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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本史通(全二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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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著 者
(唐)刘知幾
定价
¥
50.00
责任编辑
王亚宏
ISBN
978-7-5013-6371-1
出版时间
2019-03-30
版次
B1
印刷时间
2019-03-30
印次
Y1
库存提示
有书
规格
平装,大32开,
丛 书 名
国学基本典籍丛刊
所属分类
史籍史料
中图分类
K092.42
读者对象
广大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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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通》是中国及全世界首部系统性的史学 理论专著,作者是唐朝的刘知几 。全书内容主要评论史书体例 与编撰方法,以及论述史籍源流与前人修史之得失。包括的范围十分广泛,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史学理论和史学批评两大类。史学理论指有关史学体例、编纂方法以及史官制度的论述;史学批评则包括评论史事、研讨史籍得失、考订史事正误异同等。由于《史通》总结唐以前史学的全部问题,因而拥有极高史学地位,对后世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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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目 录
第一册
邓邦述跋……一
史通序……三
史通序录……一三
订阅史通名氏……一五
内篇
第一卷
六家第一……二三
第二卷
二体第二……三九
载言第三……四三
本纪第四……四六
世家第五……四九
列传第六……五二
第三卷
表历第七……五七
书志第八……六〇
第四卷
论赞第九……八一
序例第十……八六
题目第十一……九〇
断限第十二……九五
编次第十三……一〇〇
称谓第十四……一〇五
第五卷
采撰第十五……一一三
载文第十六……一一九
补注第十七……一二六
因习第十八……一三〇
邑里第十九……一三六
第六卷
言语第二十……一四一
浮词第二十一……一四八
叙事第二十二……一五五
第七卷
品藻第二十三……一七五
直书第二十四……一八一
曲笔第二十五……一八四
鉴识第二十六……一八九
探赜第二十七……一九五
第八卷
摸拟第二十八……二〇五
书事第二十九……二一五
人物第三十……二二四
第九卷
核才第三十一……二三一
序传第三十二……二三五
烦省第三十三……二四〇
第十卷
杂述第三十四……二四七
辨职第三十五……二五五
自叙第三十六……二六〇
第二册
外篇
第十一卷
史官建置第一……一
第十二卷
古今正史第二……一九
第十三卷
疑古第三……五七
惑经第四……七三
第十四卷
申左第五……九一
第十五卷
点烦第六……一〇五
第十六卷
杂说上第七……一二七
第十七卷
杂说中第八……一四九
第十八卷
杂说下第九……一六七
第十九卷
汉书五行志错误第十……一八九
汉书五行志杂驳第十一……二一〇
第二十卷
暗惑第十二……二二五
忤时第十三……二四三
题蜀本史通后……二五五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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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中国古代史学历来有开展批评、重视理论的传统,唐代史学家刘知幾撰写的《史通》一书,即是这方面较早的代表作。
