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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兵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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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著  者 黄朴民 定价 41.00
责任编辑 耿素丽 ISBN 978-7-5013-6121-2
出版时间 2017-11-30 版次 B1
印刷时间 2017-11-30 印次 Y1
库存提示 无书 规格 平装,正16开,
丛  书  名 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
所属分类 历史地理
中图分类 E892
读者对象 广大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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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简介[ 滚动 - 展开 ]  
 
《孙子兵法》一书,是我国古代兵学的杰出代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精博深邃。问世以来,对中国古代军事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影响极其深远,被奉为“百世兵家之师”。本书系我国当今古代军事史与《孙子兵法》研究专家黄朴民先生所著。包括导读、《孙子兵法》十三篇原文、注释(含必要的文字歧义说明)、点评以及三个附录。本书从总体上正确把握了《孙子兵法》的军事思想、学术价值、历史地位及其现实意义。各篇逻辑严密,文从字顺,生动流畅,有利于经典文化的普及与弘扬。
 
目录[ 滚动 - 展开 ]  
 
目 录
凡 例 (1)
导 读
一、《孙子兵法》的成书年代和作者 (2)
二、《孙子兵法》的著录、流传与主要版本 (8)
三、《孙子兵法》的战争观 (13)
四、《孙子兵法》的制胜之道 (19)
五、孙子的治军思想 (41)
六、《孙子兵法》的地位和影响 (51)
孙子兵法
计 篇 (57)
作战篇 (75)
谋攻篇 (93)
形 篇 (117)
势 篇 (136)
虚实篇 (154)
军争篇 (181)
九变篇 (206)
行军篇 (224)
地形篇 (248)
九地篇 (265)
火攻篇 (296)
用间篇 (312)

主要参考书目 (333)
 
前言[ 滚动 - 展开 ]  
 
导读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上兵伐谋”“致人而不致于人”,这些古老而精辟的军事格言,两千五百多年以来,一直脍炙人口,广为流传。它们均出自中国春秋晚期杰出的军事学家孙武的经典兵学著作——《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一书,是我国古代兵学的杰出代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精博深邃,问世以来,对中国古代军事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影响极其深远,被尊奉为“百世兵家之师”。直到今天,《孙子兵法》的许多合理内核仍然闪烁着真理的光泽,对现代军事理论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与此同时,《孙子兵法》的基本原则和思想方法,还渗透到军事以外的社会生活领域,在商业竞争、企业管理、体育竞赛、外交谈判等活动中,早已得到广泛的重视和应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孙子兵法》已超越时空的界限而具有永恒的魅力。

一、《孙子兵法》的成书年代和作者
关于《孙子兵法》的成书年代和作者问题,学术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自宋代以来,争论辩诘已延续了千余年之久。论争的焦点,是其书成于春秋抑或战国?其书的作者是孙武还是孙膑?抑或如宋代叶适所言,为某“山林处士” ?在疑古思潮的影响下,不少学者不承认孙子拥有《孙子兵法》一书的著作权,也否定《孙子兵法》的主体内容形成于春秋后期。这些怀疑意见总括起来,大抵不外乎以下几种:
第一,论说历史上本无孙子其人,《孙子兵法》十三篇系战国时人所伪托。主张这一说法的人主要有南宋的叶适、陈振孙,清代的全祖望、姚际恒和现代学者钱穆、齐思和等。叶适在《习学记言》序目中指出:“凡谓穰苴、孙武者,皆辩士妄相标指,非事实。”论定《孙子兵法》乃是“春秋末战国初山林处士所为”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则云:“孙武事吴阖闾而不见于《左氏传》,未知其果何时人也。” 全祖望继承叶适等人衣钵,进一步发挥道:“水心疑吴原未尝有此人,而其事其书皆纵横家所伪为者,可补《七略》之遗,破千古之惑。至若十三篇之言,自然出于知兵者之手。” 姚际恒在其《古今伪书考》中亦唱同样的调子,说:“然则孙武者,其有耶?其无耶……其书自为耶?抑后徒为之耶?皆不可得而知也。”到了现代,依旧有相当数量的学者步叶适之流的后尘,向孙武及其著述发出诘难怀疑之声。如钱穆说:“其人与书,皆出后人伪托。” 又如齐思和云:“孙武实未必有其人,十三篇乃战国之书。”
他们的怀疑依据主要是两点:《左传》等史籍未载孙武的事迹,“孙武为大将,乃不为命卿,而左氏无传焉”;《孙子兵法》所反映的是战国时代社会状况和战争特色,时代特征明显晚于春秋。由于这一派既怀疑《孙子兵法》其书,又怀疑孙武其人,态度最为坚决,故可以称作为彻底怀疑论者。
第二,历史上虽有孙武其人,但《孙子兵法》一书则断非其人所著。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北宋的梅尧臣,清代的姚鼐,近现代的梁启超、黄云眉等人。梅尧臣曾作《孙子注》,认为此书非孙武自著,而是“战国相倾之说也” 。姚鼐的意见也相同,认为“吴容有孙武者,而十三篇非自所著” 。梁启超同意梅、姚等人的意见,指出“此书未必孙武所著。当是战国人依托” ;又说“此书若指为孙武作,则可决其伪”。黄云眉在《古今伪书考补证》中也认为“孙武之有无其人虽未暇定,而十三篇之非孙武书则固无可疑者”。
这派学者怀疑、否定《孙子兵法》为孙武所著的主要依据,不外乎一条即孙武是春秋时人,而《孙子兵法》“所言皆战国事耳”、书中所言战事规模及战术,“虑皆非春秋时所能有也”。因此,书的作者不可能是孙武本人。由此可见,这一派在孙武其人其书问题上,实际上是采取了“存其人而疑其书”的态度。
第三,认为《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实为一书,其真正的作者是战国中期的孙膑,即使退一万步讲,其书也是导源于孙武,而完成于孙膑。持这一观点的有钱穆、陈启天等现代学者以及日本学者斋藤拙堂、武内义雄等人。可见,关于孙武其人其书真伪性这场笔墨官司,已越出国界而打到海外去了。钱穆在否定孙武其人其书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论道:“《孙子十三篇》,洵非春秋时书。其人则自齐之孙膑而误。” 斋藤拙堂在《孙武辨》中称:“今之《孙子》一书,是孙膑所著。孙武与孙膑,毕竟同是一人,武其名,而膑是其绰号。” 而武内义雄在《孙子十三篇之作者》一文中,虽然承认孙武、孙膑各有其人,各有著述,但却认为今本《孙子兵法》十三篇从其内容,“非孙武所著之书”,而“出于孙膑所作” 。至于陈启天的观点,则是折衷性的,他指出:“古人为学,均有传授。孙膑既为孙武之后世之孙,则武之兵法授之于膑,膑即据之撰成十三篇,而署武之名以行世。” 尽管如此,在陈启天的眼里,《孙子兵法》的真正作者仍当为孙膑。
这一派的观点之所以提出,当缘于历史上《孙膑兵法》久已亡佚,而今本《孙子兵法》又多呈战国时代特征,故很自然地将孙武与孙膑混为一谈,将两部不同时代的兵书视为一体。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一派的意见可以命名为“张冠李戴”,李代桃僵。
除上述三种主要怀疑论调外,还有一些影响稍逊的否定观点。如清代牟庭在其《校正孙子》一书中关于孙武就是伍子胥,二者实为一人的说法。由于其说过于离谱,因此很少有人信从。
总之,持否定意见的学者认为:孙武的事迹不见于《左传》等先秦典籍的记载,《孙子兵法》所反映的战争规模、运动作战方式、注重诡诈权变的特点以及专有名词(如主、将军等)的称谓、文体的风格均带有鲜明的战国时代特征。因此,《孙子兵法》十三篇不可能成于春秋末年,而只能是在战国时期甚至更晚。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中出土了一批珍贵的竹简,其中有《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0233号汉简上书“吴王问孙子曰……”;0108号汉简上书“齐威王问用兵孙子曰……”。两种兵法同墓出土,而两则简文的内容又恰与《史记》等史籍关于孙武、孙膑的记载相吻合,这证实了历史上孙武、孙膑各有其人,《孙子兵法》的作者不是孙膑。肯定论者据此认为《孙子兵法》成书年代与作者这一“千年聚讼”已“一朝得释”。然而,否定论者却认为银雀山汉墓竹简的出土,并不能完全解决其书的成书年代与作者问题,他们依旧坚持《孙子兵法》一书带有浓厚的战国时代特征的基本观点 。
我们认为,《孙子兵法》一书当基本成型于春秋末年,其作者当为孙武本人。具体理由有以下几点:
第一,孙武撰著《孙子兵法》见于《史记》的明确记载。《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云:“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阖庐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这段记载至少透露了两点信息:1.孙武曾著有兵法,并以此晋见吴王阖庐并获重用。2.“十三篇”篇数与今传本《孙子兵法》篇数相符。这是孙武著有《孙子兵法》的最原始且有说服力的证据。
《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白圭,周人也。当魏文侯时,李克(悝)务尽地力,而白圭乐观时变……故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白圭是战国前期人,他这里提到的“孙”,自是指孙武而非孙膑,这表明历史上确有孙武其人。《汉书•刑法志》云:“吴有孙武,齐有孙膑,魏有吴起,秦有商鞅,皆禽敌立胜,垂著篇籍。”又《吕氏春秋•上德》云:“阖庐之教,孙、吴之兵,不能当矣。”高诱注:“孙、吴,吴起、孙武也。吴王阖庐之将也,《兵法》五千言是也。”这里两则史料均明确指出孙武实有其人,并著有兵法。高诱更肯定《孙子兵法》凡五千言,与今传本字数相近。其他像《韩非子》《尉缭子》《黄帝内经》《战国策》《论衡》等典籍亦有类似的记载。这些情况表明,孙武善用兵,撰著兵书乃是战国、秦汉时人们的普遍共识。
又,《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佚文•见吴王》及1978年出土的青海大通《上孙家寨汉简孙子佚文》均曾提到“十三篇”(“十三扁”),且《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之内容与传世本《孙子兵法》内容基本相一致 。这样便从现代考古学的角度进一步证实了孙子其人其书的可信程度。
第二,叶适、全祖望、陈振孙、钱穆、黄云眉诸人以《左传》不载孙武事迹,而断言孙武非《孙子兵法》作者,或进而揣度孙武与孙膑为一人,或以为《孙子兵法》成书于孙膑之手,凡是种种,多属猜测之辞。因为仅凭藉《左传》之记载有无而论定孙武与《孙子兵法》的关系,其证据显然是贫乏的。这一点宋濂《诸子辨》中即有反驳。其要云:“春秋时,列国之事赴告者则书于策,不然则否。二百四十年间,大国若秦、楚,小国若越、燕,其行事不见于经传者有矣,何独武哉?” 至于混淆孙武、孙膑为一人,或言孙膑作《孙子兵法》,这一误解已随银雀山汉简出土而澄清,毋需赘说。
第三,否定论者常就战争规模、作战方式、文体特征考论《孙子兵法》带有浓厚的战国色彩,进而判定其书作成于战国年间,孙武非其书作者。我们认为这一观点也是无法成立的。首先,就整个作战方式演变看,春秋乃是一个过渡时期,其前中期与西周以来的“军礼”传统一脉相承;而自晚期起,则发生巨大的变化,反映为军队人数剧增,战争规模扩大,作战方式改变。仅就作战样式言,即示形动敌、避实击虚、奇正相生等“诡诈”战法开始流行,过去那种“约日定地”、“鸣鼓而战”、堂堂之阵战法日趋没落。用班固的话,便是“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 。《孙子兵法》与“古王者《司马法》”不同,集中反映这一历史潮流趋向实属正常。其次,在这一时代变革中,南方地区的吴、楚诸国乃得风气之先者。当时这些较少受旧“军礼”传统束缚的国家,在战争活动中更多地采用了埋伏、突袭、诱敌等“诡诈”战法,并经常奏效。孙武曾在吴国为将,深受当地军事文化的影响,在其著述中自然要体现南方军事文化(包括战法)的特点。所谓“孙氏之道,明之吴越,言之于齐” 指的就是这层含义。所以,不能以战争规模扩大、野战机动性增强等现象来简单地和战国特征划上等号,更不宜由此而否定孙武的著作权。
第四,值得注意的是,《孙子兵法》也明显带有春秋前中期战争的基本特色。如其言“合军聚众”,就反映了商周以来战争动员的主要特点。其言“穷寇勿迫”,其实就是早期战争“不穷不能”“战不逐奔”的翻版。而其“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观念,则更体现了它与早期战争特征中广义一面的联系。众所周知,春秋前中期的战争更多的是以迫使敌方屈服为基本宗旨,因而军事威慑多于会战,真正以主力进行会战决定胜负的战争为数有限。换言之,当时大中型国家发生冲突时,多以双方妥协或使敌方屈服为结局,而彻底消灭敌方武装力量,摧毁对方政权的现象比较罕见。于是,会盟、“行成”与“平”,乃成为当时军事活动中的重要手段。公元前770年,屈瑕率楚军大败绞师,结城下之盟而退还;公元前612年,晋攻蔡,入蔡,为城下之盟而退师;公元前571年,晋、宋、卫三国之师攻郑,冬,城虎牢,逼迫郑国求和等等,都是这方面的显著事例。对这类传统的追慕和借鉴,遂构成“孙子兵学”的理想境界“不战而屈人之兵”。其他如言兵种而未提及骑兵,言“仁”而未尝“仁义”并称 ,以及“舍事而言理”的论述风格,均突出体现了春秋的时代精神。种种情况表明,《孙子兵法》全书打上了春秋晚期社会变迁、军事斗争艺术递嬗的深深烙印,它只能成书于春秋末期。
