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一氓先生喜欢收藏古籍，为此延请了许多名家为其篆刻印章。为了展现李一氓先生的藏书印以及背后所蕴含的藏书故实，我社拟出版《李一氓印谱》。该书收录李一氓先生的全部印章，共计92方。既有原印钤盖者，也有原石已佚、尚保留于古籍藏书中的印蜕。此外附有“一氓藏墨”“一氓题签”以及“颜体研究”三个部分。“一氓藏墨”是他收藏的古墨拓影，“一氓题签”是他为各种出版物题写的书名，“颜体研究”是他撰写的关于颜真卿研究的论著。各部分的内容和价值在其导言有详细的介绍，读者能够从中欣赏到篆刻、古墨和书法等中国传统文化独特的魅力，亦可窥见李先生渊博的学识，严谨的治学态度以及他丰富的人生经历。

印集 

墨拓

题签

研究

李一氓与收藏的不解之缘


李燕


在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能够在爷爷李一氓诞辰120周年之际，出版这本《一氓印鉴》，作为晚辈感到非常欣慰。


这本书包含了“一氓印鉴”、“一氓藏墨”、“一氓题签”以及“颜体研究”四个部分，其内容和价值在各部分的导言有详细的介绍，读者能够从中欣赏到篆刻、古墨和书法等中国传统文化独特的魅力，亦可窥见爷爷渊博的学识，严谨的治学态度以及他丰富的人生经历。


爷爷是享誉国内外著名的书法家、收藏家和鉴赏者。他学识渊博，鉴赏水平高、兴趣范围广，因而收藏极为丰富，书画典籍、金石碑帖、砚台古墨、竹刻漆器等民間工藝品都有，其中有不少精品。近年来，随着古籍、字画价格的不断推升，作为晚辈，我们也不免议论，遗憾爷爷当年将自己价值不菲的收藏全部捐献，没给后辈留下一画半字。姑姑回忆说，甚至桌上几个盛水果糖果的小簸箩漆器也让擦擦干净，打包捐献了。后来，随着通过阅读他的著作和纪念文章，对爷爷丰富而传奇的一生有了深入了解，爷爷的形象愈加鲜活生动起来，也渐渐理解了他们那一代革命者的使命感。爷爷留下的是精神财富，像一座取之不尽的宝藏。借这本书的出版，我想和读者分享一下爷爷的收藏生涯，从而了解他的思想和情怀。


爷爷是老共产党人，他的收藏始于战争年代，这既是出于个人喜好，更是出于保护民族文化的责任，在戎马倥偬中，他尽可能将散失零落在各处的文化精华收集保存下来。1945年在苏北时，他看到不少部队用字画屏幅铺在地上睡觉，于是转移后他就让警卫员一幅幅卷起来收好，也告诉其他指挥员有字画收起来送给他，以此请教内行的人，逐渐学起来。1947年从苏北撤退到烟台再远征大连，沿途，敌人重重封锁，过海时，乘一艘小船，惊涛骇浪，爷爷别的不带，单带几箱陈字旧画，与之共存亡。战乱年代，这种“舍命不舍财”的行为一时传为佳话。新中国成立后，爷爷将这批字画于第一届政协会议时无偿送还给了苏北代表团。


1948年，爷爷到大连任中共旅大地委副书记兼财经委员会主任，虽为恢复振兴经济不辞辛劳，但爷爷仍将文物保护列入了自己的日程。当时日本战败后，有20万日本侨民在大连等待遣返。为了维持生计，他们便把过去搜罗的古董拿上街头变卖。爷爷敏锐地察觉到这些文物决不能流散海外或遭到损坏，便积极动议，筹集资金，开办了一间名为“博古斋”的文物店，收购散落于大连街头的各种文物，并全部造册、编目、装箱，后交给旅大区党委党产管理机关同力公司。1949年10月，爷爷离开大连以后又曾致信东北文物管理处，提出在大连的时候，曾经以古董店的方式收集了不少日人、汉奸遗散的文物，爷爷担心该项文物如无人注意，日久恐又不免散落损失，建议经东北局批准集中保管。旅大地区当时上交的有善本32箱，古物43箱。





50年代初期，爷爷经常和郭沫若、阿英、郑振铎等人逛琉璃厂，他们边交流边发现。当时有琉璃厂的店主很佩服他们，凡是他们看中的，便能豁出一切，即便是倾箱倒箧，忍饥挨饿，也在所不顾。特别是李一氓，若囊中羞涩，便叮嘱替他保存，然后反复来磨，天下雹子也阻挡不了。也许这个传说不免夸张，但也足见爷爷对文物古籍的喜爱程度。50年代工资依行政级别从1到24级，爷爷为5级实属不少，但听姑姑说家中生活经常捉襟见肘，爷爷的工资大部分用于收藏了。作为琉璃厂的老主顾，时间一长，便与一些书店的店主、店员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对方也知道他要什么，爷爷每月发了工资，拿出150元交到书店，碰到合适的东西，书店便代为买下，每年8月和年底结两次账，多退少补，日积月累，收藏日丰。记得爷爷在一篇文章中说：“我最佩服郑西谛的是他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爱好的真诚。”这真诚爷爷也有。他的收藏有以下几个特点：


