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文海》四百八十二卷，明末清初黄宗羲编。清康熙七年，黄宗羲着手编选《明文案》，康熙十四年稿成。后来黄宗羲至昆山，读传是楼藏明集，增广《明文案》成《明文海》，继有《明文授读》之选。《明文海》未刊行，现存写本十余种，其中浙江图书馆藏清康雍间钞本为今存最善之本。现代著名学者张宗祥认为《明文海》体例庞杂，黄宗羲分类间有不妥，且搜辑未备，所遗甚多，还有一些明季文章因涉于忌讳被抽去，因此钞录增订了《增订明文海》。《明文海  增订明文海》将浙图藏清康雍间钞本《明文海》、余姚博物馆藏《明文海目录》、浙江图书馆藏张宗祥稿本《增订明文海》合璧影印出版，并编制了篇目索引和作者索引，为明代政治、学术、文学研究提供宝贵的文献。

總目録

第一册

明文海四百八十二卷清黄宗羲編清鈔本

浙江圖書館藏

目録一

卷一賦一國事一五

卷二賦二國事二五一

卷三賦三國事三八七

卷四賦四國事四一〇七

卷五賦五國事五一三五

目録一六一

卷六賦六時令一一六三

卷七賦七時令二一八三

卷八賦八時令三二〇九

目録二四三

卷九賦九山川一二四七

卷十賦十山川二二七三

卷十一賦十一山川三二九三

卷十二賦十二山川四三一九

卷十三賦十三山川五三四五

目録三七一

卷十四賦十四山川六三七五

卷十五賦十五山川七四〇一

卷十六賦十六山川八四二三

卷十七賦十七山川九四四七

卷十八賦十八山川十四八三

第二册

目録一

卷十九賦十九吊古一五

卷二十賦二十吊古二二一

卷二十一賦二十一哀傷一四九

卷二十二賦二十二哀傷二七五

目録九九

卷二十三賦二十三述懷一一〇三

卷二十四賦二十四述懷二一二三

卷二十五賦二十五述懷三一五三

卷二十六賦二十六述懷四一八三

目録二三一

卷二十七賦二十七人事一二三七

卷二十八賦二十八人事二二六五

卷二十九賦二十九居處一三〇七

卷三十賦三十居處二三三一

卷三十一賦三十一居處三三四七

卷三十二賦三十二居處四三七三

目録四一三

卷三十三賦三十三感别四一九

卷三十四賦三十四閑情四五九

卷三十五賦三十五賞鑒四八一

卷三十六賦三十六音樂四九三

卷三十七賦三十七仙隱五一三

……

前言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號梨洲，餘姚人，學者稱梨洲先生。父尊素爲東林名士，明天啓末死於璫禍。宗羲從學山陰劉宗周，列名復社。清順治二年（1645），南都亡，魯王朱以海監國紹興。宗羲糾集里中弟子數百人從軍，號世忠營，魯王授職方主事，尋改御史。明年，江上兵潰，脱身入四明山結寨，繼避難剡中。順治六年（1649），從魯王海上，授左副都御史。兵潰歸里。晚歲講學東南，屢辭清廷徵辟。問學本於蕺山，與顧炎武并開學術一代端緒，詩文亦一時大家。著有《明儒學案》《明夷待訪録》《南雷文案》《南雷詩曆》等書百餘種。晚年致力於明代遺獻纂輯，清康熙十四年（1675）纂成《明文案》二百零七卷。繼而廣搜，歷十餘年，增輯爲《明文海》四百八十二卷。復甄選《明文授讀》六十二卷，以爲門人子弟習誦明文津筏。《明文海》卷帙浩繁，是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明文總集，其選輯之富、識鑒之精，足比《唐文粹》《宋文鑑》《元文類》。《四庫全書總目》云：“可謂一代文章之淵藪，考明人著作者，當必以是編爲極備矣。”


