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从经学的角度研究清代治《春秋》学的学者以及他们的代表性著作，发前人之所未发，从经学而非思想史的角度来研究清代的《春秋》学，是使儒家经典回归经学研究的有益探索，也是《春秋》学研究史的新发展、新尝试。本书分为四个部分：清代主流《春秋》学研究，清代《春秋》左氏学研究，清代《春秋》公羊学研究，清代《春秋》谷梁学研究。作者通过研读清代《春秋》学著作，归纳出清代主流《春秋》学研究乃“以己意兼采三《传》以释经一派”。每部分选择三位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及其主要《春秋》学著作予以论述。

清代主流《春秋》学研究康熙《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一、《春秋》，尊王之书也二、《汇纂》对三《传》的批评三、《汇纂》对史事的考析四、《汇纂》有价值的问题存疑乾隆《御纂春秋直解》一、《春秋》尊王之义的再阐释二、《直解》释《春秋》为君之道三、《直解》释《春秋》为臣之道四、《直解》释《春秋》社会教化五、《直解》释《春秋》家庭伦理郝懿行《春秋说略》与《春秋比》清代《春秋》左氏学研究毛奇龄《春秋毛氏传》一、毛奇龄对《春秋》学的整体认识二、毛奇龄对《春秋》三《传》的态度三、毛奇龄对礼制、史事的精彩考证四、毛奇龄解《春秋》鲜释大义、不道占验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一、《春秋大事表》的成书及作者对《春秋》学的理解二、五十表及叙、论、辨、说、考的简单评介章太炎《春秋左传读》一、章太炎释《春秋》大义二、章太炎对文字、制度等考证三、章太炎对杜预的批评四、《春秋左传读叙录》五、《驳针膏肓评》清代《春秋》公羊学研究第一节庄存与《春秋正辞》一、以义例解《春秋》二、《春秋正辞》诸篇评述第二节刘逢禄《春秋》学著作六种一、《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二、《公羊何氏解诂笺》 三、《发墨守评》《针膏肓评》《谷梁废疾申何》四、《左氏春秋考证》第三节康有为《新学伪经考》清代《春秋》谷梁学研究第一节柳兴恩《谷梁大义述》一、《述日月例》概述<一>诸侯卒葬例<二>诸侯卒葬例来者<三>与诸侯卒葬例反对者二、驳难与辨析第二节许桂林《春秋谷梁传时月日书法释例》一、总论：作者的基本观点表述<一>时月日例有功于《春秋》<二>对前人批评时月日例的辩解<三>三《传》关系二、述传：对《谷梁传》所释时月日例的归纳引申以及与《公羊传》的比较<一>对《谷梁传》所释时月日例的归纳引申<二>与《公羊传》的比较第三节侯康《谷梁礼证》一、君位传承制度二、婚姻制度三、丧葬礼制四、称谓原则五、官制六、祭祀制度七、战争原则八、朝宿邑与汤沐邑九、会盟礼制十、朝聘制度十一、狩猎礼制十二、赐命之制'

前言

在申报《清代春秋学研究》课题时，我准备做成对清代《春秋》学较为全面的评述。2013年6月接到项目批准通知，在研究生祝莉莉、彭松、孔令柱等帮助下开始收集资料。至年底，共收集清代《春秋》学文献近四百种，现代研究著作数十种，论文数百篇。按照计划，其他清代文献中有关《春秋》学的内容，以及写《清代春秋学与清代政治》所需政治与文化等方面的资料，还有与清代《春秋》学分支相关的各学科著作等，尚远未收集完备，而计划时间已过去三分之一。此时，原定合作者周晓东先生决定去肯尼亚孔子学院任教。面对堆积如山的资料，两年时间内，全部看完也不可能，更不用说全面评述。况且，我面临退休，也不想延期完成项目。于是，我决定保留原来的基本思路，修改写作计划。
第一，缩小研究范围。本书把清代《春秋》学分为四部分：主流《春秋》学，《春秋》左氏学，《春秋》公羊学，《春秋》谷梁学，依次列为四章。每章只选择三位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及其主要《春秋》学著作予以论述，依次列为三节。原计划中《清代春秋学与清代政治》《清代春秋学分支》《清代春秋学的终结及其意义》，不再作专章论述，只在相关章节中简略提及。
