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地理总志具有“明天下，察郡邑，振纪纲，固社稷”的功能，汉晋以来历朝历代官修、私撰了众多地理书。据统计，汉唐地理总志约200种，遗憾的是，除汉唐正史中的九种地理志外，其余均因历代兵燹战火和保管不善遭到毁坏散佚。南宋郑樵曾惋叹“自汉以来，书籍至于今日百不存一二”。本书作者陆续从史注、地志、类书、文集中辑录失传的69种汉唐地理总志，佚文约50万字。其中20余种佚志为历代未被著录、前人未曾辑录者。如《魏书郡国志》、唐《地理志》等。另有前人已经辑佚但有所缺失者，本书予以补辑，如贺次君的《括地志辑校》、缪荃孙的《元和郡县志逸文阙卷》等。所辑佚文多为各地的建置沿革、城邑变迁、文化遗产与山川物产等，对当今研究历史地理、编修地方志有直接的现实使用价值。

目录
上册
汉舆地图 西汉
地记书 西汉
城冢记一卷 东汉皇甫鉴撰
十三州记 东汉应劭撰
地理风俗记 东汉应劭撰
地理记 魏张晏撰
附：张晏曰
魏书郡国志 魏
县道记 吴阚泽撰
土地记 魏晋张氏纂
禹贡地域图十八篇 晋裴秀撰
吴录地理志 晋张勃纂
地理书 晋皇甫谧撰
国都城记二卷 晋皇甫谧撰
郡国志 晋皇甫谧撰
畿服经一百七十卷 晋挚虞纂
太康三年地记六卷 晋
太康郡国志 晋
晋书地道记 晋王隐撰
元康三年地记六卷 晋
永宁地志 晋
十三州记 晋黄恭撰
晋地记 晋
续汉书郡国志 晋袁山松撰
九州记 晋荀绰撰
九州记 晋乐资撰
九州记 晋
永初郡国志 南朝宋
永初山川古今记二十卷 南朝宋刘澄之纂
州郡志 南朝宋何承天纂
州郡志 南朝宋徐爰纂
地理书一百四十九卷录一卷 南齐陆澄纂
地理书抄二十卷 南齐陆澄撰
永元元年地志 南齐
永元三年地志 南齐
十二州记十六卷 南朝梁吴钧纂
地记二百五十二卷 南朝梁任昉纂
附：地志
舆地志三十卷 南朝陈顾野王撰
十三州志十四卷 北魏阚骃撰
舆地图 北魏李义徽撰
后魏舆地图风土记 北魏陆恭之撰
宗国都城记 北魏徐之才纂
大魏诸州记二十一卷 北魏
后魏兴国土地记 北魏
周地图记一百零九卷 北周宇文护修
隋区宇图志一百二十九卷 隋虞世基撰
隋诸州图经集一百卷 隋郎蔚之撰
方志图二卷 隋李播撰
唐贞观十三年大簿
括地志五百五十卷又序略五卷 唐李泰修、萧德言等纂

下册
十道四蕃志十六卷 唐梁载言纂
开元三年十道图十卷 唐
唐开元十道要略 唐
开元录 唐
十道录 唐韦述纂
唐新集地理志九卷 唐孔述睿纂
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四十卷 唐贾耽纂
地图十卷 唐贾耽纂
皇华四达记十卷 唐贾耽纂
唐国要图五卷 唐贾耽撰 褚璆重修
贞元十道录四卷 唐贾耽纂
贞元十道图 唐
贞元略 唐
元和郡县图志四十卷 唐李吉甫撰
元和国计簿 唐李吉甫撰
古今地名三卷 唐李吉甫撰
十道图 唐
郡国志 唐
九州要记四卷 唐
唐地域记 唐
附：方舆记一百三十卷 南唐徐锴撰
引用参考书目
地名索引
《水经注》逸文钩沉

前言


“地者，元气之所生，万物之祖也。”（《白虎通》语）《管子》强调“地者，政之本也，是知地可以正政也”。故我国早在三千多年前的西周时期就设有职官掌管舆地。《周礼》谓：

大司徒之职，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扰邦国。以天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辨其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之名物。