一、明代政事、學術、文章之淵藪


“國存與存，國亡與亡” （宋）文天祥：《文山先生全集》卷十三《唆都》詩序，明刻本。，順治二年劉宗周絶食殉國。身爲蕺山弟子，黄宗羲久將生死置之度外，終未一死了之，含尤攘詬，有所待也。其尚視息人世，遂有《明文海》之編。殆國可亡，文獻不可亡。如明遺民王猷定《宋遺民廣録序》所説：“存宋者，遺民也。” （明）王猷定：《四照堂文集》卷一，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刻本。“存明”是明遺民應當擔負的道義。黄宗羲《補歷代史表序》感慨説：“元之亡也，危素趨報恩寺，將入井中。僧大梓云：‘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之史也。’素是以不死。後修《元史》，不聞素有一詞之贊。及明之亡，朝之任史事者衆矣，顧獨藉以一草野之萬季野以留之，不亦可慨也夫！” （清）黄宗羲：《南雷文定四集》卷一，清康熙刻本。身爲前朝所遺，存故國文獻，責無旁貸。黄宗羲纂輯《明文海》之意，即在“存明”，推究三百年治亂得失、興衰變易，以爲龜鑒。

有明一代文章，浩如烟海，玉石混雜，哪些該輯存，哪些該淘汰，黄宗羲捃擇頗費周折。考察其選文的尺度和宗旨，應注意以下四個方面：關乎明代政事之大者；關涉一代學術宗派；關乎文學風尚流變；關涉遺民之志與“夷夏大防”。

（一）叙説一代政治利弊

從洪武至崇禎，朝廷内外真不知發生過多少驚心動魄且關乎國家命運的重大事件。如洪武朝定禮樂、土木堡之變、倭寇亂東南、黄河水患、權奸璫禍之作等。《明文海》選文以關涉明代重大政治事件爲一大取捨原則。凡涉乎朝廷、民生大事者必録，否則即使名氣再大，也棄之不顧。王錫爵説：“我國家有二大事，曰邊，曰河。” （明）王錫爵：《總理河道提督軍務太子少保工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印川潘公墓志銘》，《明文海》卷四百四一十八，浙江圖書館藏清康雍間鈔本，下同。今以“漕運”“治河”及“邊患”爲例，試觀《明文海》如何選文，如何編次，又如何體現其存明文遺獻之意。

明初，海運、陸運、漕運三者并用。明永樂九年（1411），朱棣命工部尚書宋禮重開會通河。自此以後，漕運特盛，海、陸二運基本廢棄不用，而大運河成爲一條直接關係朝廷生存的生命綫。京師所需糧食、三邊軍餉，大量依靠江南蘇、松、嘉、湖等七府供需。據《明史》載，正統初，運河漕運之數四百五十萬石。漕運牽動朝廷的神經，一旦受阻，輸納愆期，糧食供應不支，直接影響京師，甚而危及三邊。黄河自古頻發水灾，明代大小河患不計其數，且多集中於開封、彭城一帶。如明隆慶三年（1569）七月，河决沛縣，糧艘二千餘阻邳州。治河關涉漕運甚大，何洛文《治漕河議》説：“今國家財賦，悉仰給東南，而一資之於河運。是漕運者，誠咽喉之地，不可使一日不通者也。然使漕運不假於黄河，則亦易防其塞。而今運道之塞者，實河流致之也。故今日之計，其急務在開運道，而其本源在治河” 《明文海》卷七十九。。