第二，不再追求全面评述。这一点包括两个方面。一、论述中基本不再涉及研究文献以外的其他内容，包括其他学者的《春秋》学著作以及其他文献中的《春秋》学内容，以免以偏概全。二、论述中尽可能不涉及清末以来对清代《春秋》学、著名学者及其著作进行研究的著作和论文。因为，通过阅读部分前人研究成果，发现与我的思路相近者并不多，而很多综述性的内容，如作者生平、文献概说、主要特点等，多有相近或相同。我既没有时间全面阅读，也不想只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做综述。我喜欢也希望做具体深入的文本研究，为别人做全面综述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因此，为避免重复，本书基本上没有综述性内容；为避免挂一漏万，也尽可能不引用前人研究成果。唯其如此，我才能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用于文本研究。上述两点，是对原计划的修改。
第三，回归经学研究，与思想史研究区分开来。自民国初年以来，经学研究被视为糟粕，治经学者多转向思想史或其他领域的研究，取得诸多可喜成果。二者的区别在于，思想史研究者是把《春秋》学文献中的内容视为作者思想的表述，进行比较分析，予以论述。经学研究者则是把同样的内容视为作者“代圣人立言”，即这些内容是圣人在《春秋》中隐含的垂教后世之义。前者注重理解作者说的是什么，以及如此说的思想意义；后者注重作者为什么这么说，即如何对干巴巴的《春秋》经文做出了如此阐释。《春秋》学文献在形式上表现为作者对圣人垂教之义的阐释，在本质上也带有作者思想的表述，在“我注六经”的同时也内含着“六经注我”。因此，《春秋》学文献既属于经学范畴，同样也可以作为思想史资料进行研究。自近代以来，真正从经学角度研究《春秋》学文献者已经很少，作为经学的《春秋》学已接近于绝学。不从经学角度理解作者为什么这样说，往往不能把握作者究竟说的是什么，至少容易产生偏差。比如《公羊传》所释《春秋》“大一统”，从经学角度理解，其内涵是圣人倡导尊王，特别是尊现实中的王者，如果只强调统一理念，也就等于忽略了更为深刻的尊时王内涵。出于这种认识，我想把本课题做成较为纯粹的属于经学范畴的清代《春秋》学研究，注重说明作者是如何理解圣人《春秋》的，而不把它作为作者的思想做过多评述。说到底，我希望为思想史、文化史研究者提供理解《春秋》学文献的基础和方法。同时，传统《春秋》学者真诚相信《春秋》中隐含着丰富的圣人垂教之义，《春秋》学就是“代圣人立言”。我对《春秋》有大义和前人所释大义都不太相信，故我所谓回归经学研究，是从现代角度研究传统经学，而不是传承“代圣人立言”。
第四，以解读为主，评说为辅。除《疏》体外，清代以前的学者，以及民国年间的老学者，著书立说征引文献均不作解读，因为他们一般都熟习经书，也有很好的古文功底。今人已没有了他们的这种优势，但许多著作和论文仍采用排比资料做简单评说的方式。近年来，我在阅读一些《春秋》学方面的著作和论文时，经常发现标点错误、评说宽泛甚至不合原文本意的问题。和学生们讨论此事，他们普遍认为最大的困难是读不懂古人的《春秋》学著作，不能真正理解古人为什么如此阐释《春秋》经文。读懂原著，是深入研究的前提。基于这种认识，我为本书制定了如下写作原则：1、简述每一种《春秋》学著作的基本著述体例；2、或分类，或分篇，选择其中重要或有新意的论述，逐条做经学解读，力求做到准确把握作者思路，讲清楚他们究竟在说什么，以及为什么这样说，这是本书的核心内容；3、在充分解读原著的基础上，简要归纳其特点，但不做宽泛评说。我希望这种写作方式，能对年轻一代的经学、思想、文化等领域的研究者有所帮助。
