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民國前後社會動蕩不安，新舊觀念交替，本土文化也處在中西交匯、古今交融的特殊歷史當口。這一時期在多元政治角力和多方社會力量博弈的推動下，大衆傳播媒介迅速發展，上海、北京、天津、廣州、武漢等近代化大都市都出現了許多報紙，其形式包括日報、晨報、晚報、新報、小報、商報、導報、周報等，一些報紙刊名也“直言”自身的立場和主張，如《正言報》《大美晚報》《新中國報》《益世報》《國民公報》《黨軍日報》等等。鴉片戰争之後，近代印刷業開始興起，“技術的新手段，經營的新方式，出版物的新内容，出版觀的新調整，出版職業的新確立，出版體制的新變遷，出版布局的新轉移，出版文化的新遞演等，都是出版近代化内涵中的重要元素”（吴永貴：《民國出版史》，福建人民出版社，二〇一一年，第一頁。）。國門漸趨打開，帶來核心都市報業的繁榮，而報業的繁榮使信息交流與媒介傳播日趨活躍、頻繁，這是促使近代中國破除沉疴發生翻天覆地變化的重要誘因之一。正是現代出版業的崛起加速了古老封建中國的近代化轉型，一種看似無形的社會“公共性”逐漸醖釀成形，而這種“公共性”隱含的各種文明要素伴隨西學東漸，在觀念、制度、法律和教育層面“浮出水面”，成爲中國社會邁向近代的新上層建築的“規約”，它們從各大都市廣泛輻射開來，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二十世紀上半葉變革中國在現代化進程中的獨特風采。
早期報紙作爲新聞傳播的工具，架起了社會各界之間溝通的橋梁，也扮演了政治代言、社群發聲和文化資訊的功用，故其不可避免地代表了不同階層、黨派、族群和利益集團的立場，也成爲不同性别、年齡和身份讀者關注的對象。然而，不管一份報紙的意識形態立場如何，所代表的政治立場怎樣，藝術都是其彰顯時尚、消弭對抗和輸出審美趣味的絶佳方式，因而早期中國報紙大都把電影、戲劇等藝術副刊當作報業經營的重要組成部分。比如《上海亞細亞日報》一九一五年九月十日創刊，創刊伊始該報就推出了欄目《戲劇叢譚》，而且該欄目一直出版至一九一六年六月十一日報紙停刊。北京《大中華自治公報》也在一九二一年四月創刊之初即設立《華影》副刊，每日刊載電影資訊以滿足讀者需求。各報在經營電影戲劇副刊時，往往會根據市場變化和讀者需要靈活調整副刊名稱和重點，與時俱進更新自己的影劇欄目。比如被稱爲“資産階級改良派報紙”的《時事新報》一九〇七年十二月五日創刊，一九二三年四月創辦了《影戲周刊》副刊，其後，該報發表電影、戲劇方面文章的副刊，先後有《電影周刊》（一九二七年）、《戲劇運動》（一九二八年）、《游藝》（一九三〇年）、《戲曲與電聲》（一九三二年）、《電影》（一九三二年）、《影劇》（一九四七年）等等，顯示出《時事新報》對視聽表意媒介的持續關注。與此同時，民國新聞出版業對電影、戲劇藝術大衆化、複合性的理解也是極其普遍的，這從這類副刊的豐富樣貌中可見一斑。其時不僅“影戲”“影劇”概念的使用十分普遍，而且不少報紙將電影戲劇與休閑、娱樂混爲一談，比如其時《藝林》《游藝叢刊》《影光》《詩、劇、文》《别一洞天》《春秋副刊》《大觀》《游藝場》《另外一頁》等名目的文藝副刊，都刊載了不少電影、戲劇的介紹和評論，魚龍混雜、七嘴八舌且“千姿百態”，凸顯了民國“大衆文化”的典型特質。
或許有人會問，清末民初生計問題、職業問題、婚姻問題等社會大事，遠比電影戲劇更重要，爲何近代中國報業會出現如此多的電影戲劇副刊呢？究其原因，可以説這一現象的産生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首先是思想文化變革的時代氛圍和歷史需要。五四前後，副刊成爲文學革命和知識啓蒙的平臺，一些先知先覺者以文藝方式發聲，《晨報》副刊、《民國日報·覺悟》等影響力快速遞增，這也讓當時的報紙副刊形成了偏重文藝性、知識性的傳統，從而爲電影戲劇副刊的發展營造了特定氛圍，使其發展獲得了思想前提和讀者認知基礎。