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正义》二十卷，唐孔颖达撰，宋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 楊守敬跋。此本的卷七、卷八、卷十九、卷二十共四卷印本佚去，日本人影钞补足。影钞的底本，据日本学者野间文史研究，是日本弘化四年(一八四七)熊本藩时习馆模刻足利八行本。孔颖达于贞观中受命领衔编撰《五经疏义》，又称《五经正义》。《五经正义》自撰成以来各经经文、注文、疏文均各自单行，故有所谓白文经、单注、单疏本之称。南宋初年，两浙东路茶盐司率先以官府之力合刻经、注、单疏为一书，前后用五十多年时间，完成了五经的合刻。此本《尚书正义》长期流落日本，清光绪十年（1884）四月始由杨守敬购归中土。

目录： 卷一 尚书序 卷二 尧典第一 卷三 舜典第二 卷四 大禹谟第三 卷四 皋陶谟第四 卷五 益稷第五 卷六 禹贡第一 卷七 甘誓第二 卷七 五子之歌第三 卷七 胤征第四 卷八 汤誓第一 卷八 仲虺之诰第二 卷八 汤诰第三 卷八 伊训第四 卷八 太甲上第五 卷八 太甲中第六 卷八 太甲下第七 卷八 咸有一德第八 卷九 盘庚上第九 卷九 盘庚中第十 卷九 盘庚下第十一 卷十 说命上第十二 卷十 说命中第十三 卷十 说命下第十四 卷十 高宗肜日第十五 卷十 西伯戡黎第十六 卷十 微子第十七 卷十一 泰誓上第一 卷十一 泰誓中第二 卷十一 泰誓下第三 卷十一 牧誓第四 卷十一 武成第五 卷十二 洪范第六 卷十三 旅獒第七 卷十三 金縢第八 卷十三 大诰第九 卷十三 微子之命第十 卷十四 康诰第十一 卷十四 酒诰第十二 卷十四 梓材第十三 卷十五 召诰第十四 卷十五 洛诰第十五 卷十六 多士第十六 卷十六 无逸第十七 卷十六 君奭第十八 卷十七 蔡仲之命第十九 卷十七 多方第二十 卷十七 立政第二十一 卷十八 周官第二十二 卷十八 君陈第二十三 卷十八 顾命第二十四 卷十九 康王之诰第二十五 卷十九 衰毕命第二十六 卷十九 君牙第二十七 卷十九 冏命第二十八 卷十九 吕刑第二十九 卷二十 文侯之命第三十 卷二十 费誓第三十一 卷二十 秦誓第三十二

《尚书正义》二十卷，题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南宋初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尚书》是我国最古老的典籍之一，就其内容来看，《尧典》《舜典》记载上古时期的帝王尧、舜的言行，《禹贡》记载大禹治水的事迹，《汤誓》是商汤伐夏桀的誓师之辞，《盘庚》是商代中期的帝王盘庚迁往殷（今河南安阳）的史事，《牧誓》是周武王伐商将战于牧野的誓师之辞，《大诰》是周成王平定武庚及管叔、蔡叔、霍叔“三监”叛乱的誓辞，《秦誓》则是秦穆公三十三年秦军被晋襄公打败于崤之后，秦穆公的悔恨誓辞。涉及历史上的虞、夏、商、周四朝历史。至于各篇写定的年代，多已不可考，大体上是商、周时期形成的。《尚书》一书的编定时间应在春秋时期，据历史记载，孔子用《尚书》作教材教育弟子，对该书有编校之功。学术界认为在《尚书》成书之后，仍然有内容的变化，这是早期典籍文本流传的常见现象。先秦时期，该书的名字是《书》，被多种先秦典籍引用，已经有很大影响。到了汉代，才有了《尚书》这一名称。“尚书”的含义，通行的解释有两种，一是东汉马融的解释：“上古有虞氏之书，故曰《尚书》。”（孔颖达《尚书正义》引马融说）二是马融的高足弟子郑玄的解释：“尚者，上也，尊而重之，若天书然，故曰《尚书》。”（孔颖达《尚书正义》引郑玄说）由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尊奉《易》《书》《诗》等典籍，所以先秦时期就称之为“经”。《庄子•天下》说：“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西汉武帝“独尊儒术”，儒家经典被国家尊奉为“经”，所以汉人有时称《尚书》为《尚书经》。如《汉书•云敞传》：“师事同县吴章。章治《尚书经》，为博士。”也称《书经》。如《汉书•律历志》：“成汤，《书经•汤誓》汤伐夏桀。”又：“武王，《书经•牧誓》武王伐商纣。”宋代以来，《书经》成了《尚书》的又一个通用名称。
