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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第一次将两汉以来的经学散佚文献,从诸多后代辑佚丛刊中辑选出来,按照易类、书类、诗类、三礼类、乐类、春秋类、论语类、孝经类、尔雅类、孟子类进行分类整理成书,在现在研究经学史、汉魏史征引的佚经资料十分有限的情况下,这些经过清代学者初步整理的经学史、汉魏史的资料宝库,对促进各专题史的研究有独到的价值,对于相关领域研究视野的逐渐扩大、研究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开展,具有重要作用。 前言:經學佚書的整理與研究 毫無疑問,當前的經學史、漢魏史研究限於資料的拮据,難以進行深入性的拓展。所以,每每有新材料的發現,研究者便視若奇珍。實際上,從某種意義上來講,資料的有限也取決於研究者視覺的有限。譬如,前代學者從古類書、叢書、史籍及相關注疏中整理出來的佚經、佚史等,大多沒有被我們當代的學者所重視。這些佚書所記載的資料是基本可信的,是對當時社會現實、思想比較準確的反映。本文擬從經學佚經整理的歷史回顧、重要的輯佚人物、傳統的佚經輯錄方法、佚經的史料價值四個方面,粗談一點自己的看法。 一 梁啟超說:“書籍遞嬗散亡,好學之士每讀前代著錄,按索不獲,深致慨惜,於是乎有輯佚之業。”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北京:中國書店,一九八五年。與校勘、箋注、訓詁、版本、目錄一樣,輯佚是古文獻整理的一種方法,是從現存可見的文獻中輯錄整理佚散的文獻,力求保存和恢復舊文獻原貌。一般來說,輯佚需有必要的條件:其一,根據可靠的書目文獻和相關記載,確定存在這個獨立的文獻單位;其二,這個文獻單位現已不見或有殘闕;其三,這個文獻單位的內容分散於不同的可信文獻中。 輯佚是文獻整理工作的重要內容。《漢書?藝文志》與《隋書?經籍志》成書時間相距幾百年,但用後者核對前者所記載的書目,可以看到文獻已亡佚嚴重。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序文”指出:“《漢志》所載之書,以《隋志》考之,十已亡其六七;以《宋志》考之,隋唐亦復如是。” 一般認為,輯佚始於宋代,《四庫》館臣及章學誠、王鳴盛、梁啟超等均認為輯佚濫觴於南宋王應麟。王氏有感於《易》獨傳王弼、《書》唯存《偽孔》,於是遍覽群書,輯出《鄭氏周易》、《鄭氏尚書注》二書,後又有感漢代齊、魯、韓、毛四家詩只存《毛詩》,又輯錄《三家詩考》。章學誠:《校讎通義?補鄭》。但這種提法在清末遭到了葉德輝的質疑。葉氏認為北宋黃伯思從馬總《意林》和《文選?舞鶴賦》李善注輯錄出《相鶴經》,才是輯佚的始作俑者。葉德輝:《書林清話》卷八“輯刻古書不始於王應麟”。現在談到輯佚的起源,多羅列二說,且爭論不休。輯佚古代稱為“鈎沉”,晉代楊方曾著《五經鈎沉》一書《晉書?賀循傳》附楊方:“(方)上補高梁太守。在郡積年,著《五經鈎沉》。”,可見輯佚出現很早。其實,孔子刪編六經,便有輯佚的特徵。有漢一代,經學傳承之初,“率有口耳相傳”《漢書?張禹傳》。,後由於經學昌明,才普遍書於簡帛,這樣的工作也有輯佚的特徵。因此,現代學者沿循舊學思路,探討輯佚的起源,沒有什麼實質的意義。 輯佚的成就在清代最大。清代輯佚活動有官私之別。官府的輯佚,以編纂《四庫全書》為中心。