刘知幾(六六一—七二一),唐徐州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字子玄。睿宗时,因避太子李隆基音读之讳,故以字行。少年喜《春秋左氏传》,受家学之教,“通览群史”,“与兄知柔俱以善文词知名”,二十岁举进士,被授以获嘉县(今河南新乡西南部)主簿(典理文书、办理事务之官)。刘知幾自武则天长安年间(七〇一—七〇四)至唐玄宗开元年间历任史职近二十年,参与《唐书》《则天实录》《中宗实录》《睿宗实录》以及《姓族系录》的修撰,并自着《刘氏家史》《刘氏谱考》《史通》等书。
一九六一年,中华书局影印出版明张之象刻本《史通》,但发行量不多,现在较难见到。时隔半个多世纪,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为满足有关研究者和广大读者的需要,计划影印明张之象刻本,并保留原书之批校、题跋,同时对《史通》版本流传情况作了简要帮助,足资参考(见《出版帮助》)。这里,仅就刘知幾的史学贡献、《史通》一书的性质,以及《史通》读法,谈一点浅见,供读者参考。
一
刘知幾任职史馆期间,在理论上和撰述上有三件事情对后世史学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第一,揭示当时史馆修史之弊,并把这种弊端概括为“五不可”。唐中宗景龙年间(七〇七—七一〇),朝廷要员韦巨源、纪处讷、杨再思、宗楚客、萧至忠共同监修国史,均可直接干预修史,成为“国史之弊”,具体表现为:一是“著述无主,条章靡之”,“故首白可期,而汗青无日”;二是材料不足,“史臣编录,唯自询采”;三是实录、直书则“见雠贵族”,“人之情也,能无畏乎”;四是“十羊九牧,其令难行;一国三公,适从何在”;五是“监之者既不指授,修之者又无遵奉”,“坐变炎凉,徒延岁月”。因有五弊的存在,致使史馆修史困难重重。刘知幾针对萧至忠的“著述无课”的指责,上书萧至忠揭露史馆弊端并“求罢史任”。刘知幾的这种做法,自然会获罪于某些权贵,但萧至忠“惜其才,不许解史职”。
需要指出的是,刘知幾所揭示的史馆修史之弊,是指他任职时的遭际,并非史馆修史必然存在这些弊端。自唐太宗贞观三年(六二九)设立史馆修史起,历代史馆修史大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不能因刘知幾对武则天、唐中宗时期史馆修史的混乱无序的批评而否定史馆的作用。
第二,回答郑惟忠“自古已来,文士多而史才少”之问,提出“史才三长”之论,成为千古名对。《旧唐书·刘子玄传》记载了这一历史瞬间:
子玄掌知国史,首尾二十余年,多所撰述,甚为当时所称。礼部尚书郑惟忠尝问子玄曰:“自古已来,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对曰:“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籯,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楩楠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脱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自敻古已来,能应斯目者,罕见其人。”时人以为知言。
这一记载表明,刘知幾虽对史馆修史提出尖锐的批评,但他本人在史馆的撰述活动却“为当时所称”。这是上述问对之所以出现的学术基础。
至于刘知幾的答郑惟忠之问,起首几句话,讲得明白而果断,没有任何商讨的口气,即“史才须有三长……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仅就这十五个字的理论价值而言,刘知幾在中国史学史上,足以不朽矣!这是因为:在刘知幾身后一千多年来,直至今日,凡论史家修养者,无人不言“史才三长”。刘知幾答郑惟忠问的其余大部分文字,是用形象的比喻帮助才、学、识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其中包含着朴素的辩证思想。这在当时,或许是更易于为人们所理解的表述方式。
