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系日本京都大学藏《永乐大典》三册七卷，即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卷665-666，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藏卷910-912及12929-12930。韵目分别为一东、二支、一送，内容涉及南雄府（今广东南雄）、洞玄灵宝灭度五炼生尸经（道书）、宋高宗等等。此次为原大仿真影印出版，版式、行款、用料、装帧等全部仿照嘉靖副本。

第一册 卷665-666
第二册 卷910-912
第三册 卷12929-12930

京都大學所藏《永樂大典》的流傳
（日）高田時雄


  日本京都大學共藏有《永樂大典》舊鈔本三册，其中五卷二册收藏於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以下略稱『附屬圖書館』），二卷一册藏於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以下略稱『人文科學研究所』），詳目如下所示：

附屬圖書館
　　卷九百十至九百十二　二支　『尸』字
　　卷一萬二千九百二十九至一萬二千九百三十（谷村文庫）　一送　『宋』字

人文科學研究所
　　卷六百六十五至六百六十六　一東　『雄』字

  以上諸鈔本，均未收録於1960年以降由中華書局陸續刊行的影印本《永樂大典》中，但其中部分曾有影印複製本刊行。目前，京都大學所藏《永樂大典》全册均公開在互聯網上，閲覽相當方便。下文擬對這三册《永樂大典》入藏京都大學的始末加以梳理和叙述，并針對有關《大典》入藏經過的文獻記載、相關人物的書信等資料加以解説。

一、卷九百十至九百十二

  本册是三册《大典》中，最早爲京大收藏的一册。根據其内封所鈐藏印，可知其入庫日期爲大正二年（1913）7月26日。這一時間節點，恰可與湖南内藤虎次郎（1866—1934）的回憶相聯繫，中譯文如下：

  數年前，現任中國大理院院長的董康先生僑居京都吉田山時，曾携來其自北京書肆上所得《永樂大典》十六七本，分給我們京都帝國大學、其他幾大圖書館以及有志於此的諸藏家。此後，東京的書肆文求堂，亦從北京購得數本《大典》，這些則歸入富岡謙藏先生的藏書。我也從董康先生處分得一本，亦即上述兩卷裝訂爲一本者。

  這一段叙述出自湖南爲其所收藏的《大典》（卷二千六百八至二千六百九）所作的解説文章，文中提到『分配給「我們京都帝國大學」的』，正是本節所討論的卷九百十至九百十二這一册。除附屬圖書館外，目前可確認藏有董康所輸入的這批《永樂大典》的，僅有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即當時的帝國圖書館）和大阪府立中之島圖書館。除此之外，也不能排除這批《大典》還分配給其他若干圖書館的可能性。
  董康帶到日本的十六七本《大典》，此前已有張升做專文討論。張升一文利用了傅增湘、王國維等與董康同時代學者的信札與日記，加之董康本人寫給繆荃孫的書簡等，考證可稱詳實可觀。筆者完全贊成張升的結論——『董康於1912年9月底從日本回到北京，在北京購得《大典》十七册後，於11月底帶到日本』，此處還想提示幾條張文所未涉及的材料，以期對董康向日本圖書館及個人轉讓《大典》一事的背景有所補充。
  關西大學的内藤文庫中，保存有大量寄給湖南的書信，其中也包括董康寄給湖南的書簡若干封，可幸的是，此中亦有兩通與《大典》相關的書信。以下爲第一則書簡録文：

  炳卿先生閣下，書友韓子元東游，奉上彭文勤知聖道墨一盒，計經察入。炎暑浸加，敬維起居清攝爲頌。康浮沉燕市，鮮善可陳。今日鄉人屠敬山撰《蒙兀史》（覓得當奉贈）已至十册，頗稱杰作。惟專信譯史而於有元一代文集，記載未遑抉擇，良以日力限之也。康擬仿宋《名臣碑傳琬琰集》之例，彙輯元之臣工碑銘傳志以補其遺，明知志願宏大，難期卒業，聊以消遣無聊歲月而已。兹有懇者《大典》均蒙紹介售出，感激之至。弟回國之時，除允代撥小林八百圓外，尚有二册，一擬紹介前田書庫，一擬紹介大坂某君，此二册如款收到，請徑交舍下書記孫君是幸。邇來有人糾股拓端忠愍所藏石志凡一百五十餘紙（合之造像約八百種，須百元左右），約三十圓即可。如公欲附股，示知，可代辦也。專肅，即請
  台安！ 弟康頓首 十六日

