，其中藴含著中華民族的聰明才智、中國古代的學科結構以及極爲厚重的傳統文化精神，是一筆十分寶貴的精神財富。

一
四庫館臣對於每一部入選《四庫全書》的文獻，都撰寫了較爲詳細的提要。據學者研究，在《四庫全書》編纂過程中，産生了多種形態、不同版本的《四庫提要》，大致可以劃分爲分纂提要、庫本提要、總目提要三大類。由於四庫館臣學養深厚、態度認真，加之《四庫全書》的官方性質，《四庫提要》代表了清代乾隆時期最高的學術水準，也成爲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内容最豐富、觀點最精湛的官修目録學著作，被近現代學人奉爲學術研究之津梁。余嘉錫先生指出：“今《四庫提要》叙作者之爵里，詳典籍之源流，别白是非，旁通曲證，使瑕瑜不掩，淄澠以别，持比向、歆，殆無多讓；至於剖析條流，斟酌今古，辨章學術，高挹群言，尤非王堯臣、晁公武等所能望其項背。故曰自《别録》以來，纔有此書，非過論也。故衣被天下，沾溉靡窮。嘉道以後通儒輩出，莫不資其津逮，奉作指南， 功既巨矣，用亦弘矣。”司馬朝軍先生也説：“是書也，提要鈎玄， 考鏡源流，殘膏賸馥，沾溉百代。”其價值與地位，毋庸贅言。隨著學術研究的深入開展，學術界已經出版了不少研究《四庫提要》的學術專著，其中對提要文本進行校點、整理的就有：《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整理本）》（中華書局 1997 年版），《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海南出版社 1999 年版），《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司馬朝軍《〈四庫全書總目〉精華録》（武漢大學出版社 2008 年版），陳尚君、張金耀等《四庫提要精讀》（復旦大學出版社 2008 年版），魏小虎《四庫全書總目彙訂》（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吴伯雄《四庫全書總目選》（鳳凰出版社2015年版）等多種。這些整理著作，卷帙或大或小，内容或全録或精選，但都是僅就某一版本的《四庫提要》（浙本，或者殿本）進行標點，或者以浙本爲底本，以殿本爲校本進行校勘，最多參考一下文淵閣本，涉及到 3 個版本。而現存的《四庫提要》，最常見的就有 10 種不同的版本，所以前人的研究顯然有不完備的地方。江慶柏先生校點的《四庫全書初次進呈存目》（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年版）和趙望秦等撰寫的《四庫全書初次進呈存目校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6 年版），又爲我們提供了新的參照成果和學術起點。其次，在《四庫提要》的注釋和評析方面，衹有陳尚君、張金耀《四庫提要精讀》（復旦大學出版社 2008 年版）比較詳細，論述深入，但是該書所選提要數量甚少，無法全面展示《四庫提要》的面貌和價值。其中經部部分僅僅選入 4篇提要（《毛詩正義》《春秋左傳正義》《方言》《重修玉篇》），遠遠不能反映經部文獻的博大精深以及館臣的經學思想。此外，新近出版的王培軍《四庫提要箋注稿》（上海大學出版社 2019 年版），所選篇目僅限於集部， 亦不能全面展示四庫提要的學術成就。