数量众多，自成体系


爷爷所藏典籍数量众多（大约3万多册），其中不乏珍善孤本，而且自成体系，有很高的学术水准和传世价值。例如，词书的收藏全面而系统，他因特别爱好词，收藏词书竟有2300余册，堪称当代第一。有位词学专家说，李一氓为词学集中了这么多的文献资料，是对中国学术界和文化史的一大贡献。明清版画的收藏也是令人瞩目，了解他版画收藏的美术评论家黄苗子曾经说，“自从郑振铎，傅惜华故去以后，专门收藏和整理古代版画的，目前李老应是第一人。”著名文物专家、收藏家王世襄曾说，“李一氓藏画中石涛的作品不下50余件，这在当代海内私人收藏中恐怕是罕有匹配的。”


乐宜偕众，书不藏家


爷爷多年省吃俭用收购的大量古书文物，并不视为私有，更反对秘不示人的坏风气，而是“乐宜偕众，书不藏家”，公诸同好，用于社会，捐献国家。不管认不认识的人，只要提出需查证他的某一藏书，他都会满足其要求。有时他得知某人研究什么问题，还会主动送去有关藏书。由他的收藏供稿出版的书就有《郑板桥判牍手迹》《陈明洪绶水浒叶子》《西湖十景》《避暑山庄三十六景》《明清人游黄山记钞》等，而他所藏词书，在国家出版《全明词》《全清词》时，更派上了用场。


精益求精，孜孜不倦


有时买到的旧书字画是很破烂的，必须要加以修补，重新修装。爷爷不仅找有经验的老师傅探讨修补方案，还找来明磁青纸做书面，有些残本他会亲自抄补。50年代爷爷曾雨夜灯下借了郑西谛先生的书，抄补他自己收的古本戏曲缺页，并作诗一首，足见爷爷以此为乐的心情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着迷：


竟搜戏曲学摩登，星凤稀求半本珍。


自向残篇劳手补，墨香灯焰已更深。


爷爷所收藏的图书全都保存得十分完好，书籍的标签、吊签等都由他亲笔撰写，有一些还有专门的函套。他不仅邀请了郭沫若等文化名人题跋，而且对那些珍贵的古籍孤本，更是潜心研究，孜孜不倦，分别作了细致的考证并书写题跋。这些题跋序论分别收录在他的著作《一氓题跋》和《存在集》中。


爷爷珍藏的《花间集》有二十种，其中明、清、民国版本十七种，均为学术界公认的善本，加上他手抄的一部、上世纪五十年代影印的一部宋刻本及一部据明本所校的香港排印本，共二十种。目前尚未发现海内外图书馆或收藏家，收藏如此多的《花间集》。爷爷还著有《花间集校》，被词学界推为权威精校本。


余藏书画，均交公库


许多文物书籍，爷爷是随买随捐。例如，建国初，他买到一幅元朝陸行直的《碧梧苍石图》，知道此人画作流传下来只此一幅，就当即捐给了故宫博物院。


爷爷为家乡文化事业的建设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和心血，自称是四川的“采购员”。例如，在成都杜甫草堂初建时，爷爷便自告奋勇地表示愿意帮助草堂搜集文物资料。他不仅在国内收集，还利用在国外工作的机会，收到若干种杜诗的英法文译本，还千方百计托日本朋友找到不少日文本的杜诗集子。最终，爷爷捐给杜甫草堂的杜诗本子约三十种，外文本四十来种，代购的则约三十五六种，其中多数为孤本、善本。草堂的镇馆之宝--国家一级古籍、海内孤本的宋本《草堂先生杜工部诗集》就是1964年夏，爷爷在北京中国书店发现购得的。爷爷为这本书精加重装，并请了朱德、何香凝、陈毅、陈叔通、郭沫若、齐燕铭、阿英、李初梨、徐平羽等题词，使此书成为很可炫耀的一件珍本。这本珍品的收藏还有一段插曲，爷爷回忆此事时说：“后来北京图书馆的赵万里知道了，向我索要，以为应归北图，我不给；他还告到了当时的文化部。我是为成都杜甫草堂代买的，文化部也无奈我何。”爷爷是个纯粹而谦逊的人，他说“我能够为成都杜甫草堂做点什么，毫无特殊意义，只是我自己看画搜书跑琉璃厂的副产物，和一点点乡思的点缀而已”。


