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0月14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举办“《永乐大典》研究与整理新进展”学术研讨会，旨在为《永乐大典》研究者搭建交流互动的平台，共同推进《永乐大典》研究和整理工作。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山东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以及中国国家图书馆等单位的三十余位学者参加了此次学术研讨会。研讨会收到的论文，从内容上涵盖了《永乐大典》的辑佚价值，《永乐大典》引文史源的探索，《永乐大典》正副本的纂修过程，以及《永乐大典》物质形态的分析等等。这些议题基本囊括了《永乐大典》研究的前沿性思考，展现了与会学者较高的学术水准。本书即为此次研讨会的论文集。

谈谈《永乐大典》研究与复原（代前言） ………………………… 张 升  1

关于《永乐大典》易学典籍整理研究的思考 ……………………… 张 涛 10

《四库全书》本《考古图》底本考

 ——兼论《永乐大典》中所录《考古图》的文本来源 ………… 李振聚 23

从《皇览》到《永乐大典》

 ——中国古代官修类书的历史与传统 …………………………… 刘全波 39

《永乐大典》纸张问题浅述 ………………………………………… 易晓辉 53

由《永乐大典》所存《周官讲义》论宋孝宗与史浩的

 君臣帝师关系……………………………………………………… 张 涛 61

《永乐大典》所见“元史”佚文考

 ——兼论《永乐大典》之纂修体例 ……………………………… 张 良 79

有关《汉隶分韵》《声音文字通》的几个问题

 ——兼议《永乐大典》小学文献的编纂与辑佚 ………………… 高树伟 121

国家图书馆藏抄本《寓庵集》来源考 ……………………………… 史广超 136

一册《永乐大典》的翰林院到亨廷顿之旅 ………………………… 李成晴 144

《永乐大典》副本署名页价值考论 ………………………………… 项 旋 154

《永乐大典》引《仪礼》考实

 ——兼论《大典》编纂来源的复杂性 …………………………… 杜以恒 177

再论《永乐大典目录》 ……………………………………………… 葛小寒 214

《永乐大典》等书所见明太祖敕撰《存心录》辑考 ……………… 周中梁 234

《寰宇通志》的史源与明文渊阁藏方志 …………………………… 李思成 247

《永乐大典》征引《汉书》版本考 ………………………………… 成运楼 274

《永乐大典》所引邹霆炎《衍义》考 ……………………………… 范俊坡 285

《永乐大典》“姓氏”引《千家姓》考 …………………………… 王雪菲 296

国家图书馆藏宋刊残本《重添校正蜀本书林事类韵会》考述 杨仕君 319

作者简介（按姓氏首字母排列） ……………………………………………… 333

谈谈《永乐大典》研究与复原（代前言）


张 升





《永乐大典》共 22937 卷（其中目录 60 卷），装成 11095 册，是我国古代最大的类书，自明成祖六年（1408）抄成后，没有印行。嘉靖末年又抄一副本，正本于明末流传已不清楚，副本则历尽劫难，至今只有八百余卷存世。


《永乐大典》（以下省称《大典》）是具有世界性影响和知名度的古书，其收罗资料丰富，卷帙浩繁，影响深远，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说，都堪称中国古代之经典性巨著，实为书籍史上的长城和丰碑。


当前，《永乐大典》系统性保护、整理与出版工程已被列入国家十四五规划，由中宣部古籍办牵头，集中全国多家单位共同参与攻关。本人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永乐大典》综合研究、复原”是该系统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在有序推进。为了进一步推动《永乐大典》研究与整理，由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主办、本项目组承办的“《永乐大典》研究与整理新进展”学术研讨会于 2023 年 10 月 14 日成功举办。来自中国国家图书馆、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山东大学、兰州大学、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长江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的三十余位学者参加了此次学术研讨会。本次研讨会共报告论文 18 篇，涉及《永乐大典》与《永乐大典目录》的编撰、《永乐大典》征引文献、《永乐大典》副本流传与署名页、《永乐大典》的物质形态等方面内容，展现了与会学者对《永乐大典》研究的 前沿性思考。得益于北京师范大学科研基金的支持，我们将此次会议论文汇编出版，以供学界同仁交流，或可备商量旧学、培养新知之一助。


