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对华调查档案资料丛刊》系统整理近代日本对华调查的文献资料，分辑影印出版。第十辑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华南抗战历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的重要成果，收录近代日本对华南地区的调查资料二十九种，成书十五册。全书依据调查区域、文献内容和形成时间综合排序，内容包括经济社会概况、农业调查、交通调查等。调查机构包括日本外务省通商局、广东日本商工会议所、兴亚院广东派遣员事务所等。此次所收原始文件封面上多有“秘”或“极秘”字样，内部发行，较为稀见，对于研究日本对华决策和侵华史实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第一冊

南支経済論  河合俊三著  三笠書房、一九四一年出版……一

南支ノ農業農村  沼田政次著  東洋社、一九四二年出版……二五三

 

第二冊

南支那農業経済論  根岸勉治著  野田書房、一九四〇年出版……一

 

第三冊

南支那重要港ノ港勢  台湾総督官房調査課編  台湾総督官房調査課、一九二二年出版……一

在広東帝国総領事館管轄区域内事情  外務省通商局編  外務省通商局、一九二三年出版……二六三

 

第四冊

広東誌  南支派遣軍報道部編  東洋文化研究所、一九四〇年出版……一

 

第五冊

新広東  広東日本商工会議所編  広東日本商工会議所、一九四〇年出版……一

主トシテ工場統計ヨリ観タル本事変前後ノ広東ノ状況  興亜院広東派遣員事務所編  興亜院広東派遣員事務所、一九四〇年出版……三六五

新生ノ広東経済  同盟通信社編  同盟通信社、一九四二年出版……四〇三

 

第六冊

広東之現状  広東日本商工会議所編  広東日本商工会議所、一九四三年出版……一

広東食糧問題附録統計表  興亜院広東派遣員事務所編  興亜院広東派遣員事務所、一九四二年出版……四三五

 

第七冊

広東省農村調査報告  興亜院広東派遣員事務所編  在広東大日本帝国総領事館、一九四三年出版……一

 

第八冊

両広ノ鉱業  在広東日本帝国総領事館編  在広東日本帝国総領事館、一九三九年出版……一

資源広東  平野健編  南支日報社、一九四五年出版……五一

広東客家民族ノ研究  外務省情報部編  外務省情報部、一九三二年出版……一八五

広東金融月報（昭和十四年十一月—昭和十五年一月）  興亜院広東派遣員事務所編  興亜院広東派遣員事務所、一九四〇年出版……二一九

広東工業月報（昭和十六年五月—昭和十六年七月）  興亜院広東派遣員事務所編  興亜院広東派遣員事務所、一九四一年出版……二九七

中山県事情  興亜院広東派遣員事務所編  興亜院広東派遣員事務所、一九四〇年出版……四四七

 

第九冊

経済上ヨリ観タル珠江開放ノ利害得失  興亜院広東派遣員事務所編  興亜院広東派遣員事務所、一九四〇年出版……一

珠江水運調査報告書  広東日本大使館事務所調査室編  広東日本大使館事務所、一九四三年出版……二一

 

第一〇冊

広東福建読本（附海南島事情）  東亜実業文化協会編  東亜実業文化協会、一九三九年出版……一

南支那ノ資源ト経済（第一巻  福建省）（一）  台湾総督府熱帯産業調査会編  南洋協会台湾支部、一九三八年出版……三八一

 

第一一冊

南支那ノ資源ト経済（第一巻  福建省）（二）  台湾総督府熱帯産業調査会編  南洋協会台湾支部、一九三八年出版……一

 

第一二冊

南支那ノ資源ト経済（第一巻  福建省）（三）  台湾総督府熱帯産業調査会編  南洋協会台湾支部、一九三八年出版……一

 

第一三冊

南支那ノ資源ト経済（第一巻  福建省）（四）  台湾総督府熱帯産業調査会編  南洋協会台湾支部、一九三八年出版……一

広西軍事拠点柳州ノ現状  興亜院広東派遣員事務所編  興亜院広東派遣員事務所、一九四〇年出版……三五

海南島建設論  吉川兼光著  大阪屋号書店、一九四二年出版……四九

海南島ニ於ケル銀事情  興亜院広東派遣員事務所編  興亜院広東派遣員事務所、一九四〇年出版……四二一

 