明人治河、疏漕有多種方法，分成數派，如“分黄”“海運”“開泇河”“開膠河”等，各執一端，相互駁難，議論紛如。黄承玄作《河議》《經始泇河議》，屬“分黄”派。隆慶六年（1572），御史王宗沐運米十二萬石自淮入海，歷二月至天津 參見《明史》卷三百一十四。。王宗沐著有《海運志》二卷，是“海運”派踐行者。隆慶四年（1570），黄河决於小河口，自宿遷至徐州淤三百里，漕船漂泊八百艘，溺死漕卒千餘人，失米二十四萬餘石。河道都御史萬恭開膠河，浮沙百里，浮開旋塞，奇議遂寢 參見《明史》卷九十九。。萬恭曾屬“開膠河”派，開河未奏效。他在《漕河議》中總結治河利弊説：“蓋祖宗以來，漕運於隆慶、萬曆之交獨盛矣。是國家獲黄河之利，無黄河之害。小有淤决，第疏之塞之，令不敗運，不大傷農足矣，則黄河何負於國哉？好事者顧欲從海運而棄黄河，此丘文莊之議也。夫文莊但計漂溺之米，而不計漂溺之人。嗟乎！‘傷人乎？不問馬。’仁人之言也。曾是而海道可行乎？開泇河，此翁中丞之議也。夫赤獨蟃蛤諸湖之巨浸不可堤，而良城侯灣之頑石不可開。嗟乎！‘損有限之民財，填無窮之巨壑。’仁人之言也。曾是而泇河可通乎？鑿膠河而棄閘河，此劉司空之議也。夫海潮之淖沙，日浚日淤，而百里之石骨，愈鑿愈堅。嗟乎！‘竭民事，何無故料民。’智者之言也。曾是而膠河可通乎？夫黄河非可棄之水也，萬一泇河可通，黄河終不可不治也。閘河非可棄之路也，萬一膠河可通，閘河終不可不治也。國家財利幾何？每年事黄河，又事閘河，又事膠河，又事泇河。夫一長城之役，足以斃秦；一賈魯之役，足以踣元。乃今四役并興，上下疲命，胡不引秦、元之事觀之也？宋臣有言：天下未有有利而無害者，唯擇其利多而害少者爲之。夫利多而害少者，祖宗之河運是也。有大害而無微利者，海運、膠河、泇河、分河之議是也。” 《明文海》卷七十九。

泗州盱眙是王朝祖陵所在地，地勢低窪，時受洪水泛濫波及。如萬曆十九年（1591）九月，黄河决堤，洪水南溢，泗州城浸於水中，深至三尺，祖陵被淹。二十三年（1595），河决南下，再浸泗水祖陵，萬曆帝責令總河工部尚書楊一魁救護。一時疏泄之議，紛如聚訟。《明文海》於諸説多有輯録，對“分流”一説尤爲關注，這恐也代表了黄宗羲的看法。治水須知山川經絡，苟非目睹親歷，鮮有不失。黄承玄經過實地考察，在《河議》中説：“今日之計，與其先事於殺淮，則不若先事於分黄；與其分黄於既合淮之下，則不若分黄於未合淮之上；與其暫分而使之復合，則不若永分而聽其自去；與其僅分其支流，則又不若全分大河而使之各入於海。至論分黄於未合之地，則又不當就其遠且難者，而當就其近且易者，庶幾内不病陵，外不病漕，而中不病役。” 《明文海》卷七十九。所議頗有見解。

《明文海》中專論或涉及治河、漕運的文章，不下百篇。萬恭等人之議，《明史》罕載，《明文海》選文以補裨於史，於此可見一端。

明代邊患，主要有北境蒙古、東北境女真、西南諸蠻、東南倭寇等。明興，驅逐蒙元歸於北漠，但明王朝和蒙古部落的戰事一直未曾消停。嘉靖以後，倭寇頻亂東南海疆，荼毒百姓。西南邊境，雲貴諸蠻屢叛，朝廷也屢費力征討。有明邊患，《明文海》輯文多及之。如薛應旂《賀胡梅林序》、于慎行《賀中丞丘澤萬公征倭功成叙》、羅玘《送尹君歸歷城序》、姚淶《送張子行之僉憲陝西序》、陳昌積《送大中丞秋厓朱公序》、茅坤《紀剿徐海本末》、沈一貫《叙嘉靖間倭人入東南事》等皆是。屠中孚《北虜記》述蒙古興廢至悉，幾抵明時一部蒙古興衰史。蘇濬《諸夷種類》、唐順之《廣右戰功》、羅洪先《沈紫江戰功後序》等，記述猺獞諸族頗爲詳悉，抵得上一篇《西南諸夷傳》。祝以豳《寧夏紀事》、宋楙野《西師記略》，記述西北邊鄙哱拜父子亂邊始末，亦可援據。黄宗羲選文重在存録歷史大事，不論其文是否出名家之手，於此可見之。