在“百家之鸣”的战国时期，就创作出《山海经》《禹贡》两部地理名著，开辟了舆地学之先河。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将“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大海，北过大夏”的广袤版图，划分为三十六郡（后增为四十郡），郡辖县若干。为铭刻“大一统”之伟业，御史编撰了图文并茂的《秦地图》。当汉军攻入咸阳时，为萧何所获，使刘邦“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图书也”。终于打败项羽，建立了汉朝。

汉承郡县制。武帝时，令郡县上报“计书”于太史公，进而编就《汉舆地图》。元狩六年（前１１７）立刘闳为齐王时，御史即“奏《舆地图》”。何以称《舆地图》呢？《史记正义》谓：“天地有覆载之德，天为盖，地为舆，故云《舆地图》。”

东汉班固继承其父班彪未竟之业，撰写《汉书》。其中《地理志》，以政区为纲目，记郡县建置沿革、户籍、人口及山川、关隘、古迹、聚落、风俗、民情等。“详而有法，约而能该”，是为地理总志的滥觞。由于具有“明天下，察郡邑、振纪纲，固社稷”之功能，不仅后世正史多设《地理志》，而且官修、私撰众多独立成书的地理总志。

公元２８０年，晋武帝灭吴，结束六十多年三国纷争，再次实现了统一。遂命秘书监挚虞撰集规模空前宏大、涵盖更为广博的《畿服经》一百七十卷。由于政区、人口、田土不断有所变化，故在太康年间（２８１－２８９）又三次编撰《郡国志》和《地志》。

西晋“八王之乱”后，招致十六国纷争与南北朝的对峙。即使在分裂割据状态下，北魏阚骃、南朝陈顾野王，仍心系神州，突破其供职政权疆域，编撰大一统的《十三州志》《舆地志》。他们不愧为杰出的炎黄子孙。

隋朝代周灭陈后，我国出现了第三次的统一安定局面。为顺应民意，巩固社稷，在短短三十七年间，便修纂《区宇图志》一百二十九卷，《诸州图经集》一百卷，《诸郡土俗物产》一百一十卷。

唐朝是我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舆地之作极为耀目。李世民励精图治，批准其四子李泰修纂五百五十卷的《括地志》，清儒刘汝贤评其为“经天纬地之辅翼”。德宗李适即位后，起用精于史地的贾耽为宰相。贾先后呈送《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地图》《贞元十道录》《皇华四达记》《海内华夷图》等。德宗以“熟谙疆土之广大、山川之壮丽而欣喜”，多次给予奖赏。宪宗时，宰相李吉甫深感“成当今之务，树将来之势，则莫若版图地理之为切”，故先后撰《元和郡县图志》《元和国计簿》等。元和年间之所以“清明安定，得以中兴”，和李吉甫之贡献大有关系。

据史书《艺文志》和历代文献目录学家统计，汉唐时期地理总志约近二百种、三千余卷。但遗憾的是除了汉唐正史中九种《地理志》和残缺不全的《元和郡县志》《贞元十道录》之外，绝大多数皆在历代的“十二厄”和保管不善中毁灭了，笔者在《宋辽金元方志辑佚·前言》中写到：

包括方志遗产在内的文献古籍，历史上却屡遭严重毁坏。隋代牛弘列举“五厄”：一为秦皇焚书，二为王莽燔宫，三为董卓祸乱，四为刘渊陷洛，五为萧绎毁书。明代胡应麟历数隋唐至宋末又经历五次大的灾厄：一为隋炀帝被杀，一时大乱，图书被焚；二为安史之乱，文献损失殆尽；三为黄巢入京，书籍被焚；四为靖康之难，图籍散佚无算；五为伯颜攻入临安，图书礼器洗劫一空。其后李自成、太平天国造反时，不仅官府所藏书籍遭严重毁坏，连私人藏书也难于幸免。如吴伟业私藏古籍就被焚于一旦，其作诗以记其事：“金元图籍到如今，半自宣和出禁林。封记中山玉印在，一般烽火竟消沉。”再如太平军所到之处，凡遇儒家典籍文献，“不投之于溷厕，则置于水火”（吴枫《中国古典文献学》）。因而加上前述的“十厄”，当为“十二厄”。此外由于保管不善，如虫蛀、鼠啮、湿霉、火患等，也是图书散佚的重要原因。致使汉唐宋元古籍存世者不及百分之一。