第一四冊

香港·海南島ノ建設  秀島達雄著  松山房、一九四二年出版……一

 

第一五冊

最近ノ香港ニ於ケル金融、財政、貿易事情一斑  興亜院広東派遣員事務所編  興亜院広東派遣員事務所、一九四〇年出版……一

香港在住支那人ノ対時局観其ノ他  興亜院広東派遣員事務所編  興亜院広東派遣員事務所、一九四〇年出版……五一

軍政下ノ香港（新生シタ大東亜ノ中核）  東洋経済新報社編  東洋経済社、一九四四年出版……八五

二〇一五年七月三十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抗战研究要深入，就要“加强史料收集和整理”，更多地通过档案、资料、当事人证词等人证、物证，“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中外学界对于日本对华调查资料的研究大多聚焦于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满铁”）、东亚同文书院、日本外务省、日本商工会议所、关东军、兴亚院对东北、华北和华中地区的调查，而对日本在华南地区的调查关注不足。中国华南地区既是被日本帝国主义势力较早渗透的区域，也是其实施“南进”战略的重要跳板。为了配合日本在中国进行的资本渗透、军事侵略和经济掠夺，日本情报调查机关对华南地区的军事地理、重要国防资源、工业企业等进行了重点调查，留下了大量的调查报告、地图、统计资料等档案文献。这些资料为日本最高决策层制定和实施侵略华南政策与“南进”战略提供了情报支撑，它既是日本侵华的罪证，也是研究日本侵华史的重要史料。日本投降之后，一大批有关华南调查的日文文献被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接收和保管。这些文献能够较为系统地反映华南地区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文化等状况，内容极为丰富、全面，是研究华南抗战不可或缺的基本史料，且相当一批书籍已存世不多，搜寻不易，原件平时很难对普通读者开放，有的可说是馆藏之宝，弥足珍贵。


一、日本华南调查的主要事项


日本的华南调查机构可以划分为六种类型。第一类是日本军政机关所属调查机构，主要有外务省情报部、通商局、驻华南各地领事馆、台湾总督府所属调查机构、南支派遣军报道部和调查班、兴亚院等，此种机构主要是为日本军政当局制定华南政策提供情报；第二类是“国策会社”所属调查机构，包括满铁、台湾拓殖株式会社、台湾银行、华南银行、福大公司下设调查科，此种机构主要为日本当局提供经济、资源情报；第三类是协会式调查机构，主要包括南支调查会、东亚技术联盟、东亚研究所、南洋协会、太平洋协会、南方经济调查会、南洋经济研究所等“国策调查”研究机构；第四类是大学附属研究机构，包括东京帝国大学南方资源研究会、京都帝国大学东亚经济研究所、台北帝国大学调查机构，以及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与台北高等商业学校联合设立的“南支南洋经济研究会”等，这些研究机构虽然标榜学术研究，但其所进行的调查大部分都是受军政当局指定的“委托调查”；第五类是杂志社和通讯社，包括南支日报社、东洋经济新报社、同盟通信社等，主要刊载、发表对华问题论说、中国相关调查研究等文章；第六类是由日本商人组成的广东商工会议所。其中，台湾总督府所属机构组成的“南洋派”和兴亚院、南支调查会等“中央派”是调查的主力。


从调查的主要事项来看，最受重视的莫过于对矿产资源、工业、经济等与战争直接相关的事项的调查。调查方法主要分为文献调查、实地调查，又有综合调查、专题调查等多种类型。其中，在文献调查方面，既包括对文献的分析性调查研究，也包括对中文或外文文献进行翻译。在实地调查这一类型中，既有短期调查后提出的调查报告，也有长期任职于华南地区的日本人完成的调查报告。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些调查报告是文献调查与实地调查相结合的产物。