《明文海》選文關注重大事件，於史乘頗有補苴之助。以上所舉數例，略可覘之。此外，黄宗羲關注明代政治生態，選文屢及之。如歐大任《南皋文集序》、楊守陳《恤民亭記》、史明古《明故永寧主簿諸君墓表》、羅洪先《何孟循墓志銘》、徐階《楊椒山墓銘》、王世貞《沈青霞墓志銘》等，都是研究明代政治生態的重要文獻資料。

（二）追述一代學術軌迹

學術興廢，往往關係到一個朝代風氣和社會的走嚮。黄宗羲撰《明儒學案》六十二卷，全面系統梳理三百年學術史，考察各家各派“宗旨離合之故”，揭示了一代學術嬗變的面貌。全書始於吴康齋（與弼）、胡敬齋（居仁）、陳白沙（獻章）、薛敬軒（瑄）、王石渠（恕）諸學案，中經姚江王學、陽明門生八學案及湛甘泉（若水）學案，下至東林學案、蕺山學案。於無所授受而特起之家，則别列“諸儒學案”之目。輯集學者凡二百餘人，其中屬王學者近百人。這大抵符合明代學術的實際情况。

《明文海》選文涉及陽明學人及其他性理學者，篇數極多。大略可歸爲二類：一是文章直接闡説性理。如方孝孺《與蘇平仲先生書》《與王修德書》《答鄭仲辨書》《與鄭叔度書》《答王仲縉書》、王陽明《諫迎佛疏》《與顧東橋》《論朱陸書》《答儲柴墟》《與陸元静》《與安宣慰》《答毛憲副》《贈周瑩歸省序》、黄鳳翔《救時名實論》、吾謹《心性論》、海瑞《朱陸》、高攀龍《困學記》等。二是文章偶涉性理之學，非專門論説。如趙汸《答徐大年書》、宋濂《鹿皮子墓銘》、王褘《故成齋王先生墓表》、歐陽德《任宫坊集序》、羅欽順《送太守程君之任序》、錢謙益《震川先生文集序》、胡松《莊渠魏先生文集序》、李承箕《石翁陳先生墓志銘》、鄧秀《胡敬齋傳》、瞿景淳《朱恭肅公傳》、張元忭《見吾陳公傳》、鄧秀《胡敬齋傳》、蘇浚《陳紫峰先生傳》、趙貞吉《泰州王心齋墓志銘》等。《明儒學案》選録諸家之説，依所設立學案“宗旨”而定，難以全面。《明文海》所選論學之文，於《學案》則有補苴罅漏的作用。

明代性理之學大抵沿承宋代朱、陸兩家而來，延續朱、陸异同之辯，學者各持一説，相互駁難。持朱學者，以“格物致知”爲入門之道，而被斥爲“支離”。傳陸學者，發明本心，以心性直求爲問學之本，而被斥爲“入禪”。兼采兩家者亦有之。明中後葉，隨着陽明學之興，朱、陸异同之争甚熾。《明文海》收論朱、陸之文數十篇，如海瑞《朱陸》、顧大韶《放言》《放言三》《放言四》、張鼐《格物論》上中下篇、毛愷《性説》、沈懋孝《格物窮理論》《滴露軒藏書記》、瞿汝稷《格物訓》、劉文卿《格物致知義》《重刻朱子摘編序》、黄綰《復李遜庵書》《答邵思抑書》、萬廷言《答李孟誠》、王陽明《答徐成之論朱陸書》、舒芬《鄭啓範北上序》、蔣德璟《理學經緯十書序》、侯一元《贈别敬所王子序》、許應元《送敬所王先生赴廣東少參序》、張元忭《范栗齋傳》等皆是。陽明心學近陸，所以右陸左朱成一時風氣，然右朱左陸者亦多有之。總之，論辯激烈程度不亞於朱、陸生前。有意思的是王陽明本人的態度，其《論朱陸書》一文，《明儒學案》止截取自“《象山文集》”至“可冤也已”一段，謂朱、陸都是聖學，原無歧异。删去的一大段，大意是反對糾結於朱、陸异同之争 參見王守仁《論朱陸書》，《明文海》卷一百三十六。。陽明彌綸朱、陸异同，可謂苦心孤詣。類似之例，不勝枚舉。後世學者研討《明儒學案》，確須參證《明文海》。