與此同時，伴隨以上海爲中心的電影製作、戲劇演出活動的活躍，商業資本的介入，新電影、新戲劇層出不窮，報紙爲滿足讀者對新興娱樂方式——電影、話劇的資訊渴求、評論渴求，便頻頻開設電影戲劇副刊，既可吸引更多讀者，提升銷量，也能擴大自身的影響，在激烈的報業競争中增添亮點。也正是在這樣的動因下，各報紛紛闢出自己的影劇副刊版塊，而它們也成爲其時一些進步力量開展政治宣傳的有效渠道。比如一九二四年上海《民國日報》創辦副刊《杭育》（後改名爲《電影周刊》），共産黨人借助其連載電影文學劇本，鼓吹革命思想。而一九三二年創刊的《申報·電影專刊》作爲特色版塊，廣受關注，它也在左翼電影運動興起的大背景下成爲宣傳左翼電影觀念的極其重要的陣地。
早期中國報紙之電影戲劇副刊的設立，毫無疑問具有普遍性。在作爲區域交通樞紐和文化中心的上海如此，在深居内陸的西安，在南國廣州以及東北大地上的沈陽、長春也如此，多數報紙都對電影戲劇這種最具時代性和大衆性的藝術形態予以了特别的垂青，紛紛借其扮靚報紙資訊的“顔值”。同時，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之後，在相當多報人眼裏，文藝副刊特别是電影戲劇副刊，與報紙的現代化姿態密切相關，因而影劇副刊幾乎“逢報必有”。比如上海報紙《申報》有《電影專刊》，《時事新報》有《影戲周刊》，《民國日報》有《銀海評論》；北京報紙《京報》有《影光》《京園劇刊》，《華北日報》有《戲劇與電影》。即使西北小報《復興日報》也有《劇與影》等副刊，遠離電影和戲劇中心的地方仍有人對影戲高談闊論，且樂此不疲。
顯然，早期報紙電影戲劇副刊是一個重要窗口，透過它們，今天的讀者能在媒介考古的歷史現場，清晰窺見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影壇的風雲變幻、中國劇壇的鑼鼓聲韵，準確認識多種觀念、趣味和價值追求碰撞之中，民族電影和本土戲劇的萌發背景、藝術流變和斑駁情態，從而生動還原出劇烈動蕩的大時代裏，中國電影和中國戲劇的特殊作爲以及認真扮演的角色。這是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和我們這個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招標項目團隊携手合作、用心編輯出版這套《民國報紙電影戲劇副刊集成》的原因。
二
《民國報紙電影戲劇副刊集成》是繼該社《民國時期電影文獻輯刊》（全五十六册）之後，又一部厚達五十五册的恢弘文獻整理巨作。該書對民國時期以上海、北京爲中心，覆蓋東北、華北、華中、西北、西南、華東、華南各地的各大報紙及其文藝副刊進行了全景式搜索，對其中的電影戲劇副刊予以系統整理、影印出版，全書涉及民國各地一百零六種主要報紙、二百二十三種電影戲劇副刊，兩萬餘期，全部係首次影印出版，極大彌補了以往電影和戲劇史料多以期刊雜志爲主、報紙副刊收録較少的不足，具有十分重要的學術價值和極其珍貴的文獻價值。這些電影戲劇副刊作爲早期電影戲劇活動的記録，包含早期重要影人、戲劇人的著述，見證了現代電影在中國落地、生根和蓬勃發展的過程，反映了中國戲劇面對複雜多樣的文藝思潮、時代意趣時的堅守和轉换，以原始文獻史料，復現了在歲月長河中湮没的中國影壇和劇壇的風起雲涌、是非曲直，它們對於厘清中國本土電影觀念與理論建構的輪廓，探索其藝術規律，具有重要意義，給現代文化史、藝術史甚至社會史研究提供了相當寶貴的“媒介實物”。
翻開民國時期報紙的電影戲劇副刊，我們會看到各種副刊辦刊理念和風格差异是很大的，有偏重於評論的，有着力於風雅附會的，有偏向娱樂消遣的，也有側重於藝術和美學的，還有熱衷於小道八卦的。它們通過電影戲劇界資訊的報道、評論與創作内容、作品欣賞及心得分享，以及與讀者的互動等，進行不同思想、藝術觀念的傳播，在服務行業發展的同時，滿足民衆的文化需求，擴大報紙自身的影響力。就副刊所涉及的具體内容而言，在産業動態方面，主要是有關新片開機、拍攝進展、劇目排演、演員陣容、上映或演出時間地點等消息，這其中，明星是副刊關注的重要内容，演員的生活軼事、演藝經歷、所參與的社會活動等都是其報道的重要内容，比如某明星出國參加某電影節，某話劇演員出席某公益活動，等等。