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之史料价值，向为前人所重。此次我社与清华大学图书馆合作整理馆藏日记，遴选珍惜稿钞本日记15余种，涉及历代各界名人要员，如元代的郭天锡，晚清受过新思想的官员如杨宜治、陈琪等，这些日记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反映了当时的时代背景、政治局势、社会生活、有朋往来以及私人生活等等，内容极为丰富。

第一册
郭云山日记（元）郭畀撰精钞本一

嵩洛访碑日记岱巖访古日记（清）黄易撰精钞本二一九

壬戌扈从随笔（清）英和撰清稿本二五七

韩桂舲尚书日记（清）韩崶撰手稿本三五五



第二册

兰亭居士日记（清）唐烱撰清稿本一

惜分阴轩日记（光绪十年正月至十一年十二月）（清）楼汝同撰手稿本二一五


第三册

惜分阴轩日记（光绪十二年正月至十四年八月）（清）楼汝同撰手稿本一

第四册

惜分阴轩日记（光绪十四年九月至十八年二月十二日）（清）楼汝同撰手稿本一

第五册

惜分阴轩日记（光绪十八年二月十三日至二十一年二月十五日）（清）楼汝同撰手稿本一

第六册

惜分阴轩日记（光绪二十一年二月既望至二十四年八月十七日）（清）楼汝同撰手稿本一
第七册

惜分阴轩日记（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八日至二十七年九月）（清）楼汝同撰手稿本一

第八册

惜分阴轩日记（光绪二十七年十月至三十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清）楼汝同撰手稿本一

第九册
惜分阴轩日记（光绪三十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至三十四年十二月）（清）楼汝同撰手稿本一

第十册

惜分阴轩日记（宣统元年正月至三年十一月）（清）楼汝同撰手稿本一

皇华劳瘁（光绪十年二月至九月）（清）祥麟撰清稿本三三九

第十一册
皇华劳瘁（光绪十年十月至十一年十月）（清）祥麟撰清稿本一
第十二册

交轺随笔（清）杨宜治撰清稿本一

文治日记四种（光绪十一年五月至十一月光绪十五年七月至九月光绪二十三年六月至九月）（清）文治撰手稿本三二三

第十三册
文治日记四种（光绪二十五年三月至二十九年二月）（清）文治撰手稿本一

张蓉镜日记（清）张蓉镜撰手稿本一〇三
甲午日录（清）端良撰手稿本五五一

第十四册
澄怀堂日记附澄怀杂存（光绪二十三年八月至十二月光绪二十九年正月至三十二年九月十二日）（清）傅增淯撰手稿本一

第十五册
澄怀堂日记附澄怀杂存（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十三日至宣统元年十二月十二日）（清）傅增淯撰手稿本一

第十六册
澄怀堂日记附澄怀杂存（宣统元年十二月十三日至民国二年八月十二日）（清）傅增淯撰手稿本一

第十七册
澄怀堂日记附澄怀杂存（民国二年八月十三日至四年九月二十二日）（清）傅增淯撰手稿本一

第十八册
澄怀堂日记附澄怀杂存（民国四年九月二十四日至六年六月十一日）（清）傅增淯撰手稿本一

第十九册
澄怀堂日记附澄怀杂存（民国六年六月十二日至八年十二月十二日）（清）傅增淯撰手稿本一
第二十册
澄怀堂日记附澄怀杂存（民国八年十二月十三日至十一年二月）（清）傅增淯撰手稿本一
第二十一册
澄怀堂日记附澄怀杂存（民国十一年三月至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清）傅增淯撰手稿本一