本人借此机会，谨将关于《永乐大典》研究与复原的思考和认识汇报如下，请学界批评指正。





一、《大典》研究


《大典》研究，从缪荃孙《永乐大典考》（1908 年）开始，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史，其成就是显著的。例如，对《大典》编纂人员的考证，已可得四百多人；对正本下落的研究，大致可推断正本毁于明亡之际；对副本数量与收藏地的调查也基本清楚；大典本与《四库全书》（以下省称《四库》）关系密切，其相关研究成果更为丰富。此外，对《大典》编纂体例等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成绩，尤其对《大典》引书的研究，目前已有多篇论文专门讨论， 其基本共识为：《大典》所引有出自原书者（如全书、全文之引录），有出自前代类书或汇编之书的（如节录部分。这部分大多数情况下不是纂修官从原书摘出的）。


本人研究《大典》二十余年，就个人的体会而言，《大典》研究现在进入了一个瓶颈期，主要体现在一方面新的、重要的研究问题难以发现、提出；
另一方面对已有研究的推进比较缓慢，而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材料有限。《大典》研究的主要材料不外乎三类：其一为现有的《大典》残本。这些残本已有多种数据库、影印本，有的甚至有整理本，最近又有很多高清影像资源，十分方便读者阅读、利用，以从事辑佚、校勘、研究等工作。其二为大典本，尤其是清末《大典》大规模散亡之前所辑出之大典本。学界目前对《四库》大典本的研究比较深入。其三为有关《大典》的相关记载。这方面的材料，从袁同礼集中搜辑开始，经学者不断积累和添加（本人亦曾编有《永乐大典研究资料辑刊》），其基本和主要的材料已为研究者所熟知，且容易获得。


如果要寻求新的突破，我们只有寄希望于：一方面需要发现新的《大典》残本和大典本（事实上，每次有新的《大典》残本的发现都会引起《大典》研究短暂的热潮）；另一方面找到更多有关《大典》的相关记载材料（如有的学者从方志、家谱中找材料，有的学者从外文书档中找材料）。前者偶然性很大，可遇而不可求。后者虽有可能，而且确实能获得一些新材料，如最近刘波利用方志补充考证《大典》参修者，高树伟利用家谱考证参修者和录副者，刘怡飞利用英文材料考证莫理循旧藏《大典》的流传与下落，本人亦曾利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材料考证该馆入藏《大典》之时间与数量。但是，总的来看，这些材料所起的也是小修小补的作用，而重要的材料还是难以觅得。


既然今后发现更多、更重要的《大典》研究相关材料的可能性比较小，那么我们如何寻求突破呢？我认为有两条途径：


其一，就现有材料进行“精耕细作”，仍是今后很长时间内要做的主要工作。本人最近撰写了《〈永乐大典〉录副本的誊录、圈点及总叶数》一文，其基本材料即是《大典》残本的署名页。依据对誊录、圈点者署名方式和人数的统计分析，拙文认为，《大典》录副本誊录由官员与非官员组成，在署名页中分别著录为：写书官 + 官名 + 姓名，书写 + 身份 + 姓名；誊录的来源有二： 从两房官（包括中书舍人及带衔办事官员）中选派，从在京的举人、监生、生员、儒士内考选。日常在馆的誊录数为 110 名（每馆各 11 名），日常在馆圈点者共 20 名（每馆各 2 名）。上述研究有助于我们探讨录副之进程、运作， 乃至于正本的誊录情况。


其二，创新思路，以大典本为抓手，通过复原《大典》，寻求《大典》研究的新突破。一般来说，大典本的主要内容或部分内容是出自《大典》的，
如果能将其复原回《大典》，即可视为《大典》之新发现。然而，目前关于大典本（主要是《四库》大典本）的研究虽然比较多，但很少从这个角度来分析。现存大典本有 6000 余卷，其中有一些是标明《大典》出处的。如果我们能将这些大典本复原回《大典》，既可以新获得一部分《大典》之内容，亦可以据此更清楚地了解大典本之辑佚过程（主要指四库馆辑佚）及《大典》之编修情况。例如，通过复原，可以考证《大典》录入各书的底本，事目是如何编排的，材料是如何搜集的，参修者是如何分工合作的，等等，从而全面推进《大典》研究。





