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又称《书》、《书经》，为一部多体裁文献汇编，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史书。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战国时期总称《书》，汉代改称《尚书》，即“上古之书”。因是儒家五经之一，又称《书经》。现存版本中真伪参半。一般认为《今文尚书》中《周书》的《牧誓》到《吕刑》十六篇是西周真实史料，《文侯之命》、《费誓》和《秦誓》为春秋史料，所述内容较早的《尧典》、《皋陶谟》、《禹贡》反而是战国编写的古史资料。今本《古文尚书》总体认为是晋代梅赜伪造，但也存在争议。

导 读
一、《尚书》的文献性质、作者、编辑体例、篇目内容、文章体式及其先秦定本 （2）
二、汉代的今古文《尚书》和今古文《尚书》学派 （7）
三、东晋孔传古文《尚书》与历代《尚书》辨伪 （12）
四、《尚书》的语言特点 （17）
五、《尚书》的当代价值 （22）
六、《尚书》的主要传世注本和本书的编写体例 （28）
尚书
虞书 （31）
尧典 （31）
尚书 （41）
舜典 （41）
大禹谟 （54）
皋陶谟 （65）
益稷 （72）
夏书 （83）
禹贡 （83）
甘誓 （102）
五子之歌 （106）
胤征 （112）
商书 （117）
汤誓 （117）
仲虺之诰 （121）
汤诰 （128）
伊训 （133）
太甲上 （141）
太甲中 （145）
太甲下 （148）
咸有一德 （152）
盘庚上 （157）
盘庚中 （167）
盘庚下 （174）
说命上 （178）
说命中 （182）
说命下 （187）
高宗肜日 （192）
西伯戡黎 （196）
微子 （200）
周书 （207）
泰誓上 （207）
泰誓中 （213）
泰誓下 （218）
牧誓 （223）
武成 （229）
洪范 （237）
旅獒 （252）
金縢 （257）
大诰 （265）
微子之命 （275）
康诰 （278）
酒诰 （292）
梓材 （303）
召诰 （310）
洛诰 （322）
多士 （336）
无逸 （346）
君奭 （356）
蔡仲之命 （369）
多方 （374）
立政 （385）
周官 （396）
君陈 （403）
顾命 （408）
康王之诰 （419）
毕命 （425）
君牙 （432）
冏命 （437）
吕刑 （441）
文侯之命 （455）
费誓 （461）
秦誓 （466）

主要参考文献 （474）

导读











《尚书》为政书之祖，史书之源。最早仅叫做《书》，春秋战国时期常与《诗》对称《诗》、《书》。《诗》为文学读本，《书》为政治历史读本。第一个给《尚书》作传注的汉代学者孔安国解释书名的意思就是“上古之书”。《释名•释典艺》也说：“《尚书》，尚，上也，以尧为上始而书其时事也。”《尚书》又称《书经》。大约先秦典籍中多称为《书》，西汉开始称《尚书》，宋代开始称《书经》（见清代王鸣盛《蛾术编》卷一）。

一、《尚书》的文献性质、作者、编辑体例、篇目内容、文章体式及其先秦定本
《尚书》的文献性质是政史资料的汇编。上古人们著书立说不像今人先确定文献性质，再定个书名篇名，然后再动手写作。上古的文献多无书名篇名，现在的书名和篇名多为汉人开始添加的。《尚书》的多数篇目是上古君王的文告和君臣的谈话记录，内容都和政史相关。《荀子•劝学篇》指出：“《书》者，政事之纪也。”《史记•太史公自序》也说：“《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
《尚书》的作者是史官。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一书中曾经赞叹“中国历史作家的层出不穷，实为任何民族所不及”。我国有悠久的史官制度，甲骨文中有专管贞卜的史官，金文中史官的名称就更多了。文献记载我国古代设立专门记录君王言行的史官，《礼记•玉藻》记载古代君王“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汉书•艺文志》说：“君举必书”，“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史官记录君王的言行，汇编成册，就成了《春秋》和《尚书》。
《尚书》的编辑体例以时为序，根据朝代编辑篇目内容。传世《尚书》文本一共有58篇，分为四个部分，依次称为《虞书》、《夏书》、《商书》和《周书》。《虞书》5篇，第一篇《尧典》实际上记载唐尧的事迹，可以称为《唐书》。《夏书》4篇，《商书》17篇，《周书》32篇。
《尚书》各部分的篇目、名称和次第如下：
《虞书》（5）
1.《尧典》，2.《舜典》，3.《大禹谟》，4.《皋陶（yáo）谟》，5.《益稷》。
《夏书》（4）
6.《禹贡》，7.《甘誓》，8.《五子之歌》，9.《胤征》。
《商书》（17）
10.《汤誓》，11.《仲虺（huǐ）之诰》，12.《汤诰》，13.《伊训》，14.《太甲上》，15.《太甲中》，16.《太甲下》，17.《咸有一德》，18.《盘庚上》，19.《盘庚中》，20.《盘庚下》，21.《说命上》，22.《说命中》，23.《说命下》，24.《高宗肜（róng）日》，25.《西伯戡黎》，26.《微子》。
《周书》（32）
27.《泰誓上》，28.《泰誓中》，29.《泰誓下》，30.《牧誓》，31.《武成》，32.《洪范》，33.《旅獒》，34.《金縢》，35.《大诰》，36.《微子之命》，37.《康诰》，38.《酒诰》，39.《梓材》，40.《召诰》，41.《洛诰》，42.《多士》，43.《无逸》，44.《君奭（shì）》，45.《蔡仲之命》，46.《多方》，47.《立政》，48.《周官》，49.《君陈》，50.《顾命》，51.《康王之诰》，52.《毕命》，53.《君牙》，54.《冏命》，55.《吕刑》，56.《文侯之命》，57.《费（bì）誓》，58.《秦誓》。
《尚书》篇名有的取自重大的历史事件，如《高宗肜日》、《西伯戡黎》；有的取自人名，如《益稷》、《太甲》、《盘庚》、《微子》、《君牙》；有的取自物名，如《金縢》、《梓材》；有的取自篇目论述的中心内容，如《禹贡》、《洪范》、《无逸》、《立政》。不少篇目名称还包括了称为典、谟、训、诰、誓、命的文体类别，如《尧典》、《大禹谟》、《伊训》、《康诰》、《甘誓》、《说命》。
汉代孔安国的《尚书序》把《尚书》篇目分为“典、谟、训、诰、誓、命”六种体式，这是《尚书》学史上的最早分类。但《尚书序》是伪作，因而实际上提出“六体”的时间应在东晋初年。
魏晋作为文学的自觉时代已经开始“辨章识体”，唐代孔颖达根据文体功能給《尚书》归类，他说：“《盘庚》亦诰也。”“《金縢》自为一体，祝亦诰辞也。《梓材》、《酒诰》分出，亦诰辞也。”《尚书正义》的《尧典正义》把《尚书》分为“典、谟、贡、歌、誓、诰、训、命、征、范”十种体式。朱剑芒先生《经学提要》以为孔颖达分“歌（五子之歌）”、“范（洪范）”、“贡（禹贡）、“征（胤征）”一篇一体，“最为无谓”。孔颖达认为四体“非王言”，应另体别之，也有道理。明代徐师曾《文体明辨》提出“因文立体”的文体分类方法。郭英德先生《论中国古代的文体学传统》对“因文立体”作出现代诠释：“因其文体功能或文体特征的相似性而合并归类，并为之命名。”
我们详细分析《尚书》的文本内容，根据文体特征的“相似性”原则粗线条归并，《尚书》可以分为四类：典、诰、誓、命。