乾隆接受安徽學政朱筠的建議,決定按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整理《永樂大典》,把其中絕版書鈔出整理刊刻,並由此引發《四庫全書》的編纂。《四庫全書》館臣從《永樂大典》中輯出的著作甚多,如《儀禮識誤》、《儀禮集釋》、《九章算術》、《海島算經》、《孫子算經》、《五曹算經》、《夏侯陽算經》、《東觀漢記》、《續資治通鑒長編》、《宋會要輯稿》、《五代史》、《直齋書錄解題》等。這些著作當時基本世無傳本,而散見於《永樂大典》各韻部,經館臣輯出,後列入《四庫全書》,各加案語,撰寫提要。據統計,從《永樂大典》輯出的書,收入《四庫總目》的共三百八十五種,四千九百二十六卷,其中經部六十六種,史部四十一種,子部一百○三種,集部一百七十五種。曹書傑:《中國古籍輯佚學論稿》,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八年。《永樂大典》所錄之書,均是明初尚存的版本,但是古書佚散歷史很長,多不為《永樂大典》所收,因此難以滿足遍輯古書的宿願,於是清儒便轉向漢魏舊著和唐宋類書,私家輯佚隨即風行,成果也十分顯著。 清代的私家輯佚除擴大選材範圍外,注重漢晉亡佚經書的輯錄綴合是其另外一個特點。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輯佚六百三十種,其中經書四百四十四種。黃奭《漢學堂叢書》收入的史書雖然明顯增多,但二百八十五種佚書中,經解通緯占二百零一種。此外,還有專門輯錄經解和專人經解著述的作品,如余蕭客《古經解鈎沉》、袁鈞《鄭氏佚書》等。 對於古代輯佚的研究,長期以來並沒有得到學術界的重視;對於經書輯佚的研究,當然更為稀見。梁啟超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有“輯佚書”專題,可以視作對傳統輯佚工作比較系統的總結。後有劉咸炘《目錄學》專列“存佚”,對輯佚方法的研究較為精細。其他如蕭一山、趙萬里、陳垣、王重民、張舜徽等,對輯佚人物、輯佚方法也有一些探討。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後,對輯佚學的學科價值開始重視,這個時期出版的中國史學史和文獻學史著作幾乎都有專題論述輯佚,各種研究文章也日益見多。這裏我們應該注重王玉德的《輯佚學稿》和曹書傑的《中國古籍輯佚學論稿》。如果說前者還是一部介紹輯佚學一般性内容的著作,那麼後者則是“第一部刊行且頗具規模的輯佚學專著”。曹書傑:《中國古籍輯佚學論稿?序言》。 二 自宋代以來,歷代輯佚家著名者有如下數位: 王應麟(一二二三—一二九六年),字伯厚,進士出身,祖籍河南開封,後遷居慶元府鄞縣(今浙江鄞縣),歷事南宋理宗、度宗、恭帝三朝,位至吏部尚書。王氏博學多才。南宋滅亡以後,他隱居鄉里,閉門謝客,著書立說。他一生著作甚豐,有《困學紀聞》、《玉海》、《詩考》、《詩地理考》、《漢藝文志考證》、《玉堂類稿》等,共六百多卷。在輯佚方面的著作,上已羅列,此不贅述。 章宗源(?—一八○○),字逢之,山陰(今浙江紹興)人,舉人出身。積十餘年,遍採經史群籍傳注,輯錄唐宋亡佚古書,撰《隋書經籍志考證》。是書成稿後不久,稿為讎家所焚,只存史部五卷。後姚振宗著《漢藝文志考證》、《隋經籍志考證》,可訂章氏之失。據說章氏平生輯佚甚多,其書稿未及刊行,輾轉落入馬國翰之手,於是馬氏刊有《玉函山房輯佚書》。