当然,我们也不否认《孙子兵法》书中有后人所增益的成分。如其“五行”观就有较明显的战国色彩;“焚舟破釜”等句颇可怀疑系后人窜入;而《用间篇》最后一段言“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殷”云云,也与全书“舍事而言理”的基本风格相悖。然而所有这一切,均不足以动摇孙武为《孙子兵法》作者,其书成书于春秋晚期这一基本事实。

二、《孙子兵法》的著录、流传与主要版本
据现存文献资料记载,《孙子兵法》一书最早见于《史记》载述。《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云:“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可见当时称是书为“十三篇”。此后,历代对其书均有著录。其源流大致如下所述:
西汉时期是《孙子兵法》书正式见于著录的重要开端,也是其书基本定型和开始流传的关键阶段。当时朝廷对兵书进行了三次大的搜集和校理。第一次是汉初“韩信申兵法”“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 。第二次是在汉武帝时,“军政杨仆捃摭遗逸,纪奏兵录” 。颜师古注云:“捃摭,谓拾取之。”第三次是在汉成帝时,“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 。在这三次兵书整理过程中,一定都包括了最重要的《孙子兵法》一书。尤其是第三次,它对于传世本《孙子兵法》篇名、篇次的排定,内容的厘正,文字的校定,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次校书之事,由刘向总括其成。他曾为整理校订后的书作叙录,附于其书之中,上奏皇帝。叙录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著录书名和篇题。根据其这一性质,我们可以推断《叙录》是古代目录书中著录《孙子兵法》的第一部。刘向卒后,其子刘歆继承父业,“总括群书,撮其指要,著为《七略》” 。因此,《七略》也当著录有《孙子兵法》。同时,需指出的是,经过刘向、任宏的校书,《孙子兵法》遂形成定本,并由国家收藏。
《汉书•艺文志》源于刘歆《七略》,其对《孙子兵法》有明确之著录,“《吴孙子兵法》82篇图九卷”,称“吴孙子”是为了有别于“齐孙子(孙膑)”。至于其篇数缘何由司马迁所言的“十三篇”(包括汉简本的提法)增至82篇,且附有图卷,原因不外乎二:一是自刘向到班固百余年间,人们对《孙子兵法》不断增益的结果,使其篇数大大膨胀。二是因人们重新编纂篇次所致。我们认为,当以第一种因素可能性为大。故三国年间曹操注《孙子兵法》,即指明宗旨:“世人未之深亮训说,况文烦富,行于世者失其旨要,故撰为《略解》焉”。 汲汲于恢复《孙子兵法》之原貌。
曹操之《孙子注》,系现存世的《孙子兵法》最早注释本。其注简明切要,具有很高的军事学术价值,问世后即备受人们的称誉推崇。其注为三卷十三篇,正与阮孝绪《七录》著录《孙子兵法》三卷相契合,这说明曹氏乃是就太史公所云《孙子兵法》十三篇作注,至于孙子之佚文和他人所增附的内容则阙而不论。这亦从侧面进一步证实“十三篇”才是《孙子兵法》的主体。曹操注《孙子兵法》后,有《六朝钞本旧注孙子断片》,不知何人注本,日人香川默识《西域考古图谱》曾予收录。需附带指出的是,在两汉、魏晋南北朝期间,人们通常以“兵法”来特指《孙子兵法》这部兵书。其正式命名为《孙子兵法》当属隋、唐以后之事。虞世南《北堂书钞》、李善《文选》注均称引“《孙子兵法》”,即是明证。
《隋书•经籍志三》著录有“《孙子兵法》二卷,吴将孙武撰,魏武帝注,梁三卷”,“《孙子兵法》一卷,魏武、王凌集解”,“《孙武兵经》二卷,张子尚注”,等等。还提到了孟氏、沈友诸人注释解诂。由此可见,《孙子兵法》在唐初已有多种注解本。但从其篇幅看(少则一卷,多则二卷),当未尝逾越“十三篇”的范围,或以曹注整理本为底本使然。
唐代以降,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印刷技术的进步,《孙子兵法》的流传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人们对《孙子兵法》的尊崇有增无减,习学《孙子兵法》成为较普遍的社会风尚。注家蜂起,各种单注本、集注本以及合刻本纷纷面世。尤其是在宋代,当时统治者有憾于国势积贫积弱,痛心于边患屡起迭至,出于扭转这一颓败局面的目的,便以较大的注意力投入于军事领域,提倡研读兵书,探求富国强兵之道。北宋神宗元丰年间,正式将《六韬》《孙子兵法》《吴子》《黄石公三略》《尉缭子》《司马法》《唐太宗李卫公问对》诸书勒为一编,号曰《武经七书》,颁行于武学,为将校所必读。《孙子兵法》自此而成为国家钦定的武学经典著作。此种情况一直沿袭至明、清而不变,如清代“武试默经”,依然是“不出孙、吴二种” 。
与此相应,对《孙子兵法》的著录也成为历代各类公私目录书编写时所关注的重点之一。《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等“正史”,以及《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遂初堂书目》《崇文总目》《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四库全书总目》等公私目录书,对《孙子兵法》的各种版本、注家均有详略不同的著录。据不完全统计,唐宋以来,为《孙子兵法》作注者不下于二百余家,存世的亦在七十家以上。其中著名的注家,在隋唐时期有孟氏、李筌、陈皞、贾林、杜佑、杜牧等;在宋代有张预、梅尧臣、王皙、施子美、何延锡、郑友贤等;在明代有赵本学、刘寅、李贽、黄献臣等;在清代则有邓廷罗、顾福棠、朱墉、黄巩等。可谓名家辈出,蔚为大观。
《孙子兵法》版本繁富,流传甚广,但穷本溯源,不外乎三大系统:1.竹简本;2.武经本;3.十一家注本。
竹简本。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孙子兵法》最早手抄本。据专家研究,汉简本《孙子兵法》陪葬的年代大约在建元元年(前140)到元狩五年(前118)之间。从字体风格来看,其抄写年代当在秦到汉文景时期,较历史上早期著录《孙子兵法》的《史记》要早数十到上百年。有的学者据此而论定汉简本与今之传世本相比,更接近于孙武的手定原本 。我们认为,这一说法有一定的道理,汉简本在校勘传世本《孙子兵法》方面确有相当的价值,但却不尽全面。因为汉简本虽弥足珍贵,但终究并非完璧。且刘向、任宏诸人校书,乃是综合勘比众多《孙子兵法》古抄本,多方征考,择善而从,而成定本的,其质量当较汉简本为胜。从这个意义上说,汉简本可资参考,然不宜过于迷信。汉简本的最佳整理本,系文物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银雀山汉墓竹简•【壹】•孙子》。
武经本。即指宋刻《武经七书•孙子》。《武经七书》最早著录在尤袤《遂初堂书目》中,称之为《七书》,后因“武举以七书试士,谓之武经” 。宋本《武经七书•孙子》,是现存《孙子兵法》的最重要的版本之一,原为陆氏皕宋楼藏书,后为日本岩崎氏购得,收藏在日本东京静嘉堂。今有《续古逸丛书》影印本。自宋代至明末清初,《孙子兵法》流传始终以《武经》本为主导。相对而言,十家注本的影响则比较微弱。与《武经》本有一定联系的是《魏武帝注孙子》,收录在清代孙星衍《平津馆丛书》卷一《孙吴司马法》内。它为现存的《孙子兵法》最早注本,也是后世各种传写本、刊刻本的祖本,有影宋本传世。有学者认为,它与武经本属同一版本系统,但年代更早,错讹之处也较武经本、十一家注本为少 。历史上武经本系统质量上乘、影响广泛的研究著作主要有:金施子美《武经七书讲义•孙子》、明刘寅《武经七书直解•孙子直解》、明赵本学《孙子书校解引类》、明黄献臣《武经开宗•孙子》、清朱墉《武经七书汇解•孙子》等等。
十一家注本。即宋本《十一家注孙子》,上海图书馆藏本,1961年中华书局影宋本。它也是传世《孙子兵法》的最重要版本之一,乃与武经本共同构成《孙子兵法》传本两大基本系统的源流 。其书著录初见于尤袤《遂初堂书目》,《宋史•艺文志•子部》共著录三种《孙子兵法》集注本,均从属于十一家注本系统。其中吉天保《十家孙子会注》当是十一家注本的重刻本。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十一家注本在社会上并不十分风行。这种状况,一直到清代孙星衍手里才加以改变。当时他以华阴《道藏》本《孙子集注》为底本,对十一家注本作了一番认真细致的校订考辨工作,使之重新焕发青春,声誉鹊起,一举打破了自宋以来《孙子兵法》主要以武经本流传的格局。孙校《孙子十家注》也就成了近世流传最广、影响最大、最敷实用的《孙子兵法》读本。

三、《孙子兵法》的战争观
宋代郑友贤在《十家注孙子遗说并序》中指出:“武之为法,包四种,笼百家,以奇正相生为变。是以谋者见之谓之谋,巧者见之谓之巧,三军由之而莫能知之。”参之本书,可知郑氏之论洵非虚言。《孙子兵法》内涵丰富,几乎包举了军事学上的各个领域。
(一)《孙子兵法》的哲学基础
任何思想家都是按照一定的哲学观念来构建自己的学说体系的,一定的哲学观念制约和指导着思想家的基本价值取向,这方面孙子也没有例外。孙子的丰富的兵学思想之所以具有进步性、合理性,归根结底,是在自己的兵学著作中始终坚持了一条正确的思想认识路线,整部《孙子兵法》完全建立在合理的哲学基础之上。
《孙子兵法》的哲学基础,首先表现为朴素唯物主义理论指导。孙武反对鬼神天意,崇尚事实分析。在《孙子兵法》中,孙子对“天”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认为“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肯定天道不过是一种自然的现象,而不复再有主宰的性质。这样就和当时影响犹存的视天为人格神的宗教神学观划清了界限。基于这样的认识,孙子明确强调“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反对用阴阳杂占的方法去认识战争,主张“禁祥去疑”。因此,在观察战争问题上,孙子着眼于“道、天、地、将、法”等“五事”“七计”,提倡在客观事实基础上作出判断,预测胜负。在孙子那里,战争是被当作一种客观物质运动现象来对待的,注重实际,不尚空谈,乃是其兵学思想的最大特色之一。如《形篇》所说的“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就是一种把战争的胜负终极原因归结于物质条件的努力。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孙子兵法》中有许多以征引“五行”观念来论证战争的客观物质性的内容。《势篇》说:“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就是一例。这里的“五行”与《左传》等书的“五行”一样,都是被当作物质世界万事万物的最基本属性来看待的。而且孙子还更进了一步,即已将万事万物的演绎、派生和变化归结为“五行”的本质内涵了,并在此基础上,引申出“奇正”“虚实”等作战指导范畴 。由此可见,孙子的战争理论,其出发点正是他的朴素唯物主义物质观。
《孙子兵法》的哲学基础,其次表现为朴素辩证法思想思辨特征。孙子能够以普遍联系、相互依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认识和把握军事问题。在他那里,军事问题首先是被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的。他讲“道、天、地、将、法”,就是以联系的观点将政治、军事、天时地利条件、法制建设、人才拔擢等各项因素作为完整系统来进行考虑。第二,孙子的兵学基本范畴,如“奇正”“虚实”“主客”“攻守”等等,也无不以相互依存、互为关系的形式而存在,一方不存在,对方也就不存在,如无“虚”也即无“实”,无“正”也即无“奇”,彼此间都是对立的统一和普遍的联系。第三,不仅相互对立的事物具有联系统一性,就是同一事物内部也存在着不同倾向相互对立、互为渗透的属性,并将它用于战争指导:“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正是这些辩证联系的观点,使得孙子的理论具有最大的圆融性。
朴素辩证法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主张把握事物转化上的“节”与“度”。遵循这一思想,孙子在对待战争大事上既高度重视,透彻研究,又非常谨慎,努力追求“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理想境界。这正是其备战与慎战观念的哲学前提。在具体作战、治军问题上,这种朴素辩证法思想也得到了有力的贯彻。如孙子既强调“军争”,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必要环节,又主张“军争”必有节制,指出过犹不及。又如,《九变篇》论述将之“五危”:“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其实勇于牺牲、善于保全、同仇敌忾、廉洁自律、爱民善卒等等,本来都是将帅应具备的优良品德,然而如果过了度的话,即发展到了“必”这一程度,那么其性质也就起了转化,走向反面,而成为“覆军杀将”悲剧的起因了。另外像治军上既主张“视卒如婴儿”“视卒如爱子”,又反对“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作战指导上既强调“胜可知而不可为”,又肯定“胜可为”等等,也均是本着朴素辩证法思想观念的重要阐述。