第五，以三《传》为基础做解读。凡以孔子作《春秋》为前提，以阐释圣人垂教之义为指归的《春秋》学文献，不论作者属于何家何派，不论他们对三《传》的认识有多大的差别，在阐释《春秋》的过程中都无法离开三《传》，只是取舍不同而已。《春秋》学的本质是研究圣人垂教之义，主体内容则是以三《传》为基础阐释《春秋》。离开三《传》，就没有《春秋》学。今人之所以不易读懂《春秋》学文献，关键在于未能熟读三《传》。对《左传》不熟，不能明白学者所说《春秋》之事；对《公羊传》《谷梁传》不能理解到位，则不知学者所据《春秋》例和所释《春秋》义自何而来。清代的《春秋》学者大概无一例外都是自幼读经出身，他们对三《传》的熟悉程度自然非今人能及，他们视为常识无需予以说明的内容，在今天往往成为理解难点。本人已经出版了《春秋三传要义解读》《春秋三传义例研究》，《左传导读》已经交稿待版，《春秋三传与传统文化》也已写出十五万字，自信对三《传》比较熟悉。本书使用的《春秋》义、例，即《春秋》大义、《春秋》书法的概念，也都是《春秋三传义例研究》的延续。以此为基础，本书对清代《春秋》学文献的解读，基本上都是参照三《传》进行的。三《传》是学者们阐释《春秋》的起点，对三《传》的理解和把握程度，往往也决定着他们的《春秋》学研究水平。依据三《传》，或批评三《传》，也是本书解读的重点。
通过对四派十二家二十种《春秋》学著作的择要解读，我们可以得出对清代《春秋》学的如下认识。
第一，清代《春秋》学研究水平是《春秋》学史上的顶峰。《公羊传》和《谷梁传》兴盛于西汉，但主要是作为政治理论读本指导政治实践，除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以及东汉末年何休的《春秋公羊解诂》外，汉代没有其他的的今文《春秋》学著作传之后世。《左传》兴盛于西汉末至东汉一代，但也只是在民间流传。贾逵、马融、服虔、许慎等学者虽有著作，但也没有完整流传至今者。据部分佚文可见，他们多有为《左传》争正统传经地位之意，往往依附《公》《谷》或与之比较，强调《左传》也有丰富的经义。这一点或是他们终究未能如愿的主要原因。《左传》本身并不注重阐释经文内涵，与《公》《谷》明显不同。郑玄虽主《左传》，但同时也承认《公》《谷》的解经地位，并不排斥其所释义例。包容，使郑玄获得极大成功。但除与何休争辩的三书佚文外，郑玄也没有专门的《春秋》学著作传下来。三书佚文也主要反映着郑玄对三《传》的包容，驳何休，主要是驳其对《左》《谷》的偏见。至于对《春秋》垂教之义的认识，二人并无太多不同。何休对《公羊传》所释《春秋》义例的归纳、阐释、引申、发展，使《春秋》公羊学的水平达到了后人很难企及的高峰。杜预在著成《春秋经传集解》经典的同时，也构建成功了《春秋》左氏学体系，终于完成了前辈《左传》学者的夙愿，把《左传》抬进传经的殿堂，成为首屈一指的《左传》功臣。范宁虽然有借助《左》《公》以释《谷梁传》之处，甚至个别地方露出对《谷梁传》的不满意，但他对《谷梁传》所释《春秋》义例的理解与归纳，仍然是远超前人的。三家《注》都是《春秋》学史上的高峰。对他们的经学贡献，至今研究也不充分。由陆淳写成，实际上代表啖、赵、陆三人观点的《春秋》三书，以“舍传从经”为旗帜，实则兼采三《传》以释《春秋》义例，开启宋代以后的主流《春秋》学，《春秋》学研究至此又生巨变。宋、元、明期间，《春秋》学著作流传至今者很多，有特色者也不少，虽然歧说纷纭，且各有贡献，但就整体而言，仍是主观思考胜于资料论证，没有形成后人难以超越的《春秋》学经典文献。清代在整体上是传统学术发展的顶峰，《春秋》学研究也是如此。《钦定春秋传说汇纂》对前人的《春秋》学观点征引之丰富，对一些问题的辨析与存疑，《御纂春秋直解》对《春秋》大义全面而简炼明确的表述，都代表着主流《春秋》学的最高水平，自啖、赵、陆以来兼采三《传》的《春秋》学著作都难以与其相提并论。遗憾的是，至今对二书的研究似乎不多。《春秋毛氏传》对史事、礼制的精彩考证，作者的宏观视野和能言善辩的文风以及敏锐的洞察力，此书可以视为以事解《春秋》的代表作，鲜有可与相比者。《春秋大事表》虽然以阐释《春秋》大义为指归，但作者的宏观历史叙述，对历史地理和历法的考查与考证，被后人公认为顶尖著作。《春秋左传读》虽是章太炎的早期著作，但文字和考据功力已非常人所及。