案:關於“馬竊章”一案,近人王重民有專文辯白,洋洋三萬餘言,對二人生平、家世、學養、輯佚時間、數量均作深入研究,結論是馬氏輯佚書並非來源於章氏。見王重民:《清代兩個大輯佚書家評傳》,《輔仁學誌》,一九三二年三卷一期。 王謨(一七三一—一八一七),字仁圃,一字汝麋,金溪人(今屬江西),進士出身,一生輯佚文獻豐富,功績顯著。主要有《漢魏遺書鈔》,收書五百餘種,刊行者有經部一百零八種。《漢魏叢書》輯佚書八十六種,后又廣為九十四種。另有《漢唐地理書鈔》等。《漢魏遺書鈔》所收之書,如鄭玄《孝經注》、郭象《論語隱義》等,多失傳已久,王氏輯錄這些書時,進行認真考證,並在序中說明考證結果,對後人了解各書流傳、輯錄方式有很大幫助。但是由於無大量善本資用,本書訛誤也十分常見。 余蕭客(一七三二—一七七八),字仲林,別字古農,江蘇吳縣人。作《古經解鈎沉》三十卷。凡《周易》二,《尚書》三,《毛詩》二,《周禮》一,《儀禮》二,《禮記》四,《左傳》八,《公羊》、《穀梁》、《孝經》、《論語》各一,《孟子》二,《爾雅》三。冠以諸儒姓氏著述,為《敘錄》一卷。又精選學,著有《文選紀聞》三十卷,《雜題》三十卷,《音義》八卷,《注雅別鈔》等。 袁鈞(一七五一—一八○五),字秉國,一字陶軒,浙江鄞縣人。乾隆時拔貢,嘉慶間舉孝廉方正。後主稽山書院。著有《四明文獻徵》、《近體樂府》等。袁氏沉湎於鄭玄之學,認為兩漢經學,鄭玄為集其大成者,每發一義,無不貫穿群經。然鄭書多亡,遺文佚義,十不存一,於是仿宋王應麟《鄭氏周易注》之例,與友人李賡芸取諸經義疏及他書徵引,參考前人所成輯本,輯為《鄭氏佚書》七十九卷,辨析訛謬,補正漏闕,同時一一注明出處,附以考證,共收書二十三種。鄭玄的著作,除《天文七政論》、《乾象曆注》、《論語釋義》外,大多具備。其中《周易注》、《尚書注》、《尚書中侯注》、《詩譜》四種,為袁氏手自寫定,由曾孫刻行。其他十九種,由其族曾孫袁堯年竭數年之力始為寫定,光緒四年(一八七八)浙江學政瞿鴻禨命浙江書局刊行。清儒治經,颇重鄭氏,輯鄭氏遺書者很多,如黃奭輯《高密遺書》八十四種、孔廣森輯《通德堂遺書》十七種,均不如袁氏詳備。 嚴可均(一七六二—一八四三),字景文,烏程(今浙江湖州)人。嚴氏少年好學,博聞強識,精文字、音韻、考據之學。二十歲時,見宋版經書錯誤頗多,便專意考訂校正。於是遍訪藏書世家,求購、鈔寫唐代經書拓本,比照現行經書,逐字逐句考訂,不同之處,詳加注解,著有《唐石經校文》、《金石題跋》等。嘉慶年間,朝廷編纂《全唐文》,嚴氏認為唐以前古籍亦應有總集,以與《全唐文》銜接。遂到處收集、求訪,歷時九年,收集從上古至隋三千四百九十五人著作,按時代不同分為十五集、七百四十六卷。在此基礎上,又花十八年工夫,拾遺考異,逐人整理,每位學者均有小傳,各種著作均逐字逐句考訂異同,書成定名為《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從而填補了唐以前學術史的空白。嚴氏這部輯佚巨著,學術價值甚高,但其也有一些明顯不足。由於編纂採取的標準不一致,有些資料的真偽便有問題,此外間有重複和漏收,文章亦有張冠李戴現象。對嚴可均的研究,可參見陳韻珊、徐德明:《清嚴可均事蹟著述編年》,臺北:藝文印書館,一九九五年。 馬國翰(一七九四—一八五七),字詞溪,歷城人,進士出身。自幼隨父在山西讀書,後從師金寶川、呂心源。博覽經史,文思敏捷。十九歲考取秀才,以教書為業二十載。道光十一年 (一八三一),中舉人,翌年中進士,先後任敷城、石泉、雲陽等縣知縣。