有鑒於此，筆者擬全面調查《四庫提要》的常見版本，包括浙本、殿本、《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本、文淵閣本、文溯閣本、文津閣本等，參照部分稿本、初次進呈本、上海圖書館藏稿本、《四庫全書簡明目録》等。文瀾閣本多有配補，文獻價值較低，暫不列入。如果不同版本的文字相差太大，不能視爲同一文獻，那就將它們劃分爲“詳本”“簡本”“極簡本”等若干系統。對“詳本”提要進行詳細的校勘、注釋、評析，其他版本則附録於後，力圖反映四庫館臣對某一文獻的學術判斷與論學旨趣，并從個案角度揭示其圖書整理經過及學術觀點之變遷。

二
在研讀、校勘《四庫提要》的過程中，我們更深刻地感受到四庫館臣深厚的學識、精深的見解以及復興漢學的願望。
《大戴禮記》浙本提要（殿本、文津閣本同），出自著名經學家戴震之手。自漢代以來，《禮記》的傳本就有《大戴禮記》與《小戴禮記》兩個系統。由於《小戴禮記》長期列於官學，研究成果豐碩，館臣在《禮記正義》提要中重點梳理其傳習起落過程以及諸家注疏的風格特徵；而《大戴禮記》一直聲名不顯，篇目次序錯亂不堪， 幾乎瀕臨失傳的境地，戴震的書寫重心便在於厘清錯誤認知、梳理篇目次序、肯定學術價值等方面。他對《隋書·經籍志》《崇文總目》《中興館閣書目》以及陳振孫、韓元吉、晁公武等人的記載進行分析，揭示《大戴禮記》篇目錯亂的根源，在於隋唐之後“析《盛德》篇爲《明堂》篇”，把一篇拆爲兩篇，篇目順序發生變化；加之《夏小正》一篇或載書中，或别出單行，使篇數的計算更加紊亂。戴震按照既不多析《明堂》一篇，亦不别出《夏小正》一篇的正確計算方法，得出《大戴禮記》的準確篇數應爲 39 篇。此外，戴震還認爲《大戴禮記》中的《曾子》10 篇保留“曾子”篇題，實爲原《曾子》18 篇的古經遺文，有重要文獻價值。經戴震考校之後，《大戴禮記》的地位已經有了明顯提升，時人阮元稱：“今學者皆舉《十三經》之目，《十三經》之外宜亟治者，惟《大戴禮記》矣。”此後汪中《大戴禮記正誤》、孔廣森《大戴禮記補注》及王聘珍《大戴禮記解詁》等學術著作的産生，都與戴震的努力以及“十四經”研究這一新興學術風潮有關。戴震所撰提要的學術價值和影響，於此可見一斑。
《詩集傳》浙本提要（殿本、文淵閣本同），就像是一篇内容翔實的校勘記。館臣首先羅列馮復京校證《詩集傳》經文錯誤 12 條，陳啓源校證 14 條。而當代學者陳才先生以多種《詩集傳》善本（宋元刻二十卷本）對照這 26 條校勘條目，發現其中有 22 條原本不誤， 皆爲後代“傳寫之誤”。接著館臣又羅列陳啓源校勘《詩集傳》傳文錯誤 13 條（其中異文 10 條，衍文 2 條，奪文 1 條），史榮校勘傳文錯誤 10 條（其中異文 9 條，奪文 1 條），經研究也大都是傳寫訛誤，衹有少量爲朱子本人失誤。館臣所言，乃是以明代刊刻的八卷本《詩集傳》爲據，從中不難看出明刻本訛誤之多，錯亂之甚。讀者如果不知道宋刻二十卷本與明刻八卷本的區别，還真的會被館臣誤導，以爲是朱熹本人的錯誤。那麼四庫館臣爲何要不厭其煩地羅列前人對於《詩集傳》的校勘成果呢？陳才先生考察《四庫全書總目·經部·詩類》中的其他各書提要，發現館臣在不少提要中對《詩集傳》都作出了有違事實的負面評價。他們對《毛傳》《鄭箋》等《詩經》學著作中的錯誤并未過多涉及，偏偏揪住《詩集傳》的錯誤不放， 其中有很多係流傳過程中的錯誤，而不是朱熹本人的錯誤。其實《詩集傳》在元明清三代影響巨大，一直是科舉考試的標準教材，館臣却對此視而不見，隻字不提。這種現象，無疑是清乾隆時期“崇漢反宋”思想潮流所决定的。館臣刻意貶低宋學，不惜羅織罪名，移花接木，觀點實不足取。衹有《四庫全書簡明目録》論及後世遵用《詩集傳》的情况：“自元延祐定科舉法，用以取士，遂承用至今。” 也算是對《詩集傳》的一種有限度的回護。

三
通過對不同版本《四庫提要》的對比，我們還可以部分恢復館臣整理《四庫全書》的學術經過，進而管窺館臣對不同典籍的學術評價。
