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東臨真定北雲中，盤薄幽并一氣通。”五臺山是山西著名的地理標志，更是一張世界級的文化名片。在近兩千年的歲月長河中，全世界的佛門大德、帝王將相、山林隱士、文人墨客和信衆游客們，不辭萬里，不畏艱辛，懷着最爲虔誠美好的願望，梯山航海，奔赴山西，只爲一睹五臺勝境的尊榮，這份榮耀在整個東亞世界的名山中，恐怕是絶無僅有的。
早在遥遠的二十五億年前，作爲地球上最早露出水面的陸地之一，五臺山已經傲然屹立在一片汪洋之中。半由天設，半由人力，五臺山能够獲得後世的矚目，是一代代仁人志士在大美山川間致力營造，并賦予其文化涵義的結果。唐代敦煌文書用這樣幾個關鍵字精準概括出五臺山的地位：山辟最早，境地最幽，靈貺最赫，得名獨盛——這四個詞從時間、空間、宗教、名勝等多個維度，點出了五臺山作爲自然與文化雙重景觀的特有魅力。
當代文化遺産學者的看法與千年前的古人不謀而合。二〇〇九年，五臺山以其巨大的影響力，入選《世界遺産名録》，委員會這樣定義這座名山：“五臺山位於中國山西省忻州市，是中國四大佛教名山之首，以濃郁的佛教文化聞名海内外。五臺山保存有東亞乃至世界現存最龐大的佛教古建築群，享有‘佛國’盛譽。五臺山由五座臺頂組成，珠聯璧合地將自然地貌和佛教文化融爲一體，典型地將對佛的崇信凝結在對自然山體的崇拜之中，完美體現了中國‘天人合一’的哲學思想，成爲持續一千六百餘年的佛教文殊信仰中心——一種獨特而富有生命力的組合型文化景觀。”
自然與人文相融，信仰與景觀相契，五臺山固然是以“佛國”聞名於世，然而登山禮謁者遠不止僧侣，五臺山所承載的文化内涵也不僅僅是佛學。以佛教爲載體和媒介，東亞、中亞、南亞、東南亞的宗教、哲學、語言、文學、建築、繪畫、雕塑、樂舞等多種文化和藝術在五臺山發生了碰撞、融合與新生。因此，這處名山在佛道青黄之間，中原與北族之間，華夏與异域之間，扮演着不同的文化乃至政治角色。不同國度、不同民族、不同教派、不同人群的彙聚，使五臺山成爲理解亞洲信仰世界的神聖空間。
以五臺山爲舞臺的文化交往案例，在歷史上數不勝數。初唐時期，來自南印度的菩提仙那，遠涉流沙，巡禮五臺後，便受日本僧人之邀，東渡扶桑，成爲奈良東大寺僧正，統管日本佛教事務，五臺山在亞洲的文化地位由此可見一斑。來自罽賓國（今克什米爾地區）的佛陀波利尊者，兩度往返絲路，携帶《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而來，在中華大地上掀起了持續數百年的修建石經幢之熱潮。盛唐時期，來自獅子國（今斯里蘭卡）的不空大師在五臺山金閣寺開創漢傳密宗，廣譯佛經，還受到玄宗皇帝之邀，代表大唐朝廷向其國家遞送國書，促進了中斯兩國的友好往來。終唐一代，巡禮五臺的新羅（今朝鮮半島）、日本僧人層出不窮，他們將五臺山文化甚至五臺之山名直接複刻回韓日等國，也在唐朝文化界與政界扮演着重要角色，其中尤以撰寫出“東方三大游記之一”《入唐求法巡禮記》的日本圓仁法師最爲著名。元明以降，藏傳佛教大規模進入五臺山，逐漸形成内地名山中唯一的青廟、黄廟并存之格局，在元明清三代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發展的進程中，五臺山成爲多民族團結凝聚的精神紐帶。出自尼泊爾著名建築師阿尼哥之手的覆鉢式大白塔，更是成爲五臺山今日的標志，它如同暗夜中的明燭，照亮着五臺山的文化融合之光。
正因如此，自唐代以來，歷代僧侣與學者對五臺山的記録和研究層出不窮，誕生了豐富多彩的五臺山文獻，囊括了佛典、碑刻、山志、寺志、縣志、游記、地圖、詩歌、戲劇、楹聯等多種門類。目前圍繞五臺山歷代資料的整理已有大量成果問世，特别是對方志、碑刻等文獻的彙總、校釋等工作仍在持續推進中。不過，由於五臺山文化内涵的多樣性與歷史底藴的深厚，大量潜藏在圖書館中的資料仍需進一步發掘，混雜在諸多叢書中的單篇史料尚未得到應有重視，對於五臺山研究而言，資料的整理仍有許多可做的工作。