爷爷有一类专藏是与众不同的，那就是马列著作及手迹以及毛泽东的早期著作版本的收藏。他收藏有三十、四十年代各地出版的毛泽东著作数十种，包括各种单行本以及各种不同的版本，后悉数捐赠给了上海图书馆。他利用在国外工作的机会，有意识地收藏马列著作及手迹。50年代在担任世界和平理事会书记处书记时，长住维也纳，他事先设定目标，在旧书店里寻找原版文献，经过努力，终于如愿以偿，买到了《资本论》德文版初印本第一卷，法文译本第一卷，英文译本第一卷，以及《共产党宣言》早期的德文和英文版本。他还收集了七件马克思和列宁的手迹，其中有一件列宁1907年的法文信是首次发现，当时的苏联马列研究院获悉后想索要原件，经有关方面研究，我国只送了一份复印件。后来，苏方将这封列宁手迹收录在了《列宁全集》中，并注明是第一次发表。按照他的一贯做法，回国后全部捐给了国家图书馆。


除了随收随捐，爷爷的集中捐献有两次。一次是1975年，文革中爷爷的两大书柜被原封不动地搬走了，所幸的是后来大部分退还了，这时，爷爷除留存了全部词类和带版画的书籍以便研究所用，还有一些陶瓷小古董外，其他的全部捐献了。其中捐给北京图书馆的珍本、善本书有一千五百多册，捐给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字画有三百余件。而且他还想出了一个特别办法，就是将所藏文物中能找到作者原籍的，即分别捐赠当地图书馆，不但有像成都、杭州等大城市，还有江苏扬州、安徽桐城等市县级图书馆。到了晚年，1987年前后，爷爷将所有明清善本和2000多册词书以及一些古董，全部送回成都，缴交四川图书馆和四川博物馆，从而结束了他的收藏生涯，实现了他“余藏书画，均缴公库”的愿望。


爷爷始终注意搜集流落国外的中国古籍。1983年，当他得知苏联东方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藏有《石头记》抄本，就请有关部门与苏联联系，希望把这个抄本影印出来。经过交涉后，1984年底即指派“红学家”冯其庸、周汝昌和中华书局的李侃同赴苏联，在驻苏使馆的协助下，很快达成协议，将流落国外160多年的珍本《石头记》抄本影印出版。这件事他抓得很紧很细，结果也使他非常高兴，当即写了一首诗：


泪墨淋漓假亦真，红楼梦觉过来人。


瓦灯残醉传双玉，鼓担新钞叫九城。


价重一时倾域外，冰封万里识家门。


老夫无意评脂砚，先告西山黄叶村。


《李一氓回忆录》中爷爷只写了自己的前半生，到1949年为止。但是第十章《过眼云烟》却是例外，并非写他后半生的经历和工作，而是就他的业余爱好——收藏和鉴赏古书文物的情况特别是最后处理作一交代。“我的这些藏书对我来讲就是过眼云烟了。但它们依然是云，依然是烟，依然在北京和成都悠悠而光彩地漂浮着。我祝福它们的存在。”爷爷以这句话结束了他的回忆录，人们可以从他的个人爱好中发现他那颗保存发扬中国文化的拳拳之心。


记得80年代末期，那时我工作的地点离爷爷的家不远，姑姑曾跟我说，爷爷现在每天坐在家里沉默不语，希望我有空能多去看看，和他聊聊年轻人的生活和社会上的一些新鲜事。现在想来，那时正是爷爷与他相依为命的宝贝们分离不久的日子，可惜那时年轻，无法感悟爷爷的心情。


爷爷为他的毕生收藏找到了一个比较妥当的安身立命之处，有安心，也有不舍，也许更多的是思考总结自己的一生。爷爷在《一氓题跋》后记中写道，“假如说玩物的话，我曾经搞过一个时期的书画的收藏和鉴赏，过眼云烟，都已缴纳公库了，”...“但诚恳的声明还不至于丧志。不管怎么说，我还不至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简要法则——物质是第一性，有什么动摇，有什么违背。”...“70多年过去了，我无可悔，也不想悔。我做了我可能做的事情——说不上什么事业。我没有对不起这个历史，也不曾辜负这个时代。”


爷爷以无私无畏的坚定步伐，走完了作为一位彻底唯物主义者的一生。他是文艺战线上一位老战士，在学术界和文艺界享有崇高声誉。在耋耄之年，爷爷欣然接受党的重托，主持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工作，他对这一事业倾注了大量心血，结出累累硕果。他独特的收藏经历，深厚的文化素养，严谨的治学态度，坦荡的胸怀以及拳拳的赤子之心使他成为广大古籍研究者赞仰的领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