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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节选）
阎守扶 宋若云
一、“史业今生未许休”
二十世纪百年间，是人类历史上风云际会，波涛汹涌的一个重要时代，也是一个制造传奇的时代。父亲的一生在时代大潮的裹挟下跌宕起伏，山重水复，纵贯万里，横跨西东，颇像一部传奇。
父亲名讳阎宗临（1904—1978），笔名已燃，也曾用过“宗琳”这个名字，晚年自号“铁牛老人”。1904年6月18日出生于山西省五台县中座村（现在叫中庄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幼时艰苦求学，1924年中学毕业后，在老师资助下到北京谋求深造。曾考入梁漱溟先生的“重华书院”就读，因不喜所学课程转入北京朝阳大学，后因经济困难辍学，到《国风报》社做校对，认识景梅九、高长虹等人，加入进步青年文学社团“狂飙社”。
父亲和“狂飙社”一批追求进步的青年经常聚在鲁迅身边，讨论问题，交流心得，聆听鲁迅先生的教诲。有一次，北京一家报纸征询青年必读书，他以此请教鲁迅先生。鲁迅“抬起头来，沉默好久，说‘除线装书和印度书外，都可读。’”这次谈话对父亲的一生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回忆自己去欧洲留学的原因时他曾说过：“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先生思想的影响的”，“读洋书成了我青年时代的理想”（见阎宗临《回忆鲁迅先生》1962年《山花》）。
1925年12月，21岁的父亲在华林、景梅九等人帮助下赴法勤工俭学，三年多后，经所在工厂总工程师莱旦介绍，于1929年赴瑞士伏利堡大学文学院就读，学习欧洲古代历史文化及哲学。求学期间，他异常勤奋，各门课程成绩优异。为了能直接阅读古代中世纪原始资料，“了解西方历史文化的灵魂”，父亲硬是攻克了晦涩难懂的拉丁文,考试评语为“拉丁文造诣高深,获得优秀资格”。经该校米南德教授引荐，他结识了当时住在瑞士的文学大师罗曼•罗兰，翻译了罗兰所著《米开朗琪罗传》，获得罗兰肯定并为之写了序言。罗兰对父亲的学习给予指导,经济上给予帮助.他在日记中写道:“阎宗临这样的年轻人让我和我的姐姐都很喜欢，我爱这样的年轻人。”
1933年父亲获瑞士国家文学硕士学位后回国探亲，在中法大学任教授，讲授法国文学。次年返回瑞士任伏利堡大学文化课教授，讲授中国思想史，同时攻读博士学位。1935年，他在日内瓦做关于中国文化的学术报告，如《中国文化概观》及《老子哲学的研究》等，部分法文讲稿发表于瑞士《东方与西方》杂志上，同年在《中法大学月刊》发表《巴斯加尔的生活》、《关于波特莱尔的研究》、《歌德与法国》等文章。1936年完成了博士论文《杜赫德及其著作研究》，通过伏利堡大学鉴定考核，获得瑞士国家文学博士学位。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父亲辞去教职，婉拒恩师岱梧教授的挽留，与母亲梁佩云义无反顾地共赴国难,返回灾难深重的家乡，受聘山西大学教授兼历史系主任。山西沦陷后，转赴汉口，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领导下的“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做近代史教员，经盛成介绍参加救亡团体国际宣传委员会。
1938年春至1943年7月，父亲在广西大学讲授《欧洲通史》、《历史文献解释》和《逻辑学》等课程。后应教育家林励儒邀请，任教于桂林师院、无锡国专。为了改善清苦的生活状况，曾一同留学瑞士的母亲也给国专女生开设《家政学》，全家搬入国专宿舍。1944年日寇逼近桂林，父亲挈妇将雏，与无锡国专师生一起转移至蒙山，所攜衣物丢失大半，在颠簸离乱之间完成了《罗马史》书稿。1945年辗转至昭平国立中学任教，日寇投降后迁回桂林师范学院任教。
在广西的这段时间，父亲夙兴夜寐，勤奋工作，执教之余继续从事世界古代史和中西交通史的研究，写了近60万字学术论著，不仅发表了许多论文，而且出版了专著《近代欧洲文化之研究》、《欧洲文化史论要》。这两本书分别从横向和纵向对欧洲的历史文化进行了梳理，并结合当前战争爆发的原因、进程以及结局进行了分析，指出希特勒必败，抗日战争必胜。
抗战期间，广西聚集了大批文化人士，父亲遇到了不少故旧，也结交了不少新友，如冯振、李任仁、盛成、万仲文、巨赞法师、于斌主教、焦菊隐、欧阳予倩、田汉、关山月、徐悲鸿、饶宗颐、蔡联欢、梁岵庐、向培良等，在战争环境结下的友谊，弥足珍贵。更值得高兴的是，父亲在这里和恩师梁漱溟（兄姊们叫他太老师）重逢，两家住处不远，父母负责照料太老师生活，一日三餐在一起，像一家人一样。父亲与太老师成为“邻居”，有便利条件听取教诲，切磋学问，父亲1944年出版的《欧洲文化史论要》书名就是由太老师题写。
