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和姓纂》是我国古代谱牒之学的一部专著，因成书于唐代元和七年，故名。作者林宝，唐代史学家，当时就以精通谱牒姓氏之学著称，曾参与修撰《德宗实录》和《皇唐玉牒》。魏晋六朝至隋唐前期崇尚门第，谱牒之学大兴。此书详载族姓世系及人物，旁征博引，所用书籍资料包括古姓氏书、古代史籍以及唐代私家谱牒等，其中很多资料今天已经佚失，仅赖此书以传，所以《元和姓纂》是研究中古史不可或缺的古籍。当代历史学家岑仲勉先生结合了孙星衍、洪莹、罗振玉等人的校勘成果，编成《元和姓纂四校记》一书。除此之外，李慈铭、余嘉锡等都曾对此书详加批注。赵万里曾过录李慈铭、余嘉锡等人批注，并根据《永乐大典》对其进行补充，价值极高。此次，据赵万里批注并过录李慈铭、余嘉锡本予以影印。

序 3

卷一 李  馮 15

洪 18

弓 19

熊  童 20

僮  中 崇  嵩  茙 21

躬 宫  雄  彤 22

公 酆  蒙  紅  鴻 翁 23

通  鬷  種  東里  東方 24

東樓  東郭  東陽 25

東邱  東宫  公石 公士  公山 26

公沙  公孫 27

公伯  公父 28

公成  公齊  公析 公索 29

公祖  公休  公孟  公明  公賓  公正 30

公之 公乘 中行 中英 中野 中壘 31

中黄 桐里 桐門 銅鞮 戎子 終利 32

終古 熊率 熊相  彤 33

宗  冬日 宗正 34

鍾  35

前 言
《元和姓纂》是我國古代譜牒之學的一部專著，因成書於唐代元和七年，故名。作者林寶，唐代史學家，當時就以精通譜牒姓氏之學著稱，曾參與修撰《德宗實録》和《皇唐玉牒》。魏晋六朝至隋唐前期崇尚門第，譜牒之學大興。此書詳載族姓世系及人物，旁征博引，所用書籍資料包括古姓氏書、古代史籍以及唐代私家譜牒等，其中很多資料今天已經佚失，僅賴此書以傳。所以《元和姓纂》是研究中古史不可或缺的古籍，岑仲勉先生稱其：“有能繼軌六朝，網羅百姓，書雖殘缺，大致猶具者，於今唯唐林寶之《元和姓纂》，巋然尚存，非氏族學者所亟宜攻治之書乎！”（《元和姓纂四校記》自序）又説：“未讀《元和姓纂》者，不能讀《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四校記》再序）這個評價是很準確的。
如此重要的一部典籍，原書却失傳已久，清代編纂《四庫全書》時，四庫館臣又從《永樂大典》中輯出，并用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證》補足部分内容，這就是現存的四庫本。但這個版本錯漏仍然很多，當代曆史學家岑仲勉先生結合了孫星衍、洪瑩、羅振玉等人的校勘成果，編成《元和姓纂四校記》一書，是目前校勘《元和姓纂》最重要的學術成果。
現代著名學者余嘉錫先生也曾深入研究此書，他在《四庫提要辨證》卷十六“元和姓纂”條説：“余於庚申歲（按：似應爲壬申歲，下文有詳説），曾取《名賢氏族言行類稿》《古今姓氏遥華韻》《古今姓氏書辨證》《翰苑新書》以輯《姓纂》佚文，凡得四百五十餘條。近見今人岑仲勉所校《姓纂》，其所引書與余同，唯未引《遥華韻》耳……余所爲《元和姓纂校補》八卷，自謂用力頗勤，蠅頭細字，行間幾滿，既無力雇鈔胥，别繕清本，又不能覓刻工付之棗木，將來不知何人以之覆醬瓿，抑或以蠟以蔽車頂，則數年心血付諸流水矣。”據此可知，余嘉錫先生曾有一頗成規模的“校補”，但由於没有付印出版，學界一直未能見到這一研究成果，長期以來認爲余著校補或已失傳，草成此文後不久，得知徐行可舊藏有一部過録余嘉錫校補本《元和姓纂》，現存湖北省圖書館。此本來源明確，是“癸酉冬十有一月廿九日”余嘉錫“命小史録副”送給徐行可的，相比趙萬里本，缺少了“癸酉冬十二月”余氏又利用《遥華韻》增補的數十條，以及陳垣所補的兩頁。詳參趙昱《徐行可舊藏余嘉錫校補文獻價值考論》。