1.典，《说文•几部》引庄都说“大册也”。《逸周书•谥法》：“典，常也。”篆书“典”的字形结构象简册端放在几案上，可见隶属“典”这类体式的文章不是一般的政史文章，是记载上古重要典章制度的文章。诸如：《尧典》记录了上古的禅让制度；《禹贡》记录了夏禹时的行政区域划分制度和赋税制度；《立政》《周官》记录周代的官员制度；《吕刑》记载周代的刑法制度。
2.诰，包括“六体”的“谟”、“训”。三字皆从“言”。“谟”为君臣谋言，“训”为臣谏君言，“诰”为君令臣命。《说文•言部》：“诰，告也。”蔡邕《独断》：“诰，教也。”实际上，“诰”、“谟”、“训”皆是“告也”、“教也”，有君王的教令告诫，有君臣之间、大臣之间、君王与臣民之间的劝诫诰训，还有君臣的祈神祷告。诰体是《尚书》的主要体式。如《皋陶谟》、《盘庚》、《太甲》、《大诰》、《洛诰》、《多士》、《多方》都属于“诰”的范畴，与教化有关，隶属思想文化范畴，篇目最多。
3.誓，《说文•言部》：“约束也。”“誓”在《尚书》中是君王或诸侯的誓众词。共9篇，其中8篇为战争誓词，即《夏书》的《甘誓》、《胤征》，《商书》的《汤誓》，《周书》的《泰誓》（上、中、下）、《牧誓》和《费誓》。另一篇为秦穆公的悔过誓词，即《周书》的最后一篇《秦誓》。
4.命，《说文•口部》：“使也。从口，从令。”君王任命官员或赏赐诸侯的册命。《尚书》的这一种体式皆在《周书》部分，有《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君陈》、《毕命》、《君牙》、《冏命》、《文侯之命》。
《尚书》在流传过程中，后代学者曾进行过整理，断简残篇和次要篇目经过删改或者重新编纂。《艺文志》称孔子整理过《尚书》，应该可信。孔子作为私学之祖，他的教科书应该是自编的。《论语•述而》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意思是说孔子平时说曲阜话，但是讲习《诗经》、《尚书》和执行礼仪的时候就说雅言。可知孔子用的教科书有《尚书》。先秦的知识分子都阅读过《尚书》。《庄子•天下》说：“其在《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先秦的典籍也经常引述《尚书》，陈梦家《尚书通论•先秦引书篇》统计《论语》、《孟子》、《左传》、《国语》、《墨子》、《礼记》、《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9种书引用《尚书》就有168条。先秦引《书》提到具体书名的约有四十多篇，其中有三十多篇不见于传世《尚书》文本，可见《尚书》在先秦就已成书，先秦《尚书》的篇目肯定超过58篇。先秦《尚书》的本子究竟有多少篇目，根据现有的材料尚难考定。
《尚书》传世文本的定型本或成于秦。《尚书》全书几乎皆记帝王或王室之事，惟独最后一篇《秦誓》记载异姓诸侯王秦穆公的事迹。秦穆公成就了秦国的霸业，奠定了秦国强大的基础。秦人追述祖先，使之与尧、舜、禹、文、武、周公并立，借古代圣君贤王，建立神圣的政统。这是符合历史逻辑的推断。东汉“熹平石经”《尚书》残石，《尧典》是第一篇，《秦誓》是最后一篇。中国目录学传世最早的著述是《汉书•艺文志》，记载《尚书》古文经有46卷，57篇。《书序》称本为58篇，颜师古注引郑玄的《叙赞》说“后又亡其一篇”，所以是57篇。可知，东汉所传《尚书》的篇目数量和起讫，与今传本大致相同。
先秦还没有发明造纸术和印刷术，书写的材料多为竹片。这种竹片称为“简”或“策”。因为《尚书》是重要的典籍，书写《尚书》的简策长短规定标准为二尺四寸。郑玄《论语序》记载：“《易》、《诗》、《书》、《乐》、《春秋》策皆二尺四寸。”每策字多的二十五个字，少的有二十二个字。一篇几千字的文章，需要写上几十策，写固然不容易，收藏更不容易。简策的材质是竹子，虫蛀水渍，极易朽毁。春秋战国时期，战争频繁，《尚书》流传十分困难，兼之《尚书》还曾经遭受人为的破坏。段玉裁在《古文尚书撰异•序》中概述《尚书》从先秦至北宋流传状况曾指出：“《尚书》之离厄最甚。秦之火，一也；汉博士之抑古文，二也；马、郑不注古文逸篇，三也；魏晋之有伪古文，四也；唐《正义》不用马、郑用伪孔，五也；天宝之改字，六也；宋开宝之改《释文》，七也。”《尚书》历经“七厄”，或遭毁，或失传，或改写，或改字，面目已非。有些人为劫难是大规模的毁灭性的。《史记•秦始皇本纪》就记载秦始皇三十五年丞相李斯奏请“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皆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秦王朝的焚书坑儒，把民间所存的《书》策几乎都烧了。秦王朝从商周王朝那儿接管的所有文献典籍，包括大量的《书》策，后来又被项羽一把火烧了。《史记•萧相国世家》记载萧何抢出来的仅仅是律令和户籍地图。经过秦火和秦末战火，《尚书》几乎失传。

二、汉代的今古文《尚书》和
今古文《尚书》学派
《尚书》是流传历史最为复杂的传世典籍。不仅有今古文之争，亦有真伪之辨；不仅有官方勒石，亦有私家传抄；不仅有多家并行之世，亦有传播中断之时，失而复得，得而复失，扑朔迷离。
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是西汉的两个主要传本。
今文本《尚书》由伏胜传授。伏胜，史籍上多称为伏生，“生”是古代对有学问人的尊称。《史记•儒林列传》说伏生曾经担任过秦王朝的博士官，他手头有一部《尚书》。秦末楚汉相争期间，兵荒马乱，伏生将《尚书》藏在自家墙壁里外出避难。一直到了汉惠帝刘盈取消禁书令，伏生才搜寻藏书，发现墙壁里的《书》策已经朽烂了许多，完完整整的只剩下二十八篇。篇目次第如下：
《虞书》（2）
1.《尧典》，2.《皋陶谟》。
《夏书》（2）
3.《禹贡》，4.《甘誓》。
《商书》（5）
5.《汤誓》，6.《盘庚》，7.《高宗肜日》，8.《西伯戡黎》，9.《微子》。
《周书》（19）
10.《牧誓》，11.《洪范》，12.《金縢》，13.《大诰》，14.《康诰》，15.《酒诰》，16.《梓材》，17.《召诰》，18.《洛诰》，19.《多士》，20.《无逸》，21.《君奭》，22.《多方》，23.《立政》，24.《顾命》，25.《费誓》，26.《吕刑》，27.《文侯之命》，28.《秦誓》。
伏生是山东济南人，他就用这28篇在齐、鲁间讲授。伏生讲授的《尚书》文本已经根据汉代的常用文字隶书改写过了，所以这个隶书写定本叫做今文《尚书》。今文《尚书》的意思就是“用现今通用文字书写的《尚书》”。又因为这个隶书写定本是伏生传授的，也称为“伏生本”。
汉文帝刘恒是一个明德重文的皇帝，《史记•儒林列传》记载他发现朝廷皇家藏书里没有《尚书》，听说民间仅有一个叫做伏生的人能够讲授《尚书》，已经90多岁了，不能应召入朝。汉文帝就命令著名学者晁错到伏生家里去，向伏生学习《尚书》。晁错转抄伏生28篇带回朝廷，收入皇家书库。后来，朝廷又从民间求得一篇《泰誓》，也编入“伏生本”。孔颖达在《泰誓•小序》的疏中指出：“汉初惟有二十八篇，无《泰誓》矣。”在《大序》中说明：“《泰誓》非伏生所传。而言二十九篇者，以司马迁在武帝之世见《泰誓》出而得行，入于伏生所传内，故为史总之，并云伏生所出，不复曲别分析。”所以《史记•儒林列传》和《汉书•儒林传》、《汉书•艺文志》都说伏生本有29篇。这29篇今文《尚书》是汉代的官方定本。《尚书》学史上，“伏生本”有伏生亲自传授的28篇，也有伏生后学传授的29篇；有汉初伏生私人定本28篇，也有后代朝廷官方定本29篇。历代文献言及伏生所传今文《尚书》或为28篇或为29篇，都是“不复曲别分析”。今文《尚书》还有34篇之说。这是因为汉代传授今文《尚书》“伏生本”的欧阳高这一学派析分《泰誓》、《盘庚》各为三篇，析分《顾命》为《顾命》和《康王之诰》。29篇再加上析分多出的5篇就是34篇。