基於以上認識，《山西文獻叢編》專門設置了《五臺山卷》，以期進一步挖掘五臺山史料，弘揚五臺山文化。秉持着一貫的編纂原則，經慎重篩選，編委會共選擇了十一種文獻加以影印，具體包括山志三部，縣志兩部，游記四篇，地圖一幅，戲文一齣，兹將其簡况介紹如下。
（一）《清凉山志》十卷，明釋鎮澄修，清光緒間刻本。鎮澄，北京人，俗姓李，曾於五臺山“壁觀三年，大有開悟”，善講《華嚴》，一生著述頗豐，圓寂於五臺山竹林寺。五臺山志的編纂始於唐代《古清凉傳》，此後歷代皆有接續。明正德年間，秋崖法師旁搜廣集，撰成志稿二十卷。至明萬曆年間，塔院寺大白塔重修完工，住持圓廣囑托鎮澄在秋崖志稿基礎上去訛補缺，定爲十卷。該書類目頗有新意，分爲：總標化宇、征釋化主、五峰靈迹、諸寺名迹、帝王崇建、名公外護、菩薩顯應、歷代高僧、异衆感通、名公題咏等十門。清代重刊時增補少量内容。是書名爲山志，實則介乎宗教文獻與方志文獻之間，佛教之教義、神异之傳聞、五臺營建之經過，與歷代名人實録，畢載於一書，内容頗爲詳盡，可謂五臺山志書中承前啓後的一部，對後世影響深遠。
（二）《清凉山新志》十卷，清釋老藏丹巴纂，清康熙間刻本。老藏丹巴，山東人，清順治年間掛錫五臺，奉爲提督五臺山番漢大喇嘛，通曉梵漢藏蒙多種語言文字。順治十八年（1661），在巡撫白如梅支持下，老藏丹巴對明代舊志稍加綴補，初稿已成。康熙西巡五臺山，爲五臺一時之盛事，遂又增補相關内容。康熙三十三年（1694）書成，皇帝親爲製序。該書體例類目與鎮澄《清凉山志》基本相同，内容亦大量沿襲舊志，其主要價值是在前志基礎上增加了明末清初的五臺山資料，書首補充了清代御製碑匾文字。康熙在序言中稱贊該志“詳簡適中，不蕪不支，清凉勝境，可撫卷而得其梗概也”。
（三）《清凉山小志》一卷，清弘晝撰，清乾隆間刻本。弘晝爲雍正帝第五子，封和碩和親王。乾隆十一年（1746）九月，乾隆帝首次陪同皇太后朝拜五臺山，弘晝陪駕，得以遍游五臺黄廟。游歷過程中，弘晝“詢諸各寺山僧，或聞之師傅，或采之經語”，於當年十二月撰成該書。書中主要記録五臺寺院簡况及巡幸之事。由於該書脱胎於作者親身游歷，故而與前兩志的體例迥异。全書僅一卷，不分大類，以寺院爲單元，歷述各寺的地理位置、寺院結構，對康乾兩代帝王的巡幸經歷記載尤詳。因全書體量較小，向不爲人所重視，實則爲研究清代帝王巡幸五臺的一手資料。
（四）《［康熙］五臺縣志》八卷首一卷，清周三進纂修，清康熙間刻本。周三進，字天驤，江蘇淮安人，康熙二十二年（1683）出任五臺知縣。時值全國上下興起修志之風，五臺縣亦於康熙二十六年（1687）春開始修志，同年書成付梓。全書分爲圖畫、輿地、建置、食貨、官政、選舉、人物、藝文等八門。受康熙年間普遍的修志風氣影響，藝文志在書中所占篇幅尤多。《五臺縣志》之修纂雖始於金代，但由於歷代兵燹，清代以前的舊志蕩然無存，康熙志作爲五臺縣現存最早的縣志，具有不可代替的史料價值，此次收入之本爲東洋文庫所藏清康熙間刻本。
（五）《［光緒］五臺新志》四卷首一卷，清徐繼畬初纂，清孫汝明、王步墀續修，清光緒間刻本。徐繼畬，字松龕，又字健男，五臺人，清道光六年（1826）進士，歷任廣西巡撫、福建巡撫、閩浙總督、總理衙門大臣，并爲首任總管同文館事務大臣，以所著《瀛寰志略》聞名於世，開近代風氣之先。咸同之際，徐氏撰成《五臺新志》初稿三卷，第四卷有目無文。光緒六年（1880）、八年（1882），時任五臺知縣孫汝明、王步墀先後在徐稿基礎上進行增補，又經多人補注潤色，最終定稿。全書分爲分野、沿革、疆域、氣候、城池、治所、山水、土田、水利、生計、風俗、名宦、人物、列女、藝文、雜録等十六門，較前志更加該詳。是書歷任修纂者皆爲一時名儒，叙事博洽，行文流暢，地圖精詳，堪稱清代志林之佳作。
（六）《游五臺山日記》一篇，明徐霞客撰，清嘉慶十三年（1808）刻本。徐霞客，名弘祖，字振聲，又字振之，號霞客，江陰人，著名地理學家、旅行家。明崇禎六年（1633）七月，徐霞客離京西行，經河北阜平，入龍泉關，飽覽五臺勝景，至八月出北臺外，前往恒山。與古代常見的重人文、輕自然之游記不同，徐霞客的關注點不在於佛寺，文中對沿途自然風貌的描述頗爲詳細，行文精練生動，述景含情，是五臺山游記中難得的佳作。