（一）农林业和农村调查


华南地区大部分处于亚热带和热带地区，自然资源丰富，大面积种植了桑树、茶树、橡胶树以及各种经济作物，蚕桑业、橡胶业、制茶业较为发达。


早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台湾总督府和日本外务省就已经动员所属部门和机构展开了对华南地区农业问题的调查。一九三八年之后，日军在沦陷区实施了“以战养战”的政策，试图打着“开发”的旗号掠夺当地农副产品以满足其军粮需求。为了对其经济掠夺提供信息支持，日本的各种机构在各地日军的配合下开展了文献调查和实地调查。文献调查成果主要有一九三八年由台湾总督府热带产业调查会编辑的《华南的资源和经济》。该书第一卷由井出季和太主编，堤正敏、魏根宣、林阿仁协助整理和翻译了相关中文资料，内容涉及福建省的地理、人口、农林业、工矿业、水电、交通、邮政、金融、财税等诸多方面，重点分析了该省的土地利用情况、主要农作物、各县佃农制度、农村金融、农村合作社、农业改良计划等，对闽北南平地区林业衰落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


日本对华南地区农业问题的实地调查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一九三八年末至一九四〇年，第二个阶段是从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投降为止。第一个阶段主要有两次大规模调查。第一次是综合调查，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四日持续到翌年二月，由南支调查会和南支派遣军调查班联合主导，班长是台北帝国大学理农学部教授白鸟胜义，成员分别任职于南支调查会、台湾总督府、台湾电力株式会社、台湾银行，还有台北帝国大学、台北高等商业学校的学者。二十九名成员中有四名农业专家，他们主要调查了广州的南沙、番禺，以及佛山、顺德、中山等珠三角地区的重要农业区。其中，台北帝国大学农林系教授根岸勉治根据调查结果和搜集到的中文文献，撰写了《华南农业经济论》。该书不仅分析了华南半殖民地化的过程、华侨对华南工商业的影响、广东和海南岛农产品资源开发政策和农村经济特点等宏观问题，也对广东和海南农村的人口密度，耕地面积，经营规模，贫、富、中农所占比例，地租，农业税额变化，政府的稻谷增产计划、垦荒计划和对蔗糖产业的垄断，海南岛的橡胶、椰子油、咖啡、菠萝产业的发展等进行了研究，指出南洋华侨的侨汇是华南工商业发展的主要资金来源，太公田制度的存在是广东农村经济的重要特征，粮食增产和经济作物种植是华南农业经济的核心问题。


第一阶段的第二次调查是一九三九年五月十七日—七月十九日对海南岛的调查。由南支调查会、东亚技术联盟、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三方联合组成调查班，以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教授中村贤太郎为班长，四名农林专家为成员，调查了海南岛的土壤、水稻产量、橡胶种植情况。根据实地调查的结果，中村贤太郎撰写了《海南岛橡胶栽培事业的实地报告》《从林业研究的角度看海南岛》等报告。可以说，日本对海南岛的调查获得了军方的支持和保护，从本质上说是军事侵略的副产品。调查活动结束后，日本海军将陆军的势力逐出海南岛，建立了海军主导下的一元统治体系，海南岛调查的主导机构也从拥有陆军背景的南支调查会变为了拥有海军背景的台湾总督府所属机构。


第二个阶段，对广东和海南岛的农业调查由不同主体推进。其中，广东农村农业调查主要由兴亚院广东派遣员事务所进行。一九四一年十—十二月，兴亚院广东派遣员事务所调查室对沦陷区的农村进行了调查，并撰写了《广东省农村调查报告》。调查地区主要有两大块，一块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东莞、南海、番禺、中山、增城的二十四个乡村，另一块是潮汕地区的澄海、潮安、潮阳的五个乡村，调查人员有清水弘、沼田政次、藤冈保夫、石锡纯四人，清水弘负责调查的领导和协调工作。通过调查，得出了以下结论：第一，日军的侵略严重打击了生丝、潮汕刺绣等商品的出口，也阻碍了南洋侨汇的寄送，导致广东农村的破产情况加剧；第二，全面抗战爆发后农村宗族制度的衰落情况愈发严重，很多村子已经无力举行祭祖活动；第三，农村的农业生产技术、施肥技术、农具及稻种都有待改进。同年十二月，沼田政次又根据对南海县和潮汕地区农村的调查结果撰写了《华南的农业农村》。