古文本《尚书》由孔安国传授。《汉书•艺文志》记载，汉武帝末年，分封在孔子家乡的鲁恭王刘余喜欢建造宫室，看中了孔子的宅基。在拆毁孔子故居的墙壁时，发现墙壁中藏有“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大概是孔子后代为了免于秦火偷偷收藏的。用先秦古文字写的《尚书》，计45篇。孔子的十一世孙孔安国得到了这部《尚书》。孔安国学过今文《尚书》，又懂得古文字。他用伏生的本子对照一读，发现45篇中有29篇和伏生本基本相同，另外，还多出了16篇。篇目如下：
1.《舜典》，2.《汩作》，3.《九共》（九篇），4.《大禹谟》，5.《弃稷》（益稷），6.《五子之歌》，7.《胤征》，8.《汤诰》，9.《咸有一德》，10.《典宝》，11.《伊训》，12.《肆命》，13.《原命》，14.《武成》，15.《旅獒》，16.《冏命》。
《尚书》学史上称这多出的16篇为“逸书”或者“逸篇”，意思是“原本失传又发现的书篇”。后来，孔安国担任了朝廷的经学博士，就把这16篇“逸书”连同与伏生本基本相同的29篇全部献给朝廷，也收入皇室书库。这45篇《尚书》是用先秦古文字写的，叫做古文《尚书》；又因为这个本子发现于孔子家的墙壁，也叫做“孔壁本”，或“壁中本”。
孔安国深信这个本子就是上古传下来的《尚书》版本。这个本子的字形头大尾小像蝌蚪的形状，“时人无能知者”，孔安国“以所闻伏生之书，考论文义，定其可知者为隶古定”，摹写的方法是根据蝌蚪文的结构依葫芦画瓢。孔颖达说：“言隶古者，正谓就古文体而从隶定之，存古为可慕，以隶为可识，故曰隶古，以虽隶而犹古。”孔安国用隶书精心摹写的是与伏生本基本相同的29篇，并作了一些新的解释，竭力推广，广为流传。孔安国的这个隶书摹写本称为“隶古定本”。
至于16篇“逸书”，孔安国既没有用隶书摹写，也没有解释，一直作为皇家藏书，束之高阁，后来在汉末魏晋的战乱中丧失了。
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除篇数多少和字体的差异外，并无多大区别。西汉传授伏生今文《尚书》的主要是欧阳高、夏侯胜和夏侯建三家。《汉书•艺文志》记载汉成帝河平三年，“刘向以中古文（就是皇家书库收藏的古文《尚书》）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古人口耳相传，老师讲授，学生笔录，今文《尚书》流传100多年，刘向与中古文相校，仅仅有700多字不相同，脱了3简，大约也只失掉6、70个字。可见两个版本的差异并不算大。当然，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毕竟是两个不同的版本，来源也不同。学习今文《尚书》的学者自然相信今文《尚书》，也就研究和讲授今文《尚书》，被称为今文《尚书》学家；学习古文《尚书》的学者自然相信古文《尚书》，也就研究和讲授古文《尚书》，被称为古文《尚书》学家。他们对经文的理解有差别，研究的方法也不同，其门徒又注重师承家法，逐渐形成《尚书》的今文学派和古文学派。今文《尚书》学派注重阐述微言大义，解说繁琐空疏，并且抱残守缺，死守家法师法。古文《尚书》学派则注重文字训诂，考订典章制度，较受学习者的欢迎。其实诠释重心的差异，反映的是治《书》理念的差异。今文《尚书》学派治《书》是为了如何用《书》，古文《尚书》学派治《书》是为了怎样读《书》。
今文《尚书》传授早，不少传授者又当了官，在政治上有势力，因而今文《尚书》长期立于学官，作为国家规定的研究和讲习科目。终汉一代，今文《尚书》一直是官方规定的标准读本。研究《尚书》可以得到功名，有些博士弟子就贿赂兰台的官吏篡改《尚书》，以便在考试中击败对手；兼之《尚书》各学派之间的争议有些也源于文字。国家为统一标准，东汉末年，朝廷把立于学官的今文学派各经刻在石碑上作为范本，昭示天下，这就是有名的“汉石经”。《尚书》石经采用欧阳高的本子，校以夏侯胜、夏侯建的本子，不同的字附刻在《尚书》全经之后。王国维考证同时刻石的还有《易》、《诗》、《礼》、《春秋》、《论语》和《春秋公羊传》。石经是汉灵帝熹平四年开工刻石的，或称“熹平石经”；因仅仅用隶书一种字体书写，又叫做“一体石经”。
西汉古文学家人数较少，古文《尚书》一直没有能够立于学官。汉哀帝刘欣时，刘歆整理皇室典籍，认真阅读和研究了各种古文经，建议哀帝把古文《尚书》等古文各经也立于学官，设置博士。他的主张遭到了今文学家们的竭力反对。刘歆写了中国学术史上著名的《移让太常博士书》，责备朝廷里的五经博士为了自己的利禄前途排挤古文经学。但直至哀帝死后，王莽掌权，由于王莽和刘歆年轻时同事，“俱为黄门郎”，又是好朋友，古文经才得以全部立于学官。虽则王莽垮台后，东汉王朝很快取消了古文经学，《尚书》一经仅仅保留欧阳高和大、小夏侯三家今文《尚书》学。但是，古文《尚书》学家的研究理念和讲授方法已经深入人心，又经过杜林、贾逵等著名学者的相继努力，终于确定了古文《尚书》学在学术界的优势。到了魏文帝曹丕时，古文《尚书》又重新成为官学。魏正始年间，被刻为石经，即“魏石经”，或“正始石经”。同时刻石的还有《春秋》和《左传》。石经是用先秦古文字、秦小篆和隶书三种字体书写的，又称为“三体石经”。
《尚书》今、古文之争延续到东汉末年的马融和郑玄，基本实现了融合。马融和郑玄都精通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虽然他们都为古文《尚书》作了注解，但是工作底本可能都是孔安国的“隶古定本”，注解的篇目是与伏生本基本相同的29篇，实际上是仅仅注解了今文《尚书》，兼之采取了一些今文经说，大家都能接受。马融和郑玄当时又具有很高的学术地位和广泛的学术影响，他们的注解流行以后，今古文《尚书》各家各派的注本也就渐渐消失了。
汉代还有几部有名的《尚书》传本，诸如，河间献王本、杜林漆书本、刘陶本、西汉末年东莱人张霸百两篇本。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是百两篇本。汉代谶纬盛行，《尚书纬》有《尚书中候》、《尚书璇玑钤》等书，编造孔子删《书》之说，称《尚书》原有3240篇，孔子删为120篇，102篇是《尚书》，另外18篇为《尚书中候》。《汉书•儒林传》记载：张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为数十，又采《左氏传》、《书叙》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数简，文意浅陋。成帝时求其古文者，霸以能为《百两》征，以中书校之，非是。”虽然百两篇当时就被认定为伪书，然而，“时太中大夫平当、侍御史周敞劝上存之”，朝廷不仅没治张霸的罪，还把百两篇立于学官，直到张霸父亲的弟子樊并在陈留起事谋反，朝廷才取消这门官学。但是，百两篇《尚书》经由公私传授，已有影响，后来流传《尚书》有百篇之说以及百篇书名书序都或与百两篇有关。

三、东晋孔传古文《尚书》
与历代《尚书》辨伪
西晋永嘉五年，发生了“永嘉之乱”，官方藏书遭到严重破坏，今文《尚书》的各种版本全部丧失，“逸书”16篇也全部丧失。东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zé）向朝廷献出一部据说是汉代孔安国传授的古文《尚书》，分为46卷，计58篇。除《舜典》一篇外，每篇都有孔安国的“传”，书前还有一篇孔安国的《尚书序》。汉代传下来的百篇书序，也根据时间先后分插在各篇篇首或篇末。这个本子一般称为孔传古文《尚书》。