《四庫全書·經部·易類》收録歷代易學文獻，館臣將《周易注》和《周易正義》（亦稱《周易注疏》）一并收入，分别位居第五、第六，并各自撰寫提要。但是我們發現，《周易注》文淵閣本提要與《周易正義》文淵閣本提要（浙本、殿本同）有部分重複現象， 跟上海圖書館藏稿本提要更有大段雷同，其中原委，值得探尋。
今考《周易正義》各提要撰寫時間如下：《薈要》本（乾隆四十年二月）——文淵閣本（乾隆四十一年十月）——上海圖書館藏稿本（乾隆四十五年至四十六年）——文溯閣本（乾隆四十七年四月）——《簡明目録》本（乾隆四十七年進呈）——文津閣本（乾隆四十九年十月）——《總目》浙本、殿本（乾隆四十七年進呈，六十年刊刻）。乾隆皇帝下詔纂修《四庫全書》，時間是乾隆三十七年（1772）。次年，乾隆認爲《四庫全書》卷帙浩繁，難以披覽，又下詔在修《四庫全書》的同時編纂《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實爲《四庫全書》的縮編本），乾隆四十三年謄繕完畢，存放於紫禁城摛藻堂，以供隨時翻閲。《周易正義》首篇提要撰寫於乾隆四十年（1775）二月，上距乾隆皇帝下詔編纂《四庫全書薈要》僅有兩年，很可能是第一批編入此書的典籍，可見其地位之高。
試比較《周易注》提要的撰寫時間：文淵閣本（乾隆四十六年三月）——文溯閣本（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簡明目録》本（乾隆四十七年進呈）——文津閣本（乾隆四十九年八月）——《總目》浙本、殿本（乾隆後期）。儘管文淵閣《四庫全書》將《周易注》置於《周易正義》之前，但事實上《周易注》提要的撰寫時間（乾隆四十六年三月），却遠在《周易正義》提要（乾隆四十年二月）之後。因而，我們有理由推測，四庫館臣最初衹是决定將《周易注疏》編入《四庫全書》，并没有考慮《周易注》，因爲從内容上講，《周易注疏》已經完全包括了《周易注》；六年後他們發現，《周易注疏》十三卷對《周易注》進行了拆分、破壞，於是采納翁方綱在分纂稿中提出的“岳氏此本之精善，應存以爲校核之資”的建議，决定再將《周易注》十卷增補進來，以宋相臺岳氏刻本爲依據抄入，以存原貌。據陳曉華《“四庫總目學”史研究》，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十六日，“《四庫全書總目》初稿辦竣。旋即奉旨改變體例”；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十六日，“《四庫全書總目》編次改定，永瑢等奉表奏上。同時完成《四庫全書簡明目録》”。乾隆四十六年是《四庫全書總目》修改定稿的關鍵時期，而第一篇《周易注》提要（文淵閣本）也在這一年撰寫，恰好驗證了《周易注》是最後一批進入《四庫全書》的文獻。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十六日完成的《四庫全書總目》初稿，應該不包括《周易注》提要，因爲第一篇《周易注》提要，是乾隆四十六年三月撰寫的。
乾隆四十六年三月，館臣在爲文淵閣本《周易注》撰寫提要時，很自然要參考乾隆四十年撰寫的《薈要》本《周易注疏》提要、乾隆四十一年撰寫的文淵閣本《周易正義》提要，以及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完成的《四庫全書總目》初稿，以便相互呼應、配合。館臣發現，《四庫全書總目》初稿（上圖稿本）的内容比較充實，其中對王弼、韓康伯注的編撰、流傳、體例以及學術影響論述頗佳，於是將其大段文字移抄過來。這就造成《周易注》文淵閣本、浙本、殿本提要與《周易正義》上圖稿本提要有大量重複的現象。

四
在研讀過程中，我們還發現了《四庫提要》以及當代研究者的一些粗疏和錯誤。