第二十二册
澄怀堂日记附澄怀杂存（民国十二年九月二十六日至十四年五月十九日）（清）傅增淯撰手稿本一

第二十三册
澄怀堂日记附澄怀杂存（民国十四年五月二十日至七月澄怀杂存）（清）傅增淯撰手稿本一

第二十四册
东瀛观兵日记（清）陈琪撰清稿本一
赤城罗侯东游日记（清）罗毓祥撰清稿本九九
龙飞日记（清）李肯堂撰手稿本二二九

前言

日记是人们对自己的活动、见闻以及对事物的观察与研究心得乃至思想感情的记录。这种按时间顺序逐日记载个人经历的文献，因其体裁特殊，往往具有其他种类文献所不具备的史料价值。日记所记内容多为作者亲身经历，且为日期明确的实时记录，所载信息具体、真实和确切，记述内容不仅包括个人的经历，也反映了社会变迁的轨迹。日记中的一些资料，往往可补充和印证一般历史文献的记载，也可起到帮助订正相关史料与著述之讹误的作用。一些历史人物的稿本日记和涉及历史事件的稀见稿钞本日记，除了重要的史料价值外，还具有文献保存与收藏价值。
历代日记类文献也备受学界的关注和重视，许多历史人物的日记被整理出版，同时基于日记开展的研究工作在学界也越来越多。但在国内一些图书馆中，仍有一些稀见的稿钞本日记因没有整理或影印出版而鲜为人知，利用受到了限制。国家图书馆出版社近年来致力于国内图书馆收藏的稿钞本日记的影印出版工作，对日记类古籍文献资源的保护和利用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和清华大学图书馆支持下，我们对清华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日记进行了整理和选编，在进一步梳理、订正著录信息和考索作者生平的基础上，集成《清华大学图书馆藏稿钞本日记丛刊》（下简称《丛刊》），希望通过撰写提要和影印出版，惠及更多的读者。
清华大学图书馆所藏古今日记千余种，早期入藏的线装本有百余种，其中最珍贵者为清代至民国初期的稿钞本日记。在《丛刊》出版之际，兹将其所收稿钞本日记的编排方式、作者与版本信息和日记的文献价值及特色等问题略加帮助和论述。
《丛刊》共选编清华大学图书馆所藏十五位作者的十九种日记，编排主要以日记起始时间先后为排序依据，同时兼顾作者的生卒年，共编成二十四册。十九种日记中，一种为元人郭畀所撰《郭云山日记》，其余均为清人日记。
郭畀（约一二八〇—一三三四），字天锡，号云山，又号思退，江苏镇江人。元代书画家。曾任镇江路学录等官职。日记为其从至大元年（一三〇八）八月至至大二年十月在镇江、杭州的经历与见闻之逐日记录。郭氏日记在清之前没有刊本，雍正初厉樊榭曾钞录日记手稿客居杭州部分，后刻入《知不足斋丛书》。乾隆年间宋葆淳收得手书真迹，并录成副本，后有数种钞本流行。直至民国初年才有了据钞本刊行的日记全本。上海图书馆藏有郭氏日记的五十二叶手书真迹残本，但已非全本。国家图书馆藏有清嘉庆四年(一七九九)赵之玉据宋氏钞本录成的清钞本。清华大学图书馆所藏为郭氏日记的精钞本，首叶钤“隅卿手校”印，结合入馆藏时注明其来源为平妖堂等信息，确定当出自民国初期学者马廉。经与国图藏本对比，知马廉手校本为赵氏钞本的再录本，有朱、蓝两色眉批、校勘，赵本朱笔校改处全部照录，马廉的校改则采用蓝笔。马氏钞本过去鲜有人知，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
十四位清人的十八种日记，除了黄易的两种日记为钞本外，其余均为稿本。日记著录的时间，从清中期至民国初年。日记作者均为清代官员出身，多数兼具文人身份。现依《丛刊》编排顺序逐一介绍。
一、黄易撰《嵩洛访碑日记》《岱巖访古日记》，精钞本，两种日记合钞为一册。清华大学图书馆在编目时将此书版本著录为“清嘉庆年间钞本”或“清钞本”，这两种说法均不确切。黄易（一七四四—一八〇二），字大易，清代金石学家、篆刻家。日记详细记录了黄易在嘉庆元年和二年在嵩洛和岱巖一带寻访碑刻、拓本的活动。钤有“鹿城陈氏”朱方印、“旧燕”朱方印、“莲痕四十后所得”朱长方印、“根香庐珍藏”朱方印和“季木”朱长印诸印。由钤印和书末跋文可断定，是书为陈莲痕据方地山藏旧钞本手录之钞本。方地山（一八七三—一九三六），名尔谦，字地山，别号大方，为清末民初著名楹联家、书法家和藏书家，被誉为“联圣”。钞录者陈莲痕，江苏昆山人，名陈侃，字燕方，号莲痕，室名根香庐，民国时期学者、藏书家和小说家。黄易的两种日记在其在世时均未刊行，直到咸丰四年（一八五四）《嵩洛访碑日记》才有刊本（《粤雅堂丛书》刻本），而至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岱巖访古日记》方有西泠印社活字本，黄氏访碑日记遂广为流传。陈莲痕早在民国七年依据方地山藏钞本手录黄氏日记，并加以校勘补正，其钞本自有其文献价值。