对海南岛的农业调查由拥有海军背景的台湾总督府进行。一九四〇年十—十二月，台湾总督府外事部联合殖产局，组织了台北帝国大学、农业试验所等机构的专家组成“殖产局海南岛农林产业调查团”，先后三次前往海南岛进行调查，编纂了《海南岛的水稻生产》《海南岛农林开发参考资料》等。此外，台湾总督府还组织台北帝国大学成立学术调查团，先后在一九四〇年末至一九四一年初和一九四二年二—三月间调查海南岛的农业，形成了大量的调查报告。


（二）矿产调查


华南地区藴藏着一些与军事工业有着密切关系的资源，被日本视为“重要的国防资源”，受到各调查机构的关注。满铁、日本驻广东总领事馆、南支调查会、广东日本商工会议所等机构对此开展了文献调查和实地调查。


文献调查主要由满铁、日本驻广东总领事馆和广东日本商工会议所负责。一九三九年初，满铁应日本军方的要求，派遣了由六人组成的调查班，与军方的调查班一起对华南地区进行了调查。同年十一月，日本驻广东总领事馆委托特聘人员李健升翻译了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国民政府实业部地质调查所刊印的《第五次中国矿业纪要》中有关两广的部分，编辑了《两广的矿业》。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七日，日军占领广东北部的乐昌、韶关等粤汉铁路沿线地区，打通了所谓的“大陆交通线”。在这一背景下，广东日本商工会议所理事平野健组织译者翻译了广东省政府于一九三六年六月编辑出版的《铜业专号》，整理了香港《循环日报》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五日—五月八日连载的《各县实业物产及富力调查》，分析了广东省八十三个县的矿产资源分布情况，编辑出版了《资源广东》一书。


实地调查则由日本陆军御用调查机构南支调查会负责，该会先后组织了两次矿产地质调查。第一次调查是在一九三九年三月。在南支派遣军的支持下成立了“国防资源调查团”，全面展开对广东的煤炭、铁矿、油页岩、钨矿等国防资源的调查。根据调查数据，南支调查会先后编纂了多部有关广东省矿产资源的报告。第二次调查是在同年十月。南支调查会与东亚技术联盟组成调查班，地质矿产专家大井上义近担任班长，对广东沦陷区的矿产资源进行勘探和调查，绘制了精确的埋藏图，撰写了大量的报告。


华南矿产报告中有很多关于“钨”的调查报告。如吉村万治《广东实地报告》介绍了三井物产株式会社、石原产业株式会社、杉原产业株式会社、台湾拓殖株式会社和昭和电工株式会社的采购区域和活动情况，以及香港和澳门在被日军占领前的钨贸易。南支调查会研究员冈本一雄编纂了《关于在广东珠江三角洲及邻近地区购买钨的工作计划报告》《广东省拥有采矿权的矿区表》。《工作计划报告》系统介绍了全面抗战爆发后出现的珠江三角洲至澳门的钨走私路线，指出澳门英华公司的赵汉一、义利公司的胡一风和中山县的县长合作进行了钨交易。《矿区表》根据全面抗战爆发前广东省政府的调查数据，列出了矿产公司的名称和地址。


（三）港湾和水运调查


华南沿海一带的港湾由东向西主要有厦门、汕头、广州及海口港。早在一九二一年，台湾总督府官房调查课就派遣井出季和太于三月八日—四月十日前往厦门、汕头、广州视察港口。井出季和太于一九二二年编撰了报告《华南重要港湾的情况》，对三个港口的地理情况、基础设施、贸易、海关及关税进行了分析。一九三八—一九三九年，日本海军在陆军的配合下占领了华南沿海和海南岛数量众多的港口。为了将从华南各地掠夺的资源运回日本和建设“南进”基地，日本海军试图根据华南地区独特的地理条件，对华南沿海港口进行改造和扩建，并为此进行了相应的调查。


一九四〇年一月，日本海军水路部与兴亚院、台湾总督府组成联合调查团。该调查团分为四个调查班，第一班广州港调查班，第二班汕头港调查班，第三班厦门港调查班，第四班海南岛港口调查班。调查班成员除了水路部的人员外，大多来自台北帝国大学、台湾总督府所属调查机构、东亚海运株式会社企划课、兴亚院技术部等机构。从其调查班人员编成情况看，所有调查员均有日军嘱托身份且大部分调查员为高等官、判任官，说明其调查活动具有明显的军事性质。


