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影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东亚图书馆藏慕氏藏书目而成。此次编辑时特将慕学勋自编、自刊《蓬莱慕氏藏书目》附于书后，并编制了书名索引。“慕氏藏书”的原收藏者为山东蓬莱人慕学勋（1880—1929），涉及经、史、子、集各部。慕学勋去世后，其子将图书出售给加拿大英国圣公会河南教区主教怀履光（Bishop William C. White 1873-1960）。慕氏藏书购买成交后，在北京的美国公使馆退休的海军武官义理寿（Irvin Van Gillis 1875 -1948）招募了十名中国助手为慕氏藏书编目。与中国传统的编目信息比较, 义理寿的书目更加注重对内容的分析, 并通过索引号串联起相关书籍。本书即是义理寿以“多伦多大学中文图书馆”（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Chinese Library）的名义编纂的《慕氏藏书目》。

此书已编索引，无目录。

义理寿编纂中文古籍目录的实践(代前言)乔晓勤

20世纪30年代初，在北京的美国公使馆退休海军武官义理寿（Irvin Van Gillis，1875—1948）招募了十名中国助手为本馆所藏古籍“慕氏藏书”编纂了目录。稿本《慕氏藏书目》共计有43册，分为装订册和活页册两部分。义理寿所编纂的中国古籍目录还包括《葛思德东方藏书库书目》（与白炳骐合编，1941年北京印本，一函四册）。该目录的原始稿本如慕氏藏书目一样，均采用英文打字和中文手写的方式编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现藏有该目录之原始稿本，共计20册。义理寿还曾编纂过《四库全书书名索引》、《天禄琳琅书目索引》（1930？）、《皕宋楼藏书志索引》（1935）、《千字文索引》等。
在来到中国并对中华文化产生兴趣之前，义理寿是一名军人。他以在美国海军服役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1901年义理寿第一次以安纳波利斯号（USS Annapolis）的首席领航员和首席工程师的身份远赴亚洲。1904—1905年，他在东京任美国海军武官的职位。1907—1908年，他转往北京任美国驻华大使馆海军武官。1911—1914年，义理寿继续任职于北京及东京的美国大使馆，并代表伯利恒钢铁公司（Bethlehem Steel Corporation）争取与中国政府的合作，为中国政府创建海军提供钢铁与船只。在短期回国后，1914年9月他作为格罗顿和康涅迪格州的电船公司（General Dynamics Electric Boat）代表及伯利恒钢铁公司的代表再次来到中国。1917年至1919年间，义理寿返回海军，再任美国驻北京公使馆海军武官。1919年底义理寿正式从美国海军退役。
在华工作期间，义理寿利用他外交人员和工业代表的身份，结识了一批杰出的学者、教育家、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商人和传教士。由于他超凡的中文阅读与交流能力，使其成为美国政府在华收集情报的得力人选。从有关的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出义理寿对中国文化的深刻了解及他个人的爱好。1914年义理寿与江苏吴江实业家施肇曾（1867—1945）在北京相遇，在施肇曾未出版的回忆录中提到，义理寿在任美国驻北京公使馆海军武官期间，对中国事物有极大的兴趣。他不仅学会了中文的日常会话，还掌握了书面用语，而且有很多中国文化界的朋友，其中包括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先生。袁先生曾对友人谈起，义理寿可以用放大镜观察手指用力的力度，并能观察出一份文件是否使用了两台或三台打字机打出来。当他把这些技能运用到古籍版本鉴定方面时，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果。