  筆者最先注意到的即是『兹有懇者《大典》均蒙紹介售出，感激之至』之語，由此語可知，湖南受董康委托，協助其轉賣《大典》。此外，信中還提及『尚有二册，一擬紹介前田書庫，一擬紹介大坂某君，此二册如款收到，請徑交舍下書記孫君是幸』，『前田書庫』無疑是指前田尊經閣，但檢核尊經閣藏書目録，并未見著録有《永樂大典》，興許是最終未能順利成交。而『大阪某氏』，或是指小川爲次郎（1851—1926）。若這一推測正確，則當是小川購入的《大典》（卷二千二百三十六至二千二百三十七）一册，其至今仍爲小川家代代傳承之珍籍。
  可以想見，董康自1912年11月末回到日本後，立即便與湖南商議出售《大典》一事。翌年（即大正二年）2月25日，湖南在寫給君山稻葉岩吉（1876—1940）的信中提到，『近來，京都有分配《永樂大典》之事（一本三百圓），反響頗甚。儘管有十六七册之巨，現亦差可謂處置完畢』。由此可知，此時《大典》轉讓的對象大體已有眉目。此外，筆者還注意到，在這封書簡中，湖南提及《大典》的售價爲三百日圓。董康從北京購入十七册《大典》的總價是二千一百餘元，平均每册的價格約是一百二十多元，按當時匯率，折合日圓約一百七十圓，如果董康確以三百圓一册的價格出賣，則這筆交易可謂是利潤頗豐。由董康的信中所提及的『此二册如款收到，請徑交舍下書記孫君是幸』之托，可推知款項的授受也是經由湖南中介。加之，同年3月22日，身在東京的湖南特意寫信囑咐留在家中的夫人，云：『敬啓。我們已於今日上午順利抵京，我不在家時，若有掛號信，煩請特别挑出，妥善保存。其中當是附有給董康先生的匯票。』而至於董康這封書簡寄出的日期，其文末僅書有『十六日』字樣，未記年月。但通過『炎暑浸加』一句來推測，恐怕當爲暑氣漸盛的陰曆五月。若這一推測正確，則陰曆五月十六日即爲陽曆（1913年）6月20日。
  董康寫給湖南的另一通書簡，如下文所記：

炳卿先生閣下，前聞
  執事有三韓之游，想日來當已旋洛，是邦板本多仿宋元，未識有無所獲否？弟因繆藝風之約，定於十七日附静岡丸赴滬，勾留一月即歸。前蒙介紹之《永樂大典》十六册，如能全部銷去固佳，若有餘剩，乞并春間公借去之《文選集注》三卷，便中賜下。緣上海友人屢次函詢二書，擬携之易貲以償《劉集》之印費也。《劉集》儘印齊四册，據小林云來月一律告竣，届時當首先裝訂奉呈。寫本《一切經音義》四册附璧希察入。專肅，即請
  箸安！ 弟董康頓首
  如滬上有需購之物，乞
  示知，當代辦。