汉代孔安国的古文《尚书》“壁中本”与今文《尚书》“伏生本”原有29篇内容基本相同。马融曾怀疑过其中的《泰誓》，孔传古文《尚书》删除两汉时传习的《泰誓》，另换了3篇《泰誓》。孔传古文《尚书》还从《虞书》的《尧典》中分出下半部分为《舜典》，后人为了求得与《尧典》的体例一致，在《舜典》前陆续加了28个字，即：“曰若稽古，帝舜曰重华，协于帝。浚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闻，乃命以位。”从《皋陶谟》中分出下半为《益稷》，把《商书》的《盘庚》分为3篇，从《周书》的《顾命》中分出《康王之诰》。实际上孔传古文《尚书》有33篇内容基本同于汉初伏生传授的今文《尚书》28篇，还增多了25篇。增多的25篇，后来叫做“晚书”。“晚书”包括《泰誓》上中下三篇。
孔传古文《尚书》出现不久就立于学官，从东晋到隋、唐，大多数学者坚信这就是孔壁本古文《尚书》和汉代孔安国作的“传”。陈朝学者陆德明以之为底本作《经典释文》中的《尚书释文》，隋朝学者刘炫和刘焯（zhuó）为之作“疏”（注释）。唐初孔颖达等著名学者选择孔传古文《尚书》为标准注本，根据刘炫、刘焯的旧疏，编写《尚书正义》，作为官方定本公开颁行。唐玄宗天宝三年（公元744年），李隆基诏令学者卫包用楷书改写孔传古文《尚书》。由于“汉石经”和“魏石经”先后在战乱中毁坏了，唐文宗李昂开成二年（公元837年），又刻了一次石经，这个石经叫做“开成石经”。“开成石经”的各经全部用楷书写刻，《尚书》采用卫包的楷书改写本。晚唐雕版印刷逐渐成熟，五代开始刻印群经，就完全根据“开成石经”，因此，唐代卫包用楷书改写的孔传古文《尚书》就成为《尚书》的最后定本。
宋代学术思想活跃，南宋初年有一位学者叫做吴棫（yù），首先怀疑孔传古文《尚书》中的25篇“晚书”。他在《书稗（bǎi）传》一书中指出25篇“晚书”文从字顺，而33篇却文辞古奥，二者文体不一，“晚书”不可靠。朱熹赞成吴棫的说法。《朱子语类》卷七十八记载朱熹曾言：“孔壁所出《尚书》，如《禹谟》、《五子之歌》、《胤征》、《泰誓》、《武成》、《冏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君牙》等篇皆平易，伏生所传皆难读。如何伏生偏记难底（的），至于易记底（的）全记不得。”到了明代，梅鷟（zhuó）著《尚书考异》，分析“孔传”和“晚书”的内容，从汉人记载的关于古文《尚书》的传授情况，“晚书”的篇数、文体和来源等方面，指出它是伪作。梅鷟分析和比较的研究方法，取得了空前的学术成就，开辟了有清一代《尚书》辨伪工作的崭新道路。清代的阎若璩（qú）潜心研究二十多年，写了《尚书古文疏证》，论定孔传古文《尚书》是伪作。证据有128条（今本缺29条，实存99条）。每一条都引经据史，列举十分详实的资料，证明“孔传”和“晚书”的作伪。例如卷一第一条“言两汉书载古文篇数与今异”，根据郑玄注《书序》列举的16篇“逸书”篇名，证明“晚书”中只有《大禹谟》、《五子之歌》、《胤征》、《汤诰》、《伊训》、《咸有一德》、《武成》、《旅獒》、《冏命》9个篇名符合“逸书”篇名，《舜典》是从《尧典》中分出的，《益稷》是从《皋陶谟》中分出的，缺了“逸书”16篇中的《汩作》、《九共》、《典宝》、《肆命》、《原命》5个篇名，多出《仲虺（hufǐ）之诰》、《太甲》、《说命》、《微子之命》、《周官》、《君陈》、《毕命》、《君牙》8个篇名。作伪者如果知道“逸书”16篇的篇名，为什么不照着葫芦画瓢，如法炮制。显然，“晚书”25篇是作伪者搜寻先秦文献典籍的《尚书》引文，再根据百篇《书序》的篇名拼凑起来的。这些例证確切有力。《尚书古文疏证》一问世，孔传古文《尚书》作为伪书就基本定案了。当然，学术界也有不同意见，与阎若璩同时代有一位著名学者叫毛奇龄，著《古文尚书冤词》抨击阎书，有些质疑也言之有据。据钱穆先生考据《尚书古文疏证》所缺的条目多为阎若璩见毛书后被删掉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潜邱见《冤词》，见其说有据，乃还灭己说，今《疏证》八卷有缺文并缺其条目，而犹留其条数者，殆即是也。”但是，当时和后代的多数著名学者多支持阎氏的结论，补充阎氏的论据，进一步证明孔传古文《尚书》58篇中只有33篇是比较可信的孔壁古文，这33篇内容基本同于伏生所传的28篇。此外，“晚书”25篇全是伪作，所谓孔安国写的《尚书序》和传也是伪作。因此，东晋梅赜献的孔传古文《尚书》又叫做“伪孔传本”。“伪孔传本”的作者究竟是谁，至今仍然是《尚书》学史上的一个谜。
自宋至清旷日持久的《尚书》辨伪工作，开辟了《尚书》研究的新领域，取得了巨大成绩。同时，客观上也起到了贬黜“晚书”独尊今文的作用。清代和近现代的学者多注重研究孔传古文《尚书》中与“伏生本”相似的篇目。这些篇目通常被称为“今文《尚书》28篇”。训诂学家们也仅仅注释这今文《尚书》28篇。然而，辨伪是《书》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争论此起彼伏，绵绵不绝。从“五四”时期古史辨派的疑古之风，到现代有些学者提倡走出疑古时代，再到当下围绕《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篇目真伪的争辩，辨伪从未止息。
孔传古文《尚书》是《尚书》唯一的传世文本，所谓伪书，我们认为主要伪在版本，不是孔安国所献的壁中本。至于内容或为辑佚，或为后代史官的追述，或为史实实录。大约《周书》部分多为史实实录，《商书》部分多为后代史官根据史实的整理，《虞书》、《夏书》部分多为后人的辑佚，或者根据历史传说的重新编撰。
梁启超、郭沫若、陈梦家、顾颉刚、屈万里、蒋善国、周秉钧、刘起釪等学者都研究过《尚书》各篇的著作年代，结论虽然互有差别，但是多证明《尚书》记载的历史事实愈是古老、编成的年代越晚，史实与著作时代成反比。我们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阅读《尚书》，运用《尚书》的历史资料。
我们认为《书序》和“晚书”也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孔传更是理解《尚书》不可或缺的参考材料。
《书序》的作用相当于今天文章的题解。今存百篇《书序》实际上只有八十一个篇目，仅有六十七条序文。可以肯定大部分是汉代以前的作品。《汉书•艺文志》称“《易》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这是《书序》最早的正式记载。《汉书•儒林传》也记载张霸献一百零二篇《尚书》，其中就有一篇是《书序》。《汉书•艺文志》认为《书序》是孔子所作的，证据还不充分。《史记》大量引用《书序》，“熹平石经”残石也有《书序》。这些都足以证明在汉武帝以前《书序》就已问世了，它是很可贵的历史材料。
“晚书”25篇虽然不是真正的孔壁古文，不妨看作是古文《尚书》的西晋辑佚本。郭璞的《尔雅注》最早明确称引孔传。《尔雅•释鸟》：“鸟鼠同穴，其鸟为鵌（tú），其鼠为鼵（tū）。”郭注：“孔氏《尚书》传云共为雄雌。”《尔雅•释畜》：“狗四尺为獒。”郭注：“《尚书》孔氏传曰犬高四尺曰獒。”郭璞卒于东晋明帝太宁甲申年（公元324年），梅赜献《书》是在元帝时（公元317—318年），当时郭璞还在世，郭璞《尔雅注》取材的“孔传本”和梅赜献的“孔传本”有可能是一个本子。永嘉之乱前，《尚书》的各种传本并行于世，既有汉代立于学官的今文《尚书》本，又有魏时立于学官的古文《尚书》本。《经典释文•叙录》说：“永嘉丧乱，众家之书并灭亡。”《尔雅注》是永嘉之乱前成书的，孔传成书的时间应当更早。另据王国维《汉时古文诸经有转写本说》考定古文《尚书》河间献王本和杜林的漆书本在汉代流传，西晋时至少仍有转写本。“晚书”的编纂者不会不参考这几个古文《尚书》本子。