第三,撰述第一部有系统的史学理论著作《史通》。《旧唐书·刘子玄传》称:刘知幾“自幼及长,述作不倦,朝有论著,必居其职。预修《三教珠英》《文馆词林》《姓族系录》,论《孝经》非郑玄注、《老子》无河上公注,修《唐书实录》,皆行于代,有集三十卷”。专书与文集多已散佚,尚存者只有《史通》一书和少许佚文(按:杨翼骧先生曾作细致考察,关于刘知幾的著作,“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除《史通》一书外,只有几篇文章、三篇赋和一首诗了,兹分列于下:论时政得失的表文——即《旧唐书》本传所称‘知几上表陈四事’。分别载于《唐会要》卷四〇、卷六七、卷六八及卷八一,又载《全唐文》卷二七四。《思慎赋(并序)》《韦弦赋》《京兆试慎所好赋》——这三篇赋均载《文苑英华》卷九二《人事门》三、《全唐文》卷二七四。《衣冠乘马议》——载《旧唐书》本传,又载《唐文萃》卷四〇(名《朝服乘车议》)、《文苑英华》卷七六六、《全唐文》卷二七四。《昭成皇太后哀册文》——《文苑英华》卷八三七、《全唐文》卷二七四。《孝经老子注易传议》——载《唐会要》卷七七、《文苑英华》卷七六六、《全唐文》卷二七四。《重论孝经老子注议》——载《全唐文》卷二七四。《仪坤庙乐章》——载《全唐诗》卷九四”(《刘知幾与〈史通〉》,载《历史教学》一九六三年第七期)。)
对于《史通》,两《唐书》作者的看法多有歧异。《旧唐书·刘子玄传》记:“时知几又着《史通子》二十卷,备论史策之体。太子右庶子徐坚深重其书,尝云:‘居史职者,宜置此书于座右。’”《新唐书·刘子玄传》则称:刘知幾“自以为见用于时而志不遂,乃著《史通》内外四十九篇,讥评今古。徐坚读之,叹曰:‘为史氏者宜置此坐右也。’”进而于传末发论道:“何知几以来,工诃古人而拙于用己欤!”从“备论史学之体”到“讥评今古”以至于“工诃古人”,反映了不同时代人们不同的评价。这种情况,在学术史上是常见的现象,而问题在于:哪一种观点或看法,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一九六一年,是刘知幾诞生一千三百周年,为了纪念历史上这位杰出的史学家,当代史学名家和思想家侯外庐、翦伯赞、白寿彝、任继愈、杨翼骧、卢南乔等先后撰文,阐发其学术思想、批判精神和史学贡献,而《史通》自是评论的重点。
翦伯赞指出:“自司马迁而后,迄于唐代,在历史学方法论上,有新的发明者,唯刘知幾一人而已。”又说:《史通》“这部书,是刘知幾的史学创作,也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历史方法论的巨著”(《论刘知幾的史学》,载吴泽主编《中国史学史论集》(二),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版)。白寿彝认为:“总的来说,《史通》的撰作,在于‘以史为主’而阐明治史的通识。这就在理论上和方法上具有着哲学研寻的精神。”(《刘知幾的史学》,同上)以上翦、白二文,着重指出《史通》在理论、方法论上的价值。
杨翼骧认为:“《史通》是一部评论史学的专著,所评论的中心在于历史编纂学。刘知幾撰为此书,在史学史上可说是独树一帜的创作,对后来的研究和编纂工作大有裨益。直到现在,这部在一千二百五十多年前写成的《史通》仍为我们所重视,认为是我国宝贵的史学遗产。”(《刘知幾与〈史通〉》,同上)卢南乔也认为:“今日看来,刘知幾的《史通》总结了在他以前史学的发展,奠立中国史学批评的基础,和在文学领域中的刘勰《文心雕龙》之总结了在他以前文学的发展,奠立了中国文学批评的基础,同样是值得珍视的。需要我们从多方面深入地发掘下去,探讨下去。”(《刘知幾的史学思想和他对于传统正统史学的斗争》,同上)上述杨、卢二文,是着重从史学评论、史学批评领域来判断《史通》的史学价值和历史影响的。
综上,诚如侯外庐所概括的那样:刘知幾的“这些进步思想将永远成为我们民族的精神财富,人类文化的珍宝”(《论刘知幾的学术思想》,同上)。可以这样说,史学前辈对《史通》的分析和评论,是我们认识、研究《史通》的新的起点。
二
由上文所述,可知《史通》内容丰富,史学批评和理论、方法论特质鲜明,且精于历史编纂之历史、流别及问题的分析。我们今天认识《史通》、研究《史通》,大致可以循着这样的路径作进一步的深入探索。这就是说,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视角来观察它、分析它、研究它。
首先,可以认为,《史通》是一部史学批评著作。这是因为,《史通》的史学批评特质尤为鲜明。这主要表现在:
——刘知幾具有突出的史学批评意识。这种意识的形成和强化有三个原因:一则是主观的积累,即“自小观书,喜谈名理”,“流俗之士,难与之言,凡有异同,蓄诸方寸”(《史通·自叙》,下引只注篇名)。二则是客观环境的推动,上文所论“五不可”,主要着眼于制度层面;更重要的是思想层面,即“若《史通》之为书也,盖伤当时载笔之士,其道不纯,思欲辨其指归,殚其体统”,“虽任当其职,而吾道不行;见用于时,而美志不遂。郁怏孤愤,无以寄怀。必寝而不言,嘿而无述,又恐殁世之后,谁知予者。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自叙》)认清楚刘知幾史学批评意识的形成和强化,是看待、研究《史通》的关键所在。三则是学术传统的影响,如刘知幾在《自叙》篇中讲到,《史通》一书“多讥往哲,喜述前非”;又说自“《法言》已降,迄于《文心》而往,以纳诸胸中”云云。清人浦起龙解释说,“此节隐括诸书与《史通》相为吐纳,托出著述本领”,是符合刘知幾本意的。尤其是刘勰《文心雕龙》对《史通》的影响,不论是撰述主旨还是著作形式都极为明显。
——刘知幾关于史书渊源、流别及外部形态的批评。《史通》中的《六家》《二体》和《杂述》是这方面的主要篇目,《六家》《杂述》讲史书渊源、流别,《二体》讲史书的外部主要表现形态,即编年体、纪传体。
——刘知幾关于史书(尤其是纪传体史书)的内部结构即史书体例的批评。从卷二的《本纪》篇至卷三、卷四,是这方面的主要内容。
——刘知幾关于史家著述之文献采撷、历史叙事、文字表述等方面的批评。这主要见于《史通》卷五、卷六、卷八、卷九的论述。
——刘知幾关于作史原则、史家气质与社会责任的批评。《史通》卷七与卷十中的《辨职》《自叙》等篇对此有精辟的论述,尤其是卷七中的《直书》《曲笔》两篇,在强烈的对比中反映出中国史学固有的正气。
刘知幾的史学批评特质主要见于上述《史通》内篇十卷;其外篇十卷,前两卷论述史官制度和“正史”撰述史,末卷名为《忤时》,收刘知幾与萧至忠书,陈述当时史馆之弊,以致修史成为“五不可”。此篇与内篇卷十中《自叙》相照应,反映出作者当时的遭际,也可以说是刘知幾对当时史馆现状的批评。外篇中的其余各篇是杂论前史得失,而《疑古》《惑经》两篇则凸显出刘知幾对儒家经典的批判精神。
其次,可以认为,《史通》也是一部史学理论著作。史学批评的展开,往往引发出理论问题或包含着理论问题的因素;而理论一旦形成,又往往促进史学批评的发展。它们之间存在着辩证的关系。我们之所以说《史通》也是一部史学理论著作,正是因为它在史学批评中包含着一些理论问题或理论问题的因素;反之,因为理论问题或理论问题因素的存在,它的史学批评才更显得深刻。那么,《史通》提出了哪些理论问题呢?
——关于史学社会功能问题。刘知幾在《史官建置》篇写道:
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也则如彼,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
这是从史官的重要性讲到“史之为用”的不可缺少。这是中国史学上第一次从民众的层面和国家的层面,提出史学“其利甚博”的作用。而史学之所以有如此重要的作用,是因为有史官和史官的记载不绝于世,从而为整个社会保存了历史记忆,使人们得以认识历史并通过史书从历史中总结经验教训,为当前的历史进程提供借鉴。
——关于史家的作史原则与社会职责问题。刘知幾指出,正直的史家应恪守“君子之德”,做到“其叙述当时,亦务在审实”,敢于“仗气直书,不避强御”,“肆情奋笔,无所阿容”,以达到“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的目的(《直书》)。他提出史家应具有或追求的三种境界,即:“彰善贬恶,不避强御”,“编次勒成,郁为不朽”,“高才博学,名重一时”,“苟三者并阙,复何为者哉?”同时他针对当时史馆修史的乱象,明确指出:“深识之士,知其若斯,退居清净,杜门不出,成其一家,独断而已。”(《辨职》)这些论述与其“史才三长”说相结合,可谓之系统的史家修养论。
——关于历史编纂的理论、方法问题。《史通》卷二至卷六的许多篇目,都是论述历史编纂(尤其是纪传体史书的编纂)问题,诸如史书外部表现形态及其特点;史书内部结构,包括标目设置,历史断限;他如撰述内容,史料采择,叙事原则,文字表述等。这是中国史学史上最早的历史编纂体系的学说。