《春秋正辞》虽然仍有主流《春秋》学的遗痕，但毕竟是何休后第一位以《公羊传》为主阐释《春秋》义例者，作者广阔的视野，长篇大论的辨析，相对严谨的文章风格，都体现着大师水平。《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第一次完整梳理出《公羊传》及何休所释《春秋》义例，恰如把一团乱麻一一理出了头绪，标志着《春秋》公羊学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左氏春秋考证》和对郑玄的批评，虽然未必完全正确，但刘逢禄因此成为清代《春秋》公羊学的代表人物。《新学伪经考》的诸多结论虽多为后人诟病，但由此兴起的疑古之风却对学术研究多有贡献，此书提出的问题也似乎有再研究之必要。《谷梁大义述》勾勒出《谷梁传》及范宁《注》所释《春秋》时月日例体系，是创新之举，对许多问题的驳难与辨析也不乏精彩论述。《谷梁释例》对《谷梁传》所释《春秋》时月日例的归纳与阐释，有功于《谷梁传》，与《公羊传》的比较研究，更是前人未做过的工作。《谷梁礼证》虽然篇幅不大，却是这一领域的力作。总之，仅据本书研究的这些文献可见，清代《春秋》学的研究水平之高，是其他任何时代都没有达到的。
第二，清代《春秋》学具有浓厚的考据色彩，许多著作具有资料库的性质。《春秋》学自以《公羊传》为标志形成之后，就是以分析文字阐释大义为主要方法，无需严密考证。即使主张以事解《春秋》的《左传》学者，如杜预、孔颖达，对《春秋》所载人物、事件也不做太多考证，更不必说《公》《谷》学者和兼采三《传》的宋、元、明时期的《春秋》学者。清初一些大学者倡导实学，求实的结果是大家纷纷走向考证之路。考据之风也自然蔓延至《春秋》学研究领域。《钦定春秋传说汇纂》旨在兼采众说定于一尊，事、例并重解《春秋》是其主要方法，但许多案语都有细致缜密的考证与辨析，实在难以确考者，则采取存疑的方式。这在以前的主流《春秋》学著作中是极为少见的。《左氏春秋考证》中的结论虽有不无偏颇之处，但其方法则显然属于考据。作者对《左传》的研究相当深入，通过归纳分析《左传》文本，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许多可给人以启发，且有一定的说服力。如关于《左传》在刘歆以前本称《左氏春秋》的考证，当为不易之论。《新学伪经考》更是征引非常丰富，作者关于古文流传的考证，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孔壁藏书、河间献书、刘歆所见中秘书，所存古文是否一致？其中有无残缺？与今文相同的部分为何完全相同？孔安国的《古文尚书》为何在汉代未能广泛流传？这些问题至今仍难以说清楚。此类考证在董仲舒、何休的著作中是很难见到的。《春秋大义述》中驳难与辨析的内容，往往有征引丰富的考证。《谷梁礼证》更是专事考证之作。《春秋毛氏传》在形式上是以释义为主，但其内容则主要表现为对史事、礼制等方面的考证。《春秋大事表》中一百三十一篇叙、论、辨、说、考，基本上都是考据性的优质论文，至今仍被征引。《春秋左传读》通篇皆为考证之作，考文字、考制度，无不详征博引，辨析入微。《左传》派学者的考据功力与成就，更显然高于其他各家。考证是以征引材料为基础，故上述清代《春秋》学著作都有资料丰富的共同特征。在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先秦典籍研究文献辑刊》的几种丛书《前言》中，我都强调了清代学术文献的资料库性质，同样适用于清代《春秋》学著作。《钦定春秋传说汇纂》，征引的文献种类和具体内容，都是其他任何《春秋》学著作无法比拟的。《谷梁大义述》、《新学伪经考》、《春秋左传读》及《续录》、《谷梁礼证》、《春秋大事表》等征引都极为丰富。丰富的资料，为后人对相同问题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
