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西夏文珍贵典籍史话》除介绍国内的西夏文珍贵典籍外，同时也要介绍藏于国外的西夏文珍贵典籍。这一方面是因为藏于国内外的西夏文典籍有着天然的时代和内容联系，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只有了解藏于国内外的主要西夏文典籍，才能对已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西夏文典籍的内容、价值及其在西夏典籍中的地位有全面、深入的理解。西夏文典籍作为中国古代一个重要王朝的知识载体，它们的形成、面世、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会有不同的故事；它们随着西夏古国神秘地消失，在几个世纪之后又重现世间，又会有新的故事；这些古籍重生后，怎样被当代人破解、认识，包括作者考察、研究时的耳闻目睹，又会产生更新的故事。本书想通过这些故事向读者展示西夏文珍贵典籍，使读者通过这些典籍了解历经沧桑的西夏文化，进而了解神秘的西夏社会历史。

目　　录

《中国珍贵典籍史话丛书》序 1

前 言 1

第一章 神秘西夏 1
第一节 西夏兴衰 1
一、被迫北迁 2
二、初建政权 3
三、立国大夏 5
四、母党专权 6
五、中期昌盛 7
六、晚期衰亡 8
第二节 西夏社会 9
一、多民族王朝 9
二、多经济类型 9
三、多宗教信仰 10
第三节 西夏文化 12
一、语言和文字 13
二、番礼和汉礼 15
三、儒学和科举 16
四、文学和艺术 16
第四节 典籍存没 18
一、西夏文典籍 18
二、元代的西夏文典籍 19
三、西夏文典籍的式微和湮没 23

第二章 惊人发现 27
第一节 清代张澍发现西夏凉州碑 28
第二节 居庸关刻石不明文字的探讨 31
第三节 近代第一部西夏文典籍的面世 34
第四节 俄国探险队两进黑水城 38
第五节 英国探险队步尘拾遗 43
第六节 瑞典、日本、德国、美国的收获 45
一、瑞典 45
二、日本 47
三、德国 49
四、美国 51
第七节 中国早期的收获 52

第三章 初露真容 57
第一节 国外早期的译介 57
第二节 中国学者的探寻 61
第三节 《西夏文专号》的披露 63

第四章 寻真觅宝 67
第一节 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文献的整理与修复 67
第二节 国内西夏文文献的发现和考察 75
一、敦煌的收获 75
二、故宫博物院所藏和保定寺庙遗址所出 77
三、西夏故地考察 80
四、黑水城的新发现 87
五、绿城的新发现 91
六、宁夏被炸方塔的劫余 93
七、敦煌莫高窟北区的发掘 96
八、宁夏山嘴沟石窟的秘藏 101
九、河西走廊的不断发现 104
第三节 海外寻宝 109

第五章 魂归故土 114
第一节 中俄合作会谈 114
第二节 四次赴俄聚珍 115
第三节 编纂新得 121
一、发现了新的文献 121
二、补充新的叶面 123
三、确定文献题名 124
四、断定版本时代 126
五、确定文献类别 127
六、鉴别书籍版本 128
七、缀合散乱叶面 131
第四节 英、法、日藏西夏文文献的出版和考察 135

第六章 国内聚珍 140
第一节 《中国藏西夏文献》出版 140
一、准备过程 140
二、顺利出版 143
三、新的收获 145
第二节 西夏文珍贵古籍名录 150