从其调查范围及内容来看，此次调查范围广、内容全，辐射福建、广东、海南等地，涉及厦门、汕头、广州、海口港、清澜港、榆林港、三亚港、新英港、博鳌、新村、海头、北黎、莺歌、保平十四个港湾。调查团对华南沿海和海南岛的重要港湾从地理位置、通航现状等方面作了细致、深入的调查研究，对珠江水系几条重要河流进行了水运、水路、设施现状及产业调查，且均提交了详细的报告。日本海军水路部主要负责港口工程勘测时涉及的测量工作，进行了港口地形测量、海洋水文观测，以及海底泥沙运动和海底地质调查。此外，日本海军水路部对海南岛的海口港、清澜港、榆林港、三亚港、新英港的地质情况进行了调查，得出的结论是海口港不适于建筑港口，而清澜港、榆林港、三亚港、新英港可以筑港，特别是榆林港是天然良港，三亚港是最好的避风港。调查的“成果”被日本海军掌握、利用，为其建设海军基地和掠夺华南资源提供了重要参考。


除日本海军水路部主导的港湾调查外，兴亚院广东派遣员事务所也对珠江流域进行了调查，并编辑了“极秘”报告《从经济方面看开放珠江的利害得失》。因为广东珠三角地区沦陷后，日本海军特务部从经济封锁和军事侵略的需要出发，于一九三九年二月宣布封锁珠江，除获得授权的日本船只外，中国及其他国家船只禁止通行，影响到沦陷区物资供应和日军的经济掠夺。所以，编纂者强调：“该地与长江流域情况不同，开放珠江航运对军事和治安的影响远大于长江流域，因此本报告主要探讨‘经济方面的利害得失’，以供制定政策，将广东三省联络会议决定事项另附在报告后面，提交给中央。”经过日本陆海军和日本驻广东总领事馆、兴亚院的协商，于一九四〇年四月二十日开通了广州至香港和广州至澳门的往返航线，但由日军授权的日本航运公司垄断。


（四）工业调查


广东珠三角地区沦陷后，台湾总督府所属调查机构、台湾拓殖株式会社调查课以及南支调查会对广州西村工业区和佛山、东莞的制糖、缫丝、造纸、橡胶、机械制造等轻、重工业进行了调查。


日本各调查机构搜集的中文资料主要有《广东省营工业概况》《广东工业建设概况》《广州之工业》《广东建设月刊：化学工业专号》《广州区第一蔗糖营造场概况》《广东省省营糖厂概况》《番禺、增城、东莞、中山糖业调查报告书》《广东工业建设概况（第一种：西村士敏土厂）》《广东建设厅士敏土营业处年刊》；编纂的调查报告主要有《华南及南洋的工业》《福建省的工业》《华南的糖业》《华南及南洋的糖业》《广东省经济的特质及其工业》，编纂者为南支调查会、台湾总督府殖产局商工课、南洋协会台湾支部、东亚研究所等机构。日本占领军依据调查结果对广东沦陷区的工业实行统制，一方面强占重要工业企业，将其委托给日本公司经营，另一方面则将一些企业先进的工业设备拆卸运回日本。如将广州西村士敏土厂交由日商浅野士敏土株式会社经营。广东省营制纸厂先是被日本海军军部占领，后被委托给日本王子制纸株式会社经营。汪伪政权成立后，再生制纸株式会社利用日伪势力，将纸厂经营权夺去。一九四〇年五月，再生制纸株式会社将纸厂的全部机器设备运回日本北海道重新设厂。新造、市头、顺德、揭阳四家省营新式糖厂，在沦陷期间被日军占据，部分设备被劫掠到日本。


兴亚院广东派遣员事务所也对广州市市内的工厂进行了调查，并形成了相关报告。如《从工厂统计看本次事变前后广东的情况》介绍了各工厂恢复生产、工人复工情况等，指出广州沦陷前营业的三万三千家工厂中只有三千二百二十五家恢复生产和经营。《广东工业月报》则对广州的电厂、水厂、水泥厂、啤酒厂、造纸厂、火柴厂、香烟厂的生产情况进行了统计和调查。