第三，清代《春秋》学形成的分支，成为近代各学科发展的重要基础。清初学者倡导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乾嘉学者发展为重考证，故许多学术问题得以深入研究。本来是旨在阐释圣人垂教之义的《春秋》学，在清代也因研究的具体而深入，形成一些分支。就本书论述所及，也粗略可见几个分支的重要性。《春秋》不论是否经过孔子修作，在形式上都显然是鲁国史书。如果承认圣人作《春秋》是因事明义，那么详考《春秋》所载之事，就成为理解圣人之义的唯一正确途径。《春秋毛氏传》、《春秋大事表》中大部分篇章，都是这种主张的体现。作者详考《左传》所载史事，或阐释出了圣人之义，或任凭读者理解这些史事体现的圣人之义，但客观上都表现为对春秋史的研究。顾栋高和毛奇龄都重在对春秋史的宏观把握，他们对许多问题的考述，至今仍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甚至今人也未必达到了他们的水平。《钦定春秋传说汇纂》和《御纂春秋直解》，虽然在整体上是以释义为主，但由于认同朱熹的说法，其中也有大量因事明义方式的解说，故也不乏对史事的精彩考析。严格地说，春秋史不属于《春秋》学范畴；在清代，因《春秋》学研究的深入，春秋史发展成为一门分支学问，这个分支逐渐成为一个独立学科。
按照经学理解，《春秋》学主旨是研究《春秋》大义，《春秋》大义的核心内容是政治理论，政治理论的实践就是建立制度，政治制度在传统学术中归属于礼。因此，自宋代已有人专门研究《春秋》礼制。可以说，绝大多数《春秋》学著作中，都有关于礼制的讨论。毛奇龄列“礼例”为《春秋》四例之一，本质是认定礼制是圣人垂教后世的主要内容，故《春秋毛氏传》中有大量关于礼制的考证与辨析。《春秋大事表》以研究春秋史为主，史事也多与礼制相关，故顾栋高撰写的一百三十一篇论文，也多涉及礼制。《春秋左传读》是读《左》笔记，其中也有一些讨论礼制的内容。《谷梁礼证》更是专门研究礼制的著作，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自然非一般学者所及。礼制研究，在清代《春秋》学领域也成为一个重要分支，与其他领域的学者一起奠定着近代以来对先秦制度史研究的基础。
在中国思想史上，宋代属于思想相对解放时期，疑古因思想解放而出现，由此形成古书辨伪学问，清代是古书辨伪成就最大的时期，《左氏春秋考证》和《新学伪经考》无疑是与《古文尚书疏证》并列影响最大的辨伪著作。尽管刘逢禄、康有为的辨伪结论未被学术界普遍接受，但对民国时期疑古学派的形成无疑产生了重要影响。钱玄同为《新学伪经考》再版写的长篇序言，其中对康氏结论的推崇，可以为证。疑古学派对先秦史的考证，顾颉刚因疑古而提出的历史观，至今仍受到学者的重视。《春秋左传读》批评杜预，欲追溯至贾谊寻求最古的《左传》正解，与疑古派的理念相反。但章太炎凭着深厚文字功底和考辨之能，书中许多文字考证当为不易之论，为语言学研究做出了贡献。天文历法和历史地理是顾栋高用功做多的地方，《春秋大事表》在这两方面的成就，至今受到专门研究者的重视。
第四，清代《春秋》学是顶峰，也是终点。用今天的话说，可以称作“硬着陆”。《公羊传》哀公十四年：“何以终乎哀十四年？曰：备矣。”不论是否符合圣人之意，《公羊传》的确从《春秋》中阐释出了相对完备的政治理论体系，这就是所谓的《春秋》大义。中国的农业文明培育了君主专制下的中央集权制，《春秋》大义就是为这种制度服务的政治理论。如果说君主专制与农业文明相适应，那么《春秋》大义也可以说是中国农业文明的必然产物。西汉是君主专制制度创建的最重要时期，需要政治理论的指导，故《公羊传》被视为教科书，兴盛至极。《公羊传》对中国古代政治理论体系的构建及制度设置功不可没。高度发达的中国农业文明延续两千多年，虽然经历多次王朝更替，但政治制度和政治理论并没有太多变化，《春秋》学也就没有太多的发展空间。尊王（忠君）、诛讨乱臣贼子、重民、攘夷、国和家的等级制等等，当这些《春秋》大义的核心理念深入人心并制度化以后，理论研究就会显得苍白，再反复阐释也很难使人产生激情，这也属于“审美疲劳”。后世《春秋》学再也没有出现汉时的辉煌，关键也在于此。