他投入大量的时间学习中国历史文化和风俗，了解中国人。义理寿在1920年左右与比他小18岁的中国女子赵玉彬结婚，赵据说出身于满族皇室。义理寿可能也是受到其妻家族的影响，对中国古籍逐渐产生兴趣，开始了书商的生涯。他以赵玉彬的名义在北京购置了家宅并打算在这座古老的都城度过自己的后半生。在北京生活期间，他参加了诸多团体组织的各种社交活动。施肇曾提到，他经常在完全是中国人的聚会中遇到义理寿。美国公使馆也经常请义理寿陪同一些到北京访问的重要客人。自1919年从美国海军正式退役后，义理寿一直留在中国直到其1948年在北京逝世。他曾经试图帮助几个美国造船公司在中国开展业务，但由于当时中国混乱的政局，他的努力并没有取得太大成果，相关的美国公司在中国开展业务也困难重重。义理寿在不同的时期也给中国的政府部门做过顾问，其中包括内阁办公室、海军部、通信部、海巡署等。
义理寿的中国古籍收藏活动是在他与葛思德相遇后开始的。葛思德（Guion M. Gest 1864—1848）是美国葛氏工程公司（Gest Engineer Company）的创始人，该公司与建筑相关的业务范围覆盖北美和亚洲。葛思德长期受青光眼疾病的困扰，在欧美各地尝试各种办法医治，效果一直不佳。在其来华的公务旅行中，葛思德结识了义理寿，义理寿建议葛思德尝试用中医药来治疗他的眼疾，在尝试了“马应龙定州眼药”后，葛思德的病情得到了很大的缓解。虽然服用中药未能达到根治其眼疾的效果，但还是取得了不错的疗效，这使葛思德对中医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把中医类的图书作为其采购中文图书、建立中文图书收藏的最初目标。为购书方便，葛思德在美国银行建立起了一个帐户，来支付义理寿收购中文书籍的花费。中医也许是最初让葛思德对中文善本收藏感兴趣的领域，但一直以来对佛教的兴趣也是他收藏中文图书的主要动因之一。在首批为葛思德收购的善本书中也包含有除医学、佛学外的其他类别的书籍，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葛思德和义理寿收购善本书的背后，有对中华文化更全面认识的动机。义理寿为葛思德在十余年间共购得中文古籍十余万册，其中善本书达1136种，24500册。义理寿曾建议葛思德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把收购的重点放在珍贵明版古籍上，而不必与人竞争专求宋代善本。在葛思德收藏中的明版书中，有约十分之一是明代刊印的珍贵版本，如明惠帝建文元年（1399）所刻的佛经和钱谦益崇祯十六年（1643）所刊印的文集等，均非常珍贵。王重民先生曾指出，义理寿的中国目录学功底非常深厚，他所做的葛思德藏书目录英文批注几乎没有错误，而葛思德藏书本身又是已知海外中国古籍收藏中最重要的收藏之一。以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原印本为例，这套书可能现存只有五套，而义理寿竟可以收集到其中四套（另一套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义理寿以他一如继往的对细节的关注和严格的自律投入到了善本收藏的工作中。他在自己家里设立办公室，并雇用了几个中国人为他工作。凡有他认为有兴趣的古书出现在市场上时，他就会请教相关领域的行家和圈中好友，并对照国立京师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前身）的目录来决定它的价值，在这之后才是对书的购买价格的谈判。他对所购入的每本书都要进行细致的检查，以确定是否需要重新装订或修复强化。