我们应特别注意《汉书•艺文志》有“《周书》七十一篇”，班固注称是“周《史记》”，颜师古注引刘向说是“周时诰誓号令也”。《汉书•萧何传》颜师古更进一步注明“《周书》者与《尚书》同类”。西晋初年，在汲郡发现了《汲冢周书》和《汲冢周志》，是记载周代历史的真实资料。“晚书”的编纂者在编纂孔传古文《尚书》的《周书》部分时不会不重视、利用这些极为珍贵的史料。
“晚书”还有一个重要来源是先秦经史诸子的《尚书》引文，现在已经考知出处的约有120条。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惠栋的《古文尚书考》以及程延祚的《晚书订疑》等论著，罗列周备，例证详实，这里就不多说了。
我们认为“晚书”主要是《尚书》的辑佚，它补充、丰富了《尚书》的内容，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同时，“晚书”对于研究儒学有特殊意义。朱熹曾说：“书中可疑诸篇，若一齐不信，恐倒了六经。”王应麟《困学纪闻》称“《仲虺之诰》，言仁之始也；《汤诰》，言性之始也；《太甲》，言诚之始也；《说命》，言学之始也。”而《大禹谟》则是巍巍宋代理学的根基。
孔传自被认定为伪作以后，注家多弃而不取。清代经学大师焦循在《尚书补疏•序》中把孔传与郑玄的注进行比较，列举七事证明孔传优于“郑注”。焦循认为孔传可与魏晋间何晏、杜预、郭璞、范宁等著名学者的传注相提并论，比汉儒的《尚书》传注精审，是阅读《尚书》的重要训诂材料。

四、《尚书》的语言特点
《尚书》历来号称难读，韩愈曾有“诘屈聱牙”之说，为疏通经文，历代学者纷纷为之作注，然歧解异说，莫衷一是。阅读《尚书》必须大致了解文本的语言状况。
《尚书》所反映的语言类型时期属于上古汉语的后期。这个时期语言的特征是新旧语言形式的急速交替。就语法而言，《尚书》既有见于甲骨文金文而不见于先秦两汉文献的语法现象和语法形式，又有见于先秦两汉文献而不见于甲骨文金文的语法现象和语法形式，当然，也有既不见于甲骨文金文也不见于先秦两汉文献的语法现象和语法形式。
《尚书》有古文有今文。我们曾经对今文《尚书》进行过系统的语言研究，也有学者对古文《尚书》的语言进行过系统研究。二者比较，存在差异，然而就其语言特点而言，大同小异。二者相同的语言特点大约有八个方面。
首先，《尚书》中有大量的通假字，而且后代用例很少。
《尚书》几乎篇篇都有通假字，甚至一篇有几十个。开篇《尧典》记叙尧的事迹部分凡440字，历代传注以为是通假字的有26个。一般古代文献的通假字与本字是一对一的关系，即一个通假字仅有一个本字，或一个本字只有一个通假字。而《尚书》则有相当数量的通假现象，《尚书》的本字与通假字、本义与假借义之间的联系不是单一的，是多样的。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其一，一个本字，有几个通假字。其二，一个通假字可以作几个本字的通假字。其三，本字和通假字双向通假。其四，只用通假字通假义，不用本字本义。其五，既有本字本义，又用通假字通假义。其六，同一字既有本义又有通假义。多样性就是不规则性，不规则性是通假现象的早期形态特征。
其次，《尚书》抽象实词比例较大，各类虚词已成系统。
《尚书》是“政事之纪”，主要内容是君王的诰诫誓命以及君臣的谈话记录，表示具体名物的词汇少，而表示抽象概念的词汇多。有的表示政治、刑法、礼教，有的表示伦理纲常、品质道德、哲理物性，有的则表示喜怒哀乐的心理活动。语言中抽象词汇越丰富，语言的表达能力越强。《尚书》的多数抽象实词都是词义引申虚化的结果。
与实词虚化同步的是虚词系统已基本形成。这不仅仅表现在虚词的大类齐全，还表现在大类包含的小类也趋于完备。《尚书》的副词可以分为九个小类：情态副词、关联副词、时间副词、表数副词、程度副词、范围副词、否定副词、语气副词、表敬副词。连词也可以分为九个小类：并列连词、承接连词、假设连词、递进连词、因果连词、目的连词、让步连词、转折连词和修饰连词。介词已形成较为成熟的系统，可以用来标志名动组合所表达的时间、处所、对象、工具、方法、原因等丰富复杂的语义关系。当然较之后代的虚词系统《尚书》虚词也有不完善的地方。诸如：句末语气助词比较贫乏，文言常见的疑问语气助词“邪（耶）”、“与（欤）”尚未发现，“乎”、“焉”仅见于今文《尚书》，“乎”1见，“焉”4见。
第三，虽以单音词为主，但复音词也有一定数量。
单音词过渡为复音词是汉语发展的主要趋势。《尚书》虽以单音词为主，但复音词也有一定数量，特别是附音词和重言词。附音词不仅有名词，也有动词和形容词。重言词不仅有形容词，也有名词和动词。附音词的主要形式是前附音节“有”和词干的合构。一般认为“有+词干”式附音词，仅能作名词。今文《尚书》的“有+词干”有56例是名词，但也有4例作动词，《盘庚中》、《牧誓》各1例，《康诰》有2例。有2例作形容词，分别见于《大诰》和《酒诰》。《尚书》多数“有+词干”式附音词在动态语流中显得和谐，这种情况在多以四言为句的《诗经》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调整音节、和谐语调应是汉语词汇复音化的动因之一。文言重言词多作形容词，今文《尚书》重言词有43见，形容词27见，名词4见，动词12见。重言词的词类分布既反映了文言重言词形容词多的共性特点，也反映了今文《尚书》重言词的个性特点，动词性重言词占有一定的比例。
第四，自称代词并非单复数同形，而是用不同形态的同义词来表达。
《尚书》的自称代词共有六个：“我”、“予”、“朕”、“卬”（古文《尚书》作“仰”）、“台”、“吾”，《尚书》“我”、“予”、“朕”在格位和单复数表示方面，存在着互补关系。“朕”主要用于领格，表示单数。“我”和“予”主要用于主格，“我”用于主格多表复数，“予”用于主格几乎皆表单数。“我”、“予”在同位语中，“我”多表复数，“予”几乎皆表单数。另外三个低频词“卬”、“台”、“吾”，则与“我、予、朕”存在着语音上的联系，“卬”是“我”的地方变体，“卬”、“我”上古同为疑纽。“台”是“予”的地方变体，“台”、“予”上古同为影纽。“朕”自为一组。“吾”是后人改窜，古本作“鱼”，或即“予”。吾、予、鱼，上古皆为模部字。予，影纽。吾、鱼，疑纽。影、疑喉牙邻韵，例得相通。
第五，没有句末语气助词“也”，叹词丰富。
今古文《尚书》都没有句末语气助词“也”，句末语气助词主要是表示祈使感叹的“哉”。
古文《尚书》有11个叹词，今文《尚书》有10个叹词。《尚书》的叹词不仅数量多，表达也十分丰富。或表示呼唤应答，或表示长叹短吁，或喜怒或哀乐，充满了强烈的抒情色彩，惟妙惟肖地表达了人物各种各样的复杂感情。
古文《尚书》没有表示疑问的句末语气助词，今文《尚书》仅有一个“其”字，仅有《商书•微子》一个语例。《尚书》的疑问语气主要运用语气副词和疑问代词来表示，语气副词有“岂、其、乃”等，疑问代词有“何、曷、害、如台、奈何”等。句末疑问语气助词是表达各种疑问语气的重要语法手段，有些语法作用是语气副词和疑问代词不可替代的。因而，《尚书》的这种语言现象比较特殊。
第六，宾语前置句处于常见形式和非常见形式的共现期。