二、《大典》复原


《大典》一直以来颇受人们重视，尤其是清乾隆年间从中辑得佚书数百种，此后《大典》辑佚之风甚盛，影响至今，仍有人乐此不疲，形成了史上颇负盛名的大典本。可以说，大典本是中国典籍的一道靓丽的风景，很特殊，也很有意义。它是辑佚的范例，也是版本学上独有的一类。但是，我们都想从《大典》中辑佚书，而《大典》本身也是佚书（即残佚，部分佚），是否需要辑呢？这是很有意思的问题。也就是说，《大典》虽已亡佚绝大部分，但是在其亡佚之前，人们已从《大典》辑出很多佚书，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已辑出之佚书来复原《大典》，也即是通过大典本来复原《大典》。这是一种反哺式的辑佚：大典本辑佚书为《大典》之子，兹又回馈《大典》。事实上，这样一种文献整理方法和思路还可以进一步推广，成为今后辑佚的一个新方向。


需要说明的是，以往谈《大典》辑佚，均指从《大典》中辑佚书，而这里谈《大典》辑佚，是指对《大典》本身的辑佚，因此，为与之前的概念相区别，故称《大典》复原。当然，这种复原并不是文物意义上的复原，不是物质层面的复原，而是文献学意义上的复原，是文本（包括文字内容、体例、形式）复原。因此，《大典》复原只是内容上的“重生”与发现，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原书重现。


（一）总体思路


如前所述，大典本是《大典》复原的主要材料，我们要充分利用好存世的大典本。此外，清朝有些非大典本书籍也或多或少会引用到《大典》，这些材料虽然比较零散，但也应该注意。尤为重要的是，《大典》所引书仍有很多存世，这些书也可以作为复原《大典》的主要材料。在以上这些思考的基础上，我们制订了如下复原计划。


1. 以大典本复原《大典》


存世的大典本非常多，因此，据大典本复原是复原《大典》的主要途径。首先，将现存的大典本编一个总目录，以反映现存大典本的全貌。当然，我们要仔细区分大典本中哪些全部或主要内容来自《大典》，哪些只是据《大典》作补辑或校补，前者是我们主要利用的对象，后者只能起拾遗补缺的作用；我们还要区分大典本中哪些是据现存的《大典》残本辑出的，哪些是据佚失的《大典》辑出的。比较而言，前者价值不大，我们主要利用的当然是后者。其次，我们利用现存大典本复原《大典》。对大典本的利用，可分两步来实施：第一步，标佚文出处者，据其出处将这些佚文一一复原回《大典》。例如，《宋会要辑稿》、《旧五代史》（熊罗宿影印武英殿抄本）、《春秋会义》、《九国志》、朱申《礼记句解》、《彭氏纂图注义》，以及文廷式、缪荃孙的一些辑佚书等均有《大典》佚文出处。如《宋会要辑稿·帝系一》的“僖祖立道肇基积德起功懿文宪武睿和至孝皇帝……”一条，出自《大典》卷一二三〇〇，
即可直接将此条复原回此卷。大典本《旧五代史》卷八、九、十，分别为“梁书·末帝纪”上、中、下，全部出自《永乐大典》卷六六〇五。参考《大典》目录和体例，我们可以将此三卷复原回《永乐大典》卷六六〇五。第二步，没标佚文出处者，我们会一一考证其出处，然后再将其复原回《大典》。我们先做第一步的复原，然后根据积累的经验再做第二步的复原。


2.
以其他书所引《大典》材料复原《大典》


除了大典本之外，还有一些书籍因这样那样的原因而引用过《大典》，
而这部分引文又为现存《大典》或大典本阙佚之部分，我们即可据其来复原《大典》。我们在利用这部分材料时要注意以下两点：其一，有些书只是利用《大典》材料作校勘，而不是直接引用《大典》原文。对于这部分内容我们要合理地使用。其二，有些书所引材料并不直言出自《大典》，但我们据相关材料可推知其出自《大典》。对于引用过《大典》之书籍（大典本除外）的搜集，我们主要通过这样的方法进行：其一，依据目前相关的研究中提到的线索，搜集该类书目，并查明其存佚情况。其二，依据古籍数据库进行检索， 搜集该类书目及有关材料。其三，近代以前曾经看过《大典》的学者所校勘、辑佚之书籍。上述三种方法可以同时进行。我们把通过上述方法搜得的材料，
借鉴上一阶段总结的方法和经验，再参照《大典》目录、体例等，将其复原为《大典》之内容。