朴素辩证法关于事物发展普遍属性理论,对《孙子兵法》也有重大的启迪和影响。其中较为典型的例子,就是孙子运用发展变化的观点来阐述缕析“奇正”问题的哲学含义:“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终而复始,日月是也;死而复生,四时是也……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 这里无论是遣词造句,还是精神实质,都显然与老子等人的论述有相似的一面。其他像“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五行无常胜,四时无常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等等,也同样体现了这种精神。
当然,《孙子兵法》对古代朴素辩证法思想是既有继承又有发展的。这主要表现为两点:第一,孙子注意辨别真伪,抓住事物本质。他看到在战场上为了迷惑敌人,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乃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因此,只有透过现象,抓住本质,不为外在的表面现象所迷惑,才能赢得胜利。他详细分析列举的三十余种“相敌”之法,就是从纷繁复杂的战争现象中所揭示的认识本质、抓住关键的经验总结。这标志着孙子真正吃透了朴素辩证法的精髓。第二,孙子反对消极被动,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与老子朴素辩证法一味主张贵柔守雌,反对刚强进取,具有明显保守性不同,《孙子兵法》中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则充满了积极主动的进取精神,在尊重客观实际的同时,提倡发挥人们的主观能动作用。所以主张“择人而任势”“形人而我无形”“计利以听,乃为之势”“敌逸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总而言之,是要辩证观察问题,积极创造条件,实现克敌制胜的目的。
《孙子兵法》的哲学基础,第三表现为民本政治思想精神的洋溢。春秋时期是我国古代民本主义思潮初步兴起的重要阶段,当时的思想家都普遍关注民众的欲求,尊重民众的愿望,关心民众的生计,争取民众的归附。这在《孙子兵法》中也有集中的反映。孙子的许多精彩命题和论述,都是在民本主义的精神指导和规范下提出并展开的。诸如“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以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 ;“上下同欲者胜” ;“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正” ;“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 ;“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 等等,就是比较显著的标志。很显然,孙子在这里已经将战争的胜负同政治的清明与否直接加以联系和对应了。至于清明的政治,在孙子眼里则等同于关心民生,争取民心,使上下和谐,同心同德,即所谓“令民与上同意”“上下同欲”“与众相得”云云。而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方式,就是“修道而保法”“唯人是保”等等。所有这一切,均打上了民本主义的深深烙印,也是孙子兵学理论具有历史进步性的具体表现。
(二)慎战与备战并重的战争观念
春秋时代战争频繁,诸侯列国争霸与兼并一日无已。《孙子兵法》当然要反映这一时代特色,这就决定了孙子在战争问题上鲜明地提出慎战与备战并重的主张。换言之,“安国全军”是孙子战争观的基本主线。
孙子对战争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孙子兵法》开宗明义就提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因为战争是关系到国家存亡的头等大事,所以孙子多次告诫并提醒统治者,必须慎重对待战争,指出:“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对于那种缺乏政治目标和战略价值而轻启战端的愚蠢做法,孙子持坚决反对的态度:“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 并要求战场指挥员做到“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 。
然而主张慎战并不意味着反对战争。《孙子兵法》提倡慎战的主旨,在于强调进行战争的政治目的应当遵循新兴阶级的功利主义原则,即做到“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这一点;不战则已,战则必胜。这种既重战又慎战的观点,使孙子的战争观念既不同于儒、墨的非战主张,也与稍后法家嗜战立场有所区别。由此可见,孙子的慎战出发点是“安国全军”,以最终赢得战争的胜利。
孙子是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鉴于战争不可避免,战争对社会经济、国家前途的巨大影响,把准备战争和指导战争的问题提到了极其重要的位置,强调做到有备无患:“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这就是说,要把立足点放在做好充分准备,不打无准备之仗,以强大的军事实力迫使敌人不敢轻易发动战争的基点上。
基于慎战和备战并重的战争观念,孙子逻辑地推导出用兵的理想境界,这就是一个“全”字。所谓“全”就是全胜。《孙子兵法》中提到“全”的地方有十余处,最主要的篇章是《谋攻》。孙子认为“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高明的战争指导者应该做到“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从而实现战略、战役、战斗的全胜,即“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用全胜的计谋争胜于天下,“不战而屈人之兵”。为了达到这一境界,孙子提出了“上兵伐谋,其次伐交”的主张,认为指导战争的上策是挫败敌人的谋略,其次是展示强大的兵威慑服敌人。至于“伐兵”“攻城”,那就等而下之了。由此可见,孙子的“全胜”思想,实际上仍然是其慎战和备战思想在作战指导上的反映。慎战与备战、重战思想犹如一条红线,贯穿于《孙子兵法》十三篇中。
如果不得已进行战争,孙子主张实行进攻速胜战略。他明确提出,从事战争的目的是为了“掠乡分众,廓地分利” ,即掠取他国的人力物力资源,扩张版图,在争霸兼并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在《九地篇》中,孙子更以明确的语言表明了自己的进攻战略:“夫霸王之兵,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孙子这一战争观,是符合新兴势力的要求的,是与社会大变革的潮流相一致的,具有突出的进步意义。

四、《孙子兵法》的制胜之道
(一)知彼知己 预见胜负
崇智尚谋,是《孙子兵法》乃至整个古代兵学的基本特色。这就决定了孙子把战略决策和作战指导的制定和实施,立足于“先胜”的前提之上。他曾斩钉截铁地表示,“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可见在他心目中,从事战争必须是如履薄冰,千万马虎不得。必须先有胜利的条件,先有胜利的方案,先有胜利的把握,才可以对敌一战。这就是所谓的“先胜”。因此,他不厌其烦地强调要“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认为这才是巧妙驾驭战争的“上将之道”。
然而,如何达到“先胜”的目的呢?孙子认为,“先胜”不是可以坐而致之的,而必须通过主观上的不懈努力来加以实现。努力的正确方向,则是全面了解和掌握各种情况,预测各种变数,在此基础上正确筹划战略全局,机宜实施战役指导,以赢得战争的胜利。用他自己的话精确洗炼地来表述,即“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由此可见,以“知彼知己”为主要方式的“先胜”思想,是孙子制胜之道的出发点和基础。
孙子认为,从事战争的先决条件是要做到“知彼知己”,因为只有全面了解各种情况,正确估量敌我态势,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定下正确的决心,制定正确的作战方针。鉴于这样的认识,孙子主张在开战之前对敌我双方的主客观条件——“五事七计”作出全面的了解,并进行仔细周密的考察比较,“校之以计而索其情”。看一看究竟哪一方君主政治清明,哪一方将帅更有才能,哪一方拥有有利的天时地利条件,哪一方法令能够贯彻执行,哪一方武器坚利精良,哪一方士卒训练有素,哪一方赏罚公正严明,以期对战争的胜负趋势作出高明的预测,并据此来制定己方的战略战术方针。孙子一再强调这样做的必要性,认为不如此就意味着失败:“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
孙子进而认为,不但在战前战略决策中要贯彻“知彼知己”的原则,而且在实施作战指导整个过程中,也要始终不渝地将“知彼知己”“知天知地”作为自己行动的最高纲领。他首先是通过对未能“知彼知己”而造成不利的后果的论述,从反面印证了全面了解掌握敌情的重要性:“不知战地,不知战日,则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后,后不能救前” ,“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敌之不可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战,胜之半也”。 接着,他又从正面充分肯定了“知彼知己”对于指导战役胜利的意义:“故知战之地,知战之日,则可千里而会战” ,“故知兵者,动而不迷,举而不穷。” 层层递进,环环紧扣,反复论证,鞭辟入里,从战役战术的层次将“知彼知己”、预见胜负的要义阐述无遗。
《军争篇》中有这么一段精彩的文字:“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可见上至“伐谋”这样的战略层次,下至行军屯兵这样具体的举措,都不能须臾违背“知彼知己”“知天知地”的根本原则。那么应该通过何种方式来了解和掌握情况呢?孙子对此也提出了自己系统的看法,从而使“知彼知己”的原则不曾流于空泛。
第一,重视用间,掌握第一手的敌情材料。孙子大力提倡用间,把这看成是“知彼”,也即“知敌之情实”的最重要手段之一,提高到战略的高度上来加以认识,“故惟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 。为此,孙子专门撰写了《用间篇》,来集中论述用间的原则和方法。主张乡间、内间、反间、死间、生间等“五间并起”,而以“反间”为主。通过间谍将敌人的方方面面情况侦察得一清二楚,以确保自己的战略方针得以顺利实施。
第二,战场“相敌”,掌握敌人的动向。所谓“相敌”,其本义是战场交锋之前,仔细观察敌情,并在此基础上判断敌人的行动意图,从而根据正确的判断,来相应决定自己的作战措施。孙子在《行军篇》中列举了三十三种的具体相敌之法。其中包括通过对敌人言论行动的观察以判断敌之作战意图,通过对鸟兽草木和尘埃的观察以判断敌人的行动意向,通过对敌人活动状况的观察来判断敌人的劳逸、虚实、士气以及后勤补给等情况。尽管在今天看来,这些具体的“相敌”方法大部分业已过时,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孙子主张“相敌”,把它作为战争指导者达到“知彼知己”目的主要手段之一,却是具有其特殊的意义的,反映了孙子对作战指导规律孜孜探求的可贵努力。
第三,“火力”侦察,通过试探性进攻,来进一步了解和掌握敌情。在《虚实篇》中,孙子论述了四种具体的试探敌人虚实的方法:“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计,作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意思是说,要通过认真的筹算,来分析敌人作战计划的优劣得失;要通过挑动敌人,来了解敌人的活动规律;要通过示形佯动,来试探敌人生死命脉之所在;要通过小规模交锋,来探明敌人兵力的虚实强弱。所有这些,都是在临战状态之下为了获取敌人情报而采用的方法,是孙子对战争经验的总结,并在战争实践中屡试不爽。它们的提出,表明孙子“知彼知己”的指导思想,已在具体的作战行动各个环节上得到了实实在在的贯彻。
(二)先发制人 进攻速胜
“先其所爱”,“兵贵胜,不贵久”,强调先发制人,提倡速战速决,推崇作战行动的突然性、主动性、进攻性、运动性,这可以说是孙子制胜之道的重要特点。
在军事上,“先发制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早在《军志》中便有“先人有夺人之心”的提法,《左传》里也有“宁我薄人,无人薄我”的见解。其实质含义即主动进攻,实施突然袭击,以争取作战上的先机之利。
孙子主张“伐大国”,积极主动进击敌人,“威加于敌”,以泰山压顶之势,摧毁敌人的抵抗意志,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实现“自保而全胜”的战略目的。这表明孙子所奉行的是进攻战略的指导原则。主动性是他所坚持的主要作战纲领。这一特点,决定了孙子推崇在作战行动中先发制人,克敌制胜。
孙子对“先发制人”问题的论述是相当精辟的。他强调在作战过程中,一切都要抢先一步,使自己处于主动有利的地位。在《虚实篇》中,他曾指出这样做的重要性:“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意思就是先敌一步,即可以逸待劳,一举击败来犯之敌。鉴于这样的认识,孙子一再主张在展开军事行动时,要做到“后人发,先人至” ,夺取先机之利。