二、英和撰《壬戌扈从随笔》，清稿本，上下两册。英和（一七七一—一八四〇），字树琴，号煦斋，满洲正白旗人。乾隆五十八年（一七九三）进士，官至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日记为英和扈跸木兰秋獮大典的完整日记，其所记嘉庆七年（一八〇二）秋獮，是嘉庆帝亲政后第一次举行秋獮大典，具有特殊意义。英和以户部左侍郎、总管内务府大臣、正白旗汉军副都统、管理造办处事务署理理藩院侍郎名义随扈，其“先是奉命携记室一人，劝办避暑山庄笔墨贴落，因约旧友谭通判光祜（字子受）同行，日有笔记，所作诗亦附录焉”。 因秋獮中表现出衆，英和受到嘉奬，“蒙恩赏穿黄马褂”。在参加秋獮活动过程中，英和与其他随行官员及好友谭光祜作诗五十余首，尽管多为恭和御制诗，但也有部分具有文学价值的抒情写景诗作，如后被英和收入其道光十一年叙刊《恩福堂诗钞》中的七首诗，属于其此次出行中所写的上乘诗作。日记对这些诗的写作时间和背景有明确交待，以其中之“赠谭铁箫通判一律”为例，每句诗文均有双行夹注，并载有谭光祜的和作，对理解诗的内容和了解二人交往及友情颇有助益。而收入《恩福堂诗钞》的诗文不仅删去注文，还有两处改动，名称也改为“赠谭子受通守”。该日记是研究清代秋獮大典和英和本人生平事迹的重要一手史料。
三、韩崶撰《韩桂舲尚书日记》，手稿本，上下两册。韩崶（一七五八—一八三四），字桂舲，江苏元和人。他工诗文、善行草，历官广东巡抚、刑部尚书。韩崶道光六年（一八二六）病归苏州故里，在家乡文化教育及公益性事务活动中扮演了一定角色。日记记述了他与衆多官员、文人及朋友的交往，为人书写楹联、条幅、扇面、寿联、挽联等事项及参与文化、教育等活动的细节。其中涉及苏州问梅诗社活动的记录颇多，包含了问梅诗社本身及其相关文学活动的一手史料。问梅诗社为黄丕烈所创，是道光年间颇具声望的文人诗社，在江南地区有相当的影响。韩崶归乡后，成为诗社核心人物。日记对于问梅诗社集会在首叶八月二十五日就有记载“诗社第八十三集”，至次年六月初九日“诗社第一百零二集”韩崶与苏郡名士石韫玉、尤兴诗、吴友篪、吴廷琛等往来唱和。道光十年闰四月十一日，问梅诗社第一百集，适逢韩崶新筑种梅书屋落成，同社诸公于书屋醵金演剧助兴、晏饮赋诗，“并邀创社始事已故黄荛圃之子桐叔”同坐。韩崶“首唱七言律二章……来观者共坐廿余席，吴下传为盛事”。日记不仅提供了韩崶生平事迹及相关人物的丰富资料，也包含了苏州文化与历史的重要信息。
四、唐烱撰《兰亭居士日记》，清稿本，上下两册。日记起于咸丰六年（一八五六）四月二十四日，终于咸丰七年二月初七日。唐烱（一八二九—一九〇九），字鄂生，号兰亭居士，晚号成山老人，贵州遵义人。唐烱为湖北布政使唐树义之子，道光二十九年（一八四九）举人。咸丰六年报捐知县，次年分发四川试用，后历官盐茶道、云南布政使、云南巡抚等职。日记为唐烱咸丰六年四月离家赴京求官整个过程的记录，不仅详述了他从贵阳出发，经四川、陕西、山西和直隶入京的全部行程与经历，也记载了他进京后的交往活动，历时九个多月。唐烱对所到之处的环境、文物、古迹、书肆和风俗乃至地方官的口碑等都详加考察和记录，同时与官员、文人广泛交流，日记既有与当地有关的典故和读书笔记摘录，也有对历史事件与时局的评论和抒发感情的诗作，反映了他的学识和性情。唐烱这次赴京纳赀报捐，是其人生重要转折，他从此走上了发迹的道路。作为晚清较重要的历史人物，关于唐烱三十岁之前经历史料颇少，尤缺一手资料。日记不仅详细记录了唐烱这九个月的生活经历，还追溯了此前他经历过的一些重要事件与交游活动，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弥补其早期生平资料的不足。
五、楼汝同撰《惜分阴轩日记》，手稿本，凡五十册。日记起于光绪十年（一八八四）岁次甲申正月初一日，终于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十一月初三日。楼汝同（一八五八—？），字子乐，浙江仁和县人。光绪十一年由附贡生报捐通判，指分东河补用，后署运河同知。二十五年任兖州府运河同知，二十六年护理山东运河道，二十七年捐升道员指分江苏试用，后改分山东。宣统元年调充南运总局会办。日记历时长达二十八年，经光绪、宣统两朝，记录了他为官和生活经历，涉及官场、政局、水利、漕运、教育、医疗、人情及习俗等多方面内容，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楼汝同从贡生报捐步入仕途，一路捐资升迁至二品衔。日记详细记载了他历次捐官、捐衔、捐封典的经过，以及获授官衔、进京引见和任职情况，为研究清末纳捐问题和人事制度提供了生动的案例。楼汝同长期担任河运官员，见证了晚清河道与漕运由兴到衰的过程，日记中有关于河道治理和漕运事务的记载，对研究清末水利和运河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六、祥麟撰《皇华劳瘁》（祥麟日记），清稿本，凡八册。