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在长期的生产与社会实践中，中华民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积累了丰富的文化典籍。虽说历史上屡遭政治动荡、兵燹水火之厄，但迄今遗存下来的古代典籍，仍可谓浩如烟海，数以百万计。这些古籍负载着中华文明，凝聚着民族智慧，不仅具有极大的历史文物价值和文献研究价值，而且在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民族先进文化的进程中，亦具有启迪民智、古为今用的重要作用。因此，重视和保护现存古籍，开发利用，批判地继承历史文化遗产，不断地推陈出新，历来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项基本的文化政策。

半个多世纪以来，古籍的收藏已渐次形成以公藏为主的格局，现存古籍的绝大部分聚藏于全国各级各类型图书馆中。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公共图书馆系统共收藏古籍二千七百五十万册，其中可列入善本的有二百五十万册。又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1998年版）初步检算，现存古籍善本中属于传世孤罕的亦有四万五千种之多。这是一笔丰厚而宝贵的文化遗产，其中不少堪称“国之重宝”。将这些历尽劫难而幸存于世的古籍善本保管好，安全地传诸子孙后代，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责任。现在全国各级各类型图书馆保管古籍的条件，已经逐年有所改善，但毋庸讳言，现阶段也还没能达到保证万无一失的要求。况且在现行“保管重于流通”的管理办法之下，古籍善本很难与广大读者见面，当然也就无法充分发挥其文献研究价值。如何采取多种渠道保护古籍善本，使之永无灾厄之虞，又如何让古籍善本从重保护中解放出来，得以流通，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服务，为繁荣学术研究服务，这是亟待我们研究解决的一个时代新课题。

正是基于党和国家关于保护和利用古籍的一贯政策，基于我国各级各类型图书馆保管古籍的现实状况，在经过广泛的调查研究和充分论证以后，文化部和财政部决定自2002年5月起，在全国实施“中华再造善本工程”。此项工程拟将分藏于国家图书馆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图书馆以及高校、科研系统图书馆，乃至博物馆的珍贵古籍善本，有计划地利用现代印刷技术仿真复制出版。这样做一方面可以使珍稀的孤本、善本化身千百，分藏于各地，确保珍贵文献的传承安全；一方面可以扩大流通，促进古籍善本最大限度的传播和利用。这是一项功在当代、泽被千秋的宏伟事业，是关系到子孙后代的长远事业，也是坚持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一项重要举措。

当前正值我国改革开放二十年来国力日盛的时期，经济的发展必将带动文化艺术的繁荣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华再造善本工程”的实施适逢其时，自然将成为这个伟大时期的一个文化标志，唯其如此，这项工程同时也就要肩负起时代赋予的巨大职责。所谓时代职责，主要是指完成“中华再造善本工程”的标准一定要建立在当代最高最好这个层面上。具体而言，就是要在遴选编纂方面体现出系统性、权威性，在出版方面体现出高质量、高品位。也就是说，编纂体例、选录范围以及提要的撰写等，要力求达到当今学术研究的新高度，而摄影、印刷乃至用纸、装帧等，也要具备现代印刷技术美轮美奂的风格。总之，系统性、权威性、高质量、高品位既是“中华再造善本工程”总的指导思想，同时又是每一个具体项目在完成过程中贯彻始终的一条生命线。

“中华再造善本工程”是一个系统工程，根据所选用底本的文物、学术价值和版本特点，可以采取不同的“再造”方式。例如：选择具有珍贵文物价值的古籍善本，仿真复制后，可以分藏于国家图书馆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图书馆；选择部分具有学术研究价值的古籍善本，依据需求适量出版；选择具有特殊意义的古籍善本，进行特别的印装设计，用以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馈赠品。现在编纂出版的《中华再造善本》丛书，拟首先推出千余种兼具文物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的古籍善本，仿真影印，统一装帧，适量出版，以满足各家图书馆补充入藏善本的需要，为学术界提供丰富的平时难得一见的宝贵资料。

《中华再造善本》丛书凡分五编，自唐迄清为《唐宋编》、《金元编》、《明代编》、《清代编》，这四编里包括了历代各民族的著述，而用少数民族文字书写、版行的古籍，则拟专门编为《少数民族文字文献编》。考虑到中国古籍散藏于世界许多国家，将其中的善本一次性收集齐全颇属不易，故此次的选录范围暂以我国内地的收藏为主，兼收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藏品，其他流散海外的珍稀版本，只能留待以后有条件时再行访采。又考虑到各个时代古籍的留存数量不同，愈古愈少，愈古愈贵，故此次选收版本大抵宋元以前从宽，明清两代从严。“从严”自然意味着反复比较，众里挑一，最所看重的是其版本的代表性和重要性。而所谓“从宽”，亦并非不加检选，包罗一切。例如：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周易》九卷、唐邢璹注《略例》一卷，国家图书馆现藏有三种宋刻一种元刻，三种宋刻中一种无题跋，一种配清影宋抄本，惟有董其昌、文嘉、文震孟、文从简、秦蕙田题跋本，既卷帙完足，又经前贤鉴评，最足入选；其元刻则为相台岳氏荆谿家塾本，乃元初义兴岳氏据廖氏世綵堂本校正重刻，号称精审，故亦得入选。又如：《史记》一百三十卷之三家注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宋元（含蒙古）刻本共计十五种，其中惟有宋乾道七年蔡梦弼东塾刻本、宋淳熙三年张杅桐川郡斋刻八年耿秉重修本、宋黄善夫家塾刻本（清黄绍箕题款）和蒙古中统二年段子成刻明修本、元至元二十五年彭寅翁崇道精舍刻本入选，其余则或以原本残缺过甚、或以配补用本略晚而遭淘汰。由此可见，即令珍如拱璧的宋元刻本，也因为篇幅的限制而不得不有所割爱。