包括《谷梁传》在内，后世《春秋》学，不论是义例派、因事见义派，还是事、例并重派，虽然表面上歧说纷纭，但就所释《春秋》大义而言，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也没有太多超出《公羊传》所释，只不过是因时代变化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或者因作者认识的不同而出现差异。《御纂春秋直解》《春秋大事表》《春秋正辞》，从内容上看，对《春秋》的阐释差别巨大，但作为落脚点的所释圣人垂教之义，本质上几乎没有任何差别。可以说，至清代，《春秋》大义已没有多少余蕴再供学者们挖掘。即使再继续阐释下去，只要社会不发生根本变化，《春秋》学也不会有更多的发展。
西汉末至东汉时期的今古文之争，带有一些利禄因素。《左传》学者希望得到朝廷认可，且并不否定《公》《谷》所释《春秋》之义。今文学者认定“《左氏》不传《春秋》”，其中确有非学术原因。何休和郑玄应是比较纯粹的学者，批评和反批评都是为维护圣人垂教之义的正确性，争论的只是“义长”和“义短”。自啖、赵、陆以后的学者，对三《传》的接受或批评虽各有不同，但都不完全否定三《传》。清代学者的争论似乎比以往更激烈。主张以事解《春秋》的毛奇龄、顾栋高、章太炎、郝懿行等，或否定《春秋》有用字、称谓、日月等例，或否定“一字褒贬”，实际上是否定《公》《谷》的解经方法。刘逢禄、康有为则直接认定《左传》是刘歆改造《国语》而成，与《春秋》并无关系，更是彻底否定以事解《春秋》。双方批评用辞的激烈、尖锐，是此前所没有的，甚至接近于人身攻击。若彻底否定《公》《谷》的解经方法，意味着二书所释圣人垂教之义全部归零。若《左传》是伪书，因事明义者所释也纯属子虚乌有。以例解经方法近于穿凿，以事解经方法实为述史，双方的批评都不无道理。若双方的观点都成立，岂不是说一部《春秋》学史尽是“满纸荒唐言”，被信奉两千年的圣人垂教之义岂不是要全部重新阐释？双方相互不信，结果等于否定了圣人垂教之义的存在。发展至此，《春秋》学还能走向何方？
康有为要为自己的变法主张寻找依据，故认定孔子学说的宗旨就是为了“改制”。何休所释“三世”说有利于变法主张，故康有为认定这是孔子的“微言”。《左传》对历史的记述与此不符，故康有为认定其为伪书。而康有为的变法主张，实是西学东渐的结果。总之，《春秋》大义早已被充分阐释，以例解经和以事解经的方法都被对方否定，再加上西方文化的影响，古老的《春秋》学在清代因社会制度变革突然走向终点，只给后人留下了一大堆望而兴叹的文献。
不足两年的时间手写了三十万字，包括修改、打印、定稿、结项。其间，彭松、祝莉莉、孔令柱三位硕士研究生给我许多帮助，在此表示感谢。终因时间仓促，能力有限，书中难免有许多不足之处。我想对几处明显不足作一点说明。最大的欠缺，无疑是名实似有不符，与全面综合论述清代《春秋》学的题目要求有相当差距，具体研究的清代《春秋》学文献还太少，更没有涉及其他文献中的《春秋》学内容。我实在没有更多的时间，也不喜欢作宽泛的综述。第二，清代《春秋》学与清代政治的关系，清代《春秋》学形成的各个分支，清代《春秋》学的终结及其意义，都是应该专门研究而没有研究的问题。时间、能力都有限。第三，按照惯例，被研究的每一种文献前面，都应该有作者介绍、 成书与版本、时代特点等文献综述性内容，我以为这些内容在其他著作和论文中比较容易找到，为了避免大量重复，我有意省略了这个部分，不知当否。第四，按照惯例，本书必须有一部分专门论述清代《春秋》学研究前沿，现在却没有。原因是：重在研究文本；没有时间阅读太多的以往研究成果，既担心挂一漏万，也担心梳理不清楚。对于这些欠缺，我也感到遗憾。聊以自慰的是，项目结项时，本书的查重结果是0.4%，且其中的0.3%是与本人的著作或论文相重。人生难免有遗憾，做研究也是如此。已踰花甲之年，时间有限，能力也有限，我也不想再弥补这些欠缺。我真诚的希望读者能够谅解，更期望早日看到另一本更好的《清代春秋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