《尚书》不仅是研究虞、夏、商、周历史的重要史料，也是一些专门学科或学说的源头性典籍。历史地理学尊奉《禹贡》，五行学说尊奉《洪范》。礼学中的“丧礼”，在《仪礼》中保存的是“士丧礼”，《春秋左传》保存了一些诸侯丧礼，天子丧礼则罕有记载，而在《尚书》的《顾命》篇则系统记载了成王去世的礼仪，是研究礼学的重要文献。《尚书》是我国“政治学”的要典，书中的政治学说十分丰富，可以称之为“帝王之学”“君臣之学”。《尧典》提出的“协和万邦 ”的政治理想，“克明俊德，以亲九族”的政治方略，长期主导了中国的政治观念，是中国政治学的基本特色。
《尚书》的篇数，据记载先秦时有“百篇”。秦朝焚书，济南伏生“壁藏之”。汉朝建国，平定天下，伏生把藏起来的《尚书》找出来，已经残缺不全了，只存二十九篇。《史记•儒林列传》做了这样的记载，是可信的。但“二十九篇”这个篇数，学术界认为实际上伏生传的是二十八篇，西汉时河内女子发现了一篇《泰誓》，献到朝廷，加入进去，成了二十九篇。还有学者认为“二十九篇”是把《顾命》一篇分为《顾命》《康王之诰》二篇而形成的。伏生在齐鲁间传授《尚书》，朝廷还派晁错来从伏生学习《尚书》。后来《尚书》成了官学，就通行天下了。伏生的本子用当时通行的隶书书写，称“今文尚书”。汉景帝的儿子刘余封为鲁王，这位鲁王死后谥“共”（即“恭”），历史上称“鲁共王”。鲁共王在景帝前三年（前一五四）受封鲁王，据《汉书•景十三王传》“二十八年薨”，大约卒于武帝元朔二年（前一二七），这一年是汉武帝即位第十四年。鲁共王在位期间，为了扩大宫室，毁坏了孔子宅，结果从壁中发现了“《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这是《汉书•艺文志》的记载。历史上把这次发现的《尚书》古文本称“古文尚书”。《古文尚书》较之《今文尚书》多出了十六篇。这就出现了《尚书》今、古文并行的局面。总的情况是，《今文尚书》立于学官，属于官学。《古文尚书》在民间流传，只在王莽当政的短暂时期立于学官。但是西汉学者刘歆，东汉学者杜林、贾逵、马融、郑玄都传《古文尚书》，古文之学逐步兴盛，而《今文尚书》在东汉时期反而逐步式微了。在《古文尚书》兴盛的东汉，孔壁《古文尚书》较《今文尚书》多出的十六篇没有流传下来，应当是失传了。
东晋元帝时期，豫章内史梅赜向朝廷献上了孔安国注《古文尚书》五十八篇。这个五十八篇本，有三十三篇与西汉《今文尚书》以及东汉郑玄注本《古文尚书》篇目同。伏生的《今文尚书》本来二十八篇，《顾命》分出《康王之诰》一篇，成为二十九篇。梅氏献上的本子，《尧典》下半为《舜典》，《皋陶谟》下半为《益稷》，《盘庚》分为上中下三篇，加起来就成了三十三篇。这是梅氏献书以前从汉代传下来的部分。梅氏献上的《古文尚书》除了三十三篇与郑玄注本同，还多出了二十五篇：《大禹谟》《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诰》《汤诰》《伊训》《太甲上》《太甲中》《太甲下》《咸有一德》《说命上》《说命中》《说命下》《泰誓上》《泰誓中》《泰誓下》《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陈》《毕命》《君牙》《冏命》（参孔颖达《尧典》疏）。这当中的《泰誓》已不是西汉河内女子发现的那篇，而是梅氏献上的另一个内容不同的篇目。西汉河内女子发现的《泰誓》大约东汉末期失传了。梅氏所献《古文尚书》多出的这二十五篇从宋代吴棫开始怀疑是汉代以后人伪撰的，朱熹进一步加以强调，经过元明清学者不断研究，至清代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惠栋《古文尚书考》，基本上把二十五篇最后确定为“伪古文尚书”。乾隆官修的《四库全书》在《尚书古文疏证》的提要中以官方名义确定了这一结论，并表扬阎若璩“考证之学则固未之或先矣”。梅氏所献《古文尚书》五十八篇有西汉孔安国传（即注），唐代孔颖达《尚书正义》详细考证了西汉刘向、刘歆,东汉贾逵、马融、服虔,西晋杜预均“不见孔传”。他认为孔传本《古文尚书》长期隐而不见，至东晋初梅赜献上朝廷才为世人所知。而宋以来学者则认为孔传非西汉孔安国作，乃是大约西晋人所作，托名汉武帝时的孔安国，历史上称“伪孔传”。二十五篇虽然是汉代以后大约魏晋时人作的，但其写作办法是广泛搜罗古书中引述的《尚书》片段以及其他古书的文句，加以连缀，撰写而成。例如《礼记•缁衣》：“《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资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梅氏所献二十五篇中的《君牙》作：“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礼记》的“资”，梅氏所献《君牙》作“咨”，与上文的“怨”连读为“怨咨”。