日记起于光绪十年（一八八四）二月初六日，止于光绪十一年十二月初四日。祥麟，字仁趾，满洲正黄旗人。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翻译进士。光绪九年升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十一月赏副都统衔为哈密帮办大臣，十一年七月卸任。后历任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总督仓场户部右侍郎和察哈尔都统等要职。八册日记为祥麟任哈密帮办大臣之赴任、履职及卸任返京过程的详细记录。第一册为赴任哈密《行程日记》，中间六册为《哈密记事》，第八册为卸任返京《行程日记》。祥麟是最后一任哈密帮办大臣，《哈密记事》是他哈密任期内的完整日记。新疆建省是中国边疆史和新疆近代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重要历史事件，而祥麟任期正好在建省前后时期，这十五个多月的日记无疑是非常难得的史料。祥麟日记另有两种。一种为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所藏，为其在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任期内最后一年零两个月时间内所记日记。另一种藏于上海图书馆，起自光绪二十四年正月，讫于十一月，内缺十月日记，为他任察哈尔都统期间的少部分日记。清华大学图书馆所藏日记为祥麟任哈密帮办大臣一职经历的完整日记，其文献价值也更为突出。
七、杨宜治撰《交轺随笔》，清稿本，凡两册。起于光绪十一年（一八八五）七月二十日，终于光绪十三年八月三十日。杨宜治（约一八四五—一八九八），字虞裳，四川成都县人。同治六年（一八六七）举人，十三年考取内阁中书。光绪十年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十一年随广西勘界事务大臣邓承修前往中越边境勘界，十八年补刑部河南司郎中，后升太常寺少卿。《交轺随笔》是他随邓承修前往中越边境勘界与谈判经过的详细记录。根据光绪十一年中法两国签署的条约规定，两国在六个月内派官员联合勘查中越边界。清廷任命内阁学士周德润为云南勘界事务大臣，鸿胪寺卿邓承修为广西勘界事务大臣，主持边界勘界事务。杨宜治作为邓承修奏派参带的随员，全程参加了桂越和粤越段边境的勘界与谈判工作。日记完整记录了他们从领旨起程，赴广东、广西长期驻留，亲临边关谈判和测绘、勘界、签署协议及最后回京销差的过程。杨宜治对谈判和勘界过程的记录尤为详尽，既有中方内部意见分歧和统一认识之细节描述，也有对法方玩弄手段和蓄意挑衅行为的揭露与应对纪实。邓承修等官员在谈判过程中做到了有礼有节、寸土必争，维护了领土和海域的主权。勘界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自光绪十一年十月开始，至光绪十二年二月止，主要会勘桂越段之东段，由镇南关起勘，东至隘店隘，西至平而关。第二阶段从光绪十二年十二月开始，至光绪十三年五月勘界结束签署《中法续订界务商务条约》为止。以往学界对《邓承修勘界日记》的史料价值有充分的认识，并将其整理出版，广为学者引用。但邓承修日记有残缺，仅存光绪十一年七月初四日至光绪十二年九月十九日，衹有桂越勘界内容，粤越勘界部分散失。而杨宜治日记则是非常完整的全程记录，内容也更为详实和丰富，是中越勘界历史和疆域沿革地理研究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
八、文治撰《文治日记四种》，手稿本，凡四册。文治，字叔平，满洲镶红旗人。同治四年（一八六五）进士。光绪二年（一八七六）任翰林院侍讲学士，官至兵部右侍郎。清华大学图书馆藏《文治日记四种》四册一函，编目时定名“陇轺日记附柳雪言怀、两浙行程”，来源于其中两册的封叶题名。但这一名称未能涵盖日记全部内容，现重新命名为《文治日记四种》。第一册封叶题“陇轺日记柳雪言怀凭籍威灵七月廿日题”。为文治典试甘肃乡试赴任行程日记与主持乡试过程的日录。起止日期为光绪十一年五月二十二日至九月十九日。第二册封叶题“戊申赴秦甘差回京”，下有小字“戊申当作乙酉光绪十一年”。为文治典试甘肃乡试后返程日记。起止日期为光绪十一年九月二十日至十一月十日。第一册、第二册为记录赴任甘肃乡试差事整个过程的连续日记，可视为一种日记。第三册包括光绪己丑科顺天乡试全过程的连续记录和光绪丁酉科顺天乡试全过程的连续记录，分别记录了文治光绪十五年和二十三年两次任顺天乡试监临差事，实为两种日记。第四册封叶题“两浙行程”，为文治赴任浙江学政、广东学政差事与经历的记录。日期起于光绪二十五年正月二十四日，止于光绪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七日。中间虽有不少日期缺记，但大体上可接续起来，因此可视为一种日记。四种日记都是文治主持或处理教育、考试事务的学差、试差日记，对其参与的考试与教育活动及相关事项做了十分详细的记述，对几次考试过程的记录尤为详尽，是研究清末科举考试与教育制度的重要史料。目前有关文治的生平资料颇少，日记也提供了考察文治生平事迹的重要资料。