“先发制人”的重要性既然不言而喻,那么剩下的问题,便是如何实施高明指导,来贯彻“先发制人”的目的了。孙子指出,要“先发制人”必须做到两点。一是“先发制人”应该创造和把握正确的时机。具体地说,就是要通过示形惑敌等方法,诱使敌人放松戒备,暴露破绽,继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主动进攻,乘虚而入,一举克敌:“敌人开阖,必亟入之”,“是故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 。二是“先发制人”应该在己方处于完全主动的地位情况下运用,其进攻的方向应当选择在敌人最薄弱且又是要害的环节,从而触一发而牵动全身,以收事半功倍之效,确保“先发制人”的战略意图得以顺利实现。具体地说,就是要“先夺其所爱,则听矣”;“先其所爱,微与之期” 。
“先发制人”的主要目的之一,乃是为了给敌以猝不及防的打击,尽可能迅速地完成战略任务以结束战斗,以较小的代价换取较大的战果。这样的指导思想,落实到具体作战行动中,就势必逻辑地推导出“速战速决”的主张。应该说,“先发制人”与“速战速决”乃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从《孙子兵法》所反映的情况来看,孙子是坚定不移地提倡速战速决的,主张在最短的时间里,战胜敌人,夺取胜利,反对使战争旷日持久,疲师耗财。他的基本观点是:“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
孙子强调进攻速胜,原因除了这样做符合“先发制人”战法的基本要求外,也是出于对战争的经济重荷以及当时外交战略格局形势等因素的考虑。
从战争与经济关系这一角度观察问题,孙子认为进攻速胜至关重要。《作战篇》指出:“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而十万之师举矣。”类似的论述也见于《用间》诸篇。它们表明,从事战争所损耗的财力、物力,数量大得惊人,对国计民生来说,不啻是极其沉重的负担,虽可暂时支撑较短的时间,但如果时间一长,各种严重的后果便会纷至沓来,使国家和民众陷于不可自拔的困境。对此,孙子是有清醒的认识的。因此他在同篇中态度鲜明地继续论述道,“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绝不可等闲视之。这样,孙子便从战略经济的高度论证了采取速战速决方针的必要性。
孙子强调进攻速胜,同时也是基于对当时列国战略格局的认识。春秋时期,诸侯林立,竞相争霸称雄,关系错综复杂。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某一国长期从事征战,就会给第三国带来可乘之机,最终使自己陷于两线作战的被动局面,出现所谓的“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情况。用孙子自己的话说,就是“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 从历史情况看,吴国的灭亡就是明显的例子。吴国的灭亡,原因固然很多,但它长期穷兵黩武,北上与齐、晋争雄,造成“钝兵挫锐,屈力殚货”,以至为越国所乘隙蹈虚,惨遭败绩,无疑是最主要的因素。可见,为了避免出现“诸侯乘其弊而起”的不利情况,战争指导者在开展军事行动时,也必须坚决贯彻进攻速胜的原则。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孙子反复阐述“兵贵胜,不贵久”的道理,指出:“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 他之所以反对攻城,其原因主要也是看到一旦采取攻城,那么必将因准备攻城的器械,建筑用于攻城的土山而导致旷日持久,无法速胜。这些情况充分表明,孙子是从战略全局的高度来认识速战速决的军事意义的。
为了圆满实现速战速决这一战略意图,孙子主张在采取军事行动时,一是要做到突然性,使敌人处于猝不及防的被动状态:“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 ;“进而不可御者,冲其虚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 努力达到那种“后如脱兔,敌不及拒”的最佳效果。二是要做到运动性,即提倡野外机动作战,调动敌人,以期在野战中予以歼灭性的打击:“顺详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 ;“以迂为直,以患为利,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 总之是要“悬权而动”,使自己始终保持主动地位,行动自如:“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难知如阴,动如雷震。” 三是要做到隐蔽性,使敌人无从窥知我方的真实作战意图,如同聋子、瞎子一样,从而确保我方速战速决军事行动的突然性能够达到,运动性可以实现:“易其事,革其谋,使人无识;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虑” ;“因形而错胜于众,众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胜之形,而莫知我所以制胜之形” 。孙子认为,只要在军事行动中真正做到了隐蔽、突然、机动,那么就能够速战速决,出奇制胜。
孙子先发制人、进攻速胜的思想对后世兵家的影响至为巨大。他们大多在继承孙子这一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阐明、发挥先发制人的作用,进攻速胜的意义。如《吕氏春秋》的作者,就把迅猛神速、先发制人,看成是“此所以决义兵之胜”,而反对进攻行动上的旷日持久,“不可久处”。又如《白豪子兵》也强调“时不再来,机不可失,则速攻之,速围之,速逐之,速捣之,靡有不胜”。所有这些,均显示出孙子速胜理论的强大生命力。
当然,从军事科学的层面上看,孙子先发制人、进攻速胜的作战原则也是有一定的片面性的,这主要表现为他将速胜与持久的关系机械地截然对立起来。因为虽然战斗上采取速战速决的方针始终必要,不可动摇;然而,在战略上,则必须根据双方力量对比等实际情况,来具体决定是进攻速胜或是防御持久,当速则速,宜久则久,不可拘定。否则,便是形而上学,到头来必定会遭到战争规律的惩罚。
(三)兵不厌诈 因敌制胜
兵不厌诈,计出万端,灵活机动,因敌制胜,这是孙子制胜之道的主要手段和方式。它的核心含义,就是灵活用兵,“战胜不复”。
孙子认为在战争中,要掌握战场主动权,实现克敌制胜的目的,就必须在具体作战指挥上坚决贯彻“兵者诡道”“兵以诈立”的原则,施行诈谋奇计,人为地造成敌人的错觉,使之产生判断错误,然后再给予出其不意的打击,一举而致克敌之效。
在这里,孙子把兵不厌诈推崇为军事家指挥艺术的精妙极致,指出作战成功的奥秘在于能打,却装作不能打;要打,却装作不想打。明明要向近处,却装作要向远处;实际要向远处,却装作要向近处;敌人贪利,就用小利引诱他;敌人混乱,就乘机攻取他;敌人实力雄厚,就注意防备他;敌人兵势强盛,就暂时避其锋芒;敌人暴躁易怒,就挑逗扰乱他;敌人卑怯谨慎,就设法使之骄横;敌人休整良好,就设法使之疲劳;敌人内部和睦,就设法加以离间。所有这些,都是兵不厌诈的具体表现形式。孙子认为,通过它们,即可达到“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的目的,置敌人于“不知其所守”“不知其所攻”,处处被动挨打的困境。
众所周知,进攻与防御,乃是两种最基本的战斗形式,至于追击、退却、包围、迂回……等等,不过是它们的变化而已。那么,究竟在什么情况下采用什么战斗形式,就必须根据客观情况来决定。要知道,战争的现象是难于捉摸把握的,所谓的“战机”,乃是稍纵即逝的东西。因此,捕捉战机,采取行动,完全依赖于指挥人员的“妙用”,这就是灵活机动。
灵活机动,关键在于正确地使用兵力和灵活地变换战术,“不以法为守,而以法为用,常能缘法而生法,与夫离法而合法” 。即既要尊重作战原则,但又不死守作战原则,而是根据天势、地势、敌势、我势,做到“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一句话,就是要正确处理作战指导的“常”“变”关系问题。
孙子充分认识到用兵打仗贵在灵活机动、随机应变,拘泥常法、一成不变,必然导致覆军杀将、辱身误国,因此他鲜明地提出了“因敌制胜”的重要命题,作为指导战争的根本原则:“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一再强调这是所谓的“兵家之胜”,是无从事先呆板规定的。
需要指出的是,孙子主张“因敌制胜”,并不等于他否定所有“常法”,将千百年来无数人用鲜血和生命凝成的作战法则一笔勾销。恰恰相反,他本人十分尊重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用兵之法”,并在自己的兵学著作中反复加以肯定。如《军争篇》论述用兵“八戒”:“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从,锐卒勿攻,饵兵勿食,归师勿遏,围师必阙,穷寇勿迫。”就是明显的一例。孙子所反对的,仅仅是不分地点、时间、场合,不顾敌情、我情而一味死守那些习以为常的作战原则,不知变通,最后导致作战失利的愚蠢做法。
在尊重作战“常法”的前提下,孙子更重视用兵的灵活机宜、不拘一格。用他自己的话讲,就是“践墨随敌,以决战事” ,认为“因敌制胜”,是通往胜利彼岸的舟楫,走向光辉顶点的阶梯。指挥员不论在何时何地都不能违背这一原则的精神。
在《孙子兵法》一书中,孙子关于“因敌制胜”作战指导原则的具体论述,是相当丰富且十分精彩的。这里可以列举几个突出的例子来说明问题。
一是对攻守关系的看法。孙子在《形篇》中指出:“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守则不足,攻则有余。”这里孙子对攻守之宜问题提出了辩证的看法,认为当在自己力量不足,或者时间和地点都不利,没有战胜敌人的可能的情况下,就要实施防御;反之,当自己力量占有优势,具备了战胜敌人的条件,这时便要展开进攻,而切切不能一厢情愿地从主观愿望出发,想进攻就进攻,不想进攻就防御,以至陷于攻守失据的被动地位。孙子进而强调指出,只有在攻守问题上真正做到因敌变化、随机处宜,才算是掌握了灵活机动指挥艺术的精髓。不论是进攻抑或防守,均可以得心应手,从容自如,无往而不胜,正如孙子所言:“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胜也。”
二是以“因敌制胜”原则来观照和认识作战的机断指挥问题。《九变篇》集中体现了这层思想。王皙注该篇主旨是“九者,数之极;用兵之法,当极其变耳”,张预注说得更为明确具体,“变者,不拘常法,临事适变,从宜而行之之谓也”。这些看法无疑均是正确的。孙子在篇中既提出了一些行军作战的常法,“圮地无舍,衢地合交,绝地无留,围地则谋,死地则战”,更强调了根据具体情况灵活变化,机断指挥,不囿于一时一地的得失,立足于全局进行指导:“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并把将帅能否精通各种机变的利弊,看作是是否懂得用兵的标志,指出“治兵不知九变之术,虽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
三是从“因敌制胜”原则的高度阐述“奇正”的变化问题。“奇正”是孙子所提出的一个重要军事范畴,古人认为它是“用兵之钤键,制胜之枢机”。一般地说,常法为正,变法为奇。在兵力使用上,守备、箝制的为正兵,机动、突击的为奇兵;在作战方式上,正面攻、明攻为正兵,迂回、侧击、暗袭为奇兵;在作战方法上,按一般原则作战为正兵,采取特殊战法为奇兵;在战略上,堂堂正正进兵为正,突然袭击为奇。在孙子那里,对“奇正”的变化运用的论述,乃是以“因敌制胜”原则为出发点的,既肯定“战势不过奇正”,强调用兵打仗要做到“以正合,以奇胜”;同时,更提倡根据战场情势的变化来灵活变换奇正战法:“奇正相生”“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 总之,一切从实际出发,当正则正,当奇则奇,因敌变化,应付自如,进入驾驭战争规律的自由王国。
其他像《火攻篇》言“凡火攻,必因五火之变而应之”;《九地篇》言“九地之变”,《军争篇》言“四治”“无邀正正之旗,勿击堂堂之阵”等等,都概莫例外地蕴含着“因敌而制胜”的深刻哲理,闪烁着辩证观察和处理战机的思想火花。
由于孙子“因敌制胜”的作战指导思想,符合战争活动的内在规律,在实战实践中一再获得验证,因此为后世兵家奉为圭臬,备受青睐。他们沿着孙子开辟的道路前进,进而从各方面深化“因敌制胜”的思想,《吴子》提到了“其将愚而信人,可诈而诱”等十一种情况,《阵纪》归纳为“因敌之险以为己固”四种情况,《兵法百言》又概括为“艰于力而借敌之力”等六种类型,均可视之为这方面的具体努力。其中南宋抗金名将岳飞那句名言,“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可谓是对孙子“因敌而变化”思想最深刻、最洗炼的阐发,堪称孙子千载之后的真正知音。
总之,“兵之变化,固非一道”,因敌变化,随机制敌,永远是高明的战争指导者自由驰骋的广阔天地。倘若不懂得这层道理,不遵循这条原则,那么即便是遍读天下兵书,也终究是纸上谈兵,隔靴搔痒,到头来难免夸夸其谈,一事无成。历史上赵括、马谡之流丧师辱身,贻笑天下,就是最显著的例子。
(四)致敌就范 把握主动
孙子认为决定战争胜负的症结,在于“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而要确保自己在战争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创造条件,始终牢牢地掌握主动权:“先为不可胜,而待敌之可胜。”而掌握主动权的核心,关键则在于做到“致人而不致于人”,即调动敌人、箝制敌人而不为敌人所调动、所箝制。这从战略层次上说,就是要做到“夫霸王之兵,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 ,进入“其所措必胜,胜已败者也” 的理想境界;就战术层次而言,掌握主动权,就是意味着“能使敌人前后不相及,众寡不相恃,贵贱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离而不集,兵合而不齐” ,是“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 。总之,是让敌人处处被动挨打,无可奈何;让自己攻守皆宜,稳操胜券!