参考文献 157

后 记 165

前  言


自2007年国家实施“中华古籍保护计划”以来，全国古籍保护工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评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成为其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对古籍保护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我有幸参加了其中的部分工作，并受邀成为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参与《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入选标准》的制定，先后主持了第一至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中少数民族古籍的入选评审工作，也参与了《少数民族珍贵古籍入选标准》的制定。六年来，共评选出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皆由国务院正式公布。其中包括少数民族文字珍贵古籍908部。
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善本作为国家珍贵古籍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次与汉文古籍善本同时公布，是全国古籍保护工作的一个新的亮点，是国家弘扬少数民族文化的有力举措，是少数民族文化繁荣发展的一件带有标志性的大事。
西夏文古籍在少数民族文字古籍中颇具特色。它们是已经消失了七八个世纪的古代西夏王朝的文化遗存，承载着神秘的西夏古国的历史文化，是填补西夏历史缺载的重要资料，蕴含着大量有待破解的科学难题。
西夏文典籍随着西夏王国的沉沦逐渐被历史的烟尘湮没，至近代才有部分典籍出土，特别是1908、1909年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黑水城遗址所出大批量西夏文献，使之跻身于中国20世纪四大出土文献行列（其余三种为殷商甲骨文、战国秦汉简牍、敦煌遗书）。西夏文古籍的破土而出，改变了西夏文献稀缺的局面，催生了一个新兴学科——西夏学的诞生。
西夏学由“绝学”逐步向“显学”方向发展，多得力于考古发现的西夏文典籍。死而复生的西夏文典籍因其直接显示西夏社会面貌而受到学界的青睐。几代西夏学专家勤勉开掘，推波助澜，使西夏学由过去的死水微澜逐步形成风生水起的可观局面。
已经发现的西夏文古籍大多流失海外，多为20世纪初国外的所谓“探险队”所盗掘。俄国科兹洛夫（П.К.Кoзлoв）在黑水城所获为最大宗，盗运至圣彼得堡，今藏俄国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英人斯坦因（A．Stein）步科兹洛夫后尘，也到黑水城盗掘，所获亦丰，今藏于英国国家图书馆。只有1917年在灵武县（今属宁夏银川市灵武）发现的一批西夏文佛经，大部分辗转入藏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使国家图书馆成为国内入藏西夏文文献最多之处。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文物考古事业的发展，西夏文古籍不断出土，特别是西夏故地宁夏、甘肃、内蒙古、陕西等地都陆续发现了西夏文典籍。
存于国内的西夏文典籍尽管不如藏于国外的西夏文典籍数量大、品类多，但也有相当的数量，约有一万叶，涉及世俗、宗教很多门类，具有很重要的学术和文物价值。这些古籍还有一个特点，即时间跨度长。出土于黑水城、藏于俄国和英国的西夏文古籍皆为西夏时期，而藏于国内的西夏文古籍，除西夏时期以外，还有大量西夏灭亡后蒙古国、元朝的典籍，甚至还有西夏灭亡两百多年后明代中期的典籍，其时间跨越4个世纪，这对了解西夏及后西夏时代的历史文化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西夏文典籍无论是藏于国外的，还是存留于国内的，都是几百年前的文化遗存，都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不用说整本、整卷的文献，就是那些残叶、残片，甚至可以说片纸只字都可能承载着古代的文化信息。像西夏文典籍这样历史久远、已经成为“死文字”的古籍，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比例是比较高的。假若我们评审《珍贵古籍名录》的范围扩大到流失于海外的文献，那么存于俄国、英国、瑞典、法国、德国、日本等地的绝大部分西夏文文献都会进入《珍贵古籍名录》的行列。现在我们评审《珍贵古籍名录》的遴选范围是藏于国内的部分，因此进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西夏文典籍仅仅是西夏文古籍的一小部分。