有些文獻，四庫館臣没有寓目，或者因爲工作粗疏，在判斷上存在偏差。例如孔穎達《周易正義》一書，《薈要》本、《四庫全書》文淵閣本、文溯閣本、文津閣本都是以乾隆四年武英殿刻本《周易注疏》十三卷爲底本，進行謄録的；但是負責撰寫文淵閣本提要的館臣，不知爲何却手拿著明代刊刻的九卷本《周易兼義》，以此爲據撰寫提要，結果就著録爲《周易正義》十卷（正文九卷首一卷），還在提要中表示困惑：“此書初名《義贊》，後詔改《正義》。然卷端又題曰‘兼義’，未喻其故。”説明他不知道《兼義》九卷與《注疏》十三卷的區别，便武斷地將“兼義”改爲“正義”。紀昀等在彙總《四庫全書總目》時，也没有發現提要與正文的錯位，想當然地認爲該提要是根據殿本《周易注疏》撰寫的，於是在“周易正義十卷”下擅自標注“内府刊本”4 字。這就造成了書名與卷數、提要與正文不相符的情况。所以，我們在“評析”部分進行比對分析，試圖對館臣的歷史功過給予客觀評價。又如對《文選》李善注本的來源，《文選注》浙本提要（殿本、文淵閣本同）發現善注中雜有五臣之語，於是做出推測：“殆因六臣之本，削去五臣，獨留善注，故刊除不盡，未必真見單行本也。”認爲毛晋所刻《文選》李善注本，是從六臣本中抽離出來的。其實最早的李善注本是宋尤袤刻本，他撰寫的《遂初堂書目》中明明著録有《文選李善注》六十卷，説明他家裏就藏有單獨的李善注本，又何必費盡周折，從六臣本中摘録呢？館臣的錯誤判斷，影響中外學術界達二百年之久，近期纔被“文選學”專家糾正。對於這一點，《四庫提要精讀》《四庫提要箋注稿》等均未能予以揭示。
有些閣本提要過於簡略，有塞責的嫌疑。例如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六十卷，是《春秋》《左傳》學史上的經典文獻，具有十分重要的歷史文化價值。《薈要》本（乾隆三十八年十二月）、文淵閣本（乾隆四十一年五月）提要衹有區區 165 字，文溯閣本也衹有 243 字，顯然與這部巨著的價值和地位不相匹配。紀昀看到閣本提要，肯定是大失所望，於是他乾脆重新撰寫（或請人新撰），完成了 961 字的長篇提要，對於《左傳》的作者與成書年代問題、史料來源問題、《經》《傳》關係問題、《左傳》不見於《漢志》問題、注疏問題等學術公案進行梳理、考辨，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觀點。這些現象，都是通過對勘比較後得知的。
當然，館臣也有取捨失當，甚至畫蛇添足的時候。《説文解字》三十卷，《總目》提要在閣本提要之後增加了 800 餘字的按語，詳細梳理了《古文尚書》的流傳和篇目情况。這雖然增加了《總目》的學術含量，但正如胡玉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所云：“（按語）迂回不得其旨，段玉裁注極曉暢，孟《易》非壁中，尤足以破《總目》之惑。”其實，許慎《説文解字叙》中的所謂“《書》孔氏……皆古文也”，并非指古文經，而是指“古文”字形，是一種流行於戰國時期的字體。東漢杜林、賈逵傳授的《尚書》，是用古文字體書寫的，爲許慎所取資。紀昀對今古文《尚書》的發現、流傳、篇目、注釋情况反復申説，迂迴考辨，不得要領，也有跑題的嫌疑。此外，清張行孚《説文發疑》曾對“新附字”是否爲徐鉉所加提出質疑。唐代陸德明《經典釋文》、李善《文選注》中所引“濤”“劇” 等字實爲今本之“新附字”，可知在宋朝徐鉉等人重刊之前，這些字就已經存在，起碼有一部分已經存在。“新附字”并不完全係徐鉉所加。如此重要的内容，却爲館臣所遺漏，是不應該的。