主动权不是现成的东西,而必须是战争指导者运用聪明才智,发挥主观能动性,才能争取到手的。因此孙子在充分肯定夺取主动权的同时,更以极大的精力来探讨如何争取主动权的问题,发表了许多非常精辟的见解,概括起来说,大致有下面几个方面:
第一,加强军队实力,造成对敌力量对比上的绝对优势,“胜兵若以镒称铢”,“胜者之战民也,若决积水于千仞之谿者,形也” 。这里的“形”,是“军形”,即指军事实力及其外在表现。战争固然是智的角逐,但同样也是力的较量。如果没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奇谋妙计再多再好,也是无从争取战争主动权的。孙子对这层道理洞若观火,因此他讲主动权问题,首先立足于增强军事实力这一点上,主张造就“以碫投卵”的主动态势,然后在这基础上争取先机之利。
第二,造势任势,发挥主观能动性,主动灵活地打击敌人。所谓“势”,按孙子的本意,指的是军事力量合理的积聚、运用,充分发挥其威力,突出表现为有利的态势和强大的冲击力。孙子认为光有实力还不够,要夺取主动权,重要的环节之一,是要任势,所谓“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 ,就是这个含义。因此他一再指出:“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 孙子所说的“任势”(今人多称之为“造势”),其实质含义就是要在强大军事实力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将帅的杰出指挥才能,积极创造和运用有利的作战态势,主动灵活、卓有成效地克敌制胜。
在《势篇》中,孙子还曾指出:“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势如彍弩,节如发机。”这表明孙子在重视造势任势以夺取主动权的同时,也注意到以“节”制“势”的问题。他认为“势”与“节”二者互为关系,相辅相成。有势无节,不能发其机;有节无势,则不能逞其威。势要险,即应该快速,突然;节要短,即应该近距离发起攻击,“势如彍弩,节如发机”。孙子说:“鸷鸟之击,至于毁折者,节也。”可见只有节量远近,掌握时机,正中其宜,才能充分发挥“势”的威力,使敌人遇之者毁,触之者折,从而真正把握战场的主动权。
第三,示形动敌,主动创造条件。战场上两军对阵,敌我双方在主观上都毫无例外地要致力于造势任势,以争取主动的地位。能否成功,关键之一,就在于能否广施权变,示形动敌,出奇制胜。
“兵以诈立”,在战争中,如果同敌人讲信义,比道德,那么就会成为宋襄公一类的蠢人,丧师辱国,为天下笑。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以迷惑对手,把握主动,左右战局,夺取胜利。孙子把这种高招,概括为示形动敌。
所谓“示形”,就是隐真示假,诱使敌人中计上当,被自己牵着鼻子走,最后陷入失败的命运。用孙子自己的话说,就是“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卒待之” 。孙子指出,战场上示形动敌、克敌制胜的最上乘境界乃是“形人而我无形”“形兵之极,至于无形。无形,则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 。孙子认为,一旦达到这种境界,那么进行防御,即可“藏于九地之下”,坚如磐石;实施进攻,即可“动于九天之上”,制敌于死地。一句话,我军处处主动,而敌军则处处被动。
第四,奇正并用,避实击虚。孙子认为,要造成有利的作战态势,掌握战场主动权,在作战指挥上一是要解决战术上的“奇正”变化运用问题,“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 。所谓奇正,首先,是兵力的配置和使用,“以正合,以奇胜”,也即《尉缭子》所言的“正兵贵先,奇兵贵后”。其次,也是更重要的,是战术的选择和运用,“奇正相生”“奇正之变”。由于奇正的内涵和价值意义,我们在前已另有说明,这里就不再展开论述了。
孙子同时指出,要掌握战场主动权,在作战指挥上还要正确贯彻“避实而击虚”的原则。
“虚实”是孙子兵学中的一个重要军事范畴。一般而言,无者为虚,有者为实;空者为虚,坚者为实。表现在具体军情上,大凡怯、饥、乱、劳、寡、不虞、弱为虚;勇、饱、治、逸、众、有备、强为实。孙子从中揭示出一条重要的规律,这就是避实击虚。
孙子“避实击虚”的原则,首先表现在对攻击目标、攻击方向的选择上。基本的指导思想是,避开敌人的强点,攻击敌人虚弱但却是性命攸关的关键部位。从根本上调动对手,制服敌人。他说“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劳者,行于无人之地也;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又说“进而不可御者,冲其虚也” ,讲的都是一个意思。总之,只要在作战目标及方向选择上贯彻了“避实而击虚”的方针,那么就可以达到“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 的目的了。
孙子“避实击虚”的原则,其次还表现为对攻击时机的把握。基本的指导思想是,避免同正处于士气高涨、斗志旺盛阶段的敌人作正面交锋,通过各种手段瓦解敌人的士气,消磨敌人的斗志,尔后再予以突然而凌厉的打击,夺取战争的胜利。《军争篇》所提到的“治气”主张,就集中反映了孙子“避实击虚”原则在战机捕捉把握上的运用,“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另外像《九地篇》言“敌人开阖,必亟入之”,也是类似的意思。
综上所述,孙子制胜之道的核心就是致敌就范,掌握主动。孙子认为,只要掌握了主动权,战略方针即可确保落实,战术运用即可得心应手,在这样的情况下,胜利的天平自然而然会朝着自己这一边倾斜了:“故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战,画地而守之,敌不得与我战者,乖其所之也。” 从而真正进入驾驭战争的自由王国。
历史在前进,战争在发展,夺取主动权的内容、方法和手段也随之而丰富、完善或改变。然而主动权是军队行动的自由权,行动自由是取胜的关键这一点永远不会改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孙子的名言——“致人而不致于人”将作为普遍的真理,而同战争现象相共存。
(五)集中兵力 以十击一
正确选择主攻方向,集中优势兵力,在全局或局部上造成“以镒称铢”的有利态势,各个歼灭敌人,这是孙子制胜之道的突出环节。
作战双方,谁具有优势的战场地位,谁就能拥有军队行动的主动权,这乃是古今中外战争中的一条重要规律。大体而言,两军对阵,凡兵力薄弱、指挥笨拙的一方,一般情况下,总是比较的被动。所以,古往今来的军事家们很自然地提出了“众寡分合”的著名命题。所谓“众寡”,就是兵力的对比问题;所谓“分合”,就是指兵力的部署使用问题。两者的核心所在,就是要集中兵力,在全局或局部造成优势,分一为二,各个击破敌人。
孙子是历史上第一个重视并系统阐述“众寡分合”作战原则的兵学大师。在《谋攻篇》中,他明确强调“识众寡之用者胜”,把这看成是“知胜有五”的一项重要因素。这里的“众寡”当然是指兵力的多少,而“用”则是指兵力的运用,也即《军争篇》所说的“分合为变”。孙子认为,要确保掌握主动权,夺取战争的胜利,就必须在战场交锋时集中优势兵力,以镒称铢,“以碫投卵”,给敌人以毁灭性的打击。为此,他在自己的兵法著作中反复阐发了集中兵力问题的重要性,并一再提出具体的集中优势兵力的种种主张:“并力”“并敌一向”“并气积力,为不可测”“我专为一”,从而达到“以众击寡”的目的。
当然,战场的敌我态势是多种多样且瞬息万变的,因此集中兵力的方法也不宜固守一道,而应该是因敌变化、随机制宜。孙子对此是有清醒的认识的,所以他在《谋攻篇》中论述了集中兵力的各种对策,“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主张针对不同的兵力,分别灵活地采取“围”“攻”“分”“战”等战法,确保己方进退自如,攻防皆宜。
兵力的大小与兵力的集中分散,并不是同一回事。在总体上说,兵力对比虽占优势,但在具体作战过程中也可能因兵力部署的分散而丧失优势;反之,兵力在总体上占劣势,但也可能因相对集中而形成局部上的优势。由此可见,集中兵力是有一定条件的,从主观上说,敌我双方都力求集中兵力,谋求战场上的优势。然而能否达到这个目的,则取决于指挥员主观能动性有无得到充分的发挥。换言之,必须通过高明的指挥,使我方兵力集中而使敌人兵力分散,这才是集中兵力的关键。
孙子不愧为杰出的军事理论家,在“众寡之用”问题上,他既肯定集中兵力的意义,提倡“以十击一”,又积极探讨如何在战争活动中,通过对“分合为变”等手段的运用,以达到集中兵力、掌握主动的目的。
孙子认为集中兵力的关键,在于最大限度地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善于创造条件,捕捉战机。从战术上说,就是要做到“形人而我无形”,使敌人显露真情而我军不露任何痕迹。这样一来,我军兵力就可以集中而敌人兵力却不得不分散。通过调动敌人,来使我方的兵力集中在一处,而让敌人的兵力分散在十处。于是,集中兵力的意图即得以实现,我们便能以十倍于敌的兵力去进攻敌人了,从而造成我众而敌寡的有利态势。而能做到集中优势兵力攻击劣势之敌,“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出现“吾所与战者寡”的局面。基于这样的认识,孙子乐观地表示了充足的信心,“胜可为也,敌虽众,可使无斗”,“越人之兵虽多,亦奚益于胜败哉” 。
孙子的思维方式是辩证的,在肯定集中兵力重要性的同时,也深刻揭示了分散兵力的危害性。他认为,在兵力部署上如果不分主次方向,单纯追求“无所不备”,那就势必形成“无所不寡”,不能达到“我专而敌分”的目的,也就失去了主动地位的物质基础。据此,孙子一再提醒战争指导者要避免犯“以一击十”“以少合众”这一类分散兵力的错误,因为那样做即是“败之道也”,到头来一定会覆军杀将,自取其辱。
孙子集中兵力,以镒称铢的作战指导思想对后世兵家的影响殊为深远。他们一方面进一步肯定集中兵力的军事学术价值,如《淮南子•兵略训》就曾用形象的比喻来说明这层道理:五个手指轮番敲打,不如握紧拳头狠命一击;一万人逐个轮番进攻,不如一百人同时出击。而《百战奇法》则更明确指出“以众击寡,无有不胜”。另一方面,他们也高度重视运用“分合为变”的手段,来达到集中兵力的目的,“设虚形以分其势”,造成“敌势既分,其兵必寡;我专为一,其卒自众”的有利态势。
(六)巧用地形 攻守得宜
察知天候地理,巧妙利用地利,根据地理条件制定切合实际的战略战术,确保作战的胜利,乃是孙子制胜之道的重要内容。
战争是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在古代主要是在陆地和水面进行的,因此,对于影响军队行动的战场地形,就不能不详细研究;为了在战略布局上取得有利地位,就不能不对兵要地理作周到的考察。前者属于“军事地形学”的范畴,而后者则属于“军事地理学”的范畴。在古代,这两者的区分并不严格。人们通常是对它们作通盘的研究和阐述的,孙子在这方面也不例外。
在冷兵器作战时代,掌握和利用地形地理,对于决定战争的胜负关系尤为重大。因此,早在孙子之前,人们即开始探讨军事与地理条件的关系,并留下了不少足资启迪的理论雏型。如《易•师•六四》有云:“师,左次,无咎。”意思是军队在作战中只要占领有利的地形,就不会有危险。又如《易•同人》亦云:“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意谓利用地形多草而隐蔽军队,并抢先占领有利的制高点,就能够战胜敌人,并使敌人大伤元气,多年得不到恢复。这些都成了孙子构筑其兵学地理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
然而,在孙子之前关于地形运用原则的论述,尚远远未臻成熟。这表现为,一是片言只语,缺乏深度;二是没有涉及兵要地理问题,缺乏广度。只有到了孙子那里,利用地理条件以克敌制胜,才成为军事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军事地理学才基本具备规模。换言之,孙子乃是中国古代第一位系统探讨地形、地理条件与军事斗争成败相互关系的军事大师。
孙子对地理在战争中的重要地位有明确的认识。他把“天地孰得”列为“五事”“七计”制胜条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所谓“天”,就是“阴阳,寒暑,时制”;所谓“地”,就是“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他一再强调高明的指挥员应该“知天知地”,认为这是“胜乃可全”的前提条件。他指出地形条件与作战的胜负有着密切的联系,主张把熟悉和利用地利提到战略的高度来加以重视:“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也。”鉴于这样的认识,孙子进而强调行军作战时,要侦察或利用向导去了解地形、掌握地形,指出“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 。