  這封書簡并未記有日期，但其中提及湖南赴朝鮮旅行一事，乃是在大正二年（1913）9月。是月11日湖南寫給稻葉岩吉的書翰中有『計畫月内歸洛（指京都）』之語，可以推知董康的這封書簡應當也是作於同年（陽曆）10月左右。
  第二封信中，董康稱《大典》的數目爲十六册，但湖南却一貫説成『十六七册』。造成這種差异的原因當作何解？筆者認爲，董康從北京購得的《大典》數目的確是十七册。但董康將這批《大典》帶到日本出售時，爲報答湖南的援助，因此從中劃出一册作爲謝禮贈呈湖南。因此，從董康的角度看來，將贈與湖南的一册除外，準備出售的商品數目即是十六册。另一方面，從湖南的角度而言，董康帶來了十七册《大典》是相當明確的事實，因此也不便说成『十六册』，衹能含糊其辭地寫作『十六七册』。此外，就『如能全部銷去固佳，若有餘剩……』可推測，或許當時十六册已經全部找到買家，不過十六册已經全部訂出這一點，僅是筆者的推測，并無確切證據支撑。唯有完全厘清這十六册的去向，方能下定論，可謂相當困難。張升認爲，這十七册中有十册賣給了田中慶太郎，則完全是誤解，田中慶太郎决不可能在這十七册的買主名録中。張升的論據主要有兩條。其一，文求堂主田中慶太郎本人對此事的回憶：『前面説到的羅叔言（羅振玉）來住京都時，經董授經（董康）中介，我們文求堂買下了十册（中譯本）。』但實際上這句話的日文原文爲『先にお話した京都に羅叔言氏が見へた頃に、たしか董授經氏の肝煎で十册位輸入された』。問題就出在對後半句『十册位輸入された』的理解上，從日語的角度而言，這句話决不可能解釋作『文求堂買下了十册』，更確切的翻譯或可作『大概是經董授經的中介，（《永樂大典》）約十本被進口來了』。文求堂的確曾數次進購《大典》，大正十年（1918）還向東洋文庫售出十册。但這并非是從董康處買到的，而是田中慶太郎自北京進購所得。况且田中的記憶屢有曖昧之處，講到董康帶來《大典》的册數亦將十七册當作十册。恐怕是因爲董康輸入《大典》一事，田中不過是局外人，并不知董康售書的詳情。張升文中的第二條論據是，董康致繆荃孫的書簡中提到『又前在北京購獲《永樂大典》十七册，今尚存七册』。張升由此推斷，這賣掉的十册正是出售給田中文求堂的十册，實際上這不過是數字上的巧合罷了。張升引以爲論據的這一書簡，作於1913年1月，是董康在湖南的介紹下剛開始出賣《大典》時，在如此早的時點已經售出十册，未免開端太過順利。且若已賣給文求堂十册，則最多僅餘下七册，則很難解釋現在可以確認的圖書館及個人購買的董康這批《大典》已經超過了七册這一數目。

