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十一五”时期国家古籍重点出版规划项目《著名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之一种，收录清华图书馆藏稀见方志20种；其中孤本、稿本13种，国内收藏单位在3家以内的地方志7种。本书所收书目大致按照《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排序。这些稀见方志的影印出版，对于研究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必会极大加强地方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促进珍稀文献的保护与承传，化身千百，嘉惠士林！

［民國］平谷縣志料六卷附大事記 王兆元纂 民國二十年（1931）抄本

［民國］正定縣志四卷 張文林等纂修 民國二十一年（1932）抄本

［民國］遵化縣志料不分卷 民國抄本

［民國］撫寧縣志料六卷首一卷 民國二十一年（1932）抄本

［民國］新鎮縣志料不分卷 盧啟賢總修 馮英銳等纂修 民國二十年（1931）抄本

［民國］定興縣新徵志料不分卷 民國二十年（1931）抄本

［民國］吳橋志料十七卷 紀振鎛纂 民國二十年（1931）抄本一

［民國］交河縣志料八卷 朱之照，劉養巖總裁 蘇莘總纂 民國二十年（1931）抄本

［民國］永年縣志料不分卷 民國二十年（1931）抄本

［乾隆］邱縣志八卷 （清）黃景曾修 （清）靳淵然，刑淵纂輯 抄本

［咸豐］歸綏識略三十六卷 （清）張曾纂 清抄本

［民國］永吉縣志五十卷 徐鼐霖修 章華纂 民國二十年(1931)稿本

［光緒］陝西西安府興平縣鄉土志六卷 （清）張元際纂 清光緒末年抄本

［光緒］東平州鄉土志不分卷 （清）王鴻瑞修 清光緖三十三年（1907）石印本

［乾隆］東昌府志五十卷首一卷 （清）胡德琳等修 (清)周永年，（清）盛百二纂 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刻本

［正统］重修富春志七卷 （明）吳堂纂修 抄本

［萬曆］嘉興府志三十二卷 （明）劉應鈳修 （明）沈堯中纂 明萬曆二十八年（1600）刻本

［康熙］紹興府志五十八卷 （清）張三異修 (清)王嗣皋纂 清康熙十二年（1673）刻本

［民國］寧陵縣志十二卷卷首卷終各一卷 孟廣贄纂修 民國三十年（1941）鉛印本

［光緒］安鄉縣鄉土志三卷 清光緒末年稿本

由國家圖書館出版社精心策劃的“著名圖書館藏稀見方志”系列，精選出諸多圖書館所藏稀見方志影印出版，對傳承弘揚祖國文化具有重要的意義，是一項重要的文化出版工程。清華大學圖書館忝居其中，奉獻所藏，是爲幸事。

在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有的两萬多種、二十餘萬册古籍中，著録方志有一千四百四十五種、一千五百六十六部，其中屬於省志、府志、廳志、州志、縣志、衛志、鄉鎮志的共一千二百八十三種，山志八十三種、水志七十九種。這些記載我國各地方行政區域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地理、自然等歷史狀況的志書是清華館藏文獻的重要組成部分。

這些方志的入藏，傾注了清華幾代圖書館人的心血和智慧。它們有的一種種相繼購自於民國時北京琉璃廠的來薰閣、大雅堂、文淵閣、友仁堂、文録堂、遽雅堂、通學齋等處，有的則爲集中的大宗購置，如一九二九年清華圖書館購買的杭州楊見心豐華堂藏書共計五千七百多種、四萬七千、五百四十六册中，就不但有宋、元、明、清刊本和各種抄稿本、名人批校本，還有一套完整的浙江省地方志。除此之外，像劉半農、盧木齋、金天羽、陶孟和這些名人大家捐贈清華的圖書中，也含有相當數量的方志。

悉數館藏方志，自然不乏明清早期善本，如有明萬曆三十八年《嘉興府志》三十二卷刻本，明萬曆三十七年《汾州府志》十六卷刻本，清康熙十二年的《紹興府志》五十八卷刻本，清《濮川志略》十四卷抄本，清《通渭縣志》十卷抄本等。這些本子自然珍貴，卻並未全選（有的因別館已選出版）。敝帚自珍的是一批抄稿本，年代雖近爲清末或民國，闕爲我館獨有。這其中一部分是應民國時河北省政府通令徵求各縣志料而編纂，包括《撫寧縣志料》《定興縣新徵志料》《新鎮縣志料》《交河縣志料》《永年縣志料》《平谷縣志料》《正定縣志料》《遵化縣志料》《吳橋志料》等，這些書中有的內封頁貼有留待審查填寫意見的空白表格，有的在序言中提及應徵編纂的經過，有的書中夾有紙條，上寫“某某志料某某卷民國二十年河北通志局據某某縣志局呈報本”一行墨字。據此可知爲一批上呈稿本，且以後均未見刊刻。