这本《西夏文珍贵典籍史话》除介绍国内的西夏文珍贵典籍外，同时也要介绍藏于国外的西夏文珍贵典籍。这一方面是因为藏于国内外的西夏文典籍有着天然的时代和内容联系，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只有了解藏于国内外的主要西夏文典籍，才能对已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西夏文典籍的内容、价值及其在西夏典籍中的地位有全面、深入的理解。
西夏文典籍作为中国古代一个重要王朝的知识载体，它们的形成、面世、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会有不同的故事；它们随着西夏古国神秘地消失，在几个世纪之后又重现世间，又会有新的故事；这些古籍重生后，怎样被当代人破解、认识，包括作者考察、研究时的耳闻目睹，又会产生更新的故事。本书想通过这些故事向读者展示西夏文珍贵典籍，使读者通过这些典籍了解历经沧桑的西夏文化，进而了解神秘的西夏社会历史。
我自1962年大学毕业后，考上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民族研究所西夏文研究生，至今已过半个多世纪，可以说半生与西夏学打交道，与西夏文典籍结下了不解之缘。
第一次接触的便是西夏文—汉文对照的词语集《番汉合时掌中珠》的抄印本。那是1962年我刚刚读西夏文研究生时，当时对西夏文为何物茫然不知，老师王静如先生让我抄写此书，并以此为学习西夏文的读本，此书便成为我进入西夏学殿堂的启蒙书籍。在学习期间看到1932年出刊的《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西夏文专号）》以及其他一些有关西夏文典籍论著中的西夏文文献影印件。
1964年，我参加本所与敦煌文物研究所合作考察莫高窟、榆林窟西夏洞窟的工作，在那里见到1959年在莫高窟对面山上一个塔中发现的几部西夏文佛经，包括出图本《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和《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西夏文典籍原本。这些西夏文文献后被列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文革”的浩劫终止了新中国成立后起步不久的西夏学研究。在河南“干校”时我意识到“文革”已难以为继，工作秩序迟早会恢复，便于1971年默默地开始恢复了西夏学研究，仔细研读《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西夏文专号）》。1973年仍是“文革”动乱的岁月，我开始系统地收集西夏史料。当时利用几个月的时间，到北京图书馆去阅览藏在那里的上百件西夏文典籍，先后见到大量不同类型的、散发着古书气息的珍贵文献，带着激动、渴望的心情阅读，收获颇丰。这批文献绝大多数被列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1975年我所在的“学部”开始恢复业务工作。这年秋天我和同事白滨了解到河北保定出土西夏文经幢的消息，到那里进行了考察，算是为以后的长途考察热身吧。这一时期还在罗福颐先生的帮助下，到故宫考察存在那里的西夏文物，不仅见到了西夏文铜牌、铜印、铜钱等实物，还看到了难得一见的一卷明代西夏文经卷《高王观世音经》。这些文献不仅为西夏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同时也让世人知道西夏灭亡两个世纪之后，还有西夏后裔传承，并仍在使用本民族的文字。
1976年“批邓”甚嚣尘上时，我和同事白滨离开北京到西夏故地调查。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文物考古事业的发展，西夏文献、文物也不断出土。仅文献典籍而言，1952年在甘肃武威天梯山石窟发现一批西夏文文献，1959年在莫高窟附近的塔中发现了重要的西夏文文献典籍，1966年在炳灵寺石窟发现一些西夏文文献残叶，1972年甘肃省武威县张义公社的小西沟岘一个山洞中，发现一批包括西夏文文献在内的西夏遗物。为了熟悉西夏的地理环境，也希望实地考察西夏故地的西夏文典籍和其他文物，我们开始了这次艰难而有兴致的考察。我们从1976年6月出发，自东而西一路从山西入陕西，从铜川入陕北，自延安向北进入西夏故地，一个县一个县地考察。我们从定边县过盐池，进入宁夏，那里的西夏遗迹更多，我们走访了银川南北一些地区，北越黄河，南穿贺兰山。从宁夏进入甘肃，从兰州西北穿行河西走廊，先后考察武威、张掖、酒泉等地，这里原是西夏重要的一翼。后来我们更远涉戈壁，进入巴丹吉林沙漠，考察到了向往已久的西夏黑水城遗址。这里不仅有动人的神秘传说，有独特的风情，还曾出土过震惊世界的大批西夏文献、文物。此外，我们还向西北进入哈密，从西南走到西宁，踏查了西夏的边界。