1935年，隶属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收到了加拿大英国圣公会河南教区主教怀履光（Bishop William C. White， 1873—1960）由中国所购得的私人收藏“慕氏藏书”四千余种，四万余册，成为加拿大最早收藏中文图书的学术机构之一。这批图书现分藏于多伦多大学郑裕彤东亚图书馆和皇家安大略博物馆H.H. Mu远东图书馆。“慕氏藏书”的原收藏者为慕学勋（1880—1929），山东蓬莱人，字玄父，曾就读于天津北洋大学堂并于民国元年毕业。毕业后，慕学勋长期任职于北京德国公使馆，共计有17年，其职位是公使馆的中文秘书。网罗庋藏各类古今图书是慕氏的爱好，其收藏活动持续的时间长达20余年，所收集图书的范围以中国古籍为主，遍及经、史、子、集各部。他曾自编、自刊《蓬莱慕氏藏书目》（收录于《中国著名藏书家书目汇刊•近代卷》第31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并印行方宗诚（1818—1888）的《柏堂诗语言行集》。慕学勋去世后，其子因到外地任职，故希望将其父的图书完整地出售。得知此消息后，怀履光认为这一收藏对于刚刚设立的多伦多大学中国研究科目意义非常。于是到处奔走，筹措购书经费。经过洽谈，慕氏后人最后同意将其父的所有古籍收藏以10500加拿大元的价格售卖给了怀履光。慕氏藏书中明版古籍计有230余种，清代乾隆六十年（1795）以前的古籍400余种，历代钞、稿本30余种，另有《增广注释音辩唐柳先生集》《乐书》等被前人分别鉴定为宋版及元版的图书。 稀觏善本约占整个藏书的十分之一。怀履光购得“慕氏藏书”后，即委托义理寿着手对其进行整理、编目。由慕氏藏书中的大多数都有重新制作的函套，且函套上署名的题签在书法风格上也十分的整齐划一来看，有理由相信经义理寿之手的这批图书在赴运加拿大之前在北京也经过了与葛思德藏书相似的处理过程。
日军占领北平后，于1941年命令义理寿搬到山东。但在出发的那天，义理寿突然病倒在火车站，这使得他能够继续留在北京，但也开始了他在英国公使馆的长达近4年的“软禁”生活。1946年2月义理寿恢复自由后，他在给葛思德图书馆的斯旺女士的信中提到日本军人收走了他的藏书、书目、纪录和备忘录等等。这些在日军占领期间丢失的数据也是义理寿的传记中关于他在日据时期个人资料缺失的主要原因。晚年的义理寿在试图找回和整理葛思德图书馆索引目录中度过。在共济会北京分部（District Grand Lodge of Peking）的名单上记录了义理寿于1948年9月1日在北京去世，享年73岁；在美国海军学院校友杂志上也纪录着义理寿于1948年9月2日在北京去世，去世原因及义理寿墓的具体位置都不详。其精心收藏的图书和用于古籍版本目录学研究的大量数据也就此流失，非常遗憾。
义理寿的《慕氏藏书目录》以“多伦多大学中文图书馆”（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Chinese Library）的名义编纂，每一条目下有11项纪录，分别是：索书号（Accession No.）、索引号（Index No.）、书名（title）、分类（Classification）、主题（Subject）、参见（References）、作者（Author）、版本（Edition）、目录索引（Index）、装订方法（Bound in），及注释（Remarks）等项。此书目编纂的时间应为1933年至1935年之间。书目编纂的体例和义理寿编纂的另一套中国古籍书目《葛思德东方藏书库书目》有诸多相似之处。《慕氏藏书目录》共分两种体例：一种是黑色布面现代装订，开本高33.5cm，宽24cm，封面空白，书脊处印有“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Chinese Library”烫金书名及条目顺序号（1—100等）。目录各册均无书名页。第一册在条目开始之前有注释：“由于首100个条目中三种参考书——163-ggez、037-ahhg、167 mhfm——的页码是旧目录中的页码，因此这些页码也出现在新目录中。”一些条目的背后可见水印“Hammermill， Made In USA”，可知此目录是使用Hammermill公司的纸品。该公司是1898年成立于美国宾西法尼亚州的大型纸制品公司。条目均采用印制好的包含上述11项内容的标准格式纸，每叶左边有黑色双竖栏线，右下角有长方格。条目的英文部分为打字机输入，中文用毛笔小楷书写，中英文均为黑色。此种形式的目录共21册。另一种采用三孔活页夹形式，活页夹高29.5厘米，宽24厘米，是美国CPPC公司于二十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生产的“The Superior”品牌的产品。