除這些志料外，還有一些鄉土志，是清末停科舉、興學堂，各地響應政府通令而編纂的新式教科書。至民國，相繼有一批這類書石印出版，但流傳至今已很鮮見。清華館藏有《安鄉縣鄉土志》爲稿本，以後未見刊行。《興平縣鄉土志》爲抄本，有清光緒三十三年的活字本。《東平州鄉土志》則爲清光緒三十三年的石印本。

另有兩種稿本。一爲《永吉縣志》，一爲《歸綏識略》，分別爲吉林、内蒙古的地方志。其中《永吉縣志》編纂於民國二十年（1931），是永吉設縣所修第一部志書。據查，該書初稿本爲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其書不分卷，書中多有改動。清華館所藏被認爲是定稿本，其篇幅已擴爲五十卷，徐世昌序言則獨爲紅色刻板刷印。因人事、經費等牽絆，是書十年後方出版鉛印本。

《歸綏識略》在爲數不多的内蒙古呼和浩特的志書中佔有重要地位，卻只見著録有民國曬印清光緒間刻本和抄本，且藏家寥寥。我館所藏是書內封頁則有清代董文渙“同治戊辰長至後三日洪洞董文渙拜讀一過” 的親筆跋語，據此表明清同治戊辰（七年，1868）前已有是書，又是書中記事至咸豐九年，與是書作者張曾先是於清咸豊九年（1859）編成《古豐識略》，又補充資料修訂內容，於咸豊十一年完成《歸綏識略》的年代暗合。再校讀書中朱筆改正後的行文，俱與民國二十六年曬印光緒刻本一致。因此當爲較早稿本，而非一般抄本。

由上述可見，這批抄稿本無論內容、還是版本都世所僅見，因此多年來曾有諸多讀者造訪。此次我們將這些“養在深閨”的珍稀之本影印，即可使之化身千百而服務於社會，從而原本也得以保護。
清華館對方志的入藏、管理、使用和研究一直給予相當的重視。民國時的購置曾投以重金，一九三八年爲整理編目專門編製《地方志分類表》。建國後院系調整，絕大多數方志未被調出。一九七八年編製《清華大學圖書館館藏地方志目録》。上世紀九十年代始，一批方志與其他文獻的影印本相繼入藏。現在，清華館藏稀見方志將與多家著名圖書館走出“深閨”的稀見方志匯聚一起，融入祖國文化發展的洪流。感謝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各館奉獻所藏的同時也會從這一出版項目受益，清華館對方志文獻的整理也藉此深入展開：

首先是甄選查重，對館藏方志進行全方位的把握。尤其是有了與其他館的比對後，心中之數更加準確、客觀。這樣選編的方志就不僅珍稀，而且更能體現我館特色；本次整理出版時，除提供原版書影，我們還爲每種方志撰寫了提要，以資參考。由於多爲稀見之本，可供查證的資料和所見前人的研究成果很少，甚至闕如，給提要撰寫帶來很大困難，但也正因如此，我們於書的作者(有的不著撰者)、背景、內容和版本就想盡可能的多寫上幾行文字，以期留下進一步研究的綫索。不過，這難免會有不實甚至錯訛之處，唯願抛磚引玉，得以指正。

需要說明的是：提要的撰寫遵循一定的格式；有的按傳統著録的抄本，文中只推斷爲刻本前的稿本，不最終認定。序言和提要與正文一致，沿用繁體字。但正文中有的地方用了簡、俗、異體字，序言和提要引用時，若非必要，均作了統一處理。

最後應該專門提到的是，清華館領導對該書的立項給予積極響應和大力支持，馮立昇所長從選書到編排做出具體指導並審閱序言，还请所里同事精心校讀每篇提要，提出很好的修改意見，數字化部的鄭曉惠、劉聰明兩位老師爲提供高質量的掃描件費心費力；國家圖書館出版社的張愛芳女士、陳卓先生，多次與我電話、郵件溝通，並幾次親來我所商討，以落實選題和保證書稿質量，在此一併感謝！有了上述這每一個環節，更少不了印製、發行，這本書才最終擺到讀者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