（五）兵要地志调查


兵要地志即军事地理情报，包括兵力部署、地形地貌、气候气象、社会经济状况、民生文化、卫生等内容。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在外务省、兴亚院以及民间学术机构的配合下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这些兵要地志调查活动配合了日军的侵略，为其筹划战事提供了精准的情报。


台湾军（日本驻台湾的侵略军）为了配合军事侵略，不断地更新有关华南地区的兵要地志数据。台湾军参谋部在一九三七年二月曾整理了搜集到的有关福建沿海地区机场的情报，并将其汇总刊印了《华南航空兵要地志》，八月又根据间谍获取的最新情报，修正了有关漳州机场、金门岛备用机场的情报。


与此同时，日军参谋本部和大本营陆军部根据侵华战争的需要，紧急汇编、整理中国各省的兵要地志概要，其中就包括广东、广西、海南岛等华南省份的兵要地志。而且，随着战争的持续及收集的情报资料不断丰富，日军还持续对已出版的兵要地志加以修订、补充。如《广东省兵要地志概说》，就有一九三七、一九三八、一九四四年三个版本。


不仅如此，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兵要地志班还在占领中国各地时盗取、搜缴了大量的兵要地图，用于作战。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日本占领南京后，第二野战测量队南京小川部队盗取了大量的中国兵要地图，其中包括少量的华南地区的地图。除在南京外，日军在其他地区也掠夺了大量军事地图，其中一九三七年八月—一九四一年七月掠夺了三千余幅中国测量人员绘制的华南地区的地图。


侵略华南的日军部队还成立了兵要地志班，每年都对华南各地进行调查。如第二十一军参谋部自一九三八年起陆续完成了一系列“极秘”兵要地志资料的编纂。同时，第二十一军下属的一线部队也直接对各战场进行实地调查，如第一〇四师团参谋部编的《广东北部至泡江河畔作战线路资料》，收录了《粤北气象之参考》《北江的水路状况》等资料；第五师团下属步兵第九旅团一九三八年编纂的《广东人特异性及注意事项》，分析了广东的民风；近卫混成旅团编印的《粤北作战地区兵要地志概说》，介绍了粤北兵要地志情况。此外，第十八师团编印的粤北兵要地志资料，作为补充材料被收录到一九四四年版《广东省兵要地志》中。高岛部队司令部也编印了《广东省西部及东部矿物资源调查》《福建省沿岸兵要地志资料》等。


（六）金融调查


金融是经济的命脉和财税的基础，因此成为日本侵略者重点关注的对象。华南沿海地区的各大城市沦陷后，日本军政机关就利用日资银行对沦陷区的金融进行了统制，并强迫私营钱庄成立“同业工会”，将其置于日本银行控制之下，同时通过发行军票和伪币等方式掠夺财富。为了配合军政机关的金融统制和财富掠夺，兴亚院广东派遣员事务所、同盟通信社等机构进行了一系列相关调查。


日军在沦陷区依靠军事力量强制推行的军票，由于没有准备金和保证金，没有任何信用，且因日军压低法币、毫券、港币与军票的兑换比率，军票遭到了民众的抵制。一九三九年十月二十六日，伪广州市公署发布《纸币歧视暂行罚则》后，曾前后两次将市内钱庄店员带到治安处问话，同年十二月一日宪兵队将公认钱庄公会顾问黄壮飞传讯到宪兵队本部。兴亚院广东派遣员事务所对此进行了调查，并将结果刊载到《广东金融月报》上。


除了广州外，兴亚院广东派遣员事务所对香港和海南岛的金融市场也比较关注。《最近香港金融财政贸易情况一览》依据香港和广州正金银行提供的情报，对香港和广东银行银号、广东银毫管理办法、纸币管理规定、香港所得税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海南岛的白银流通情况》则介绍了海南岛日军采取物资交换和罚没两种方式攫取白银，设立银行发行新货币，实施对法币的货币战等方面的情况。此外，同盟通信社广东特派员菊江荣一则对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前后广州的产业、贸易、货币金融情况进行了调查，撰写了《新生的广东经济》。