孙子的军事地理学思想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兵要地理的论述,他撰写《九地篇》,对这一问题集中进行了探讨,提出了军队在九种不同的战略地理环境中展开行动的基本指导原则。二是对战术地理的论述,主要见于《行军》《地形》诸篇。以下我们就根据这一线索作一番必要的概述。
孙子高度重视对兵要地理的研究。在《九地篇》中,他把战略地理区分为“散地”“轻地”“争地”“交地”“衢地”“重地”“圮地”“围地”“死地”九大类,对它们的内涵和特点进行了扼要而精辟的概括归纳:“诸侯自战之地。为散地;入人之地而不深者,为轻地;我得则利,彼得亦利者,为争地;我可以往,彼可以来者,为交地;诸侯之地三属,先至而得天下之众者,为衢地;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为重地;行山林、险阻、沮泽,凡难行之道者,为圮地;所由入者隘,所从归者迂,彼寡可以击吾之众者,为围地;疾战则存,不疾战则亡者,为死地。”
针对上述不同的战略地理条件,孙子进而论述了具体的军事行动方案:处于散地就不宜作战,而应统一军队的意志。处于轻地就不宜停留,即使不得已屯驻,也要使营阵紧密相连。遇上争地就不要勉强进攻,而应迅速出兵包抄敌人的侧后。遇上交地就不要断绝联络,同时谨慎进行防守。进入衢地就应该争取与国,巩固与诸侯之间的联盟。深入重地就要掠取粮草,保障军粮的供应。碰到圮地必须迅速通过。陷入围地,就要堵塞缺口,并设谋脱险。处于死地,就要显示殊死奋战的决心,力战求生。
从孙子这些战略地理学说的内涵来看,孙子的重点,是放在纵深奔袭这一点上的,即认为了解兵要地理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展开战略突袭,以坚决果敢的行动,迅速将军队插入到敌国的腹心地区,与敌军展开决定性的会战,争取一战而胜,成就霸王之业。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凡为客之道,深入则专,主人不克” 。由此可知,孙子的兵要地理理论,是其进攻战略观念在军事地理学上的具体反映。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体”与“用”的逻辑关系。
孙子的战术地理思想同样相当丰富,精彩迭呈。他指出,在行军作战过程中,首先要将军队处置好,这即是所谓的“处军”,而“处军”的重要环节,便是要善于利用有利的地形,避开不利的地形,占据战场上的主动地位。为此他具体细致地列举了在山地、江河、沼泽、平原以及“绝涧、天井”等特殊地形的处军原则。具体地说:
在平原地带,要占领平坦开阔地域,而翼侧则应倚托高地,做到前高后低,居高临下,居生击死,同时还要保持粮道的畅通。
在山岭地带,要靠近有水草的山谷,驻扎在居高向阳的地方,同时避免去仰攻业已为敌人所占领的高地,这是总的原则。在《地形篇》中,孙子还通过对“挂形”“支形”“隘形”“险形”等四种地形作战原则的阐述,进一步揭示了山地“处军”作战的要领。
在江河地带,孙子认为作战上必须掌握以下的要领:第一,“绝水必远水”,即横渡江河,必须在远离江河之处驻扎。第二,实施“半渡击”,即敌人渡水来战,不要在江河中予以迎击,而要等它渡过一半时再发起攻击。第三,“欲战者,无附于水而迎客”,意即如果要同敌人决战,则不要紧挨水边布兵列阵。第四,“视生处高”,意即在江河地带驻扎,也应当居高向阳。第五,“无迎水流”,意即不可面迎上流,以防止敌军顺流而下,决堤放水,投放毒药。
在盐碱沼泽地带,孙子认为“处军”上要做到,一是应该迅速离开,不要停留,以摆脱被动。二是倘若万不得已同敌人相遇于盐碱沼泽地带,那就一定要靠近水草并背靠树林,努力化被动为主动。
孙子认为,各种特殊地形的地带都是极不利于军队的行动的。一旦遇到这类地形,就要善于判断,果断决策,迅速离开,把它们留给敌人,陷敌于被动之中:“凡地有绝涧、天井、天牢、天罗、天陷、天隙,必亟去之,勿近也。吾远之,敌近之;吾迎之,敌背之。”
在具体分析了江河、平原、山地的地形特点以及不同的军事对策之后,孙子进而概括和揭示了利用地形的一般规律,形成了其战术地形学的基本指导思想:“凡军好高而恶下,贵阳而贱阴,养生而处实,军无百疾,是谓必胜。丘陵堤防,必处其阳而右背之。此兵之利,地之助也。” 可见,无论在平原、山岭地带也好,还是在江河、天险、沼泽地带亦罢,都要居高向阳,梯次配备兵力,保证军需供给,巧妙利用地形,牢牢掌握主动,力争克敌制胜。
应该指出的是,战略地理、战术地形固然重要,为战争指导者所必须充分了解和巧妙利用,但它毕竟是用兵打仗的辅助条件。要在战争中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关键还在于拥有强大的实力,并高明实施卓越的作战指导。同时,孙子所揭示的巧用地利的方法,也仅仅是一般的通则。要真正驾驭它,实有赖指挥员别具匠心,临机应变。韩信背水阵破赵就是这方面的典范。
(七)因粮于敌 事半功倍
战争都是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进行的,受物质经济条件的制约,因此古代兵家均十分重视战争对经济力量的依赖关系。他们普遍认为,战争的实施必须以充足的物质保障为基本前提。换言之,军事后勤是进行战争的重要条件,没有充足的后勤保障,军队就会陷入困境,不论进攻,还是防守,一切奇谋妙计都将失去现实的物质基础。基于这样的认识,古代兵家对军队的后勤保障意义、手段均进行了充分的论述,提出了许多著名的原则。在这方面,“兵圣”孙武同样是一位伟大的理论奠基者。
孙子对军事后勤保障问题的理性认识已达到一定的深度,这表现为他对军事后勤的地位、作用,军事后勤与经济、战争胜负的关系作出了较为全面广泛的论述。他的军事后勤思想是其制胜之道的有机组成部分,曾对后世兵家产生过持久且深刻的影响。
孙子对军事后勤的重要性是有深刻的认识的。《军争篇》那段名言就集中体现了这一点。他说:“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这里的“辎重”泛指军用器材装备;“粮食”泛指粮食和草料;“委积”泛指军用战略物资的储备。它们概括了军事后勤保障的主要方面,包含了军队行军作战所必须具备的客观物质条件。很显然,孙子业已将搞好后勤保障提高到关系军队存亡、战争胜负的战略高度来加以认识了。
除了强调军事后勤保障本身重要性外,孙子也注意到健全后勤保障制度对搞好后勤供应的意义。他在《计篇》中所讲的“五事”之一“法”中的“主用”,据曹操等人的注释,便是指军需、军用器械、军事费用的供应管理制度。孙子将它单独提出来加以阐述这一做法本身,即表明他高度重视后勤的战略地位。
在充分肯定军事后勤重要性的基础上,孙子进而提出了实施落实军事后勤保障的基本原则和具体手段。其中“因粮于敌”的主张,就是这方面的根本纲领。这在《作战篇》中,有非常精炼、明确的表述:“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
所谓“因粮于敌”,其基本含义乃是军队的粮食给养在敌国进行补充,予以解决。孙子认为这是整个军事后勤保障问题的核心,是确保战争顺利进行,并最终取得胜利的一大关键。
应该说,孙子提出“因粮于敌”这一后勤保障基本原则,乃是抓住了解决问题的关键。因为在古代中国,以农为本的根本条件,决定了粮食问题在军事后勤中一直占有最突出的地位,军事后勤保障的成功与否,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粮食供应的情况,所谓“用兵制胜,以粮为先”,就是这层意思。因为对军队来说,有粮才有战斗力,才能保持高昂的士气。粮食供给的意义既然如此重大,那么将帅在考虑军事后勤保障问题时,自然要再三强调“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并采取具体的措施,以确保粮道的畅通无阻,粮秣补给的妥善解决。
孙子提出“因粮于敌”的后勤保障原则决非偶然,乃是春秋晚期战争实践的客观要求和他本人速战速决进攻战略指导思想的必有之义。
春秋中期以前,战争的规模相对不大,战争的时间相对短暂,战争的机动性相对不强,参战的人数相对较少,这就决定了粮食补给问题在战争中的迫切性相对不显突出。然而,到了春秋晚期,情况有了重大的变化。这一时期,战争规模日趋扩大,战争进程旷日持久,参战人数大大增多,军队行动的机动性日显增强。于是,如何确保以粮秣补给为中心的军事后勤保障的落实,也就成了战争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从这个意义上说,孙子提出“因粮于敌”原则乃是时代的必然,现实战争的产物。
粮食补给固然重要,可是为什么解决的方式要选择“因粮于敌”这一手段?这在更大程度上,乃是孙子“兵以利动”、进攻速胜战争指导思想在军事后勤问题上的必然反映。
孙子清楚地看到了战争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作用,指出战争势必造成国家财力物力的严重损耗,加重民众的负担,从而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而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主要的原因之一,是粮秣的转运补给至为困难,既费用开销过大,“日费千金”,又人力浪费严重:“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 在《作战篇》中孙子对远道转输的危害性曾有过详尽的阐述,大意是:国家之所以因用兵而导致贫困,就是由于远道运输。远道运输,就会使百姓陷于贫困。临近驻军的地区物价必定飞涨,物价飞涨,就会使得百姓之家财富枯竭。财富枯竭就必然急于加重赋役。力量耗尽,财富枯竭,国内便家家空虚。总之,一切祸根皆源于远道转输。孙子认为这实在得不偿失,是违背“兵以利动”这一根本宗旨的,必须坚决加以避免,而避免的途径唯有“因粮于敌”,即所谓“智将务食于敌”。在这一认识基础上,孙子进而从经济成本核算的角度,论证了“因粮于敌”的合理性,“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𦮼( )秆一石,当吾二十石” ,也就是说,计算下来,粮秣补给还是在敌国就地征发来得划算。由此可见,以战养战,“因粮于敌”,出发点在于尽可能减轻后勤供给上的负担,以顺利达到进攻速胜的战略目的。
该如何贯彻“因粮于敌”这一原则?对此,孙子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基本立足点就是抢掠劫夺。在这一问题上,孙子的态度倒是十分坦白的。其具体的措施便是“重地则掠”,即深入重地就要掠取粮草;“掠乡分众”,即分兵抄掠敌国乡野,分配抢夺到的人畜和财物;“掠于饶野,三军足食”即在敌国富庶的乡野进行劫掠,以保障全军上下的粮秣供给。由此可见,孙子所讲的“因粮于敌”,实质所指乃是掠夺敌国的粮仓、敌国的民家,以保证军事行动的顺利进行。这里,孙子并无从敌国征集粮秣、收购粮秣的想法,更没有依靠和争取敌国民众箪食壶浆、自动捐献粮秣的考虑。手段相当单纯,用武力劫掠夺取而已。应该说,这种做法有片面性。
毫无疑问,孙子“因粮于敌”,借助劫掠利用敌对国家物质资源以支持战争的后勤保障思想,曾在历史上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不少军事家都将它视为深入敌区时解决给养难题的一个对策,并在实战中加以运用。同时他们也多少意识到单纯“掠于饶野”做法的局限性,注意丰富和发展孙子“因粮于敌”的思想内涵,主张争取民众,让民众自动赠粮送物,“民咸馈献”,或采取有偿征集,“设法购运”,以减少“因粮于敌”过程中人为的阻力。这样看待问题、处理事情的态度和做法,显然要比孙子的主张来得较为全面,较为得体。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因粮于敌”的思想,孙子提倡于前,兵家阐发于后,但是其局限性也在所难免。诸如在荒漠草原作战,或遇到敌方坚壁清野,便无粮可因,或可因之粮不多。所以清初的《兵法百言》就曾认为,“因粮于敌”“间可救一时,非可常恃也”。比较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内必屯田以自足,外必因粮于敌” ,双管齐下,互为补充,各擅胜场,以致成效。

五、孙子的治军思想
孙子的治军思想是自具系统的。他曾提出不少精辟的治军原则,以适应新兴势力从事战争的需要。归纳起来说,孙子的治军思想主要包括严明赏罚、重视选将、将权贵一、严格训练、统一号令、爱卒善俘等诸多方面。而其核心精神,就是刚柔相济、恩威并施、文武两手、双管齐下——“令之以文,齐之以武”。
(一)上下同欲 政胜为先
军队内部关系和谐,团结一致,是治军的先决条件,也是治军的首要内容,而关系和谐亲密,则取决于整个政治的清明与否。如果政治黑暗,上下离心,关系紧张,矛盾尖锐,那么军队必然涣散软弱,战斗力低下,无法完成任务,走上破军亡国的末路。因此古人治军,总是把搞好军队内部的团结,提高部队的凝聚力放在重要的位置,反复加以强调。
应该说,重视军队内部团结问题,并不肇始于孙子。早在《周易》中,就有关于治军以和为先的论述。如《晋•六三》爻辞指出,“众允,悔亡”,意思就是说如果能得到众人的信任,取得战争的胜利便没有什么困难了。到了《左传》那里,更明确提出了“师克在和不在众”这一命题,把和军洽众视为决定军队强大、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之一。前人这一类理性认识,对于孙子“上下同欲”治军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孙子处于政治变革剧烈、战争活动频繁的春秋晚期,前人在治军问题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使他在构筑自己治军思想时,有了可资借鉴的材料。而建设一支能征惯战的军队以应付争霸兼并战争的需要,更使得他将相当大的注意力投放在理顺军队内部关系的深刻思考上,于是系统提出了其“上下同欲,政胜为先”的治军基本思路。
