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国家清史项目一之，对首都博物馆所藏的自康熙至宣统间的清代契约文书四千余件套进行了整理，并以影印的方式进行出版。这数千件契约文书以土地契约为主，尤以京畿地区最多，可以为相关领域的研究者提供可靠的第一手素材。

第一册 土地契约文书（第0001-0483件套）
第二册 土地契约文书（第0484-1008件套）
第三册 土地契约文书（第1009-1508件套）
第四册 土地契约文书（第1509-2048件套）
第五册 土地契约文书（第2049-2557件套）
第六册 土地契约文书（第2558-3094件套）
第七册 土地契约文书（第3095-3591件套）
第八册 土地契约文书（第3592-3983件套）
相关票据文书（第0001-0191件套）

《首都博物馆馆藏清代契约文书》是清史编纂工程的一个辅助项目，收录首都博物馆收藏的清代契约文书四千余件套，编年范围自1684年至1911年，内容集中于土地买卖、租赁、赠与等经济活动，内含农耕文明晚期京畿及我国部分省区社会经济关系的可靠信息，绝大多数系第一次公诸于世，对重构清代社会经济史具有重要的一手史料价值。
中国是人类最古老的知识学科之一史学的发祥地。古代中国人与古希腊人几乎同时独立地创立历史学，证明这两个古老民族在历史思维方面长于其他古代民族。先期进入文明社会的其他古代民族不能说没有历史意识，比如古埃及人与苏美尔人创造了初步的历史记录形式，也产生了历史垂训的认识。但是他们的年代记作者始终缺少明确、连续的时空意识，缺少对一次性的过去进行复原的求真追求，缺少对历史因果联系的合理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的智力或才气，更没有形成比较完整的历史学科知识体系。所以古埃及人与苏美尔人始终没有跨越史学的门槛，把创立史学的桂冠让于古代中国人与古希腊人。
与不断被异族统治打断的希腊史学相比，中国是古老文明国家中唯一保持了连续历史记载的国度。古代中国人不仅个人自觉治史、修史，而且还把反思与总结历史经验上升为国家行为，变为统治阶级的自觉，从而形成以二十五部正史为主、以丰富多样的文史书籍为辅的庞大史学遗产，成为中华民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教育资源，陶冶出国人世代承递的政治与生活智慧。说中国人聪明、精明、勤俭、好客、重视教育、家庭和集体，具有长远的历史观、宽广的大局观等等优秀素质，显然与这种根深蒂固的史学传统不无关系。可以说，中华民族是世界史上史学传统最为悠久与厚重的民族，清史编纂工程的立项与实施便是这种优秀传统在当代的体现之一，它的编写规模之大，参与人数之多，国家支持力度之强可谓前所未有，反映这一传统在新时期的发扬光大。首都博物馆能够参与这一事业，或多或少为之奉献一点力量，我们既感到荣幸，也感到责任的重大。
为此，首博不仅组建了课题队伍，而且从自由资金中拨付了专项配套资金，参与项目的部门包括保管部、技术部、专家委员会等，先后付出辛勤劳动的人员计16人，分工如下：
课题组负责人：郭小凌、高凯军
组员：齐密云、黄雪寅、武俊玲、刘树林、杜欣、祁普实、乔红、阎国藩、段德惠、楼朋竹、马燕、郭玢、任静怡
秘书：杜翔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是集体劳动的成果，其中应特别说明具体实施人员所做的工作。收入本史料集中的几千份文档因陈旧、折皱与破损，并不适于拍摄，必须先行托裱修复。首博保管部与技术部的相关工作人员在有限的时间里，为筛选提取、修复托裱、拍照分类、整理定名、注释说明等大量细琐的技术工作，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时间与精力。他们是祁普实、乔红、阎国藩、段德惠，技术部的专业人员楼朋竹、马燕、郭玢、任静怡。作为课题负责人，我在这里对这些同志的出色工作表达由衷的谢意。
史料建设是史学发展的基础。由于每一代人都必定会根据自己的需要重新撰写历史，因此成文史的学术生命一般不及史料汇编，尤其是在现当代史学业已意识到是否拥有一手史料(历史参与者留下的物证、书证与人证)为判断史学质量的首要标准情况下。以19世纪的伟大史家之一蒙森的作品为例，他的《罗马史》虽然在190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且是唯一一位因史学著作而获该奖的专业历史家，但随着时光流逝，他的1200多篇（部）作品中，至今仍能保持无可替代学术价值的却是他主编的16卷本《拉丁铭文集》。鉴于此，清史编纂的非主体工程——有关史料的收集整理与出版是极其富有远见的举措。我们能够幸运地参与其中，使首博的藏品有了更大的应用范围，要感谢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组专家对首都博物馆的信任。是为序。

郭小凌
2012年10月5日于京师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