3.
利用其他可补《大典》之书籍来复原


据《大典》目录可知，其中有明言采自何书者，可以推断《大典》某卷收录的内容，若其所采之书存世，即可据以复原。我们主要采取以下步骤来复原：第一步，制订“《大典》目录引书存佚表”；第二步，制订“现存《大典》残本引书存佚表”；第三步，制订“《文渊阁书目》所收书存佚表”；最后，我们综合以上三表，再进行校正、去重，就应该可以得出比较完整准确的《大典》引书存佚表。我们据此表统计可知，《大典》引书现存者（包括辑 佚本）有多少，亡佚者有多少，即可大致推算出我们复原《大典》所能达到的最大量。我们把通过上述方法搜得的材料，借鉴上两个阶段总结的方法和经验，再参照《大典》目录、体例等，将其复原为《大典》之内容。


最后，我们将上述复原成果汇编起来，再加上现存《大典》残本（包括目录），最终形成《永乐大典（复原本）》（包括全文版和图像版）。


（二）目前的进展


我们在项目开展之初即拟定了复原分工表，由项目成员根据个人的情况提供拟复原的卷次，然后陆续完成复原和不断添加新的拟复原卷次。目前已形成约三千卷的分工表，其中已提交的复原稿件约两千卷。


上述已复原的稿件，均严格按照我们拟定的“复原体例”撰成长编，其中既体现了《大典》的格式规范，又有新加的校勘，以及“前言”（复原依据、材料等相关说明）。例如，“据《九国志》复原《大典》卷一八一三四至一八一三七”的前言如下：


《九国志》是关于五代十国时期十国史事的纪传体史书，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流传颇广，影响颇大。原书为宋朝路振所撰，共四十九卷， 分世家、列传之目，包括九国，分别为吴、南唐、前蜀、后蜀、东汉（即北汉）、南汉、闽、楚、吴越。后又有张唐英补撰《北楚》二卷，加上原书共为五十一卷，仍用“九国志”之名。据载，原书曾流传至清初，
而清代中期以后则不见原书之相关著录，估计已失传。清乾隆年间四库馆开馆，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九国志》，但并没有将其收进《四库》及《四库总目》。周梦棠将大典本《九国志》整理为十二卷，收列传一百三十六首，且保留了各篇传记在《大典》的出处。目前所见之大典本《九国志》各版本（其中《守山阁丛书》本较为通行），均是由周氏整理本衍生出来的。据各篇传记所标之《大典》出处可知，大典本《九国志》之全部内容均出自《大典》卷一八一三四至一八一三七。以下即以《守山阁丛书》本为底本（不再一一标明佚文出处），以清抄本等作为参校本，复原《大典》卷一八一三四至一八一三七。其编排依据，可参张升《大典本〈九国志〉之版本、编次与整理》（载《史学史研究》2021 年第 4 期 ）。


三、复原与研究的相互促进


经过我们初期复原的实践可以发现，复原与研究是相互促进的，研究是复原的基础，而复原又可验证或修正我们的研究。例如，《大典》目录是我们复原的最主要依据，但据我们考察，《大典》目录所载偶有失误之处，我们需要参考《大典》编纂规则，并与正文相参证，对目录中的失误作纠正，然后才能合理地进行复原。


又如，存世的抄本《永乐琴书集成》二十卷在以往多被误认为抄袭《琴书大全》而成的伪书，但据我们考证，《永乐琴书集成》为明永乐初年敕撰之有关琴学的专题类书，随后被整书收入《大典》卷九五一二至九五三四“琴” 字“大明永乐琴书集成”。现存《永乐琴书集成》内容和来源均可靠与真实， 我们完全可以据其复原《大典》卷九五一二至九五三四，这样又可新得《大典》二十卷之内容。


又如，大典本《九国志》几乎每条佚文都标明其在《大典》的出处，注明出自《大典》何卷、何页，我们可以据此复原《大典》卷一八一三四至一八一三七共四卷。而且，通过复原，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出大典本编排顺序是否合理，内容是否完整，所标示的卷次、页码是否正确，等等。例如， 复原后的卷一八一三七应与《大典》原卷内容差不多（共二十余页），但大典本《九国志》中该卷所收北楚将只有一位。从页数来看，该卷不太可能再收他书中的北楚将传，而北楚将传也不太可能收于《大典》其他卷次，且乾隆时《大典》卷一八一三七并无缺佚，但是，《九国志》原书“北楚”部分有两卷之多，不至于只载一位将领的传记，因此，本人怀疑《大典》编纂时原书“北楚”部分可能已有缺佚。总之，参照大典本《九国志》的整理个案，我们可以逐一开展对所有大典本的重新整理：既复原了《大典》的部分内容，又可据复原之《大典》重新检讨和整理这些大典本。