否定句的宾语前置。前置的必备条件有两个。一是必须有表示否定的词。二是前置宾语必须为代词。其句法形式为：否定词+代词宾语+动词谓语。例如《周书•大诰》的“不卬自恤”。疑问句的宾语前置。今文《尚书》疑问句前置的疑问代词宾语只有“何”，其固定的语法形式为：疑问代词宾语“何”+动词谓语。例如《虞夏书•皋陶谟》的“予何言”。古文《尚书》疑问句前置的疑问代词宾语虽有“何”“曷”“畴”，各仅1见。叙述句的宾语前置。粗分有两种句法形式。1.惟+名词宾语+之+动词谓语主语+惟+名词宾语+动词谓语。例如《虞夏书•尧典》的“惟刑之恤哉”。2.惟+名词宾语+是+动词谓语主语+惟+名词宾语+是+动词谓语。例如《虞夏书•皋陶谟》的“惟漫游是好”。介宾结构的代词宾语前置。主要有三种句法形式，即：“是”+介词“以”“自”+介词“以”“曷”+介词“以”。
《尚书》异于文献语言宾语前置的不常见形式。主要有三种结构形式。1.否定句的否定词置于前置宾语之后。其句法形式为：主语+代词宾语+否定词+动词谓语。例如《周书•大诰》的“尔时罔敢易法”。2.叙述句的双宾语句，间接宾语置于动词之前，直接宾语仍置于动词谓语之后，其句法形式为：是+之+动词谓语+名词宾语。例见《周书•洪范》：“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3.叙述句宾语和动词谓语间不用结构助词的宾语前置。这种句式，今文《尚书》有21见，主要有三种句法形式：（1）代词宾语+动词谓语。例如《商书•盘庚中》的“予岂汝威”。（2）名词宾语+动词谓语。例如《周书•大诰》的“天明畏”。（3）惟+名词宾语+动词谓语。例如《周书•大诰》的“宁王惟卜用”。
第七，被动句处于汉语语意被动句向形式被动句的发展过渡阶段。
《尚书》的被动句的类型特点是语意被动句多于形式被动句。以今文《尚书》为例，被动句凡62例，语意被动句46例，形式被动句16例，两者之间的比约为4∶1。在形式被动句的16个例句中，《周书》部分就有15例，《商书》部分仅《盘庚中》1例，《虞夏书》部分竟没有一例形式被动句，只有语意被动句。形式被动句在《虞夏书》、《商书》、《周书》之间的比例是0∶1∶15。较之甲文，《尚书》已出现形式被动句；较之先秦两汉文献，《尚书》形式被动句的语法标志特殊。《尚书》仅有文献语言中常见的表示被动的语法标志“于”和不常见的“在”，也就是说仅有常见的形式被动句中的“于”字句和不常见的“在”字句。先秦两汉文献中表示被动的常见语法标志“见”、“被”、“为”、“所”等字《尚书》里都有，却没有一例用于被动句作为表示被动的语法标志。今古文《尚书》中的“在”表被动，既不见于甲文和金文，也不见于后世历代文献。这些事实说明《尚书》正处于从意念被动向形态被动式的发展过渡阶段。
第八，《尚书》时期是意合复句向形式复句演变的过渡阶段。
《尚书》的形式复句可以表示并列、承接、递进、假设、条件、转折、因果、目的等各种语义关系，基本形成了后世典籍形式复句各种类型的轮廓，但仍不全面，譬如：没有表选择关系的形式复句，因果形式复句中仅有因果式而没有果因式复句等，这些都体现了《尚书》时期意合复句向形式复句的过渡。《尚书》时期也是单联形式复句向双联形式复句过渡的阶段。关联词语的出现是复句进一步完善表现形式的方法，它主要是表示复句中各分句之间的逻辑联系和语义关系。形式复句的发展与关联词语的发展互为动因。
《尚书》中不仅有丰富的单重复句，亦有不少具有多层结构层次的多重复句。多重复句结构形式的特点是以二重复句为主，二重复句又以二重并列复句为主。《尚书》的二重复句不仅数量多，而且语义类型完备。后世文献语言中表示并列、承接、递进、假设、条件、转折、因果、目的等关系的二重复句，在《尚书》中都有语例。
《尚书》也有紧缩复句。紧缩复句是复句的紧缩形式，即以单句的形式表达复句的内容和逻辑关系。《尚书》处于由意合复句向形式复句演变的重要时期，形式复句和意合复句的发展，为紧缩复句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外部条件。《尚书》紧缩复句既有形式紧缩复句也有语意紧缩复句也正好证明了这一点。《尚书》紧缩复句产生的内因是《尚书》多帝王训诰，君臣对话。在言语交际中，需要一种紧凑含蓄、简要明快的口语来传递更多的语言信息。紧缩复句正适应了这一语言交际目的，兼之，《尚书》语言简古，短句多，省略多，复句又多，言语者在特定的场景中言语，神色、肢体动作等非语言手段的辅助表情达意，一般复句亦极易紧缩为紧缩复句。

五、《尚书》的当代价值
《史通》云：“夫《尚书》者，七经之冠冕，百氏之襟袖，凡学者必精此书，次览群籍。”此论多为历代学者共识。《书》释天道政理，兴废存亡；引导修齐治平，立德立言立功；实为治政之宏规，稽古之先务，修身之典则。故汉唐以来，上自庙堂，下至闾里，人莫不习。解之为史鉴，援之以赞治，释之为训诫，授之为教化，引之以立论，《书》之大经大史地位，莫可比肩。
当下，在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时代，《书》学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尚书》的现代诠释显现出巨大的张力。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讲话引用《尚书•周官》的“功崇惟志，业广惟勤”，勉励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奋斗。同日，李克强总理在中外记者见面会上的九字箴言“行大道，民为本，利天下”成为热门话题，其中的“民为本”，语出《尚书•五子之歌》：“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在举世瞩目的习马会上，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也引用《尚书•说命》“非知之艰，行之惟艰”，说明历史为两岸留下了错综复杂的世代课题，需要以智慧、耐心与诚意务实处理。作为经典中的经典，《尚书》总结的治政经验、历史规律和思想观念，具有时代超越性和真理延续性，经典的当代价值亦将日益彰显。要而言之，有如下述。
第一，汲取古老的东方政治智慧，探求中国特色的治政理念。
《尚书》为“政书”之祖。《明实录》记载明太祖朱元璋“命儒臣书《洪范》揭于御座之右，朝夕观览”。历朝历代的政治领袖们都十分重视阅读和研究《尚书》。
梳理比对世界上最古老文明形态的诸种文化因子，可以破解四大文明古国为什么仅仅华夏文明一枝独秀，生生不息。远古的黄河流域孕育的文化形态具有独一无二的区别性特征，这就是具有最为悠久独特、最具生命力的文献传统。这一传统最早的文献性质是政书，也就是《书大序》“所谓上世帝王遗书也”。据说，“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自此，伏羲、神农和黄帝有“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有“五典”，“言常道也”。历代皆有传世政典。周初著名政治家周公旦在《多士》中就指出“惟殷先人有册有典”。《书》学文献总结上古坟典的政治智慧，用圣君贤相的嘉谟善政确立了“先王政治”，建立了传统中国较为系统的国家治理模式，进而在后世形成绵延不绝的“政统秩序”；用以德范位的道德诉求直接规约着君王的思想言行和士民的家国情怀，塑造民族的精神世界，进而形成经久弥坚的“道统观点”。《尚书》中的圣贤形象成为民族的“人格理想”，确立了民族的价值标准。《尚书》这一切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从政、理政和治政的理念、策略和方法，是最适应中国文化特点、区域特征以及民众心理的共同基因，具有最强大的凝聚力和执行力。