——关于史学审美问题。刘知幾指出:“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叙事》)他概括历史叙事的四种风格:“有直纪其才行者,有唯书其事迹者,有因言语而可知者,有假赞论而自见者。”他总结前人在叙事方面的得失,认为值得借鉴的经验一是“以简要为主”,二是“用晦之道”。这是中国史学上首次提出史学审美的观念及审美的标准,联系刘知幾在《自叙》篇中说的“见用于时,而美志不遂”,表明他对史学审美有很高的期待。
——关于史学批评的方法论。刘知幾《史通》以史学批评见长,故在方法论上多有理论色彩,而辩证地看待批评对象是其主要特色。一是对批评作全面看待,指出:“盖明镜之照物也,妍媸必露”,“虚空之传响也,清浊必闻”,“夫史官执简,宜类于斯。苟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斯为实录。”(《惑经》)刘知幾以通俗比喻帮助史官全面看待史实的必要性。二是对前人撰述,不应盲从,指出:“盖明月之珠不能无瑕,夜光之璧不能无纇,故作者著书,或有病累,而后生不能诋诃其过,又更文饰其非,遂推而广之,强为其说者,盖亦多矣。”(《探赜》)这是强调要全面看待前人在批评方面的成就与不足。三是对于批评对象之批评所得到的结论,不可作绝对的看待,这是因为“物有恒准,而鉴无定识,欲求铨核得中,其惟千载一遇乎!”(《鉴识》)这是帮助对于同一事物的批评,总会有不同的结论,因此,不应把其中一种结论作绝对的看待,等等。这些都反映了刘知幾史学批评方法论的辩证色彩。
《史通》作为史学理论著作提出的问题当不止上面提到的这些,而提到的这些问题,当是比较重要的理论问题。
第三,《史通》作为史学批评著作或史学理论著作,都是在史学发展的进程中展开的,这在《史通》一书中表现得十分鲜明。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也可以把《史通》作为一部史学史著作看待和研究。
《史通》内篇开篇写道:“自古帝王编述文籍,外篇言之备矣。”(《六家》)这是指《古今正史》篇而言,即史学发展的主流趋势。上文所论《六家》《二体》《杂述》等篇,是论述史学渊源、流别。外篇的首篇《史官建置》是讲史馆、史官制度。以上数篇大致上反映了史学发展的脉络,可以作为史学史的基本面貌看待、研究。尤其是初读《史通》的朋友,不妨从这里起步。
三
依上文所说,可以从不同的视角来看待、研究《史通》,那么,史学工作者尤其是青年史学工作者以及史学爱好者怎样阅读、研究《史通》呢?在这里,首先要帮助的是,读书之法,人各不同,难得有一个统一的或一致遵循的方法。下面提出的几种阅读方法,仅供对《史通》有兴趣的读者参考。
第一种方法:着眼于编次,依其内容次第逐一阅读。古人著书,常有内篇、外篇之分。一般说来内篇的内容比较重要,《史通》也是这样:如内篇十卷,其中前四卷,讲史书体裁及主要体例;第五、六两卷,讲史料运用的原则和历史叙事的要求;第七、八两卷,讲史家鉴识和史学批评的标准;第九、十两卷,讲该书撰述宗旨、史家贡献及有关杂论。外篇十卷,除着重论述史官制度和正史源流外,主要是对前史的批评、质疑,显示出作者的批判精神。这种阅读、研究的方法,目的在于从宏观上掌握《史通》全书的内容和思想,从而对《史通》有一个整体的认识。
第二种方法:着眼于把握各篇的主题,依篇目次第一一阅读,拟作篇目主题。这种方法,力求用简要、确切的语言对每篇的主旨作出概括。在一定的意义上,这比宏观把握全书内容的阅读有更多的难处,但这种方法如果使用得当,其收获是深刻的和难忘的。这里,为了帮助问题,我们不妨试举几例。如《史通》内篇有《品藻》篇,从字面上看不容易明白,待仔细阅读全篇,可知它是着重讲撰写史书如何处理人物的类聚、连类的问题,于是我们可以在篇目“品藻”之下写这样一句话,即“本篇论史书写历史人物之类聚法或连类法的得失”。如果这样理解不错的话,当你再读《品藻》篇时,就很容易理解本篇的主旨,也比较容易记忆了。又如在《探赜》篇下面,我们是否可以写这样一句话:“本篇讲知人论世,是关于史学批评的方法。”在《摸拟》篇篇目之下,可以写“本篇讲学术继承、发展问题”,等等。这种阅读、研究方法,看似简单,但做起来并不容易,它要求读者尽可能准确地把握有关专篇的主旨或主题,从而做到真正有所理解。当然,只要读者肯下功夫,这种方法说难也不难,关键在于阅读者是否认真思考,而且有毅力、有决心。