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得好友之介，從某藏家處得到一部批校本《元和姓纂》，細審此書，前人通篇朱墨批校，洋洋灑灑，共有各類校語近四萬字，且有署名余嘉錫和李慈銘的多處題跋，乃是一部前所未聞的重要批本。此本爲清光緒六年（1880）翻刻嘉慶洪氏本，綫裝四册，十卷全，半葉十二行，行二十四字，通篇朱墨批校，無印章。全書批校幾滿，密行細字，字迹極爲精細工整，這種書風我十分熟悉，一見即知其必爲趙萬里先生親筆。此書曾略加修整，第一册封面已新换，後三册則仍保留了舊裝，每册右上角有毛筆書寫的“二”“三”“四”序號字樣，此亦趙萬里藏書特點。我曾藏有任中敏贈送趙萬里的《散曲叢刊》一部二十八册，每册右上角也都有趙先生親筆序號，與此正同。後來仔細翻閲全書，果然在幾處批語中發現了“萬里案”的字樣，趙萬里本人批語都是引用《永樂大典》的有關内容，較易區分。
再細閲全部批跋，知全書除趙萬里先生本人批語外，還過録了余嘉錫和李慈銘二人批語，從數量上看，尤以余批爲多，約三萬字左右。其次爲李批，約數千字，且均加一“（李）”以區分。卷首有余嘉錫長跋四處，因較爲重要，故全文轉録於此，以備參考。
跋一：“戰於滬瀆之歲正月廿八日，假得文津閣四庫全書本宋章定《名賢氏族言行類稿》，并檢《古今姓氏書辨證》及《翰苑新書》以校《元和姓纂》。改正脱誤數千字，補輯佚文數百條，凡十四日而畢，漫志之於此。二月十一日狷翁”（按：余嘉錫號狷庵，此處“狷翁”即自稱）。
跋二：“癸酉冬十二月，假得北京大學所藏巴陵方氏碧琳琅館鈔本《古今姓氏遥華韻》，其書分甲至癸十集凡九十六卷（《愛日精廬志》著録），題臨川布衣洪景修進可編（序題至大元年，蓋元人）。其序自言參用章定《類稿》‘千一百八十九姓’，然其中所引《姓纂》頗有出於《類稿》之外者，即同引《姓纂》亦有異同出入，足以互相參訂，因復取以校《姓纂》，時有創獲，遂録於上下方并采輯佚文附諸補遺之末。惟其引書往往改易原文，不盡可據。如《姓纂》言某朝有某官某人，必改曰某人某官。又每氏之下或連録姓氏典故數條，每條空一格，而於首一條題曰《姓纂》，或於末一條注曰《姓纂》，諦審其文，有似全取《姓纂》者，有似取他書羼入者，疑不能明。今惟慎加采擇，必確知其出於《姓纂》者，始據以校改本書及采入佚文，其他則姑置之。蓋其書體例與章定書不同，故今所采不如章書之多也。狷翁識。《遥華韻》所引古佚書，如《風俗通》《姓苑》之類，與《姓纂》同者，雖不明引《姓纂》，亦間取以校勘，然必曰‘《遥華韻》引某書作某’，庶與明著由《姓纂》轉引者有所區别云。又記。”
跋三：“《遥華韻》於康姓下言‘匡姓避宋諱改匡’，又於彭姓下引《寰宇記》及朱文公語，均連綴於所引《姓纂》之下，不提行亦不空格，蓋其書本兔園册子，而又出於輾轉傳鈔，書手不通文義，往往聯數條爲一章，又或分一章爲數條。亦有采自《姓纂》而失注書名者，今於其羼入之文皆厘剔出之，其不明引《姓纂》者亦從割棄。取舍之間，誠不能保其無誤，然若因此遂疑所引《姓纂》非林寶書則非也。十二月五日夜漏下四鼓記。”
跋四：“乙亥九月吾友陳援庵垣從余假觀此本，以文津閣四庫全書本補洪刻卷六脱文兩半葉各八行，命鈔胥别紙録出見示，因粘入本卷之内。顔黃門曰：‘借人典籍，先有缺壞，就爲補治，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今援庵借人書乃并爲之校讎，其事真可風也。二十日夜嘉錫識。”
綜合以上四跋，余嘉錫從1932年3月4日（戰於滬瀆之歲正月廿八日）開始校補《元和姓纂》，“改正脱誤數千字，補輯佚文數百條，凡十四日而畢”，然後“癸酉冬十二月”又以北京大學藏《古今姓氏遥華韻》再次校補。陳垣則在1935年秋約9、10月間，向余嘉錫借閲了這個校本，并以文津閣四庫全書本補了兩個半葉。前文所引中華書局版《四庫提要辨證》中的“庚申歲”是1920年，可能是“壬申歲”之筆誤。余嘉錫説“近見今人岑仲勉所校《姓纂》”，則應是1948年《元和姓纂四校記》出版以後所言，此時距余校補完成已經十多年，但一直未能出版，所以感慨數年心血將付流水。他閲讀岑書後，説“岑氏意在校讎，非爲輯佚耳”，也的確是實際情況。可以説岑校長於校讎，而余校更長於“補”，余嘉錫將書名擬爲《元和姓纂校補》，亦有此意。此過録本卷末有一條余批“凡補佚文四百三十一條”，《四庫提要辨證》則説四百五十餘條，看來此後又略有增補。