在《孙子兵法》中,孙子把“主孰有道”突出地置放在考察战争胜负诸要素“五事”的首位。这里的“道”,其本质含义就是指政治的清明与否。在孙子看来,“修道而保法”不仅是克敌制胜的前提,也是治军上的要义,是须臾不可忽视的。
由于军队的基本成员——广大士卒来自于民众,因此孙子认为,要搞好军队内部的团结,应该从理顺整个国家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相互关系做起。于是他主张“令民与上同意” ,即要求战争指导者尊重普通民众的意愿,想方设法创造条件,使统治者与广大民众两者之间的意志统一起来,上下之间团结一致,和衷共济,去夺取战争的胜利。
有了国家政治中“与上同意”这个坚实基础,那么落实到军队治理上,做到“与众相得” 也就有了较大的可能。所谓“与众相得”,指的是官兵之间关系和谐融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指挥员关心爱护普通士卒,普通士卒爱戴拥护指挥员,为实现共同的目标携手合作,患难与共,前赴后继,勇往直前。
当然,孙子也清醒地意识到,要使自己良好的初衷转变为现实,并非容易。这主要是因为统治者与民众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利益对立。统治者组建军队、发动战争,乃是出于争霸称雄、兼并土地、掠夺财富、奴役民众的目的。而对广大民众和普通士卒来说,战争给他们带来的眼前直接后果,乃是生命的牺牲,财产的损失,是种种不幸。因此要让他们充当炮灰、为之卖命,自然是困难重重。在这样的情况下,军队内部要做到上下关系融洽,齐心协力,一致对敌,也多属一厢情愿。这是治军上一个无从回避的矛盾。
那么,该如何化解这一矛盾呢?孙子提出了极其高明的一着,即调和上下之间的矛盾,寻找双方的共同点,既满足统治者的意愿,又多少照顾普通士卒的利益,所谓的“上下同欲” ,就是他这一治军指导思想最精炼、最贴切的概括。
“上下同欲”按字面的理解,就是将帅和士卒间利益一致,意愿相同。其具体的内容,孙子本人并没有展开论述,但不外乎以下几层意思:第一,统治者对战争持慎重的态度,与穷兵黩武划清界限,尽可能减少战争给民众带来的损失。第二,运用教育的手段,激发、振奋部队将士的“军心士气”,同仇敌忾,乐于公战,勇于牺牲,一往无前。第三,在精神激励的同时,利用物质利益这一杠杆,使得将士的战场表现同其物质利益直接挂起钩来,即所谓“取敌之利者,货也” 。第四,军队统帅在具体指导作战行动过程中,既考虑君主的根本利益,又关心普通士卒乃至百姓的痛痒,对上负责,对下安抚,“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 。
在孙子的观念中,“上下同欲”是理兵励气、增强部队战斗力的关键。通过它,军队内部上下之间会变得团结,军队行动就会步调一致,从而进入“齐勇若一”的上乘境界。
孙子“上下同欲”,政胜为首的治军立场,受到后世兵家的普遍推崇。他们从中接受启迪并根据自身所处的时代条件,不断丰富发展孙子的这一理论。概括地说,这种发展表现为:第一,强调“上下一心”,努力保持政治思想上的一致,“与众同好”,“与众同恶”;第二,要求军队内部在日常生活中做到一致,“寒暑与均,劳逸与齐,饥渴与同”;第三,强调在战场上做到上下之间“安危与共”;第四,主张“上下同欲”从平时做起,坚持不懈,认为只有平日抚恤“得其心”,才能做到临战之际“得其死力”。
(二)令之以文 齐之以武
军队是从事武装斗争的特殊集团,在战场上以身许国、流血牺牲是军人应尽的天职。可是蝼蚁尚惜其命,何况是万物之灵的人呢?爱惜生命,乐于安逸是一般人的天性,因此要让他们为国家殊死力战,那是不无困难的:“夫农,民之所苦;而战,民之所危。” 如何克服人们天性中这一弱点,做到奋不顾身,勉力作战,就是治军上的一个重要课题。一般地说,除了用思想动员、精神激励以振奋军心士气外,申饬军纪军法,令行禁止,统一号令,整肃军容,乃是约束部众,提高军队战斗力的主要保障。
申饬军纪、严明号令是中国古代兵家的共识。早在《周易•师•初六》中就有“师出以律,失律凶”之说,将军事纪律视为克敌制胜的前提条件。相传三国时期大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曾有名言:“有制之兵,无能之将,不可以败;无制之兵,有能之将,不可以胜。” 认为军纪严明、训练有素的军队,才拥有强大的战斗力。“师行须预严纪律”,“顺命为上,有功次之”,可见自古以来人们都把严明军纪放在治军的重要地位。
从《孙子兵法》以及孙武的生平事迹看,孙子对整饬军纪军法的重要性是有清醒的认识,给予高度重视并身体力行的。在《计篇》中他将“法”列为“五事”中的一项,把“法令孰行”作为判断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之一。他认为一支军队必须有严格的组织编制,明确各级指战员的职守:“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 一再强调指出:“治乱,数也”,“凡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 可见孙武非常重视军队的法制建设。至于军队法制建设的重点,孙武则认为是统一号令,加强纪律。他曾说“斗众如斗寡,形名是也” ,主张以金鼓旌旗来统一将士的耳目,协调部队的行动,以达到“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 的目的,指出这是最佳的“用众之法”。孙子是这样主张的,也是这样实践的,吴宫教战时他不顾吴王阖闾的求情阻拦,断然处死不听军令、不守纪律的两名吴王爱姬,就是这方面最有说服力的事例。
同时,孙子也主张在执法问题上应该做到随时变宜,灵活处置,以更好地发挥军事法纪的作用。所谓“施无法之赏,悬无政之令” ,就是这层意思,即施行超越常规的奖赏,颁布打破常规的军令,来将军事法纪落实到实处。这充分体现了孙子既讲求执法的严肃性,又注重执法的灵活性这一实事求是的态度。
孟子有言:“徒法不足以自行。”申饬军纪军法必须用具体而有力的手段来加以保证。这个手段,主要是指“赏”“罚”两柄。即通过严刑厚赏迫使将士畏法守纪,听从命令,勇敢杀敌。
孙子认为,严明赏罚乃是整饬军纪军法,发挥全军将士积极性,增强部队战斗力的最重要途径之一。在《计篇》中他曾把“赏罚孰明”列为预测、分析战争胜负的主要标准之一,旗帜鲜明地指出:“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 。所谓“文”,就是指精神教育,物质奖励;所谓“武”,则是指军纪军法,重刑严罚,认为只要在治军中贯彻信赏明罚的原则及其措施,就可以克敌制胜,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在《孙子兵法》中,孙武还进而阐述了实施赏罚两柄的具体标准。如提出在车战中凡是英勇作战,缴获敌人战车十辆以上的,应该“赏其先得者”,为众将士树立榜样,以广泛调动大家的积极性。至于罚的一手,孙子也认为不可或缺,吴宫教战之时他就以将吴王爱姬斩首示众的最高惩罚,证明了他在这一点上的毫不含糊,证明了军纪如山,军法无情,军威凛然不可渎犯的铁则。
孙子进而认为,对赏罚尺度的把握和运用必须适宜,切忌畸轻畸重,换句话说,必须是文武两手双管齐下,做到恩威并施,又拉又打;至于推行赏罚的时机也要恰当,具有针对性。他说“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也;卒巳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也。” 他一再强调,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就不能造就一支真正具有战斗力的军队:“爱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乱而不能治,譬如骄子,不可用也” 。为了避免这样的局面,孙子主张申饬军纪、严明赏罚要从平时做起,“令素行以教其民,则民服” ,以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三)严格训练 爱卒善俘
军队必须经过严格的训练,才会具有战斗力,一旦上阵,就可杀敌致胜,否则,再是庞大的军队,也等于是一群乌合之众,毫无战斗力可言,打起仗来就意味着把士兵白白送给敌人,“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 ,这乃是不言而喻的道理。因此,自古至今,军事训练作为军队建设的重要内容,概莫能外,而对军事训练问题的理性探讨,也成为古代兵家关于治军思想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自春秋末期起,“蒐狝”式的军事训练制度,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根本性变化而开始走向没落,由以一教十、循序渐进、系统正规的新型训练方式所取代。这种训练方式的主要特点是,训练是在各级军官的直接指挥下进行的,并通过由单兵到多兵,由分练到合成渐进过程加以完成。
孙子处于两种军事训练方式的过渡时期,因此他的军事训练思想也打上了这一时代烙印。一方面他高度重视军队的训练问题,另一方面却又仅仅是提出军事训练的基本原则而来不及加以具体化系统化。
孙子主张严格练兵,提高战斗力,把“士卒孰练”列作为重要的致胜因素,提到战略地位的高度来认识。需要指出的是,孙子在这里所说的“士卒”,不单是今天所谓的士兵,“士”在当时是甲士或武士,也就是军官。可见孙子强调训练“士卒”,是就全军官兵范围而言的。
至于具体的训练课目,孙子没有展开充分的论述,但从《孙子兵法》等材料所曲折反映的情况看,孙子所重视的军事训练内容,是强调士卒在旌旗金鼓的指挥下,操练技能,熟习阵法,做到进退整齐,步调一致:“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民既专一,则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此用众之法也。” 从而确保部队在战场交锋时,始终处于“纷纷纭纭,斗乱而不可乱也;浑浑沌沌,形圆而不可败也” 这样的优势地位。
在《地形篇》中,孙子通过对“兵有六败”的严肃批判,从反面进一步论证了部队严格军事训练的重要性,指出部队不进行严格训练必然会招致失败,对此决不可等闲视之:“将之至任,不可不察也。”六条中有三条与训练有关。一是“弛”,“卒强吏弱,曰弛”,这种军官懦弱无能而士兵强悍不驯的部队,就是缺乏训练管理、军纪弛坏的队伍。二是“陷”,“吏强卒弱,曰陷”。军官有能耐,可士兵怯懦,缺乏战斗力,这种部队打起仗来必然陷于失败。三是“乱”,“将弱不严,教道不明,吏卒无常,陈兵纵横,曰乱”。“将弱不严”,即将帅不善管理,纪律废弛;“教道不明”,即将帅不懂得军队教育训练的规律;“吏卒无常”,即官兵关系紧张,没有一定的训练管理法规;“陈兵纵横”,即训练作战时,行动没有章法,几成乌合之众。孙子认为这些现象都必须努力加以克服和避免,而克服的途径,无疑是严格管理,加强训练。
为了训练出一支英勇善战的雄师劲旅,服务于新兴势力从事争霸兼并事业的政治需要,孙子积极提倡“爱兵”主张,强调要关心爱护普通士卒,认为做到“视卒如婴儿”“视卒如爱子”,乃是训练好部队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孙子这一“爱兵”主张的动机是很明确的,即由此而造就“上下同欲”官兵一致的良好军内关系,保证部队达到“投之无所往,死且不北”、“犯三军之众,若使一人” 这样的最佳临战状态。同时,孙子还主张对敌军战俘要予以优待,“卒善而养之” ,争取他们改变敌对态度,为己所用,“车杂而乘之” ,从而在削弱敌人的同时,使自己的力量变得更加强大,“胜敌而益强” 。孙子的这一思想,较之于那种暴戾酷烈,以诛戮战俘为能事的做法,无疑具有进步性。
孙子关于重视军事训练、提倡爱卒善俘的治军思想,曾给后人以极大的启迪和有益的借鉴。就军事训练问题而言,战国兵家曾有充分的论述,反映了他们对完善军事训练的理性认识的深度。《司马法•天子之义》明确指出:“故虽有明君,士不先教,不可用也。”强调了训练的重要性。《尉缭子•兵教》说:“凡明刑罚,正劝赏,必在乎兵教之法。”《吴子•治兵》说:“用兵之法,教戒为先。”讲的也都是类似的意思。而《六韬》中的《练士》《教战》两篇,则对训练的编组、训练内容及方法,做出了更加系统、完备的阐述。所有这一切都可视作为战国兵家对孙子有关军事训练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标志着当时人们在训练问题理性认识上所达到的新的高度。
(四)选将任将 德才兼备
专职将帅的出现,在历史发展长河中是值得大书特书的重大事件。它不但是古代职官制度发展上史的一次巨大变革,更是古代军队建设上的一个质的飞跃。从此军队拥有了专门的治理者和指挥员,理顺了军事领导体系,军队职业化走上了正常发展的轨道。总之,它使军队呈现出全新的面貌,使古代战争进入了新的阶段。这是符合军事斗争内在规律的逻辑选择。