九、张蓉镜撰《张蓉镜日记》，手稿本，日记合订一册。是书未着撰者姓名，而第一册、第二册封叶和书中最后一叶均钤“戴印恩溥”白文方印、“瞻原”朱文方印，因此入藏清华大学图书馆时，编目人员将作者著录为“戴恩溥”，并定名为《戴恩溥日记》，进一步考察日记内容，我们确定作者经历与戴恩溥（一八二六—一九一一）不符。从日记内容可知，作者为直隶河间府阜城县教谕，而戴恩溥并没有任职阜城县的经历，他应是日记的收藏者。从第一册光绪十八年二月中旬日记之书眉录有吏部“札付教谕张蓉镜”札文，可以确定日记作者为张蓉镜，因此现重定其名为《张蓉镜日记》。其第四册、第六册封叶均钤有“阜城县儒学记”满汉朱文官印，也可印证作者身份。张蓉镜，顺天府宝坻县人。同治癸酉年拔贡。检光绪年《爵秩全览》《大清缙绅全书》，知其从光绪十七年至二十五年任直隶河间府阜城县复设教谕，与日记内容均相符合。张蓉镜于光绪三十三年任吉林省吉林府教授。其子张鸿辰，光绪十九年举人，光绪二十七年至三十年任大名府元成县教谕，宣统年间以科员拣选山东省知县。日记较完整地记载了作者长达七年之久的教谕生活，为了解清末教育与官场文化、特别是地方教育与考试制度提供了较为丰富的原始资料。
十、端良撰《甲午日录》，手稿本，凡一册。是书字迹潦草，未着撰者姓名。原书所记日期起于甲午正月朔日，终于丙申正月十四日。《清华大学图书馆藏善本书目》著录起止时间为“清道光十四年至十六年正月十三日”，经核对内容，发现时间提早了六十年，日记起止时间为光绪二十年（一八九四）正月初一日至光绪二十二年正月十四日。依据日记内容和相关史料，我们考证其撰者为在都察院任职的端良。作者于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五日记“帝于干清宫引见吏科给事中”，二十六日又云“补授吏科给事，忆自丁亥四月七日补授御史，又九年矣。锡余九吏部来贺，遣送交广东道印钥” ，闰五月初二日云“到吏科新任”。由此可知作者当时由掌广东道监察御史调任吏科给事中。检光绪年《爵秩全览》《大清缙绅全书》，光绪二十一年衹有一人从掌广东道监察御史升任给事中，就是端良，而端良确实也在光绪丁亥年（十三年）开始任御史。日记记录了端良在监察御史和给事中任上两年多时间的经历，内容涉及公务、会友、宴饮、娱乐和亲友、同事及其家人的婚丧嫁娶、祝寿活动及书信往来等记事，日记较简略，点评朝政内容颇少，衹是偶尔表露感受和看法。其中日记对武闱会试监考过程有连续四日的记录，目前关于武科举的原始资料比较匮乏，日记的相关记载是当时武闱会试之一手史料。
十一、傅增淯撰《澄怀堂日记附澄怀杂存》，手稿本, 三十四册。其中日记第一册记光绪二十三年（一八九七）事，起止日期为八月一日至十一月三十日。其余三十三册中，第二册至第三十一册为日记，起于光绪二十九年正月初一日，止于民国十四年农历七月十五日（公历九月二日），最后三册为杂录、杂存。其中有十一个多月的缺失。傅增淯（一八五六—一九二五）,字雨农，室名澄怀堂，四川江安县人。傅诚长孙，傅世榕长子，傅增湘长兄。光绪十一年举人，十八年进士，二十三年八月简放贵州学政，二十九年补国史馆总纂，保送江苏知府。后历任三江师范学堂提调、两江学务处提调、广东善后局、关务处副提调等职。宣统元年（一九〇九）九月以山东试用道充调查局会办。进入民国，先后任中国银行山东分行行长、直隶民政公署秘书、清史馆协修、财政部秘书、鄂岸榷运局局长、政府政治谘议、农商部秘书等职务。日记详细记录了傅增淯长达二十多年的为官生涯和生活经历，涉及教育、政治、税收、财政、银行、实业、文学、艺术、医疗和交游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傅增淯閲历极其丰富，日记对其每天的活动、经办之事及所见所闻均有细致记录，是《丛刊》中字数最多、信息量最大的日记，文字篇幅甚至超过五十册的《惜分阴轩日记》，史料价值也最为突出。日记不仅对研究傅增淯本人的生平事迹及其家族历史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由于他本人的特殊经历，亲历了晚清和民国时期社会转变过程中的诸多重要事件，与政商、教育和文化各界人士有广泛的交往，是研究中国近代教育、政治、经济、産业和文化不可多得的重要史料。