第三种方法:着眼于逻辑的思考,依今人对研究历史的认识逻辑来把握《史通》的内容及其内在的理路。如《史通》以《六家》《二体》开篇,以史书的内容和形式阐述史学的起源;以《史官建置》《古今正史》勾勒史学发展大势,以《杂述》补充《六家》《二体》所论,概括史学的多途发展面貌。这五篇,是对史学发展之历史的清理,如果我们以此与《隋书·经籍志》史部结合阅读,或许会有一种比较研究上的收获。
又如《载言》《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例》《题目》《断限》《编次》《称谓》《序传》等篇,是关于史书表现形式的理论,而以纪传体史书的结构、体例为主要讨论对象。读后,可以从理论上进一步认识纪传体史书的局部与整体的关系。
再如《史通》的《采撰》《载文》《补注》《因习》《邑里》《言语》《浮词》《叙事》《核才》《烦省》等篇,是关于文献利用、史书编撰方法和文字表述要求的理论。这里讲到有关史书撰写中的一些技术方面的问题,至今仍有参考价值,而“叙事”问题的提出,表明中国史学对此有久远的传统,这对当前关于“叙事”的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他如《品藻》《直书》《曲笔》《鉴识》《探赜》《摸拟》《书事》《人物》等篇,是关于历史认识和撰述原则的理论。
此外,《辨职》《自叙》《忤时》三篇,是阐说作者的学术经历、撰述旨趣和对史学社会功用的认识。《点烦》是对《叙事》的补充。外篇中的其余各篇,杂评前史得失,是列举更多的实例以证上述各方面问题的理论。这种方法,是把读者的研究、撰述工作同《史通》的论述结合起来,进而在继承中有所创新的一种途径。
顺便说说,如果从史学批评的对象和范围来看待《史通》,我们也可以从这几个方面去把握《史通》全书,即关于史书内容、史书撰述方法、史书体裁体例、史书文字表述、史家撰述原则、史学社会功用等。
《史通》是历史专业“看家”的书,介绍这几种阅读、研究方法,旨在建议读者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一种阅读、研究方法,真正把这个“看家”的书学到手。
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所著《文史通义》有多处论及《史通》一书,可以参考。其《外篇二》中有《读史通》专文一篇,以批评刘知幾评论沈约和裴子野之不当而展开,尤其在怎样慎重对待前人言论的本意及其语境方面,极有启发意义。章学诚还明确申言:“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而人乃拟吾于刘知幾。不知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言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截然两途,不相入也。”章学诚以“史法”与“史意”来表明他同刘知幾的治史宗旨、学术倾向不同,所言甚是。但“史法”与“史意”似难以截然分开,刘知幾因擅言史书体裁、体例,从而使他的许多精辟论述掩盖了他涉及史意的一面;章学诚长于论“史意”,并不表明他不言“史法”,只是二者各具特色罢了。
任何事物都不是十全十美的。《史通》有许多精辟论断,但也存一些可议之处。我曾就《史通》在论述纪传体史书体例时的一些不妥当的提法提出批评,题为《读〈史通〉札记》,指出他的历史见识的缺陷,以及他对体例的绝对化看待致使以体例来剪裁历史的倾向(见《史学史研究》一九八二年第二期)。
《史通》问世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后人阅读《史通》遇到一些困难,一是此书用骈俪文写成,二是此书用典太多。明人郭孔延作《史通评释》、王惟俭作《史通训故》,清人黄叔琳作《史通训故补》,分别对《史通》作了注释并有所评论。上海古籍出版社于二〇〇六年出版了以上三书的影印本,合为一册,查阅方便。清人浦起龙在前人评释的基础上作《史通通释》,较为完备。一九七八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王煦华先生点校的《史通通释》,流传了三十年之久;二〇〇九年,又有修订本面世,方便学人甚多。人们阅读、研究《史通》,以上四书均可参考,尤以浦起龙的通释本最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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