《尚书》的文献传统及阐释传统，反映了中国文化的特征。这种特征以文献坚守历史，以阐释适应时代，民族文化中最优秀的因子得以保存，历史发展环环相扣，文化传承绵绵不绝，原典成为文化标识，诠释成为时代象征，原典与诠释的融合成为民族和谐、文化认同和与时俱进的最大动力。因此，从哲学高度看，《尚书》中呈现的虽然是王朝时代的大经大法，但其超越时代的“道”却是任何时代治政理国的金科玉律。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肯定历史发展的螺旋性。螺旋性就有相似性。研究《尚书》，我们可以从相似性中找出历史发展的正确动因，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路径和治政理念。
第二，揭示华夏文明的始创论述，延续传统文化的学术正脉。
传统文化是什么？其内核是什么？有学者认为传统文化就是儒学，有学者认为传统文化是“六经”、“六艺”、书法、曲艺、武术、民俗等等无所不包，观点因立论角度不同而言人人殊。其实，在传统文化或大或小的范围里，一部分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文化（思想观念等），一部分是在其影响下产生的现象（民风民俗等），决定性的东西是传统文化的内核与主流。那么传统文化中的决定性的东西是什么呢？毋庸置疑，是民族思想文化的传承体系，其物质形态是最早的经典及其诠释。这是传统文化的内核和主流，也是传统学术的“正脉”，这不是一个价值判断，而是一个事实判断。
《尚书》是中国乃至世界最早的经典，是雅斯贝尔斯所谓“轴心时代”以前的原始文化形态。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序》认为“经惟《尚书》最尊”。《尚书》于传统文化诸元素之始创性论述最为广泛丰富，是华夏文明一些重要思想、理论、概念、观点的渊薮。诸如，《尚书》开篇的《尧典》首节就提出“修齐治平”的政治哲学思想：“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舜典》提出中国最早的文学理论术语“诗言志”，揭示诗的本质特征，朱自清先生《诗言志辨序》认为这是中国历代诗论的“开山的纲领”，对后来的文学理论有深远的影响。《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所谓的虞廷“十六字诀”，是构建宋明理学庞大学术体系的理论基础。历代对《尚书》一些特定篇目和类型的系统研究不仅形成了新的学术体系，例如《禹贡》学、《洪范》学，还形成一些新的文化观念和学术见解。《洪范》“五行”对于民族宇宙观和认识论之建构，“九畴”对于国家法权制度的建立；《禹贡》行政区域界划标准的设计对中国历史地理学、自然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之影响，九州的假想设定对国家认同以及“大一统”观念的确立；《吕刑》对中国法律思想之建设；典、谟、训、诰、誓、命等对中国文体学之形成。科举时代，《尚书》作为考试的重要内容，在民族教育、人才选拔与社会主流意识构建等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尚书》之于中国文化诸元素的构成贡献巨大。《尚书》是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和文化基因。《尚书》学是大道之学，历代对《尚书》的语言诠释、政治诠释、历史诠释、心理诠释以及由此形成的诸学理论，与当代学术体制中的政治、经济、哲学、历史、法律、天文、地理、文学、艺术等领域研究密切相关。历代对《尚书》文本连续不断的多角度诠释，既保持了《尚书》基本理念和价值观的相对稳定，又进行了适当的推陈出新。《尚书》悠久的思想智慧总是直接介入生气勃勃的时代思想建构，这些思想在今天同样可以成为民族精神的重要内核。研究《尚书》及《尚书》学文献就是追本溯源，继往开来，延续传统文化的学术正脉。
第三，揭示世道人心的传统内涵，展现《书》学教育的当代价值。
经典著作承载着古人的生存智慧，蕴含着中华民族最基本的价值诉求，通过历代的教育型铸着一个民族的基本品格。对每一个生命个体、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就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经学经典集中反映了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一直是“政治、社会、人生教育的基本教材”。圣人有言：“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礼记•经解》说：“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软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属词比事，《春秋》教也。”《墨子•天志》论《诗》、《书》：“书于竹帛，镂之金石，琢之槃盂，传遗后世子孙。曰将何以为？将以识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也。”《墨子》的作者认为《诗》、《书》并不在讲述后世之所谓史，而是传承顺天爱人之理，承担着道德教化的功能。
《书》教疏通知远，重视德教。“皇天无亲，唯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治政强调“正德、利用、厚生”的“三正”原则，正身之德，利民之用，厚民之生，富民安国。修身主张“勤”、“俭”、“谦”、“和”，“克勤于邦，克俭于家”；“满招损，谦受益”；“神人以和”。我们已经有一段时间缺失《书》教《礼》教了，特别是缺失青少年的传统道德教育，从而可能致使整个社会缺失道德修养、道德底线、道德标准和道德约束。
当道德重建成为一个民族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时，当我们需要重建当代社会核心价值体系时，《尚书》的道德哲学和伦理价值无疑是我们必须汲取的文化营养。道德重建呼唤《书》学的回归，《书》学的回归首先是《书》教的回归。经之为经的意义即在于教人立身行事。经典无疑是传统中国个体修身的蓝本，是中华民族价值体系建立的基础。《尚书》中的“民本”思想、“修身”思想、“德治”思想、“和谐”思想，都包涵着丰富而深刻的内容，都可以转化为现代的价值理念，而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习近平同志说：“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必须从中汲取丰富营养，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道德文化层面的《尚书》学研究和教育可以为匡正人心、凝聚正能量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障。
第四，展示中华经典再生的正能量，研究文化国际传播的新策略。