至于《文子缵义》的情况相对更复杂一些，我们需要在复原与研究之 间反复比较。《文子》（共十二篇）为道家重要之经典，在唐玄宗时得诏封为《通玄真经》，也常被简称为《通玄经》。元朝杜道坚为《文子》作解说，成《文子缵义》（又可称《通玄真经缵义》）十二卷，后被收入《正统道藏》。清乾隆年间开馆修《四库全书》，从《大典》中辑出《文子缵义》大部分内容， 复厘为十二卷，并以活字印行，收入《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中。


《文子缵义》是对《文子》的注释（缵义），因此其缵义部分一般会收载在《文子》相应的各篇原文之下。《文子》各篇在《大典》中的收载卷次曾有明确的记录，据《大典》卷一〇二八六“子·道家子书五”载：“《仙传》：……其著曰《文子》，天宝中封为通玄真人，书曰《通玄真经》。其著书一十二篇，一曰道原（详原字），二曰精诚（详诚字），三曰九守（详守字），四曰符言（详言字），五曰道德（详德字），六曰上德（详德字），七曰微明（详明字），八曰自然（详然字），九曰下德（详德字），十曰止（上）仁（详仁字），十一曰上义（详义字），十二曰上礼（详礼字）。”可以看出，《文子》一书在收进《大典》时是完整的，而且各篇分别收载入《大典》相应各字之下。既然如此，《文子缵义》也应该收载在上述各篇之下。


但是，我们检《大典》目录后发现，上述的出处是有一定的问题的。其中符言、上礼、上义、上德、下德、微明六篇的出处与《大典》收载的实际情况是相符的，即《大典》目录相应各字下均明确标明收载此六篇。不过，道原篇此处标为收于原字下，而《大典》目录显示则是收于道字下。可见，前引《大典》卷一〇二八六的记录可能只是《大典》编者原来的设想，但后来又对收载卷次作了个别调整。而且，查《大典》目录，精诚、自然、九守、道德、上仁五篇在上述所标示的各字下并没有收载，而《大典》目录其他字下也没有收载，这是为什么呢？本人推测，这五篇肯定也是收载在《大典》的，而且很可能收在卷一〇二八六所记录的各字之下，但《大典》目录的编者由于疏漏而没有将其在目录中明确标示出来。


虽然《大典》收载了《文子》全书，但四库馆臣只从《大典》中辑出七篇缵义（实则六篇有缵义，一篇只有旧注）：“其精诚、符言、上德、微明、自然、下德、上义七篇，首尾完备，惟道原、十守、道德、上仁、上礼五篇，
原本失载。或修《永乐大典》之时已散佚不完欤？”（《四库全书总目》“《文子缵义》提要”）这又是为什么呢？是收入《大典》时《文子缵义》已有残缺，还是四库馆臣失检所致？现存《文子缵义》各篇均有缵义，且馆臣认为大典本自然篇是首尾完整的，但为何大典本自然篇只有旧注而没有缵义？此外，目前关于《文子缵义》的研究，都没提到有旧注，《正统道藏》本也没有旧注，而且，大典本只有上德、自然、下德三篇有旧注（另，微明篇只有一条旧注）。如果如提要所云，七篇都是首尾完整的，为何只有三篇有旧注呢？ 因此，旧注是否为《文子缵义》原书所有，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总之，我们以大典本《文子缵义》来复原《大典》，确实会遇到很多问题需要解决：《文子缵义》在收入《大典》时是全是缺；《大典》正文所标示的出处并不可靠，而《大典》目录所标示的出处又不全，《文子缵义》有些篇目需要考证其在《大典》的卷次；旧注是否为《文子缵义》之一部分。当然，
通过对大典本《文子缵义》个案的考察，我们对如何确定佚文在《大典》中的位置会有一些新的认识：其一，《大典》正文中的“详某字”的收载位置标示未必可信，因为《大典》正文中的“详某字”是编者初步的考虑，而《大典》目录是据最后的定稿编写的，其所标示的出处更可信。其二，《大典》目录有时并未能完全反映其下各卷的收书情况。这些认识对于研究《大典》、大典本和《大典》复原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上述《文子缵义》的例子进一步证明，如果我们不弄清楚《大典》所引原书及大典本，就无法准确地复原《大典》。因此，我们要将研究与复原紧密结合，边研究边复原，以期实现研究与复原的互相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