如上所说，《中华再造善本》丛书很重要的一条选录原则，是尽可能选择卷帙完足的版本。但时代相去久远，原本难免会有残损，或者一书历经数人数代辗转递藏，也难保其卷帙不会流散。此次为要保证仿真复制的学术质量，专门提出了一个同书同版配补的原则。这样的配补大抵有两种情况，一是数地归一，一是数部归一。前一种情况可以唐李善注《文选》六十卷为例，国家图书馆藏有北宋刻递修本（劳健跋）的后半二十一卷（十七至十九、三十至三十一、三十六至三十八、四十六至四十七、四十九至五十八、六十），而台湾中央图书馆则藏有同书的前半十一卷（一至六、八至十一、十六），二者正可互补。后一种情况可以宋潜说友纂修的《咸淳临安志》一百卷为例，《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了三处所藏宋咸淳刻本，各自所存卷数不等，其一藏国家图书馆，存七十八卷（一至二十五、二十九至四十五、六十至六十三、六十五至八十九、九十一至九十七，清傅玉露、杨绍和跋）；其一藏南京图书馆，存九十五卷（一至六十三、六十五至八十九、九十一至九十七，清周广业校并跋，清沈烺校跋并题诗，清丁丙跋）；另一种亦为国家图书馆所藏，仅止三叶，即卷二十四第十叶、卷三十五第八叶、卷七十五第十五叶，此三者配补合一后虽不全，但多年分散究成合壁。

自清乾嘉以来，藏书家日益推重宋元旧刻，曾慨叹“宋元本其距今远者八百余年，近者且不足五百年，而天壤间乃已万不一存”，故而呼吁“举断不可少之书，复而墨之，勿失其真，是缩今日为宋元也，是缓千百年为今日也”（顾广圻《思适斋集》卷十二）。这是久有影刻宋元本行世的本因。至近代，张元济主持石印《四部丛刊》初、续、三编，专一收集古籍善本，耗时十七八年，规模空前宏大，但三编总计收书亦止四百七十七种，一万一千九百二十一卷，让主持者不得不产生“书囊无底，善本难穷，随时搜访，不敢自足”（《四部丛刊刊成记》）的无奈。与之相比，《中华再造善本》丛书计划收书一千三百余种，分期出版,其中一期宋元以前版本就达七百种左右，已远远超出了《四部丛刊》的数量。现在我们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当然是与党和国家几十年来重视和保护古籍的政策分不开，也是与此次实施“中华再造善本工程”能够集全国之庋藏分不开的。如果再用现代影印技术与当初的石印技术相比，《中华再造善本》较《四部丛刊》为优，也是不言而喻的。还有更加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华再造善本》要为收入的每一种书都撰写提要，简介作者生平、考辨版本源流、评述其学术价值。这是《四部丛刊》未曾做过的事情。执此而言，不惟《四部丛刊》，即便历数晚清以来辑印善本的种种丛书，能如《中华再造善本》选录之富，影印之精，学术价值之高者，迄未之有。

当年张元济在印行《四部丛刊》的启事中，曾归纳他所做的工作有“七善”，前四善是：“彚刻群书，昉于南宋，后世踵之，顾其所收类多小种，足备专门之流览，而非常人所必需；此之所收，皆四部之中家弦户诵之书，如布帛菽粟，四民不可一日缺者，其善一也。明之《永乐大典》，清之《图书集成》，无所不包，诚为鸿博，而所收古书，悉经剪裁；此则仍存原本，其善二也。书贵旧本，昔人明训，麻沙恶椠，安用流传；此则广事购借，类多秘帙，其善三也。求书者，纵胸有晁、陈之学，冥心搜访，然其聚也非在一地，其得也不能同时；此则所求之本，具于一编，省事省时，其善四也。”这四点的确反映了《四部丛刊》的特色，也表达了编纂出版者与广大读者的共同愿望。今天我们编纂出版的《中华再造善本》，上述四大特色尤为鲜明。除此之外，因为时代进步了，研究水平和印制技术都相应有了提高，在版本鉴别、复制效果等方面，后出转精，亦理所必然。如果再要补充几善的话，那么有利于全国各级各类型图书馆弆藏更多的善本，有利于学术界获得更加丰富的研究资料，有利于中外文化交流，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这些应该都是《中华再造善本》最具时代特色的优长之处。

“中华再造善本工程”是一个气势恢弘、意义深远的国家项目，编纂出版《中华再造善本》只是迈出了第一步。为了统筹规划，加强领导，文化部、财政部专门成立了中华再造善本工程规划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指导委员会）和中华再造善本工程编纂出版委员会（以下简称编纂委员会）。指导委员会主任由文化部、财政部部长担任，副主任由文化部、财政部分管部领导担任，委员由文化部、财政部相关局领导及部分专家担任。编纂委员会由古籍版本专家组成，负责日常的编纂、出版工作。《中华再造善本》的成书过程，无论是规划的制定、各方面关系的协调，还是选目的确定、底本的提供以及提要的撰写，每前进一步，无不得到文化部、财政部两部领导的大力关怀，同时也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支持，得到了国家图书馆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图书馆及科研系统、高校系统图书馆、各地博物馆、文物保管所的通力合作，值此《中华再造善本》出版之际，我们谨表示由衷的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