不幸之中值得庆幸的是，古代一些类书、史注、地志、文集中征引当时存世、而后亡佚典籍中的文字，后世嗜学者视为遗珍予以钩沉，遂产生了辑佚之学。历来人们多据章学诚《校讎通义》，谓辑佚始于南宋王应麟之《三家诗考》。然近世著名藏书家叶德辉则称北宋已有辑佚之书。其《书林清话》卷八《辑刻古书不始于王应麟》谓：“古书散佚，复从他书所引搜辑成书，世皆以为自宋末王应麟辑《三家诗》始，不知其前即已有之。宋黄伯思《东观余论》中，有《跋慎汉公所藏〈相鹤经〉后》云：‘按《隋经籍志》、《唐艺文志》，《相鹤经》皆一卷。今完书逸矣，特从马总《意林》及李善《文选注》、鲍照《舞鹤赋》抄出大略，今真静陈尊师所书即此也。今此本既精善，又笔势婉雅，有昔贤风概，殊可珍也。’据此，则辑佚之书，当以此经为鼻祖。”黄伯思所谓的“真静陈尊师”，就是北宋道士陈景元。景元，南城（今属江西）人，读书到老不倦，宋神宗尝召对天章阁，赐号真人。所辑《相鹤经》又以其书法名世，惜北宋末年亡佚。

元明之际陶宗仪仿宋曾慥《类说》例，采摭汉魏至宋元之作，编《说郛》百卷，其中有晋黄义仲《十三州记》《太康地记》、唐李吉甫《十道志》等。此为辑佚汉唐地志之嚆矢。清代为辑佚之鼎盛期，其中辑汉唐地理总志者有王谟《汉唐地理书钞》、孙星衍《括地志》、毕沅《晋太康三年地志》《晋书地道记》、张澍《十三州志》等。前贤之功不可没。但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诸如秘藏馆阁的宋元秘籍、《永乐大典》以及一些传抄本图书等无从获见，致使不少志书尚未挖掘出来。诸家辑佚也有缺失。有的不加校勘，以讹传讹。有的出处不详明。甚至还有误收、漏收者。

有鉴于此，笔者从20世纪80年代初，即开始在业余时间对古地志进行辑佚，１９９７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拙著《汉唐方志辑佚》。尽管所收是残编断简，还有部分缺陷差错，但仍被方志学家傅振伦认为“麟光片羽，弥足珍贵”。此后笔者开始对宋元地志和汉唐总志进行钩沉。２０１１年《宋辽金元方志辑佚》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后，笔者即邀请郑梅玲、刘鹰二人参与本书辑校具体工作。外甥刘宏、侄儿刘铁也分别在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查阅、收集资料。现在终于如期脱稿。

本书辑录69种亡佚的汉唐地理总志。其中包括存世残卷《元和郡县志》和《贞元十道录》的佚文。另五代十国时南唐徐锴《方舆记》附在卷末。这样加上《宋辽金元方志辑佚》中的总志，亡佚的元代以前地理总志就全部展现出来了。

本书所收佚文有大量各地的建置沿革、城邑变迁、村落兴衰、名人踪影、文化遗迹以及山脉、河流、湖泊、关隘、道路、宫观、寺庙、物产、风景名胜等内容。其中许多记载为最早、最详或唯一者，具有权威性，因而为后世史书、地志屡屡征引。如郦道元注《水经》、裴松之注《三国志》、裴骃《史记集解》、司马贞《史记索隐》、张守节《史记正义》、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及众多宋元方志等近百种经典古籍，均引录汉唐地理总志，以表明其时间、空间，阐述其原委、要旨。直至当今，凡研究历史地理、地方史和编纂新方志，莫不溯本求源，引用汉唐古志，以提高其学术性和可信度。

书中也有些迷信、荒诞的文字，这是由于古代生产力水平低下、科技不发达，人们对大自然和某些社会现象不能科学理解，以致借助虚幻的神灵鬼怪予以回答，或对人生信仰寻找的精神寄托。这些只能表明历史过程上的愚昧落后，人们自然不会信以为真。

限于水平，本书定有缺陷，甚至有舛误不当，祈望读者指正。


刘纬毅

2013年12月于山阳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