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因“政績卓越”得到皇帝召見。道光二十四年(一八四四),升任隴州知州。一生喜愛古籍收藏整理,藏書達五万七千餘卷。馬氏早年家貧,無力購書,每見異書便一一鈔錄。他深感許多珍貴古籍的散失,決心做一番大規模的古書輯佚工作。“乃遍校唐以前諸儒撰述,其名氏篇第,列於史志及他書可考者,廣引博徵。自群經注疏音義,旁及史傳、類書,片辭隻字,罔弗搜輯”(清)匡源:《玉函山房輯佚書?序》。,把唐代以前已經散亡、毀失的古書,從各種著作注釋和引文裏,從許多有關文獻保留的片辭隻字中剔抉出來,加以考證,辨別真偽,盡可能还原亡佚古書的面貌,然後分門別類匯纂成冊。經過數十年的努力,終於編纂成《玉函山房輯佚書》這部輯佚學巨著。此書搜羅豐富,卷帙浩繁,是輯佚史上的創舉,為後世學者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同時寫成讀書劄記《目耕帖》三十卷。馬氏的《玉函山房輯佚書》是我國最大的一部私刻輯佚書,近人王重民推崇備至,認為馬氏當為清代輯佚第一家。王重民:《中國目錄學史論叢》,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四年。 黃奭(生卒年不詳),字右原,江蘇甘泉人,舉人出身。早年問學於江藩之門,曾輯錄各家《爾雅》古注為《爾雅古義》,從而開始了他的輯佚工作。江藩去世後,他專心漢學,十餘年中輯東漢鄭玄著作為《高密遺書》十四種。又輯唐以前的二百八十多種佚書為《漢學堂叢書》,又名《黃氏逸書考》, 該書收輯了漢至六朝的佚書,分為四類:《漢學堂經解》一百一十二種,《通緯》七十二種,《子史鈎沉》八十四種,《通德堂經解》十七種。該書對所收各書佚文均注明出處,便宜讀者復核。黃氏輯書的態度謹嚴,所取必據舊本。有些書幾乎做到了隻字不遺。因而後人認為《漢學堂叢書》優於各家輯本。參見曹書傑:《黃奭生卒年考》,《東北師範大學學報》一九九○年第六期;《黃奭著述考》,《圖書情報論壇》一九九○年第二期。 張澍(一七七六—一八四七),字百瀹,又字壽谷、時霖,涼州府武威縣(今甘肅武威市)人,進士出身。年少師從劉作垣,進步頗快。二十四歲中進士,入翰林院,後在西南、江西出任知縣、通判。道光十年(一八三○),張氏引疾辭職,結束仕宦生涯,两年后回到西安,從事學術研究,整理刊印自己的著作,成為全國頗具影響力的學者。《清史稿?文苑列傳》有傳。張澍一生著述甚豐,著有《姓氏尋源》、《姓氏辯誤》等。張氏所輯佚书一般是後世亡散的古代關隴地區學者的有影響的著作。張氏研究的領域非常廣泛,其在學術上的成就得到了學者們的充分肯定,張之洞的《書目答問》將其列入經學家、史學家和金石學家。清代初年,顧炎武開考據之風,學術為之一變。但西北學者多守闕抱殘,不能順應潮流。嘉慶之際,西北學者中,唯張氏精通經史,於浩如煙海的文獻中,網羅散失,探賾索隱,從事輯佚,與全國著名學者如孫星衍、俞樾等並駕齊驅。 湯球(一八○四—一八八一),字伯玕,黟縣人(今安徽黟縣)。自幼勤奮學習,興趣廣泛,博聞強記,“星緯推步,研究其奧”。早年拜汪文臺、俞正燮為師,博通群經,對天文、曆法、數學等造詣頗深。湯氏無意科舉,以侍父、授徒和著述為樂,畢生致力於經史,著述甚豐。先後補輯漢鄭玄《逸書》九種、劉熙《孟子注》、劉珍《東觀漢記》、皇甫謐《帝王世紀》、譙周《古史考》、《傅子》、《古今注》等。對於《孝經》、《論語注》,則盡力搜集完備。