十二、陈琪撰《东瀛观兵日记》，清稿本，凡一册。陈琪（一八七八—一九二五），字兰薰，浙江青田人。毕业于江南陆师学堂，并于光绪二十八年（一九〇二）赴湘襄办湖南武备学堂。陈琪是中国近代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多次受委派出访日本和欧美等国。他于光绪二十七年和二十八年两次赴日考察军事。三十年被委派赴美国参加万国博览会,负责陈设湖南赛品,获得好评。《东瀛观兵日记》是陈琪光绪二十八年第二次赴日本考察军事时所写的考察日记，对考察过程作了详细记述。首先赴九州考察日本军事大演习，由中、英、法、德、俄、奥、意、葡、韩各国代表陪同日本天皇观閲，包括观看三次实弹演习和閲兵仪式。期间天皇于行宫召见陈琪，授予勛五等宝绶章。之后赴东京考察教育，他先后拜会了参谋本部总长大山巖元帅、文部大臣兼帝国大学总长菊池大麓、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等重要人物。参观了日本帝国大学、成城学校、弘文学院、骑兵学校、高等师范学校、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军医学校、砲兵工厂、陆军大学等教育和军事机关，对这些机构的情况作了详细帮助。日记附录“陪观大演习军制识略”，概述了日本军队的官兵等级与兵种制度、义务兵制度和军人的职责任务与对军人的教育要求。这一未刊日记是中日近代军事交流史的一手资料，对了解陈琪的生平事迹也颇有价值。目前学界对陈琪相当关注和重视，相关研究论文较多，并有两部专著问世，但这些著述均未提到《东瀛观兵日记》。
十三、罗毓祥撰《赤城罗侯东游日记》，清稿本，凡一册。日记内文衹标记月日，没有纪年，核查内容，可确定写于光绪三十一年（一九〇五）。日记始于三十一年七月十八日，止于十月初九日。罗毓祥，字秉真，湖南长沙人。早年从军台湾，曾参加光绪甲申台湾基隆中法之战。光绪二十八年至二十九年任直隶承德府建昌县知县，三十一年任直隶宣化府赤城县知县。日记是他初任赤城知县时赴日本考察行政和教育的详细记录。当时袁世凯在直隶推行新政，为了学习日本的先进治理经验，分批组织新任官员赴日考察。《东游日记》详述了作者考察日本帝国大学、高等专门学校及中、小学等各类学校和参观博物馆、外务省、司法省、东京地方裁判所、市谷监狱、电话交换局、东京养育院、印刷局、帝国议会、千叶县署、警视厅、东京府听等各类机关、机构的经过。罗毓祥是一位具有忧患意识、开放心态和爱国情怀的地方官吏，对日本“鋭意维新”以来的近代文明成果观察非常细致，日记中关于中日两国经济、科技、军事和文化状况的对比和讨论，触及到了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既指出了中国存在的问题，也给出了关于教育和社会治理的改进建议。他与日本各界人士，中国驻日大使、参赞、领事及留学生进行了广泛交流，因而获得了对日本较为全面的认识。他在赞叹日本近代化成果的同时，对其扩张野心也有清醒认识。指出：“此次东来，常与日人交接，无论其为政治家、教育家、商业家、实业家，多欲往中国经营事业，意在殖民。”日记对研究近代中日交往和直隶新政均有参考价值。罗氏日记在清末有排印本刊行，清华所藏为付梓前之清稿本，但作者删改不少，也有排印前校对者的文字校订，因此有特殊的版本价值。
十四、李肯堂撰《龙飞日记》，手稿本，四册。是书未着撰者姓名。日记始于宣统元年六月二十三日，止于宣统二年正月二十九日。《清华大学图书馆藏善本书目》著录起止时间“宣统元年七月至宣统二年九月”，存在差误。依据撰者在日记中自称“李某人”，其同事称其为“肯堂”，可确定撰者为李肯堂。日记中作者自称或被称为杭州织署“总办”，可知其为杭州织造局之总办。杭州织造局为清朝内务府下属的江南三织造之一，为专办清廷御用及官用纺织品的机构。织造局由织造衙门和织染局组成，织造衙门是官署，织染局是从事织造生産的官营工场。《爵秩全览》中“杭州织造衙门”的最高官员是“织造”，之下设有“司库”“库使”和“笔帖式”，而没有列“总办”的官职，总办应属临时委派差事。由日记内容可知，李肯堂是由京城委派至织署当差，写日记时已到织造衙门两年之久。日记记述了作者在织造局任职半年多时间的生活经历和参与的各种活动，涉及织造局承办的活计验收、开库放款、选择匠役、报销钱粮、解交及发运织品等各类业务活动，对杭州织造与浙江巡抚、布政司及财政局、运司、厘饷局等官署的公务往来也多有记录，特别是作者与织局内外各类人员的交往记述尤详。日记记录虽衹有半年时间，但对作者每天活动记述非常细致，而此后不久织造局就因清朝灭亡而关闭，因而为了解杭州织造局最后阶段管理运营情况，提供了可贵的史料。