二、卷一萬二千九百二十九至一萬二千九百三十

  該册《大典》屬於『谷村文庫』。『谷村文庫』由谷村一太郎舊藏的和、漢典籍計九千二百餘册構成，其中包括諸多稀見珍本，即便在附屬圖書館的特藏之中，也可謂是極爲奪目的存在。谷村一太郎其人是富山縣西礪波郡福光町（現富山縣南礪市轄内）出身的實業家。作爲當地富豪家的長子，谷村年紀輕輕便繼承了家業，却又决心赴東京讀書，一開始就讀於慶應義塾，後來又轉學到東京專門學校（即早稻田大學前身）。學成之後，其歷任中越鐵道公司經理、泉州紡績株式會社總裁，又於明治三十九年（1906）進入位於大阪的藤本票據銀行（藤本ビルブローカー），最終當上藤本票據銀行行長，在金融界具有相當顯赫的地位。谷村向來有愛書癖，最初是從收藏經濟方面的善本書入手，至於其晚年，收書範圍漸漸擴大。特别是在谷村因病辭去行長一職以後，更是將精力傾注於搜集珍本善籍上，其藏書在質與量兩方面都發展成了可謂首屈一指的存在。谷村逝世之後，其藏書在姻親新村出（1876—1967）的介紹之下，全數捐贈給京都大學。
  該册《大典》的函套上，題有蘇峰德富猪一郎（1863—1957）所書題跋：『《永樂大典》東西古今書中之大成者。團匪兵亂後偶散落人間、弗翅吉光片羽也。　大正壬戌（1922）7月15日於國民新聞社　蘇峯老人。』及『此册屬于宋高宗皇帝之部、洵爲大典中之壓卷。秋邨君希十襲珍藏云爾。猪又識。』德富蘇峰不僅是極富盛名的評論家，亦是享譽書林的大藏書家。谷村與蘇峰交情究竟如何，目前尚不得而知，但哪怕是從蘇峰在藏書界的地位來考量，谷村請蘇峰作題跋亦是相當自然的。
  高梨光司（1893—1962）曾談及谷村所藏的《永樂大典》，謂：『據聞，去年中國碩學王國維，携《永樂大典》零册抵日，據好事者言，其轉讓了數部給内藤湖南博士以及富岡謙藏先生等人，谷村翁所藏這一册，或許亦在其中。』此言將董康誤作王國維，因是傳聞，致誤亦在所難免。但谷村舊藏的這一册《大典》，的確很有可能是董康帶來日本十七册《大典》之一。時任京大圖書館館長的新村出，其女兒嫁給了谷村家的繼承人，與谷村的關係非常密切。熱心收集善本的谷村，從新村那裏聽説了《永樂大典》的傳聞之後，可以想見其購入是相當自然的事情。
  此外，谷村文庫中另有一册《永樂大典》（卷七千八百八十九至七千八百九十），其不僅與原本大小一致，黄絹封面、題簽等亦與之全然相同，内側也附有清乾隆三十八年的簽出附箋。正文朱書部分，亦是由朱筆抄寫，精巧的插圖也依樣謄寫，乍看起來，與原本别無二致。但其内封中附有一紙，有注記云：『此爲近年來所鈔，并非原文。切勿混同。昭和十六年十月 新村出。』若非這條附箋提示，將其錯認爲原本也頗有可能。上文已經提及，谷村文庫向京大附屬圖書館捐贈圖書一事，新村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中介作用。而新村將這一附箋附入書中，或是對該影鈔複製本的來歷有所耳聞。新村長期擔任日本圖書館協會理事一職，對全國各圖書館的事情非常熟悉，正如下文所述。
  昭和六年（1931）十月，金澤召開第二十五届日本全國圖書館大會。值此之際，大阪圖書館用品專門公司間宫商店的經營者，亦即在圖書館界影響甚廣的間宫不二雄，在石川縣立圖書館舉辦的展覽上，不意間發現一册《永樂大典》。此即爲江户時期以來的金澤藥商石黑傳六所藏的卷九千七百六十五至九千七百六十六（覃韻『巖』字）《永樂大典》。間宫憶及上海交通大學圖書館館長杜定友訪日時，曾倡議就《永樂大典》等珍本的收藏情况展開國際信息交流。因此，間宫立即將石黑收藏有《大典》一事通知北平圖書館館長袁同禮。袁同禮回覆道，望有幸得到此本的photostat（複印照片）。間宫聞言，立即通過石川縣立圖書館館長中田邦造聯繫石黑。石黑雖然爽快地答應了這一請求，但苦於手頭并無影印設備，衹能藉由天理圖書館的設備，最終在昭和七年（1932）12月24日，將影印本寄往北平圖書館。翌年四月，北平圖書館的袁館長則從北平圖書館所收藏的《大典》中擇選出一册（卷七千八百八十九至七千八百九十），配以朱墨，按原本的大小製作了影鈔本作爲回禮，委托間宫回贈給石黑家。有關此事，可見於間宫所撰文中所轉録的袁同禮致間宫函（1933年4月7日），以及石黑傳六回覆間宫的感謝信（同年5月5日）。由此可知，該影鈔本必然是獨一無二的孤品，本應保存在石黑家，却因機緣巧合，歸於谷村文庫之中。此中詳情目前無從得知，但可以肯定的是，該寫本一定是石黑家出於某種理由，轉讓給谷村的。谷村是富山縣人，熱衷於搜集與研究加賀越中地區的鄉土資料，屢赴金澤考察，還在金澤地方報紙《北國新聞》上開設有專欄，與金澤淵源頗深。昭和十二年谷村逝世時，主持編纂追思録的正是時任石川縣立圖書館館長的中田邦造。結合前文可知，石黑家受贈北平圖書館製作的《永樂大典》影鈔本這段因緣，也是始自石川縣立圖書館舉辦的古籍展覽。北平圖書館的這册影印本歸爲谷村所有，可以想見恐怕也可能與這段交誼有關。而新村出極有可能也對石黑家向谷村一太郎轉讓這一影鈔本的經過有所耳聞，由此寫下了上文所述的附箋。

三、卷六百六十五至六百六十六

  本文最後介紹的這册《大典》，是昭和二十年（1945）11月16日，由朝日新聞社主上野精一（1882—1970）捐贈給當時的東方文化研究所的。東方文化研究所的前身即是昭和四年（1929）設立的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一直以來都與京都大學的諸位教授保持着密切的聯繫，但其在制度上歸爲京都大學所轄，則是在戰後的1948年。該研究所爲京大接管後，這一册《永樂大典》也就自動轉爲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的藏書。
  這一册《大典》應該也是董康帶來的十七册中的一册，乃是由精一先生的父親，朝日新聞社的社主有竹上野理一（1848—1919）購得。衆所周知，内藤湖南曾是大阪朝日新聞的記者，但上野理一與湖南的關係，則不僅止於社主與記者，兩人出於對書畫文物的共同愛好，平時常有交游。董康帶來《大典》時，湖南必定會優先建議上野購入。這一事件的始末，在湖南所撰的跋文中記載得相當清楚。跋文原文由日文書寫，附於注釋中，其漢文翻譯如下：