二、日本华南调查的影响


（一）水路部华南沿海海域调查与日本海军登陆作战之间的关系


日本海军水路部为日军作战部队提供了全方位的情报，是日军指挥官了解战区地理条件和实施军事行动的重要依据。


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日军参谋本部根据海军水路部提供的调查报告先后印制了两版《广东省兵要地志概说》，为此后日军登陆大亚湾和进攻珠三角地区提供了情报支持。该《概说》评述了广东沿海地区的八个登陆点（汕头附近、汕头港、企望湾及海门湾附近、碣石湾、红海湾、大亚湾、大产澳、广东港）的情况，其中对大亚湾（又称白耶士湾）的介绍最为详细。该书评述了大亚湾的地理环境、港湾面积、海流情况、可容纳舰队数量、水深、泊地、登陆地点等情况，认为“东、北、西三面被六百到八百米的山岭所包围，适宜遮蔽掩护，适宜作为大船队的停泊地和大部队的登陆点。……登陆后可以向汕头、广州进发”，指出大亚湾海域海水深，利于军舰进出，海滩是质地较硬的沙滩、硬土和石地，日军登陆时不会陷入烂泥，而且该海域守军薄弱，日军在此登陆还能避开广东海岸上的炮台。


为了让日军指挥官能够更加直观地了解大亚湾，该概说还在正文后面附上《白耶士湾上陆要点图》，标注出登陆地点，并作了详细的注释：“A鹤江宰和下涌墟附近的海滩，作为登录地点最为合适，沿岸有树木，可以从锚地乘坐小船登陆；B范和冈和稔山墟附近的海滩，容易徒步通过，沙丘、树木较多，接近海丰至惠州的公路；C白沙布附近的海滩，旁边有岛屿，会妨碍大部队行动，且离锚地较远，但方便进攻淡水；D巽寮泛附近的海滩，周围山岭陡峭，基本上没有树木，陆路交通不便；E平海镇附近的海滩，主力难以登陆，只适合一部分部队登陆，交通不便；F大鹏城附近的海滩，接近锚地，适合作为登陆点。”


依据上述情报，日军第二十一军于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二日凌晨登陆大亚湾。“右翼由第一〇四师团和第九旅团担任。他们兵分二支，一支在平海的碧甲沿海沙滩登陆，到稔山后沿西北方向继续进攻平山……另一支在霞涌圩以东登陆……担任中路和左翼的日军第十八师团，其左翼支队在澳头圩西南约五公里的倒装湾小桂登陆……（中路）登陆地点在澳头圩以东五公里的官溪的马涌至霞涌以西的桂米涌”，登陆后互相配合占领淡水镇。霞涌圩即《白耶士湾上陆要点图》中标注的下涌墟，平海即平海镇。


（二）水路部港湾调查与日本海军基地建设之间的关系


根据水路部提供的情报，日本海军在华南沿海港口和南海岛礁上建设了大量的水面舰艇、潜艇基地，以及航空基地、兵站、物资补给基地，形成了以海南岛为中心，东起台湾，西至西沙群岛，南到南沙群岛，包括南澳岛、三灶岛、万山群岛、南鹏岛、涠洲岛、南海诸岛等众多岛屿的海上岛链，以及由厦门、汕头、广州、虎门等港口城市构成的陆上防守链。日本海军企图通过这些据点上的基地进行军事联系，加强对海上交通线的控制，提高对据点周边地区的打击能力，从而达到封锁中国和进攻南洋的目的。一九四〇年九月二十一日，日本海军部队集结于三亚基地，二十六日黎明在越南海防附近登陆，实施了“IC 作战”。此次强行进驻的成功，提高了日军对海南岛战略价值的认识。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在日军进攻东南亚的过程中，华南地区的海军基地，特别是三亚港成为部队集结和登船的地点。驻上海、宁波的第五师团和驻广州增城的第十八师团在三亚集结，在南遣舰队和第三飞行集团的护卫下在马来半岛登陆；驻汕头的近卫师团和驻海口的第四十八师团则先通过海路至柬埔寨和泰国，然后再登陆马来半岛。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海军继续建设海南岛的港口。一九四二年，日本海军水路部与内务省、台湾总督府组成联合调查团，对榆林港、清澜港、海口港等主要港湾进行了调查。调查报告指出：“海口港徒具港湾的虚名，外洋船舶只能停泊在离港口较远的锚地，船上的货物亦只能冒着风浪卸载，所以风急浪高的天气无法卸货。从地形以及海域情况看无法进行根本性的改良，建议修建大型码头。”根据这一建议，日本海军海南警备府修建了秀英码头，加长了长堤，进行了港口疏浚、堤岸建设，安装了大型起重机。