湯氏尤精晉史,認為《晉書》多有瑣碎,遂廣搜典籍,補闕正誤,成書二十三種,即《晉書》九家、《晉紀》九家、《編年》五家。 還有如王仁俊、孔廣林、孔廣森、胡薇元、孫堂等,亦是清代著名輯佚家。王仁俊有《玉函山房輯佚書續編》和《經籍佚文》。孔廣林有《通德遺書所見錄》。胡薇元有《玉津閣叢書》,孫堂有《漢魏二十一家易注》。 三 輯佚學是古文獻學的子學科,其所運用的方法包括版本、目錄、辨偽、校勘、訓詁等。自從古書輯佚工作開始以來,對輯佚方法的理論探討便已展開。在這個方面,梁啟超的影響無疑是比較大的。梁氏總結清代輯佚成果,第一次初步確立了鑒定輯佚書優劣的四條標準: 一、佚文出自何書,必須注明。數書同引,則舉其最先者。能確遵此例者優,否者劣。 二、輯佚一書,則必求備。所輯佚文多者優,少者劣。 三、既須求備,又須求真。若貪多而誤認他書為本書佚文,則劣。 四、原書篇第有可整理者,極力整理,求還其書本來面目,雜亂排列者,劣。此外,更當視原書價值如何。若尋常一俚書或一偽書,搜輯雖備,亦無益費精神也。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輯佚書》。 稍後,劉咸炘對輯佚理論的研究比較細緻。曹書傑對劉氏十分推崇,論述縝密,見《中國古籍輯佚學論稿》。劉氏在四川任教期間,曾撰《目錄學》一書,第二章名為“存佚”,把前人輯佚出現的問題概括為“四弊”,即漏、濫、誤、陋。 “漏”,指佚文失收較多。如馬國翰輯《庭誥》,泛採逸文而不錄本傳所載長篇,即是此例。 “濫”,指臆斷附會。一由妄定書名所致,如因《漢書?律曆志》引《易傳》有“辰有五子之語”,馬國翰遂錄其文以當《古五子》,且錄其下文《易九厄傳》之說,實與五子無關。因《漢書?天文志》載十八妖星有五殘,遂錄其文作《五殘雜變星書》。二由名實不符所致。如《通典》所引六朝論禮之文,多出於何承天所輯《禮論》,馬國翰則概取以充其所著書。三由本非書文所致。即以史書所載人之對話而妄作為其撰篇文。 “誤”,指不審時代、不择版本或不明體例所致。比如不審體例,《史記索隱》引《魯連子》下云:“共,今衛州共城縣”,此語是司馬貞所加。《藝文類聚》引劉向《別錄》:《尹都尉書》有《種樹篇》下云:“曹公既與先主”云云,顯係另一書,而馬國翰遂鈔入《魯連子》、《尹都尉書》。 “陋”,由不知此書與彼書體例,不考源流,臆定次序所致。比如樂資《春秋後傳》是紀事之書,《玉海》引《春秋後傳》皆說經語,應當為另一部書,而黃奭牽強入樂書,肯定有疑。又如馬國翰輯漢代譙周《五經然否論》,以諸書所引譙周《禮祭集志》及諸論禮之文入之,但不知譙周曾繼蔡邕、董巴而撰《漢志》。諸文或出譙周《漢志》,肯定不盡是《然否論》內容。再如余蕭客《古經解鈎沉》,以褚少孫引《春秋大傳》說“社”語,屬莊公二十五年“鼓用牲於社”下。古傳說多依經起義,不必專說某句,強配者不知體例也。余氏輯佚書,此弊甚多。 關於輯佚理論與方法的研究還有一些學者多有專論。今人曹書傑《中國古籍輯佚學論稿》可謂是集大成之作。是書全面回顧歷代輯佚的發展過程,資料翔實,內容丰富,並着重研究了歷代輯佚的方法與特點,總結了輯佚大家的思想與觀點,對推動當代輯佚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發展,將會有十分積極的作用。 縱觀經書輯佚的發展與輯佚理論方法的探討,我們認為,經書輯佚有自身的特點。經書輯佚是傳統輯佚工作的主要內容,其步驟大致如下: 一、選目。根據可信的公私目錄或史籍相關記述,如《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及正史和經史注疏等,確定所輯種類。