孙子是站在时代前列的军事思想家,对专职将帅登上历史舞台这一新生事物自然持积极拥护的态度,并从理论上对培养、选拔、任用军事人才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相当完整、系统的选将任将思想,其中包括对将帅地位的认识、将帅品德才能的要求以及将帅职权的界定等众多方面的内容。
从《孙子兵法》所叙的内容看,孙子是高度重视将帅的地位和作用的。他将“将孰有能”置于判断制胜条件的第二位,就充分显示了这一点。孙子认为军事指挥员各方面素质的优劣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军队建设的成败、作战行动的胜负和国家命运的安危:“故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 指出将帅在整个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仅次于最高统治者——国君,其作用须臾不可忽视。
鉴于对将帅地位重要性的认识,孙子十分重视对将帅队伍的建设。他认为作为一名良将,必须具备突出的优良素质。这些优良素质,根据孙子的意见,就是所谓的“五德”,即为将的五条标准:“智、信、仁、勇、严。”
唐代杜牧在其《孙子注》中曾对上述“五德”作过精辟具体的解释:“盖智者,能机权,识变通也;信者,使人不惑于刑赏也;仁者,爱人悯物,知勤劳也;勇者,决胜乘势,不逡巡也;严者,以威刑肃三军也。”由此可见,孙子对良将品质的界定,乃是指为将者要做到多谋善断、赏罚有信、爱抚部属、勇敢能战和明法审令。“五德”互为条件,缺一不可。这表明孙子既对将帅政治德操提出了标准,也对将帅军事才能提出了要求,其核心含义就是力求达到德才兼备、文武双全的极高境界。
以“智、信、仁、勇、严”为总纲,孙子进而对将帅立世处事的行为准则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具体地说,第一,将领要具备高尚的道德操守,“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置个人荣辱得失于度外,忠于国君,爱护民众。第二,将领要具备卓越的指挥才能,“知彼知己”,“知天知地”,“通于九变之术”,“识众寡之用”,“知迂直之计”,要知阵法,识战机,而最根本的是要掌握“战道”——战争规律。足智多谋,善于临机应变,“因敌而制胜”,胜任愉快地履行自己的本职任务。第三,将领也要具备杰出的治军本领,这包括以“信”“严”为本的管理手段和以“仁”“勇”为核心的带兵作风。恰当地掌握好爱与令、厚与使、乱与治的分寸,既爱兵抚士,身先士卒,以求士卒“亲附”,“与众相得”,又严格管理,令行禁止,做到“令素行以教其民”。总之,必须文武并用,恩威兼施,赏罚俱行。第四,在个人性格修养上,将领也要具备高度自控的能力。用孙子自己的话说,就是“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 ,意即沉着镇定,喜怒不露声色;为人接物公正无私,处理事务条理井然。
孙子在从正面阐明将帅具备“五德”必要性的同时,又从反面告诫将帅要防止产生性格行为上的五种缺陷,指出它们是导致“覆军杀将”的根源:“故将有五危: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覆军杀将,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由此可见,无论是死拼蛮干,还是贪生怕死,不论是急躁易怒,还是沽名钓誉抑或不分主次,姑息求全,在孙子看来,都是断断要不得的,必须坚决反对,力求避免。类似的意思,在《孙子兵法》中还有许多。如《行军篇》曾告诫将帅“惟无武进”,认为“夫惟无虑而易敌者,必擒于人”,意思同样是反对有勇无谋,轻敌盲动。孙子的这些论述进一步从反面论证了将帅修养“五德”兼备的重要性,表明他分析问题的辩证性和全面性,是值得后世治军者引以为鉴的。
为了确保将帅在战争中进行有效、灵活的指挥,孙子主张保持将权适当的集中和专一,即在作战指挥上,应由将帅根据战争的规律和具体情况来确定是打还是不打:“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
孙子对军事行动中瞎指挥、瞎管理、瞎监督的做法深恶痛绝,严辞抨击,坚决反对国君脱离实际情况干涉部队的指挥事宜。这一思想在《谋攻篇》中有集中的反映。他指出,国君危害军事行动的情况有三种,它们都是束缚军队极不明智的行径,只会使将士疑虑困惑,无所适从。认为一旦发生这类情况,敌人便会乘机进犯,己方将处于十分不利的位置,灾难不可避免,这叫做“乱军引胜”。孙子进而指出,一支军队要强大有力,战胜敌人,夺取胜利,重要的前提条件之一,便是必须真正做到“将能而君不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孙子不遗余力地强调“君命有所不受”,并把它肯定为一条很重要的治军原则,用于指导处理复杂的君将关系。

六、《孙子兵法》的地位和影响
明代兵书《投笔肤谈》认为:“《七书》之中,惟《孙子》纯粹,书仅十三篇,而用兵之法悉备。”《孙子兵法》堪称古代军事理论的集大成者,构筑了古典军事理论的框架,使后世许多兵学家难以逾越。后世的军事理论建树,多是在《孙子兵法》基本精神与原则的指导下进行的。《孙子兵法》对后世军事理论的影响,主要有下列几点:
袭用和征引《孙子兵法》文字和句意,作为自己兵学理论依据的现象非常普遍。兵学家在军事著作中征引《孙子兵法》文句的,可以举出《吴子》《孙膑兵法》《尉缭子》《鹖冠子》《战国策》《吕氏春秋》《淮南子》《潜夫论》等等。至于唐代的《李卫公问对》,宋代的《百战奇法》,明代的《登坛必究》《投笔肤谈》等等,那更是或全书或某篇地以发挥《孙子兵法》的原理来树立自己的学术观点。以《吴子》为例,其暗用、明引、袭抄《孙子兵法》文字和思想者,就有十多处。可以这么说,中国古代兵书,不但精神上是《孙子兵法》的孳乳,而且在外貌上也打上了《孙子兵法》的烙印 。
对《孙子兵法》所提出的基本军事范畴的继承和发展。《孙子兵法》在军事理论建树上的突出点之一,是基本形成了一整套独特的反映军事理论认识对象的范畴,诸如虚实、奇正、主客、形势、攻守、迂直等等。后世兵学家在构筑自己的兵学体系的过程中,无不借用这些基本军事范畴来阐述自己的军事思想。同时,他们也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借鉴历史上的战争经验,通过缜密的独立思考,丰富和发展孙子所规定的军事范畴。奇正的缘起和充实,即是明证。奇正,作为范畴最早出于《老子》,“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但真正把它用于军事领域并作系统阐发的,则是《孙子兵法》,即“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的含义,显然是指兵力的使用和战术的变换。孙子确立的奇正这一范畴,后世兵家无不奉为圭臬,广为沿用和阐述。如《孙膑兵法•奇正》说:“形以应形,正也;无形以制形,奇也。”《尉缭子•勒卒令》说:“正兵贵先,奇兵贵后。”曹操《孙子注》说:“正者当敌,奇兵从旁击不备也。”前者是孙子奇正第二层意思的表述,后两说则是孙子奇正第一层意思的阐释。而到了《李卫公问对》那里,奇正范畴则有了新的发展。它对奇正的论述更完备,分析更透彻,提出了一个重要论断:“善用兵者,无不正,无不奇,使敌莫测。故正亦胜,奇亦胜。” 这比《孙子兵法》的奇正理论显然更全面、更深刻,但它依旧是祖述和发展《孙子兵法》的逻辑结果。
对后世兵书编修风格与体裁的广泛影响。《孙子兵法》阐述兵理极具特色,突出的特点是舍事而言理,词约而义丰,具有高度的哲理色彩和抽象性。后世兵书祖述《孙子》,很自然形成了以哲理谈兵的历史传统。如《孙膑兵法》《吴子》《尉缭子》《六韬》《三略》《李卫公问对》《阵纪》《兵经百篇》《草庐经略》《投笔肤谈》等著名兵书都以哲理性强而著称。一些大型综合性兵书如《武经总要》《武备志》等也收录了很丰富的军事理论内容。即使那些阵法、兵器等技术型兵书,也大都以理论为纲,进行编纂,从而形成了中国兵书“舍事言理”或“以理系事”的创作风格。至于编修形式上,后世兵书亦多有模仿《孙子兵法》者,如《投笔肤谈》即“仿《孙子》遗旨,出一隙之管窥,谬成十三篇”。
《孙子兵法》对后世军事的深远影响也表现在战争实践之中。中国古代历史上创造的众多以弱胜强、以少克多的战例,有不少是人们活用和暗用《孙子兵法》的结果。像战国时期的齐魏桂陵、马陵之战,显然是孙膑借鉴运用孙武“避实击虚”“用而示之不用”诸原则的杰作;像秦汉之际韩信背水布阵歼灭赵军,即系灵活运用孙武“置之死地然后生”思想的手笔;像三国时期邓艾偷渡阴平灭蜀汉之举,可视为对孙子“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以迂为直,以患为利”理论淋漓尽致的发挥;像努尔哈赤对明军的萨尔浒之战,则无疑是孙子集中兵力“并敌一向”用兵艺术的实战诠释。唐代杜牧在其《孙子注•序》中说:“孙武所著十三篇,自武死后几千载,将兵者,有成者,有败者,勘其事迹,皆与武所着书一相抵当,犹印圈模刻,一无差跌。”这话虽不免有些绝对化,但古往今来为将者莫不视《孙子兵法》为“兵经”,重视其实战功效,这确是事实。战争无论胜负,我们大都可以从《孙子兵法》中找到个中原因。
正因为《孙子兵法》一书具有巨大的军事学术价值和崇高的历史地位,后世兵家对它的肯定和赞誉史不绝书。这类盛誉就其性质而言可以划分为两个基本大类。第一类是对《孙子兵法》全书作基本概括的评价,从总体上把握它的学术价值和深远意义。古人在这方面的言辞实在不胜枚举,这里我们只能挂一漏万地作些介绍,用以再现古人心目中的“孙子”观。
早在三国时期,曹操《孙子注•序》曾说:“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与曹操同时代的蜀汉丞相诸葛亮也说:“战非孙武之谋,无以出其计远。” 唐太宗李世民对《孙子兵法》更是推崇备至,据《李卫公问对》记载,他曾由衷赞叹:“深乎,孙氏之言!”“观诸兵书,无出孙武。”宋代人对《孙子兵法》予以高度评价的,更不在少数,如苏洵认为:“《孙子兵法》其书,论奇权密机,出入神鬼,自古以兵著书者罕所及……辞约而义尽,天下之兵说皆归其中矣。” 陈直中在《孙子发微》中也说:“自六经之道散而诸子作,盖各有所长,而知兵者未有过孙子者。”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于《纪效新书•自序》则这样赞美《孙子兵法》:“孙武之法,纲领精微,为莫加焉。第于下手详细节目,则无一及焉,犹禅家所谓上乘之教也。”明王世贞对《孙子》的评价是:“《孙子》十三篇,其精切事理,吾以为太公(姜太公)不能过也。” 而明代李贽甚至把他不能广泛传授《孙子兵法》视为终身遗憾,说:“吾独恨其不能以《七书》与《六经》合而为一,以教天下万世也。”
从上面所征引的古人评论来看,人们对《孙子兵法》在军事史上的重要地位是有深刻认识的,普遍将其书视为历史上的兵学鼻祖而充分肯定和推崇,这是客观的看法,也是经受过历史实践检验的结论。
后世兵家对《孙子兵法》的第二类盛誉,表现为在把握其书总体情况基础上,对孙子某些基本原则和观点的评述和肯定。诸葛亮说:“孙武所以能制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 这里就是突出赞扬孙子的治军思想。李世民指出:“孙武十三篇,无出虚实。”李靖认为:“千章万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于人’而已。” 这里所特别强调的是《孙子兵法》的制胜之道,把“避实击虚”’,掌握主动权看成是用兵艺术的精髓所在。戴望溪评《孙子》,有云:“孙武之书十三篇,众家之说备矣。奇正、虚实、强弱、众寡、饥饱、劳逸、彼己、主客之情状,与夫山泽、水陆之阵,战守攻围之法,无不尽也。微妙深密,千变万化而不可穷。” 其对孙子其人其书的肯定,着眼点也在于孙子的主要兵学范畴和作战指导上。梅国祯认为:“孙子之言曰: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又曰: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合而言之,思过半矣。” 这里梅氏是把“奇正之变”和“因敌制胜”看成为《孙子》的要旨妙道的。他指出,只要真正理解和掌握了这些原则,那就等于完全认识了《孙子兵法》的兵学理论,便可在复杂的战争中无往而不胜。
以上所引,主要是后人对《孙子兵法》某些原则的看法和评价。与第一类评价高屋建瓴,立足于总体把握《孙子兵法》地位与影响的侧重点不同,它们乃是从更具体、更深层的方面对《孙子兵法》主要价值的挖掘和总结,是关于《孙子兵法》内在哲理的更细致的探索,充分反映了人们对《孙子兵法》认识的深度和广度。应该承认的是,这些评价者的目光十分犀利,他们基本上领悟了《孙子兵法》全书的主旨,从而揭示了其主要价值。因为,他们所涉及的命题,在今天看来,恰恰是《孙子兵法》中能够超越时空的精华部分。
明代茅元仪在《武备志•兵诀评序》中指出:“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这段话很好地概括了《孙子兵法》在历史上的地位和意义。作为中国古代兵学宝库的一笔珍贵遗产,《孙子兵法》是不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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