在影劇理論和評論上，副刊較多突出電影與戲劇的藝術技巧、民族特色、社會功能等的討論，比如有聲電影對傳統默片的影響，舞臺劇如何反映現實社會問題，等等。其中具體的電影戲劇作品評論占據了重要位置。新上映電影、新上演戲劇的評論，會涉及主題、劇情、演技、導演手法、舞臺效果等許多方面，也占據了不小篇幅。比如左翼影人就曾通過副刊批判低俗影片，倡導民族電影更多承載社會責任。當時不少副刊堪稱藝術創作的“晴雨表”，電影副刊大多會連載電影文學劇本，戲劇副刊也會刊載一些戲劇脚本，或登載經典劇目的唱詞、對白等。與此同時，關於劇本寫作、表演技巧、舞臺設計等的經驗分享也是影劇副刊不可或缺的内容，許多從業者和銀幕、舞臺的愛好者會從中尋求知識和教益。此外，多數民國報紙都很重視讀者反饋，副刊也不例外。一些副刊會闢出一塊園地，專門刊登“讀者來信”，選登讀者對特定電影戲劇作品、演員、評論的看法和建議，并且通過對來信的回復，加强與讀者的互動交流和溝通。發起“最受歡迎影片/演員”等的投票活動，或發放調查問卷徵詢讀者對某類題材和故事的偏好，是影劇類副刊吸引讀者踴躍參與的普遍做法。
民國時期影響最大的電影戲劇副刊是《申報》的《電影專刊》。該刊涉及内容十分豐富，包括電影評論、舞臺演出信息、創作連載、行業動態和廣告等，由於《申報》在當時影響力較大，故其副刊《電影專刊》也被讀者廣泛關注，成爲引導電影戲劇行業發展的重要陣地。上海《大公報》的《戲劇與電影》、天津《大公報》的《電影周刊》等副刊也有廣泛影響力。上海《大公報》的《戲劇與電影》是左翼文藝宣傳的橋頭堡之一，對國防電影和戲劇的討論引人注目，唐納、鄭君里、沈西苓等都曾是重要作者。天津《大公報》的《電影周刊》是發布華北地區電影内容、動態的最重要平臺之一，刊載了許多電影理論、電影技術發展方面的文章，廣泛報道各種電影消息、介紹外國影壇情况等，可以説見證了二十世紀上半葉民族電影逐步演變發展的歷史。《民國日報》的《電影周刊》，以“周更獨版”樣式傳播電影類信息，包括影界消息、電影批評、技術知識等，其具有鮮明的立場，所刊載的電影文學劇本等，是共産黨人宣傳革命思想的重要渠道。《益世報》作爲民國時期天津影響力最大的報紙之一，其《戲劇與電影》頗具聲望，主要登載與中外電影藝術相關的内容、電影劇本、中外戲劇史和戲劇評論、編劇方法等，文章站位高，具有較强的專業性。《中華日報》的《戲周刊》的主編爲袁牧之，該刊發表各種戲曲的研究與檢討、對中國劇作與劇作家的批評、國内外戲劇運動調查、國内外劇訊報道、南國戲劇介紹等方面的文章。《民衆日報》的《戲劇周刊》，由海濤社編輯，主編先後爲閻折吾、左明。該刊努力宣傳蓬勃興起的進步話劇運動，每每以突出篇幅報道南國社等進步戲劇團體的活動。《華北日報》的《戲劇與電影》，作爲民國時期北京地區重要報紙的副刊，發表了大量戲劇觀念、戲劇運動評論、中外戲劇研究、戲劇創作報道和電影理論、現狀、評論等方面的文章。《京報》的《影光》，作爲一個大報的藝術副刊，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七年持續出版了九年，刊發了大量電影文章、劇照和各種資訊，是當時北京重要的電影信息平臺，反映着中國電影發展的方方面面，故其社會關注度高。除上述報紙的影劇副刊外，《時事新報》的《戲曲與電聲》《影戲周刊》、《電聲日報》的《電影》、《大美晚報》的《影戲特刊》、京報的《京園劇刊》、《庸報》的《另外一頁》、《民强報》的《影劇》、《大美周報》的《電影》等都是當時頗具影響力的副刊。