如鄭玄《六藝論》已佚,但《十三經注疏》與正史多有徵引或提及,至清代輯本有四種,袁鈞《鄭氏佚書》、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孔廣林《通德遺書所見錄》与黃奭《高密遺書》。 二、定本。確定可信的善本。古書流傳至今,版本很多,確定好的版本,是輯佚成功的基礎。如《十三經注疏》所含漢晉學者著作佚書很多,其版本也很多,但各注釋版本中,以清代學者阮元主持校刻的《十三經注疏》最為完善。一般來說,古書版本越早越好,但也不盡然。古代善本流傳範圍有限,給輯佚工作帶來很多不便。當今社會,科技昌明,善本影印、微縮、電子化等形式多樣,為輯佚工作帶來很多便利。 三、綴合。即把所輯各條按類分編,以求得佚書原貌。佚文的綴合是一件細心的工作,有篇名者要根據篇名所能推測的文理思路編排,無篇名只能根據文序編排。 四、剔重。把重複的佚文刪除。古人引書多憑記憶,所以相同的佚文會有些差異,所以這種工作需要十分謹慎。 五、核校。輯出的佚文,雖依據為善本,但仍需要用它本核校,這樣才能吸取其他版本的優點,使輯本的品質得到保證。 六、索引。每條輯出的佚文,綴合成文後,要逐條交待出處,以便後人徵引、研究,這是輯佚的基本學術規範,必須嚴格遵循。 四 有清一代,經書輯佚與其他輯佚一樣比較繁榮,經過四庫館臣和王謨、章宗源、嚴可均、馬國翰、黃奭等學者的努力,得到整理的佚經數以百計,取得了比較輝煌的成就,社會對佚經整理的認識逐漸提陞。但是,我們應該看到,作為文獻學的一個學科,輯佚的影響遠遠不如目錄、訓詁和校勘,其影響的範圍僅在本學科內。整理出來的佚經,並沒有得到學術界的共識,以及作為歷史學與經學研究的基礎資料。而且,從佚經的整理看,前人和今人確實已經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尚有很多漢代文獻仍處於無整理的散亂狀態。而且前人所為受時代、個人或資料條件的限制,往往不能盡如人意,也有待於拾遺補闕,匡謬正訛,重新整輯。 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是很多的。其一,因為輯佚雖然起源很早,但為之者少,一直湮埋於傳統文獻學之中,幾無獨立地位;其二,輯佚雖在清代盛行,但方法草創,規則因人而異,闕乏統一學術規範,這嚴重制約了輯佚的發展;其三,取得突出輯佚成績的學者多不是當時的一流學者,也使本學科的影響難以拓展;其四,輯出的佚經和其他佚書數量很大,但精品甚少,一般比較粗疏,難以得到學界共鳴。 佚經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沒有得到重視是不應該的。現在研究經學史、漢魏史徵引的佚經資料十分有限,很多文章和著作幾乎基本不引用這方面的資料,反映了學者對這些資料沒有信心。其實,佚經中的資料基本是可信的。佚經資料取材基本不超出梁啟超輯佚“所憑之重要資料”的範圍:一、以唐宋間類書為總資料;二、以漢人子、史書及經注為輯周秦古書之資料;三、以唐人義疏等書為輯漢人經說之資料;四、以六朝、唐人史注為輯逸文之資料;五、以各史傳注及各古選本、各金石刻為輯佚文資料。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輯佚書》。 在這個範圍內篩選佚文、整理佚經,資料的來源沒有問題,因為這些資料本是我們學術研究的基本資料。