华夏文明曾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文明，自汉唐至明清，中华文化一直保持着强劲的正输出态势，辐射区域广泛，影响力度强大。例如，朝鲜半岛信史时代的第一个王朝史称箕子朝鲜（公元前1122-公元前194），即为殷末王族箕子所建。周武王灭殷后曾向箕子请教治国方略，也就是《洪范》的“王访于箕子”。箕子根据夏禹时的《洛书》，详细记叙了治理国家的九种大法，史官记叙箕子的话就写成了《洪范》。《尚书大传》记载后来“箕子不忍周之释，走之朝鲜”，同时带走《诗》、《书》、《礼》、《乐》、医药卜筮之书。《洪范》之后成为朝鲜半岛王朝时代帝王的政治教科书，这在当代的韩国经学史中亦是不争的事实。
《尚书》作为文献存在形式，其价值在于传承性特征。文献的传承性特征往往被解释为“影响”，“影响”体现了所有文献内在合法性要求，文献只有产生影响才能产生再生的正能量。《尚书》政史资料汇编的文献性质具有得天独厚的再生能量。古代中华文化圈各个国家政统道统学统皆一依中国，都保存了大量的《尚书》学文献，日本和韩国最多。以韩国为例，古代朝鲜学人用汉语著述的《尚书》学文献以千万字计，影响涉及政治、哲学、思想、法律、教育、文化等范围广泛的领域。纵观古代各国历史，虽然王朝更迭频仍，然而鉴于《尚书》文本内容、文化特质及与各民族文化的契合性，《书》学作为整个王朝时代政治教化的重要工具却从未改变。研究表明，域外《尚书》学汉籍千百年来构成所在国主流思想意识形态，具有其他文化形式所不具备的心理接受惯性。没有一个国家会无视自己的历史传承与文化积淀，没有一个生命个体会拒绝血缘联系和认祖归宗，血脉异域相连，精神古今相通，域外《尚书》学汉籍作为文化交流融合的特殊文化形态，是无可否认与回避的历史印迹。
历史印迹是文化对话的前语境。全面整理和深入研究域外《尚书》学汉籍，梳理汉文化在异域文化中的存在形态与演变脉络，发掘出双方文化的共性因子与异质元素，将静态的古老文本诠释与动态的当代学术研究进行融合延伸，既保持历史所赋于的特定亲和力，又融合时代所赋予的鲜活生命力，这样的文化对话可以非常容易地形成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激活对话对方的历史记忆，提升对话己方的文化自信。通过国际学术交流，共同整理和研究域外《尚书》学文献，寻找新时代传统文化传播的新形式。这是汉文化高品质国际传播应该采取的最为正确有效的策略。
历史的发展进程证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极强的增殖能力和调节能力。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文化变革和价值转换，都与经典的重构与诠释的重建紧密相关。面对由来已久的反传统思潮和学术理论的西化倾向，我们需要在历史与现实、传统与传承中重建民族的话语体系和价值体系，《尚书》作为政史文献最早的典籍，可为弘扬气象恢弘的华夏传统文化，提供不可缺失的文献依据与思想基础。广泛深入展开《尚书》及《尚书》学研究，是深刻体认源远流长传统文化的根本，提炼中国文化特征“古为今用”的基本条件。

六、《尚书》的主要传世注本和
本书的编写体例
《尚书》流传最广的两个注本，一是《尚书正义》，一是《书集传》。前者是汉唐《尚书》研究的代表作，后者是宋学《尚书》研究的代表作，二者皆长期立于官学，历代版本较多。现在我们见得最多的《尚书正义》是《十三经注疏》本，《十三经注疏》本最常见的是1980年中华书局影印、民国世界书局缩印的阮元刻本，这个本子影印时曾与清代江西书局重修阮元本及点石斋石印本核对，正讹补脱，附于书末。虽然此为“以应急需”之本，后也屡见新的点校本或整理本，然学术界仍以中华书局这个影印本为善本。《书集传》现存最早的本子是《朱文公订正门人蔡九峰书集传》，书前有蔡沈的儿子蔡杭的《进书集传表》、淳祐丁未八月二十六日在延和殿蔡杭与宋理宗的问答《延和殿答圣语》、吏部侍郎赵汝腾《书集传》的审读意见《后省看详》、朱熹《书传问答》、蔡沈的《书集传序》和《孔安国序》。书末附有蔡沈弟子黄自然的跋、朱熹孙子朱鉴的跋以及吕玉龙的刻书说明。《书集传》通行的传世本是清代的武英殿本和四库全书文渊阁本。文渊阁本是抄本，多俗字，多缺笔字、多手写异体字，没有标点。武英殿本是刻本，字迹规整，有句读，1936年曾经世界书局影印，影响较大。2010年，凤凰出版社以武英殿本为工作底本，出版《书集传》第一个标点整理本。1984年，岳麓书社出版的《尚书易解》是今文《尚书》最好的整理点校本，也是影响最大的《尚书》读本。本书选择中华书局影印《尚书正义》为工作底本，参之以《尚书易解》和凤凰版《书集传》断句分节。
《尚书》有今文《尚书》有古文《尚书》，今文《尚书》历史文献价值高，古文《尚书》思想文化价值高，二者不可偏废。本书内容既包括今文《尚书》，也包括古文《尚书》，但不包括古文《尚书》的《大序》和《小序》，主要原因是缩减篇幅，以求尽量合于丛书字数要求，再则也不影响经文内容的完整性。
各篇的编写体例根据丛书要求分为三个部分，一是经文，二是注释，三是点评。《尚书》作为最早的原典之一，古词僻义，触目皆是，疏通字词，注释的总量当多于别的典籍。为了便于阅读，经文以小段为单位，注释以句为单位。一段一个注释群，一句一个注码。一句数注，各注连写。注释参考了近百种古今主要传注，注重出土材料中《尚书》文献或类《尚书》文献的研究成果，去粗取精，择善而从；或有未明，间下己见，言必有据；或不能决，诸说并存，以资参考。注释方式不旁征博引，详考细辩；仅对生词僻语，简明语源和语境义；对复杂的语法现象简明结构关系，对典章制度和历史事件简明出处；生僻字和多音字加注汉语拼音，古今字和通假字一律不作改动，上古人名中的繁体字统一转换成简体字，异体字则不转换。为尽量减少出注数量，相同的生僻词语，每篇仅仅注释首见例。
点评是本书最为着力之处，重在说明各篇的文化价值，引导阅读，把握精髓。圣人有言：“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尚书》文本自不能言，需要人理解阐释，实现《书》学与现代文化的相融共通。研读《尚书》就要把注意力放在义理的发现上，以求“圣人之心”。经典的价值不仅在于传承文本，更重在经世致用。只有阐释和弘扬经典的现代意义，经典才有历久弥新的永恒生命力。
《尚书》具有复杂的流传历史和特殊的文本状态，为了帮助读者阅读理解，点评还适当说明今文古文，例如，指明《大禹谟》，“古文《尚书》有，今文《尚书》无”。说明重要的校勘成果，例如，今文《尚书》无《舜典》，古文《尚书》析分《尧典》“慎徽五典”以下为《舜典》。说明相关篇章之间的内容联系，例如，指出《大禹谟》与《皋陶谟》、《益稷》可为一组，记载的都是舜与禹、益、皋陶讨论政务的内容。《书序》说：“皋陶矢厥谟，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皋陶谟》、《益稷》。”阅读和研究可以三者结合分析参考。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我们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我们的民族饱经忧患，却又能一次又一次浴火重生。中国是唯一文明没有中断的文明古国。历史是螺旋式发展的，迎接当今的各种挑战，我们也需要从祖先那里寻求我们这个民族不老的生命奥秘和丰富的生存智慧。《尚书》疏通知远，垂世立教，恢弘至道，是华夏文明最早的政典史籍。我们就先从读《书》开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