这次历经3个月的实地考察，使我们眼界大开，用脚步丈量了西夏，亲手触摸了西夏，收获满满。我们在西安市文物管理所意外地看到了西夏晚期泥金写经，绀纸金书，十分抢眼，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高贵的典籍。在银川市见到宁夏博物馆和罗雪樵先生收藏的活字本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在甘肃省博物馆见到了多种出自天梯山和武威小西沟岘山洞中的西夏文古籍，既有世俗文献，也有佛教文献。此外还发现了张掖的黑水建桥碑和酒泉的也可达鲁花赤世袭碑等重要文物。
“文革”后，西夏学研究随着“科学的春天”而恢复发展，由于研究工作的进展，西夏学研究成果不断问世，我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也成为西夏学研究的重要基地。我和西夏也结下了不解之缘。
此后，全国各地西夏文献又有新的发现。1983年甘肃省景泰县五佛沿寺石窟北壁维修时从填土中清出几件西夏文佛经残叶。1983、1984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黑水城进行全面考察，发现了很多西夏文、汉文文书，这又是一批类型多样、价值不菲的重要文献。1987年甘肃省武威市新华乡缠山村发现一批西夏文献，共有34件。1987年甘肃省安西县（今瓜州县）文化馆工作人员在东千佛洞泥寿桃窟采集数件西夏文献。1988至1995年，敦煌研究院对莫高窟北区洞窟的整理发掘中，发现了不少西夏文献，藏于敦煌研究院。1991年在宁夏贺兰县拜寺沟内方塔塔心座中也发现了西夏文献数十种。2005年在宁夏银川市贺兰山东麓山嘴沟石窟又发现了一批西夏文文献。这些珍贵的西夏文文献我差不多都先后整理过。这些不同地点、不同类型、不同内容的西夏文献，给西夏历史文化填补了新的资料，增加了新的亮点。
1986年7月受日本学术振兴会的邀请，由我所杜荣坤、我和张承志组成了中国民族史访问团到日本做学术访问。可能我们是第一个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的研究民族历史的学者，当时日本很多涉及中国民族史和少数民族古籍文献研究的著名专家都接待了我们。其中在东京有榎一雄、护雅夫、江上波夫、长泽和俊、斯波义信、镰田茂雄、池田温、小泽重男、冈田英弘、吉田顺一等，在京都和大阪有藤枝晃、羽田明、河内良弘、神田信夫、佐藤长、西田龙雄、竺沙雅章、间野英二、山田信夫、佐佐木高明、畑中幸子、若松宽、冈崎精郎等多位教授，以及当时的青年才俊梅存坦、高田时雄等。当时我们与日本诸位学者都强调指出少数民族古籍对民族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并交流经验。因为我研究西夏的原因，专家们还特别让我看了日本所藏的部分西夏文献。
1987年我去苏联作短期访问，重点是考察入藏在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后改名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今为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的黑水城出土文献。当我在该所手稿部看到用12个高大、宽厚的书柜储藏的西夏文典籍时，不仅为西夏遗存的丰富而喜悦，也为中国珍贵典籍流失海外而伤感。当我打开这些还带有黑水城沙土的陈年古籍，阅读其中的文字时，像是在翻阅西夏的历史篇章，甚至像在直接与西夏人对话，心情十分激动。后来经过中俄双方的多次联系，在1993年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和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达成合作协议，出版藏于该所的全部黑水城文献，定名为《俄藏黑水城文献》。由我牵头组团的中方人员于1993、1994、1997、2000年4次赴俄进行整理、登录和拍摄工作，我们都为这批珍贵典籍的巨大数量和珍贵价值所震撼。现在这些为学术界所瞩目的文化瑰宝已陆续公诸于世，按计划要出版30册左右，从1996年至今已经出版8开本精装《俄藏黑水城文献》24册。这批古籍的出版，为西夏研究提供大量崭新的、重要的资料，为西夏学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俄藏黑水城文献》陆续出版后，我又开始考虑藏于国内出土西夏文献的出版问题。国内所藏的西夏文献，不仅内容十分丰富，还有时间和地域的特点。这些文献时间跨度长，涉及西夏时期、蒙古国、元代和明代，前后历经400多年，不像黑水城西夏文文献基本上是西夏时期。另外，这批文献涵盖地域宽，分别出土于宁夏、甘肃、内蒙古、陕西、新疆以及北京、河北等地，几乎包括了原西夏所辖整个地区以及西夏灭亡后西夏后裔的部分活动地区。这些西夏文献分藏于全国各地，分属不同系统，专家们查找、使用极不方便。后与宁夏大学校长陈育宁、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院长杜建录、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主任高国祥多次研究，并与国家图书馆等存藏西夏文献的部门协商，计划出版国内出土的西夏文献。