目录条目均用三孔活页纸打字而成，条目仍为11项。项目名采用红色，条目内容为黑色，中文为钢笔书写。此类目录共计有22册。在慕学勋自编的《蓬莱慕氏藏书目》中，编目项目包括：书名、著（注）者、版本、卷（册）数、函套数、备考、编列号数等项。而义理寿编纂的慕氏藏书的编目中所包括的内容则为11项，比慕学勋的目录多四项。与中国传统的古籍编目比较，义理寿的书目更加注重对内容的分析，并通过索引号串联起相关书籍。在古籍版本、年代鉴定方面，义理寿利用其在美国海军作情报官时所积累的经验，掌握了特有的办法和绝活。他曾通过用显微镜鉴定纸的纤维，识别出一本被其它人认定是宋版书的古籍实际年代应为明代。他同时还是指纹鉴定和手写体辨认方面的专家，这一特长对于他鉴定抄本、写本方面大有裨益。在充当职业书商之后，他还对民国时期古书买卖行业内的各种作假伎俩了如指掌。这也是为什么义理寿能够在古书市场上以较低廉的价格购得善本古籍的重要原因之一。例如，他曾用325美元的价格为葛思德藏书购得《永乐大典》三册。
义理寿逐步积累的中文古籍善本目录学的知识受到中国学者的广泛认同和赞赏，其中包括后来葛思德东亚图书馆馆长胡适和中国古籍目录学家王重民。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件中，义理寿提到他编制了一个由梳理上百种不同的中国古代目录而形成的多达40000张卡片的综合目录。这个卡片式目录帮助他更好的从事古籍善本的收购、收藏工作。
二十世纪初当很多汉学家都认为需要建立一套新的中文注音系统的时候，像义理寿这样的善本收藏家们却开始设立独有的中文书籍分类系统。义理寿对裘开明为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现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开发的分类系统并不满意，认为它只是把西方的模式套用在中国文化上。义理寿独立建立的系统更加倾向于中国传统的分类系统。他的索引系统曾受到了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首任主任恒慕义博士（Dr. Arthur William Hummel，1884—1975）的赞赏，作为哈佛燕京学社创始人洪业（William Hung，1893—1980）的友人，恒慕义对此系统的认同似乎在当时更具权威性。按照恒慕义的看法，义理寿的系统是当时唯一重视对单个汉字的索引和对一组汉字索引加以区别的系统。
这套由义理寿创建的索引系统也用在其他一些藏书上，其中包括1934年出版的《办理四库全书档案》，1941年出版的他与白炳骐合编的《葛思德东方藏书库书目》，以及他为《天禄琳琅书目》和《皕宋楼藏书志》做的索引。德国汉学家卫德明（HellmutWhihelm，1905—1990）认为，作为一个新的索引系统，义理寿的索引系统既不要求读者记住繁复的数字编码，也不需要像哈佛燕京索引那样需要对照笔画数索引和威妥玛拼音表来使用。这就使得义理寿的索引系统具有很强的实用性。义理寿索引的数字部分代表著书名的第一个汉字的部首的序号，部首的序号来自《康熙字典》，后面的字母部分代表书名前四个汉字的非部首部分的笔画数，即a代表1、b代表2，以此类推，最后z代表0。例如：《墨海》的编号032–lg，032代表“墨”的部首“土”，“l”是字母表中第17个字母，代表非部首部分的“黑”的笔画数17，“g”代表“海”中的“每”的笔画数7。《古文渊鉴》一书的索引号是30-bzhn，30是“口”的部首编号，字母代表非部首部分的笔画数为2、0、8、14。《补艺文志五种》的编号为145–gozc，145代表“衣”旁，gozc代表非部首部分的笔画数为7、15、0、3。
传统上西方学者所进行的古籍版本目录学的研究和探索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应有关注和重视，这一被认为是纯粹国学的研究领域似乎不太注意域外人士的参与和贡献。义理寿《慕氏藏书目录》提供给我们一次机会来深入观察和分析域外人士所进行的中文古籍版本目录学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