據《元和姓纂四校記》自序，岑仲勉先生開始校訂此書，是因爲“民二十五，見報載牟氏校《姓纂》十數條，念其中訛文極多，非數紙可盡，乃摘其涉姓源處之屬於文字錯誤及顯而易見者，摘校若干，藉便覽讀。……待圖書布置就緒，（時已二十八年初）始續取《全文》、《全詩》、晚近出土唐志及前未得見之典籍，陸續補入之”。但實際上在1935年，岑仲勉就已經有校勘《元和姓纂》的想法了。《陳垣往來書信集》（增訂本）收録了岑仲勉致陳垣書信四十一通，1935年7月18日岑信中就説，“啓郵包，知慨以校庫本見假，如獲瑰寶。……唯庫、洪兩本異同仍未盡明，下舉數端，亟待明教”。庫即四庫本，洪即洪氏校勘本。顯然此時岑仲勉已開始用功於此書，但仍然是初讀階段，對基本版本源流還不夠熟悉。同年9月19日岑信又説，“《姓纂》一書，實有詳注之必要，然兹事固不易言，是在合力”。同年11月7日岑信言，“奉教暨《大典》《辨證》等，始恍然於‘誤入’二字之解釋，緣初未悟《辨證》亦出《大典》也。……《辨證》一册，因順便校一過，如館中暫無需用，能賜觀全豹更佳”。則此時岑仲勉已開始利用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證》以校訂《元和姓纂》了。也大約正在此時，陳垣向余嘉錫借閲了余校本，陳垣在指導岑仲勉的信中是否提到余嘉錫的相關研究，因缺少陳垣去函，現已無法確知了，但有此可能。至少在版本源流和參考資料方面，岑仲勉很可能間接受到余嘉錫研究的影響，所以兩人引書大致相同。
再説趙萬里的批校。他所批數量不多，總共大概幾十條，都跟《永樂大典》有關。趙先生因爲工作關系，曾主持抄寫《永樂大典》并輯佚（劉波《趙萬里先生年譜長編》中有多處相關記載），大概這也是附帶成果之一。四庫館臣從大典輯佚時，疏漏很多，趙校又據大典原本校訂，這些校語基本上都爲岑校所未及，比如卷六“輔氏”條，趙萬里根據《永樂大典》卷一四九一二第四十二頁下輔字韻所引《元和姓纂》，增補數十字，就出於岑校記之外。又如趙批用《永樂大典》卷一九七八四第十二頁下伏字韻引文，增補“乞伏”一條共九十餘字，也是前所未及的成績。
最後再談談李慈銘批語。開始我猜其可能是從《越縵堂日記》中摘録的，對比後發現不是。又查《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得知，國圖正好藏有李慈銘批《元和姓纂》，且已在“中華古籍資源庫”發布，對照書影可知，趙萬里先生正是從此本過録的，近水樓臺先得月，他人的確難有趙先生這種便利條件。李批似乎不太爲世人所知，研究者引用不多。然觀其校語亦有精當之處，不可忽視。因李批全本已經上網，查詢方便，兹不再述。
從劉波《趙萬里傳》可以看到，趙萬里和余嘉錫至少在二世紀三十年代初期就已經認識了，此後兩人交往亦不少。如1931年2月4日，兩人都參加了傅增湘組織的藏園雅集，1933年起，兩人又都在輔仁大學國文系任教，可能就在這段同事期間，趙萬里向余嘉錫借抄了這個批校本，時間上限不早於1935年秋。但因爲没有留下兩位當事人本人的記録，具體情況已不可確知了。
從學術研究的角度講，此趙萬里彙校本似有出版的價值，可以跟岑仲勉先生的校勘成果以及近年新發現的各類曆史資料如墓志等結合起來，整理出一個更完善的《元和姓纂》新版本，以便學術界利用。此次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將其影印出版，功莫大焉！
王東輝
二〇二五年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