《丛刊》所收日记内容十分丰富，值得深入发掘的资料很多，可在补充文献不足、考订史实方面发挥独特作用，下面略举数例，试加阐述。
一、自然科学方面的史料价值突出，可弥补原始资料的不足。如祥麟在哈密期间，发生了两次月食，他主持了哈密的观测和救护活动。《哈密日记》详细记录了观测过程和结果，是较重要的天文学史料。特别是光绪十年八月十七日的月食观测记录具有特殊史料价值。其原文如下：“戊子月有之食，原钞初亏寅初二刻一分，食既寅正二刻一分，食甚卯初一刻三分，生光卯正初刻六分，入地平卯正初刻十四分，带食八分卅八秒，复圆辰初初刻六分，在地平下。乃丑正三刻十分即初亏矣，寅初二刻即食既矣，寅初三十分即食甚矣，寅正二刻即生光矣，卯初二刻即复圆矣，未在地平下。不知甘肃来文有无笔悞，抑关外与内地不同，抑钦天监测量有差欤。麟谨遵哈密向章，上香行礼救护如仪，当调办事衙门藩署来文，时刻与原钞无讹。”钦天监在月食发生前已推算出发生时间，并将预报发给各省。祥麟指出月食实际发生时间早于预报时间。哈密收到的应是甘肃兰州的预报，因哈密在兰州以西较远的距离，月食发生时间早于兰州也属正常。但也不排除预报的数据误差偏大的可能。对于此次月食，钦天监在北京也进行了观测。根据钦天监档案资料，北京的观测因天气原因而失败。祥麟的记录堪补钦天监史料之不足。关于日食、月食等天象的记录，在英和、楼汝同等人的日记中也有记述，均有一定史料价值。日记中有关天气和气象的记载，对研究气候变迁和气象史均有重要参考价值。竺可桢先生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曾引用了郭畀的日记：“根据江苏丹阳人郭天锡日记，公元一三〇九年正月初，他由无锡沿运河乘船回家途中运河结冰，不得不离船上岸。杭州浙江省图书馆有手录稿，仅存公元一三〇九年冬天两个月的日记。”以此帮助十三世纪初和中期比较温暖的期间是短暂的，“不久，冬季又严寒了”。并结合有关史料，得出十二三世纪整体上为严寒期的结论。《丛刊》中的清人日记，都有关于天气情况的记录，涉及晴阴、雨雪、气温、大风和雾等方面的内容，特别是一些行程日记对气象尤为关注，傅增淯赴任贵州的行程日记，从进入湖南沅陵县开始至贵州，有每日气温的实测记录。如十一月十六日记“是日晴，午后寒暑表升至八十度”，十八日载“寒暑低至卅八度”，这当为实测记录，是重要的科学史料。
二、在历史事件考证和人物活动研究方面具有尤为重要的作用。由于日记作者每天及时写作，涉及的时间、地点和人物一般都非常确切和具体，可补史料的不足和订正相关文献与著述的讹误。创办于光绪二十九年的三江师范学堂（后改名两江师范学堂），是南京大学的前身。三（两）江师范学堂是清末江苏、安徽和江西三省的最高学府，也是实施新教育后全国最大的师范学堂，但三江师范学堂是南京大学校史中论述最不充分的阶段。傅增淯从光绪三十年一月任职三江师范学堂，十二月充两江学务处提调，三十一年六月帮办江南师范传习所，约一年半时间在学堂任职或办理相关事务，且是三江师范学堂创建的关键时期，其日记提供了有关学堂开办初期的丰富史料，可补南大校史资料的不足并可订正相关著述的错误。张之洞是三江师范学堂的重要创始人，对学堂的筹办和早期发展有重要影响，但相关著述在介绍张之洞对学堂的贡献时引用的原始资料，主要是其光绪二十八年奏设学堂的奏折，缺乏更为具体、细致的史料。实际上，张之洞卸任江督后一直关注三江师范学堂的建设与发展，傅增淯日记提供了重要的相关史料。光绪三十年三月十七日记云：“晨至学堂，午后闻张香帅至，同恩（咏春）、汪（佩丞）两提调去见，未见而回。”四月初三日记：“八钟前，藩台黄建莞，粮道胡延，首府罗章，俞恪士明震、刘世珩聚卿两观察，张子虞预及魏制军均先后到。约九钟香帅亦到，同来者为桑道铁珊宝，准补黄州府汪芸荃凤瀛及宁省所派办供应之王太守运嘉、谢委员也。用点心后即至堂听讲教育、日语两科后遂开席，席散复听讲生理、图画、博物、农学、理化、理财、手工各科。” 胡钧编《张文襄公年谱》所记张之洞在光绪三十年四月在南京活动的内容，衹有一句话“遍游诸名胜、有游览诗一卷”。其注也极简略：“甲辰春奉使金陵，公事多暇，乃遍游诸名胜。按壬寅权篆时，度地建师范学堂。