对于榆林港，海军水路部的调查报告指出：“榆林港水深十米以上，但面积狭窄，且遍布珊瑚礁，大型船只难以通行。因此需要对珊瑚礁实施爆破，才能停泊多艘一万吨级轮船。”根据这一建议，日本海军对榆林港附近的珊瑚礁实施了爆破，并在榆林港西南方向建造了四百米长的岸壁，可供两艘五千吨级船舶同时停泊，同时建造了货物仓库、给水设备、火车线等。


除了日本海军外，参与掠夺海南岛资源的日本企业也参与了港口建设。如经营田独矿的石原产业株式会社在榆林港东侧建设了安游矿石码头，在安游一百五十米栈桥的内侧修建了水深九米长一百七十米的岸壁，可以同时停泊两艘一万吨级船舶，而且在岸壁上安装了两条传送带，每小时可以从储矿场传送七百吨矿石到船上，一天可以装卸两万吨矿石。


可以说，通过港口建设，日军不仅获得了海军基地，日本的国策公司也通过港口将攫取的矿产资源运回日本，达到了“以战养战”、为其侵略战争服务的目的。


（三）矿产资源调查与经济掠夺的关系


日本占领军在华南沦陷区实施“以战养战”的政策，对工商业、金融业、矿业实施全面统制和经济掠夺，以使这些地区的经济纳入其战争经济体系，为其侵略战争服务。


华南地区拥有丰富的铁、钨、金、锡、煤等资源，钨矿资源主要集中在粤赣、粤湘边界等南岭地区以及广东沿海，铁矿资源则主要集中在海南岛。为了进行资源掠夺，日本各调查机构对沦陷区的矿产资源分布进行了调查，编制了大量的调查报告。钨砂是一种具有特殊军事用途的稀有金属矿产，可以用于制造穿甲弹和生产枪管。因此，日军对钨矿资源的调查最为全面，这些资料为日本占领当局掠夺和走私钨矿提供了重要的情报。一九三八年五月三十日日军侵占广东阳江的南鹏岛钨矿后，由日本海军与三菱公司共同负责采掘，并将该矿命名为“华南第一矿场”。一九三八年六月—一九四五年五月，日军在南鹏岛开采了七年，仅一九四一—一九四五年，掠夺钨砂的数量即达到了一百零二万吨以上。





日本对中国华南地区的调查，是日本帝国主义扩张政策的产物。其出发点是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提供情报，其最终目标则是为了解决日本政府在抗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面临的深刻困境。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日本调查机构的调查范围广泛，重点也并不突出；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战略物资消耗巨大，情报调查机构的调查重点也随之转为对经济和资源的调查，进一步凸显了为战争服务的目的。如南支调查会通过实地调查和文献调查，掌握了大量有关中国华南地区的经济和资源的情报，为日本占领军的经济掠夺提供了情报支持。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日本的调查研究机构在接受政府的“指导”和经费赞助的同时，仍然拥有着一定的学术自由；一九三七年之后，日本军部开始全面介入学术研究，一方面成立了以南支调查会为代表的御用调查机构，另一方面通过资金支持和人员征用等方式，强化了对已有学术机构的控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建立了以军部为核心的情报调查和学术研究统制体系。随着战时统制体制的建立，日本的各种调查机构和研究机构被统合，完全沦为从属于军部的御用机构。


总而言之，抗战时期日本对中国华南地区的调查研究具有明显的侵略性和掠夺性，完全是为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服务的。调查机构和研究机构依靠着军方势力，获得了大量占领地的文献资料，同时通过实地调查，掌握了大量一手的原始数据。如南支调查会从中国华南地区掠夺了大量文献资料，并组织人员翻译这些资料以供战争需要，同时又派人到占领地的工矿企业进行实地调查，为经济掠夺提供情报支撑。


战争结束之后，这些资料虽然失去了应用价值，但作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证仍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等待着研究者的发掘。





吴佩军


二〇二四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