相較於《明文案》，《明文海》更多選經世致用、講求實學之文。如趙汸《醫説》、李濂《醫説》《紙説》《乘轎説》、鄧宗齡《候氣説》、戴鼇《鄞水利説》、瞿九思《九邊辨》、袁黄《曆法考》《日食考》《馬政考》、朱衡《陶述》、雷禮《旱述》《農述》、陳懿典《開礦利害對》、趙統《人耕》、王廷相《論五行》《答何粹夫》等，所論均國家朝廷或百姓日用所不可離者。明代學術除了心性道學外，農學、醫學、天算學、水利學、地理學等亦盛。《明儒學案》聚焦於性理之學，於此多未詳及之。

《明文海》選文關涉王安石新學評述者，折射出明代學術的複雜形態。王安石是個頗具争議的人物，南宋以後，學者或視其异端，甚而將北宋之亡歸咎於他。《宋元學案》末列《荆公新學略》，毁譽參半。《明文海》選文述及荆公新學者，凡六十餘篇，或褒或貶，諸説紛然。如靳學顔《講求財用疏》説：“夫天下之患，莫大乎上下之苟安也”，“莫大乎國是之不定也”，“議者歸咎於王安石之理財。夫虜强則增兵，兵增則食益，欲不言利，得乎？而宋計又如此，即無安石，未有能振之期也” 《明文海》卷五十四。。爲王安石作辯解。王格《書臨川集後》則説：“夫介甫曠世之逸才也，議者徒見其非薄宋制，創立新法，卒之黨同己，排异議，以釀成靖康之祻，遂從而詆訶之，若寇讎然，亦過矣”，“余觀介甫之人，亦采摭百家，蹂躪群籍，而自舉己意以鍵制之。其所稱説憂憤，動必依於先王，而奇辭遠旨，多有世儒所未窺者。變法之端，已見於少作。蓋其生平不肯以流俗自處，其高才鋭志，本如是也。一旦都要津，受知世主，遂盡舉而力行之，以爲堯、舜之治，真可必其親見者。斯豈有意於亂天下哉？自信之太過，而弛張之無漸也。然較其言行，亦略相符，蓋庶幾古人所謂幼學壯行，非苟爲富貴而已者也。當介甫時，大儒輩出，程、張諸君以道學顯，歐、蘇諸子以古文名，而介甫介其間，意蓋欲兩取之，觀其議論可見矣。然而卒無以勝，而其名乃爲衆賢所掩。至論其實，亦無甚愧焉。所可憾者，遭時太驟而畢露其底裏，以成其僻，遂爲世所指目耳。” 《明文海》卷二百四十七。從這類選文中，我們可揣摩明代學術風氣。

《明文海》有關論學選文，揭示出明代學術的中心在浙東，而文學的中心在吴中。道學盛行之區，文學不一定興盛；文學發達之地，道學不一定發達。明人説到吴中人物之美，往往稱道“風流文雅”“富有篇章”，祝允明、文徵明、唐寅、王鏊等一大班文士，鮮標榜道學。明初浙東學者名家輩出，宋濂、方孝孺爲最。陽明標舉良知，其説風靡天下。王畿、盧格、胡森、劉宗周等設壇講説，如百舸争流，景象繁榮。道學興，民心純，士氣振，在國家有難之時，兩浙節義之士紛然而出。嘉靖間，出現了以彈劾嚴嵩父子而著稱朝野的“越中四諫”，即餘姚趙錦、上虞徐學詩及紹興沈煉、沈束四人，秉持忠義，抗節直諫。明亡之際，浙東貞臣義士，纍纍不絶。明亡之際，吴中不免多“帶路”變節者。陳子龍《皇明殉節光禄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虞求徐公行狀》曾慨嘆“乃三吴百城，望風納印獻圖籍，官吏非降則竄矣” 《明文海》卷四百五十九。，古人云學術關乎人心世運，非曰無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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