后由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联合国家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等二十几家文博、研究单位，共同合作，结集出版国内藏西夏文献，使这些珍贵古籍集中重新面世，化身千百，便利了学界专家们使用，推动了西夏学研究。更令人高兴的是，在编辑《中国藏西夏文献》过程中，等于做了一次出土西夏文献普查，又新发现了一些文献，如新发现了一批物品账、钱物账、粮物账、借贷文书、卖地契、卖畜契、告牒文书、军籍文书、诉讼文书等社会文书；又如在内蒙古博物馆发现缝缋装写本西夏文《佛顶无垢总持》，在国家图书馆发现西夏文泥活字印本《大方广佛华严经》和《大乘本生心地观经》，在故宫博物院发现活字本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在甘肃省博物馆发现木活字本《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普贤行愿品》等。《中国藏西夏文献》的出版，为此后遴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西夏文部分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由于西夏文献时代较早、内容稀缺，因此《中国藏西夏文献》中的绝大部分古籍先后列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之中。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法学部的支持下，我于2010年9月专程访问了藏有西夏文文献的英国、法国、德国、瑞典四国。在英国重点访问藏有斯坦因掘获大量西夏文文献的英国国家图书馆。该馆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不仅在阅览室、工作室阅览西夏文文献，还在地下书库查阅西夏文古籍，和出土于中国的佉卢文、藏文、回鹘文等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在法国参观了藏有西夏文典籍和西夏文物的法国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在德国访问了存有西夏文文献的柏林印度中亚博物馆和柏林州立图书馆，查阅了所藏西夏文文献，还访问了德国科学院吐鲁番研究中心，与著名的茨默(Peter Zieme)教授等专家座谈，并查阅了多种回鹘文文献。在瑞典专门访问了位于斯德哥尔摩市郊区的斯德哥尔摩民族学博物馆，在哈坎（Hakan）博士的接待下，阅览了该馆存藏的多种西夏文古籍。翌年，受法国科学院的邀请，我出席了在巴黎举行的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同时和敦煌研究院樊锦诗院长、彭金章教授等一起访问了法国国家图书馆，在那里除阅览了很多敦煌遗书外，还特别调取了伯希和所获藏于该馆的西夏文典籍，并再一次访问吉美博物馆，专门查阅存于那里的西夏文泥金写经《妙法莲华经》。这两次欧洲之行收获很大，亲眼目睹了这些流失海外的珍贵西夏典籍，其中有些可能是第一次被中国西夏研究者阅览。
2011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和科研局的支持下，经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西夏文献文物研究”被立为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由我忝任首席专家。根据全国社科规划办要求，我们组建了项目专家委员会，认真组织项目实施，整合全国相关西夏研究学术力量和资源，为取得高质量的创新研究成果，按计划开展各项工作。项目计划内容包括搜集、整理、出版西夏文献和文物；建立西夏文文献资料库和西夏研究网站；利用丰富的新资料出版一批研究成果，在相关领域有所创新，打造精品力作；培养一批西夏研究人才，包括招收博士生和硕士生、举办西夏文学习班、读书班进行培训；召开不同类型的学术研讨会，推动西夏研究深入展开。项目开展近三年来，各方面工作都有较大进展，仅在西夏文文献整理、研究方面就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对西夏珍贵古籍的整理更加细致，研究工作更加深入，对西夏语文辞书、历史法典、医书药方、佛教经典、社会文书、翻译著述等分别作了专题或综合研究，取得了新的成果，这些成果已经或将要出版。这些工作不仅使我们提高了对西夏珍贵古籍的认识，而且对这些典籍做了更深层次的利用和挖掘。
此次《中国珍贵典籍史话丛书》编委会邀我撰写《西夏文珍贵典籍史话》，我想一方面基本按时间顺序介绍西夏文珍贵典籍的发现和研究过程，另一方面将国内外重要西夏文文献做简明介绍，并通过自己实地调研西夏文文献的经过，进一步讲述其文献价值和个人感受，以飨读者。其中有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2015年2月4日
于北京南十里居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