近年出土的战国楚简《郭店简》《上博简》都有《缁衣》，其文字作“晋冬旨（祁）沧（寒）”。“晋冬”即进入冬天。可见梅氏所献的《君牙》作“咨”，并且与上文“怨”字连读为“怨咨”，是一种误解。在这种误解基础上，把《礼记》的下一句“小民亦惟曰怨”，后面加上一个“咨”字，成为“小民亦惟曰怨咨”，以便与上一句“小民惟曰怨咨”前后文气相承。这种加工改造的痕迹还是看得出来的。战国楚简《缁衣》给我们的启发是：《缁衣》引用的《君雅》原作“晋冬”，后来讹作“资冬”，属于形近之误。西晋时伪造《君牙》的人又误以“怨资”连读，“咨”在《尚书》中常见，《盘庚》有“民咨胥怨”的话，就改为“怨咨”了。梅氏所献二十五篇，行文比较流畅明白，孔颖达也有所觉察，他在《尚书正义序》中说：“古文经虽然早出，晚始得行，其辞富而备，其义弘而雅，故复而不厌，久而愈亮。”从进化论的角度看，这当然与韩愈对《尚书》的体会“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正相反。韩愈指的是三十三篇真《尚书》的文风，孔颖达指的是二十五篇晚出伪《尚书》的文风。他们的真切体会实际上也被宋人拿来作为划分真伪的一个界限。
我们对待梅氏所献《古文尚书》中多出的二十五篇似乎可以这样认识：某些材料依据旧典，部分篇段结撰典雅，意蕴弘深。关于寓意，宋人特别欣赏的“十六字心法”——“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就出自梅氏所献二十五篇之一的《大禹谟》。学术界曾指出，这精彩的四句有两个来源：一是《荀子•解蔽》：“故道经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二是《论语•尧曰》：“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大禹谟》中还有一段明快的大禹誓辞：“济济有众，咸听朕命。蠢兹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贤，反道败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弃不保，天降之咎。”也可以寻出其来源：一是《墨子•兼爱》：“且不惟泰誓为然，虽禹誓即亦犹是也。禹曰：济济有众，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二是《毛诗•隰桑》小序：“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我们可以发现，经过改写，呈现出的特点就是明白畅达，读起来了无障碍，朗朗上口。这就是孔颖达所说的“亮”。主张二十五篇不伪的学者，把这个本末倒过来，认为《墨子》《荀子》《论语》《毛诗序》《礼记•缁衣》来自二十五篇。只要静心阅读这些文字，谁先谁后，还是可以体会的。至于孔安国注，虽然大约出于西晋人手，但注释水平应当高于马融、郑玄、王肃三家的注。陆德明在南朝撰《经典释文》，同时见到马、郑、王、孔四家注本，他选择了孔注，也就是梅氏献上之本。唐代孔颖达作《尚书正义》，也选择了孔安国注本。乾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孔传“根据古义，非尽无稽”。今天回过头来看，孔安国注吸收了马、郑、王的成果，不少训诂暗用《尔雅》《说文》《广雅》，大约是西晋时期《尚书》注本中较好的一种。假如不托名孔安国，那么地位也不见得低于同时代的杜预。
无论基于哪种原因，从陆德明到孔颖达，梅氏所献《古文尚书》逐步取代了以往的西汉以来的今、古文《尚书》，成了权威的《尚书》文本。梅氏所献《古文尚书》掺杂着古体字，唐代卫包奉玄宗之命改成了通行字，唐代刊刻的《开成石经》用的就是卫包改定的经文文本。这个经文文本与后来宋元明清时期的《尚书》经文文本基本一致，所以《开成石经》本算是一个最后的《尚书》定本。这个定本五十八篇，其中三十三篇是汉人传下来的，二十五篇是魏晋间人撰写的。传世的五十八篇文本有伪孔安国注，其中《舜典》的注据《经典释文》说是用王肃注补入的。