《永樂大典》之由來見於明代宦官劉若愚《明宫史》，云：『成祖敕儒臣纂修《永樂大典》一部，係湖廣王洪等編纂，號召四方文墨之士，纍十餘年而就，計二萬二千八百七十卷，一萬一千九十五本。因卷帙浩繁，未遑刻板。其寫册原本相傳至嘉靖年間，於文樓安置，偶遭回禄之災，世廟亟命挪救，幸未至焚。遂敕閣臣徐文貞階復令儒臣照式摹抄一部，當時供謄寫官生一百八名，每人日抄三葉，自嘉靖四十一年起，至隆慶元年始克告完。及萬曆年間兩宫三殿復遭回禄，不知此新舊《永樂大典》二部今又見貯藏於何處也。』至清朝永樂原本已佚，衹此隆慶本傳於翰林院，編纂《四庫全書》時多摘抄此書。今此本内有乾隆附箋，留當時摘抄之痕者。據亡友文芸閣所言，庚子北清事變以前此書尚存九百餘本。然庚子之亂時多被搬出於英法諸國者，現存於學部者不過六十餘本。吾友董授經京卿去冬購得十七本於燕京，携至平安，頒之篤好之人，此本實其一也。近年禹域變故荐臻，古文舊書日日就殘缺。如此珍書，雖爲零殘之餘，蓋可不寶重永保。因有竹先生題言之命，聊爲書之云。癸丑（1913）九月十七日，此日又將赴漢城從事《朝鮮實録》之調査也。　内藤虎次郎記。

  日比野丈夫已指出，這一跋文開頭説《永樂大典》典出劉若愚《明宫史》，乃是湖南失檢。實際上，其名乃出自《酌中志》。現在歸於天理圖書館的山本悌二郎（1870—1937）舊藏一册兩卷本《大典》（卷二千七百三十七至二千七百三十八）中，也附有湖南所撰的漢文跋文。其文除了將前半部分改爲典出《酌中志》外，大體與上引跋文相類，故不贅述。這一篇跋文的録文登載在『天理圖書館善本叢書』之一《天理圖書館所藏〈永樂大典〉》的『解題』部分中，敬請參照。
  上野理一在中國書畫與古寫本領域，可謂是數一數二的收藏家。《永樂大典》也是由理一所購入的，其長子精一也繼承了這一愛好，熱心於收藏事業。不過，他的關注點則并不在書畫上，而是在和、漢、洋的典籍上。作爲朝日新聞社主，精一工作相當繁忙，但工作之餘，也傾注了巨大的熱情在這一愛好上。更爲寶貴的是，精一并非衹一味沈溺於收藏，其也具有寬廣的視野與開闊的胸襟，將其所收藏的珍品，贈與與之相應的研究機關。諸如《永樂大典》這樣哪怕是零本，也對東方學研究有着莫大意義的資料，精一則選擇將其贈與東方文化研究所，充分發揮其價值。當時，擔任東方文化研究所所長一職的是羽田亨（1882—1955），羽田亨與上野精一爲同年，關係極爲親近。1960年，上野精一將絶大部分自己以及父親理一所收藏的中國書畫逸品，贈給了京都國立博物館。而以新聞學爲首，囊括政治、經濟、哲學、歷史等領域的藏書，以及其私人藏書，共兩萬七千册，全部捐贈給京都大學經濟學部，設立『上野文庫』加以保存，其中不乏貴重的西洋古書。
  以上，筆者對京都大學所藏的三册《永樂大典》，就其流傳的背景以及相關的幾條史實加以解説。此間尚有未遑論及之處，衹能付諸闕如。除了京都大學之外，日本國内藏有《永樂大典》的機構還有東洋文庫及静嘉堂文庫等。若有機會，筆者擬就此再作補充，以期對《永樂大典》在日本的流傳史作更爲全面詳盡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