便道至鸡鸣寺，下瞰台城，赏其幽旷。”日记可补年谱记事和相关校史资料的不足。 《南京大学百年史》（二〇〇二）和《影像南大——南京大学百年图传》（二〇一五）均采用了一幅弥足珍贵的历史照片，为张之洞、魏光焘与衆人的合影。并均认为是前后两任总督于一九〇三年三月交接关防印信时所拍摄，前者称“前后两任总督随即与有关官员合影留念，其中包括两江学务处和三江师范学堂的官员”。照片第一排最中央者穿着西服，两总督张之洞、魏光焘分坐其两边，第一排其余人员均穿着西服，显然不是清朝官员。光绪三十年四月初三日的日记记录了照片拍摄的真实情况：“午后张、魏两帅与同堂各员并东教员及随来各员在堂共拍一照。”交代清楚了合影的时间、地点和人物，除了三江师范学堂和随来官员外，穿西服者当为学堂之日本教习，前排中央的人应为总教习菊池谦二郎。
日记对其作者本人的生平事迹的考证，更是极为重要的一手资料。英和、韩崶和唐烱都有自撰的年谱，但同时段内日记的内容更为丰富，可补年谱的不足和订正其讹误。如唐烱的《成山老人自撰年谱》对其咸丰六年的记事仅记“五月朔自家行而蜀而秦，十一月至京师，报捐知县分发四川试用。”他自注云：“用王莲生，泽春，时宰礼泉，助千金；章少青，礼筠，奉天人，时宰甘肃皋兰，寄助钞票一千二百两，乃得报捐。两君情极可感。”由日记可知，唐烱是四月二十九日离家上路，而非五月一日出发，年谱所记衹是大致时间。由日记所记知，王莲生赞助一千金报捐资金外，泾州俞梦莲与章少青共助他千金。章礼筠，字少青，是唐烱父亲的门生。查咸丰年《爵秩全览》可知，章礼筠时任甘肃伏羌县知县，为安徽铜陵人，非奉天人。他以前曾任皋兰知县，给唐烱赞助时在伏羌知县任上。《兰亭居士日记》载“（十月）二十四日晴，作书寄章少青伏羌”，也可证明其当时不在皋兰任职。唐烱的年谱是其晚年所作，记忆已不准，可靠性显然不及其日记。有学者曾在《近代史研究》（二〇一六年第六期）上发文，考辨《义和团史料》所收《庚子记闻》的作者，该学者依据作者自言“余己亥到浙，次年庚子按试各府”，推定作者为文治，其结论有说服力，但论证过程也存在一些问题。文治的《两浙行程》日记是其赴任浙江学政、广东学政差事的详细记录，可提供更确切证据支持其结论并纠正其不确的论证。光绪己亥年文治确实任浙江学政，与作者身份相符。但该书下册有作者记述：“庚子八月……遂成此册存之。辛丑五月十九罗江次记。”论文作者认为“辛丑五月十九罗江次记”颇为关键，并对此进行了考证。认为“罗江”有三处，一为四川罗江县，另两处为水名，即浙江罗江和广东罗江。最后确定“罗江次记”之罗江是广东罗江，为鉴江之支流，以证与文治任职广东经历也相符。实际上，此“罗江”并非指鉴江支流之罗江，文治的辛丑五月的日记可提供直接证据。文治辛丑五月十七日记“初至罗定江江口住船”，十八日记“入罗江后境渐清”，帮助“罗江”实指“罗定江”，即文治是在广东罗定江船上作记。这也表明文治在“辛丑五月十九罗江次记”可信，证实作者确为文治。
综上所述，已可略知《丛刊》的种种史料价值。随着《丛刊》的公开出版和发行，相信学界对它的价值和认识会有更多的发掘和显著提升。
《丛刊》的日记选编与整理工作由冯立昇、王雪迎承担，全部日记的提要由王雪迎、冯立昇撰写，其中冯立昇撰写了《郭云山日记》《惜分阴轩日记》《皇华劳瘁》（祥麟日记）、《甲午日录》和《澄怀堂日记》五种日记的提要，其余日记提要均由王雪迎撰写。在《丛刊》整理过程中，还得到了其他同事的帮助。
《丛刊》能够在较短时间顺利出版，得益于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的资助。在申请立项和整理汇编过程中，得到清华大学图书馆蒋耘中书记，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殷梦霞总编辑、张爱芳主任的大力支持和帮助，责任编辑张慧霞为《丛刊》的编辑和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冯立昇
二〇一九年二月于清华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