（七）《五臺山記》一篇，清顧炎武撰，民國間鉛印《小方壺輿地叢鈔》本。顧炎武，字寧人，昆山人，世稱亭林先生，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樸學家。清康熙二年（1663）游歷五臺，作詩一首，并撰寫此文。顧氏在文中秉持着史學家的嚴謹態度，前半部分糾正前代志書中有關五臺山地理“過侈”的描述，主體部分考證五臺歷史沿革，指出東漢攝摩騰入山之事不實，認爲五臺山佛教真正興盛於北魏，這與現代史學研究的認識是相同的。對於歷代帝王名臣與五臺山相關之事迹，而志書失載者，文中皆予補充。全文對五臺山之由來、特點、歷史變遷、盛衰遭際進行了精確的考證。文章收入王錫祺輯《小方壺齋輿地叢鈔》中。
（八）《扈從西巡日録》一篇，清高士奇撰，民國間鉛印《小方壺輿地叢鈔》本。高士奇，字澹人，杭州人，初入翰林院，常伴康熙帝左右。清康熙二十二年（1682）二月，高氏隨駕出京，巡禮五臺，逐日記録近一月間沿途行踪與見聞。凡山川古迹、人物風土、巡行經歷，皆考證源流，記録詳實。高氏以文名世，該文雖爲游記，兼有鄉土志之性質，文識俱佳，可作爲瞭解清初北京至五臺地方風土的重要資料。文章收入王錫祺輯《小方壺齋輿地叢鈔》中。
（九）《臺懷隨筆》一篇，清王昶撰，民國間鉛印《小方壺輿地叢鈔》本。王昶，字德甫，青浦人，乾隆十九年（1754）進士，官至刑部右侍郎，清代著名文學家、金石學家。乾隆五十七年（1792），王昶隨乾隆帝巡幸五臺，這是乾隆帝最後一次巡禮五臺。該文與高士奇《日録》類似，逐日記載沿途事物，而行文更加簡明。文章收入王錫祺輯《小方壺齋輿地叢鈔》中。
（十）《五臺山清凉聖境諸刹之圖》一幅，繪者不詳，清墨印本。該圖結合了地圖與繪畫的形式，不注比例，僅作示意，以今顯通寺與塔院寺爲全圖核心，展現了大五臺山區域的寺廟與地標。從圖上所標“永明寺”之名推斷，約繪製於明萬曆至清康熙之間。五臺之上，繪有一文殊菩薩像。其上題七律詩六首，分别爲《東臺詩》《南臺詩》《西臺詩》《北臺詩》《中臺詩》《總題詩》，贊頌五臺之勝景與靈迹。圖頂正中鈐有朱印“大五臺山文殊師利法王寶印”。圖上折痕處有少量漫漶剥落。
（十一）《校正京調五臺山》一齣，作者不詳，民國間錦章圖書局石印本。該戲文是民間流傳甚廣的楊家將故事中的一齣折子戲。名爲“五臺山”，實則以“七郎八虎闖幽州”後，父子君臣劫後餘生的對話爲主要内容。經歷骨肉離散後的楊五郎萬念皆空，决定出家五臺山。戲文借五郎之口，描述了戰争之慘烈，表達了歷代忠臣良將難得善終的感慨。該文雖未正面描述五臺山的地物風景，却從側面反映出五臺山在宋遼之間特殊的地緣區位及五臺山信仰在民間文學中的影響，是五臺文獻中頗爲獨特的一類作品。
上述十一種文獻，雖篇幅體例各不相同，但可謂各具特色。或影響較廣，或價值較高，或爲坊間稀見，都有其獨特的文化價值。追本必須溯源，守正方能創新，文獻的收集與整理無疑是學術研究的第一步，在此基礎上才能夯實創造全新學術文化的根基，全面推動五臺山研究的繁榮。
促進學界對文獻的利用、解讀與研究，是我們開展文獻整理工作的目標。經歷兩千年的文化積澱，走過百年來的學術探索，今天我們對五臺這座名山有了更加多維度的探討空間。前賢提倡對五臺山及其信仰進行跨地區、多領域與超文化的探索，現已成爲新的學術潮流與趨勢。對於地方政府而言，擴大歷史文化名山的影響力，加快建設具有文化厚度、文明高度、國際知名度的魅力五臺山，更是責無旁貸的使命。
我們相信《山西文獻叢編·五臺山卷》的影印出版，必將有助於學者們深化拓展五臺山的學術研究，有助於五臺山文脉之延續與文化事業、文化産業的繁榮發展。
郝平於山西大學主樓
二〇二五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