孔颖达等人奉命撰修的《尚书正义》，最初文本只有正义，也就是疏，没有孔颖达为之解释的《尚书》的经文和孔安国注。这种疏的单行本叫“单疏”。北宋国子监刊刻过诸经单疏本，南宋国子监又重刻之。传世的是南宋国子监本，日本宫内厅藏一部，已经影印出版。这种单疏本阅读不方便，南宋初年在浙江绍兴的两浙东路茶盐司陆续编刻了经、注、疏三者俱全的本子，这组本子经文半页八行，世称“八行本”。合编的方法是以单疏本为基础，在各节疏文前添上经文、注文。这样，疏文的面貌基本上不变，又添足了经文、注文，是比较理想的办法。八行本《尚书注疏》在中国失传了，日本保存了两部。其中一部在日本足利学校。清代雍正年间，日本学者山井鼎撰写了一部校勘学巨著《七经孟子考文》，经过物观增补，刊印成《七经孟子考文补遗》。其中对《尚书注疏》进行了详细校勘，充分利用了足利的那部宋刊八行本。不久，山井鼎的书传入中国，中国的校勘学家卢文弨利用了山井鼎的成果，对《尚书注疏》进行校勘，取得了很大成就。《四库全书》也把《七经孟子考文补遗》全部録入。其后阮元的《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当中的《尚书注疏校勘记》又全面吸收了山井鼎、卢文弨的成果，从而使中国学者间接利用了八行本《尚书注疏》。日本昭和十四年（一九二五），日本东方文化研究所排印出版了仓石武四郎、吉川幸次郎等十三位学者历时四年之久合作完成的《尚书正义定本》，每卷都附有校勘记。这个定本进一步利用了足利八行本。根据学者的研究，足利八行宋本并非早期印本，而是后来修版刷印本，因修版而造成的错字，不乏其例。日本收藏的另一部八行本《尚书正义》则在大阪私人手中，光绪间杨守敬访书日本，重价收归。这部八行本后来收藏在国家图书馆，《古逸丛书三编》《中华再造善本》先后予以影印。根据影印的杨氏八行宋本，我们通过校勘并对照山井鼎、仓石武四郎等人的校勘记，可以发现，杨本虽与足利本出于同版，但刷印较早，文字讹误少于足利本，可以说是《尚书》的一大善本。如八行本卷二《尧典》疏第三页第十三行：“《伊训》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肆命”二字各本皆同，杨本也是如此，而足利八行本作“伊陟”。山井鼎《考文》指出“肆命”足利八行本作“伊陟”。阮元指出：“郑玄注本无《伊陟》，宋板非是。”日本《定本》也不以“伊陟”为是。足利本这一错误应当是八行本后印修版之误，杨本还保存着修版前的面貌。杨本的卷七、卷八、卷十九、卷二十共四卷印本佚去，日本人影钞补足。影钞的底本，据日本学者野间文史研究，是日本弘化四年(一八四七)熊本藩时习馆模刻足利八行本。
明清以来，学术界使用的《十三经注疏》当中的《尚书注疏》源于宋代又一个文本系统，这一系统也是经、注、疏合本，还加上陆德明《经典释文》，因为多是正文半页十行，历史上称为“十行本”。《尚书注疏》传世最早的宋代合刻的经、注、疏、释文四者合本，是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宋魏县尉宅刻九行本《附释文尚书注疏》，这个珍本台湾也影印了。元代重刊的十行本《尚书注疏》大体可以断定来自这个宋九行本。而明代的永乐本、嘉靖李元阳本、万历北监本、崇祯毛氏汲古阁本，清代的乾隆武英殿本、嘉庆阮元本，又都源于元十行本。我们心目中的《十三经注疏》实际上就是以阮元刊本为代表的基本面貌。我们用《尚书注疏》十行本系统的本子与八行本相比较，发现十行本基本上维护了八行本的结构，只是多了陆德明释文。问题是，从宋刊九行本到元十行本，它们都是坊刻本，讹文脱字明显增多。例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刊九行本《说命中》：“惟天聪明，惟圣时宪，惟臣钦若，惟民从乂。”孔传：“宪，法也。”下面脱注文“言圣王法天以立教，臣敬顺而奉之，民以从上为治”二十字，又脱疏文“传宪法至为治，正义曰……故从乂也”一段五十一字。总共脱七十一字。元十行本、明永乐本、明李元阳本、明汲古阁本都沿九行本之脱。日本山井鼎指出了这条脱文。阮元刊本从元十行本出，当然也脱这七十一个字，他在校勘记中根据山井鼎的成果指出了脱文。而在宋刊八行本中，这七十一个字是完整无缺的。可以说，宋刊八行本是比较精善的经、注、疏俱全的合刻本。杨守敬从日本购归的这一部刷印又早于日本足利学校藏本，虽然杨本《古逸丛书三编》《中华再造善本》先后影印过，但都是线装本，一般读者难以购读使用。现在《国学基本典籍丛刊》影印平装本，可以让这部从日本归来的宋刊八行本《尚书正义》走到寻常读者的书房案头，功莫大焉。因述《尚书》流传刊刻大略，附赘卷前，供读者参考。不当之处，还请指正。
杜泽逊
2017年9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