1946年8月，父亲应中山大学之聘，任教于历史系，并于1948—1950年任系主任和历史研究所主任。在中山大学期间,父亲与朱谦之、黄艮庸、詹安泰、熊十力等交往密切。
1950年8月，应张友渔、赵宗复的邀请，父亲再度回到故乡任教，直至1978年逝世。父亲先后在山西师范学院和山西大学讲授世界古代史，并配合课堂教学编写了《世界古代中世纪史》、《世界古代史参考资料》等作为讲义发给学生。
走向世界，了解世界，西为中用，寻求人类社会发展的真谛，是父亲的崇高理想与追求。在回到信息闭塞的故乡后，他设法多方寻求资料，笺注了法显的《佛国记》、刘祁的《北使记》、刘郁的《西使记》等文献，这些文献的作者均为走向世界的山西人，客观反映了山西早期与世界的联接情况。
在南王大队参加四清时，父亲帮助撰写了《南王村史》，他认为这是回馈桑梓的重要部分。他以历史学家的严谨，细致搜集了大量一手资料，至今仍留有村委会开会、交公粮数目等的记录和该村学生的作文残页。
父亲晚年身患白内障、脑梗后遗症和肺心病，身体羸弱，行动不便，仍托母亲远在巴黎任教的姐姐梁佩贞设法寄回法文版史学著作，断断续续翻译了《白非洲史》、《黑非洲史》和《拉丁美洲史》，一心要多留下些有用的材料，为后学打开世界史的大门燃尽了自己的能量。正如他写的言志诗中所说：
史业今生未许休，病床长欲写春秋。
残阳愿照非洲土，俯首甘为孺子牛。
二“罕见真学术，史学大手笔”
父亲学贯中西，不守一隅，有良好的史学、文学和西学理论素养，广泛涉猎西方汉学、中西交流史、欧洲文化历史、西亚、中亚古史，就其研究对象、研究深度和广度而言，在世界史学界占有一席独特的地位。
中西交通史领域是父亲主要研究方向之一。父亲以传教士为切入点对中西方交流的历史进行研究,饶宗颐先生指出:“阎宗临先生早岁留学瑞士，究心西方传教士与华交往之史事，国人循此途辙者殆如凤毛麟角，其所造固已出类拔萃，久为士林所赞。”父亲对传教士的研究始于对杜赫德的研究，博士论文题目即《杜赫德的著作及其研究》。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 1674——1743）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忏悔神父泰利埃的秘书，编辑过《耶苏会士书简集》，撰写了4卷本的《中华帝国志》，这部书被西方学者誉为“18世纪最全面论述中国的史料”（见法国戴密微著《法国汉学研究史》）。这个选题涉及17、18世纪耶稣会传教士来华的情况以及中国与欧洲的文化交流，是很有意义的。该博士论文的法文本在瑞士出版,至今仍为国外汉学界所重视，法国2002年出版了蓝莉（Isabelle Landry-Deron）的力作《请中国作证：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在这部著作中曾专门提到父亲在瑞士出版的博士论文。
父亲回国后,在桂林期间,继续做传教士的研究,他据自己在欧洲搜集的大量传教士与华交往史料,撰写发表了多篇论文,论述清初中西文化的交流，中国人写的第一部欧洲游记樊守义的《身见录》就是这时被介绍到国内的。同时，父亲还写了《古代中西文化交流论述》、《近代中西交通之研究》、《中国与法国18世纪之文化广西》等论文，从更广阔的视野论述了中外关系。
父亲学术研究另一个重要研究方向就是欧洲的历史与文化。父亲在欧洲生活了近十三年，其中有三年多是在社会底层做工，进入大学后一路从本科、硕士读到博士。可以说，他对欧洲有深刻的认识，既有感性的，也有理性的。同时，凭藉他扎实的国学功底，对中国的社会和历史文化也有深刻的认识。正因如此，他对欧洲历史文化的研究，站在了中西结合的高度上观察，必然会有独特、精到的见解。父亲在桂林期间出版的《近代欧洲文化之研究》和《欧洲文化史论要》两本专著和大量论述欧洲历史文化的论文，在当时就很有影响。从这部《阎宗临论著手稿》中的《欧洲史研究》、《罗马史》、《希腊罗马史稿》、《欧洲史要义》也可以看到父亲对欧洲整体的、精深的研究。这些手稿在进入改革开放新时代的今天得以与读者见面，幸甚至哉。
1950年父亲回到山西大学后,由于种种原因，他不得不放弃所擅长的关于传教士和欧洲历史文化的研究，转而研究广义的西北史地，即中亚、西亚古史。此时期发表了一些论文。
如《关于赫梯：军事奴隶所有者》，对赫梯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对外关系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评介，尤其对赫梯原居地、迁徙路线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
《古代波斯及其与中国的关系》更是最大限度地运用了中外文献资料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自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7世纪波斯的历史，这也是国内学者第一篇有关波斯的长篇论文；