應該説,佚經是經過清代學者初步整理的經學史、漢魏史的資料寶庫,對促進各專題史的研究有獨到的價值。談到漢代《詩》學,常以齊、魯、韓三家一言蔽之,後加入毛詩,稱為四家。其實,“凡詩六家,四百一十六卷”《漢書?藝文志》。,流傳下來的只有毛詩,而毛詩在當時社會的影響畢竟不大。我們要澄清漢代《詩》學對社會生活的影響、漢代《詩》學政治集團地域性和政治主張,必須研讀其各自的《詩》傳。輯佚的《魯詩傳》、《魯詩故》、《齊詩傳》、《韓詩》等等給我們提供了很好的資料。漢代今文《尚書》一脈,為伏生所傳。伏生曾為晁錯的老師,對漢代初期思想、文化、政治的影響較大,但他的著述已不可見。通過清儒輯佚的努力,我們已可以見到伏生的《尚書》和《尚書大傳》,並借此進一步研究西漢初年政治文化脈絡。 漢代以經治國,經學特別是今文經學對漢代政治影響很大。今文經學內部又按經類、師承、地域分為不同的學術團體,這些團體在政治實踐中又演化成不同的政治派別。研究漢代思想、文化、政治,無不從此尋找出因果軌蹟。但令人遺憾的是,大多今文經學的著作已散亡不存,為我們研究帶來不便,而佚經整理則為我們開啟了資料之門。 傳統中國的文獻因承載文獻工具的變化,有兩個時期十分重要,其一是兩漢時期,先秦文獻雖有書於簡帛者,畢竟有限,以至於漢代初期經師傳經仍以口耳相傳為主。後簡帛運用擴大,特別是紙的出現,文獻的流傳形式得到改進,故文獻漸多,重要者得以保存。至於唐宋,雕版出現,文獻不僅得以流傳,還得以流通。雕版形式變更了傳統的鈔寫,傳世文獻的主觀性也得以抑制。現在整理出來的佚經主要是漢唐之間的著作,其粗疏是必然的,也是真實的。相反,我們現在看到被稱為“善本”的經史資料,基本上均是通過一次次整理刊刻的,雖然整齊,但距其原貌已經很遠了。 研究經學史、漢魏史的學者應加強對佚經的關注,通過對清儒輯佚成果的整理與研究,建立統一的學術規範,從而取得對佚經的史料價值共識。這樣我們的研究視野會逐漸擴大,我們的研究工作也會步步深入。 二○一○年三月孫筱 本 書 編 委 會 主編:古風 副主編:李定凱賴長揚阎徴袁立澤 編委:卜憲群宋燕萍陳海龍楊振江張濤 趙凱宗月霄陳麗芳徐林平范慧華 劉艷強左全琴袁飛郭曉娜翟金明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重點項目 凡例 一、本書是以傳統經學分類爲原則,利用前人輯佚成果,通過影印方式搜集整理的傳統經學輯佚文獻。 二、以傳統經學分類爲綱目,即易類、書類、詩類、三禮類、樂類、春秋類、論語類、孝經類、爾雅類、孟子類等。 三、各種佚經,以類相從。另有群經考證類,不可分,單作一類。 四、同一類佚經,按傳統方式劃分子目,如春秋類分左氏傳、穀梁傳、公羊傳等。 五、原作者不同的佚經,原則以作者時代先後爲序。 六、若同一種佚經,不同輯佚者所輯,則一並收入,按輯佚者排序。 七、同一輯佚者所輯同一種佚經,若不同版本有差異,則一並收入,以存學術綫索。若内容無差别,比較選擇優者。 八、考證、索引類著作,所含經學佚文甚豐,凡係本書搜集對象者,一並收入。 九、古書版本繁雜,故本叢書所用古籍底本,不以年代久遠者爲唯一標準,而以諸本互校,擇其校勘精良者爲尚。 十、每種佚經,均單列成篇,各具提要。 十一、此次所收集佚經,並未完全包含所有輯佚文獻,還需進一步整理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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