在校注、評析過程中，我們還糾正了《四庫提要》以及提要研究者的某些錯誤。例如《樂書》提要，《四庫全書總目彙訂》第二卷：“暘，字晋叔，閩清人。”彙訂：“‘字晋叔’，殿本作‘字晋之’， 誤，參《宋史》卷四三二本傳。”該書《凡例》稱：“本書以中 華書局影印浙江杭州本《總目》爲底本。”今查浙本提要，却是：“暘， 字晋之，閩清人。”而殿本纔是：“暘，字晋叔，閩清人。”顯然，《彙訂》作者將浙本與殿本搞顛倒了。另外，《宋史》卷四百三十二《儒林列傳》：“陳暘，字晋之。”《［弘治］八閩通志》卷六十二：“陳暘字晋之， 祥道之弟也。”皆與浙本同，故“晋之”不誤。而殿本提要“字晋叔”之説，其實也不誤。陳暘家譜《千郎公系譜圖》：“玩公（陳暘父），朝議大夫，妣熊氏生深道、祥道、安道，繼妣謝氏生暘道、從道。”可知陳暘於五兄弟中排行第四，依“伯仲叔季”兄弟排行之序，除長子爲伯、次子爲仲，末子爲季外，中間排行之子均可稱“叔”，故陳暘字“晋叔”亦可。衹需要羅列異文即可，不需要判斷正誤。

五
由於卷帙較大，《四庫提要選注》擬分爲經部卷、史部子部卷、集部卷三帙，陸續出版。本書有以下特點：
1. 廣搜版本，力求完備。學術界對《四庫提要》所進行的校理工作，大都僅限於兩個或三個版本。例如吴伯雄《四庫全書總目選·凡例》：“僅以武英殿本及浙江書局本兩本互相參校，擇善而從，不出校記。”魏小虎《四庫全書總目彙訂·彙訂凡例》：“本書以中華書局影印浙江杭州本《總目》爲底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淵閣《四庫全 書》卷前武英殿刻本《總目》爲對校本。”二書僅限於浙本和殿本。又，司馬朝軍《〈四庫全書總目〉精華録·例言》：“本書所選提要， 以浙本《四庫全書總目》爲底本，以殿本《四庫全書總目》、文淵閣本《四庫全書》卷端提要爲參校本。”則擴大到 3 個版本的比較。即便是專題性研究如李建清《〈四庫全書總目〉小學類提要匯校與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19 年版），“用殿本作底本，參用浙本和書前提要之《薈要》本、文溯本、文津本相校”，亦僅限於 5 種版本。本課題則進一步擴大範圍，將版本擴充爲 10 種：分纂稿、總目提要（浙本、殿本、初次進呈本，上圖稿本）、庫本提要（《薈要》本、文淵閣本、文溯閣本、文津閣本）和《四庫全書簡明目録》。通過比較不同版本的文字異同、内容繁簡、觀點差異，管窺各版本提要的學術價值，進而分析四庫館臣學術觀點的變遷。這一校勘，無疑是對現有學術成果的突破，對“四庫學”研究具有一定參考價值。
2. 卷帙適中，選目典型。魏小虎《四庫全書總目彙訂》收録提要一萬餘篇，卷帙巨大，無暇作注；吴伯雄《四庫全書總目選》卷帙較小，也没有作注。司馬朝軍《四庫全書總目精華録》收録提要1000 則（篇），每一篇提要皆有簡要注釋，以學術考證爲主，可資研究者參考，但不利於一般讀者閲讀。本書擬收録《四庫提要》100 篇，每卷 25 篇左右，卷帙大小適中。選目兼顧提要對象的代表性和提要本身的學術性，例如《經部卷》部分，就以“十三經” 和小學著作爲核心，同時還有意選擇了一些内容相關、彼此血脉相連的典籍（例如《周易注》與《周易正義》，《大戴禮記》與《禮記正義》，《説文解字》與《説文繫傳》）的提要，更便於讀者研究、比較。
3. 注評詳盡，雅俗共賞。對每篇提要都進行詳細的注釋，包括人名、地名、書名、典故等。語言上力求通俗易懂，方便於一般讀者的閲讀與學習。注釋之後，尚有評析文字，不僅概述提要基本内容，還對其功過得失進行評判，并比較各版本之異同，梳理館臣觀點之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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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5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