《关于巴克特里亚古代的历史》一文清晰地梳理了巴克特里亚地区长达1500多年的历史和外来文化对其产生的影响。在这篇论文结束时，他指出：“历来研究世界古代史者，忽视巴克特里亚这个重要地区，纵有叙述者，亦仅不适当地夸大亚历山大的东征，我们不否认他的重要性。但是，巴克特里亚本身有很高的文化，其受波斯印度及中国兄弟民族的影响，并不次于希腊，这是研究世界古代史应该记取的，也是这篇文字试图解决的。”从中可以看出，他反对史学研究中的“欧洲中心论”，这是他的一贯的思想。
由于生活在故乡山西，父亲也关注山西地方史的研究。为此，他从自己研究中西交通史的专长出发，笺注了刘祁的《北使记》、刘郁的《西使记》以及法显的《佛国记》，加上过去做的樊守义的《身见录》，父亲为他们的作品笺注，是要说明山西虽然地处内陆地区，但并不绝对闭塞，这些为中外交流做出贡献的著作者都是山西人，这也是山西地方研究的重要内容。
父亲1950年以后的研究论著不多，且都在山西境内的刊物发表，有的甚至是内部刊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资讯不发达，学术交流很少，父亲因而逐渐淡出学术舞台，变得籍籍无名了。
改革开放以后，兄弟姐妹中唯一学文科的三哥首师大历史系教授阎守诚，检视劫后余存的手稿与发表过的文稿，选取了一部分付梓面世。出版了《阎宗临史学文集》（山西古籍出版社，太原 1998年）、《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大象出版社，郑州 2002年）、《阎宗临作品》三种：（《欧洲文化史论》、《中西交通史》、《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 2007年）。特别是“作品三种”三本书约100万字，完成发表于上世纪30，40年代的占70%，手稿占30%。一系列著作的出版，使父亲的研究成果引起了史学界的震动，同年12月1日在京召开了《阎宗临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与会学者一致高度评价了父亲的学术贡献：一是中西会通的治学精神；二是博大精深的学术成就；三是文采横溢的学术论述。引起大家感叹的还有父亲赤诚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坎坷的学术人生。
会后，北京大学高毅教授写了《邂逅阎宗临》（《中国图书评论》1008年第3期），作出高度评价：“特别是阎宗临的讨论是中国世界史学界多年来罕见的一种真学术。那里没有半句空话，也没有任何意识形态的矫饰，有的只是个性鲜明、中西会通、见解独到的历史文化析述，以及透过这些析述所折射出来的一种至深至切的对于民族前途和人类命运的关怀。而且，虽然是真学术，阎著的文字却一点也不枯燥，相反，它十分地灵动优美，耐人寻味，能让你一拿起来就放不下，能让你领略到什么是真正的史学大手笔！”
2014年，三哥阎守诚为了让人们了解父亲的人生经历和学术贡献，在兄弟姐妹们的协助下，经过多年努力，撰写出版了父亲的传记《阎宗临传》（山西三晋出版社出版，太原 2014），随之李书吉、宋晓芹主编出版了《阎宗临学术思想研讨文集》（三晋出版社出版，太原 2014）。父亲青年时代酷爱文学，出版过小说《大雾》、散文集《波动》、《夜烟》，也写过不少文学评论，我们和郭汾阳搜集整理编辑出版了《阎宗临文学作品集》(中国大百科出版社出版，北京 2014）。近期，由刘新成教授任编委会主任的《阎宗临文集》也即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父亲发表的主要论著基本都纳入文集，可冀以告慰老人家在天之灵。
三.关于七种影印手稿
父亲战乱时期完成的手稿，字迹工整，极少涂改，在颠沛流离的环境中能如此平静地写作，需要有多大的定力！面对它们, 我们无法抑制发自内心深处的敬意。相信读者也可以从手稿的一笔一划中领会到父亲灵动的思维，严谨的态度，博洽的学识，优雅的文笔，同时也可以欣赏到父亲平正淳和、秀朗细挺的手书笔力，能更加直观深入地认识这样一位勤奋的学者，一位温润的老师，从中感受其内化于心的科学精神、人文素养、治学品德以及爱国敬业、贡献乡梓的情操，如清风出袖，如明月入怀。
在键盘代替纸笔的当下，手稿正在成为不可再生的稀缺文献。感谢国家图书馆名家手稿专藏文库项目以及项目负责人和责任编辑张爱芳女士，使这些呕心沥血写就，历经劫难幸存的手稿得以出版，永久保存，以示后人。此振铎传薪、延续文明之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手捧着父亲这些穿越半个多世纪岁月风尘的手稿，轻抚已经泛黄卷边的稿纸，仿佛看到当年在父亲伏案疾书的一个个深夜，母亲就着父亲桌前的灯光为6个儿女缝补衣衫，相互陪伴的画面。经过数十载斗转星移，父亲的手稿仍在传递着浓浓的情意和温暖。
父亲辞世迄今已40年，谨以此手稿影印集作为纪念。
戊戌年春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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