麥克盧漢認爲報紙是“群體的自白形式”，即報紙作爲一種公衆馬賽克形態或團體形態，是一種五花八門的拼貼（轉引自黄旦：《媒介再思：報刊史研究的新路向》，《新聞記者》二〇一八年第十二期。）。波斯特强調報紙猶如客觀的“孤立數據的蒙太奇”（同上。），其爲群體提供了參與機會，形成着一種頗爲民主的群體知覺。分散的寫作者和讀者借由報紙（塔爾德所謂的“公共書信”）獲得了共同的經驗，也分享着自身的認知。民國時期報紙的電影戲劇副刊也是這樣，作爲與社會特别是文化人不停互動的媒介，電影戲劇副刊依據“人的興趣”，在定期出版的“創造”的動力中，卷入日常藝術生活和關係建構，呈現歷史特定階段的藝術面貌，塑造出一個個無形社區（副刊）的“個性”，提供了寶貴的藝術文化價值，成爲中國電影史、中國戲劇史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比如《時事新報》的《影戲周刊》，在刊頭顯著位置標明自己是“研究電影唯一刊物”，每周一出版，該刊力圖强調在電影領域的專業性、權威性，故而極力彰顯自身大視野、大話題的特性。我們以一九二四年《影戲周刊》第五五期爲例，該期整版刊發七篇文章，包括《美國電影界大事回憶録》《一位有志爲明星的女士》《銀幕小言》《吾之電影談》《電影上的天才與技能》《電影界雜訊》以及互動性的《我對於小餘興的餘話》的影迷來信，跨越諸多話題。而該副刊的第六二期，則整版發表了《振興中國電影的一條路》《談動物影片》《影劇編著小言》《銀幕與舞臺》《我之電影談（八）》《電影新消息》《影戲片片録》和互動内容——《影戲周刊小餘興（中國影戲界中那個女伶最美麗表情最好）》《特别論文第二次徵文（自製影片采用劇本問題）》。這裏既有電影理論的探討，也有民族電影發展之路的觀察；既有類型電影和電影科技的認知，還有世界電影演變的歷史追蹤，以及電影資訊、影迷來信和明星評選等等，其形式有專論、對話、翻譯、介紹、消息、廣告等等。總之，《影戲周刊》主要篇幅放在了電影研究上，即對電影宏觀層面的審視，而較少涉及具體影片得失及影壇的雞零狗碎、逸聞趣事。由此“電影研究”也成爲《影戲周刊》編者和其時知識型讀者精神溝通、趣味合一的聚合點，彼此交流的一種“公共書信”。
當然，這裏所謂的“電影研究”與學院式的學術研究還是有明顯區别的，即它們仍然是一種基於觀念層面的電影形態、實踐和電影風貌研究，也就是媒介性（電影）研究，它們所關注的是影像媒介新鮮的一面、讀者閲讀的新體驗，而這對於《時事新報》的中上圈層、偏愛電影戲劇的有産者而言，是熨帖也是自然的選擇，作爲這一群體對特定社會文化的反應，在某種程度上也“標示”着這些讀者“社區性藝術生活”的“胸牌”——某種尊崇的身份。
與《時事新報》副刊《影戲周刊》不同，《京報》的《影光》就更接地氣，更具有“大衆文化”載體的日常媒介意味。該刊每周五出版，臨近周末，重點刊發電影知識、劇照和報道各種新片消息，文章短，内容分散，電影愛好者們可自己去“按圖索驥”，展開“公共交談”。比如一九三五年八月十六日的《影光》第三三八期目録爲：《本年度德國影壇之動向》《從心理學上研究電影上的幾種表情》《配光與照明：攝影雜話》《攝影的技巧》《新片介紹：怎樣透視〈海上權威〉》《大導演愛德蒙高亭》。第三四六期的話題則集中在賈波林新作、《十字軍英雄記》以及關於童星莎莉澄波的電影《小姑娘》的新片介紹等。通俗化、市井化的副刊框架，加上文字活潑、圖文并茂，《影光》顯然定位在中下層讀者層面，走的是更具有市場黏性的辦刊路綫，作爲“中介”，《影光》將這類讀者加以信息化整合，從而形成統一的立場與共同的“輿論”。和《京報》副刊《影光》風格較接近的是《新北京報》副刊《電影周刊》、《南京日報》副刊《電影經》等等。前者衹有半版篇幅，主要刊發如《影城花絮》《銀幕低音歌王平克羅斯貝的私生活》《再介紹四位成功的童星》《影星的嗜好》《黄柳霜要剪去長髮》《銀幕下的生活》等文章，烟火氣伴隨獵奇性。後者僅占版面三分之一篇幅，與其他各類副刊合在一版。雖然《電影經》也發表諸如《評〈人之初〉》《評〈小天使〉》一類影評文字，但是更多的是刊載《幕後人語》《MOVIE NEWS》《克拉克蓋博爾的自我訓練》《“準標”的對照》《影院中見聞録》《“蒙太基”小論》《蘇聯航空片〈空中英雄〉》等短文，具體而鮮活，就事説事，説東道西，它們滿足的是普通市民大衆對電影的興趣。
顯然，在大動蕩、大變革的時代，如同報紙作爲媒介擔當極其重要的使命，中國早期電影戲劇副刊也以其獨特的藝術和生活話語，介入當時社會文化的建構之中。正如維特根斯坦所説，“語言的用法决定意義”，不同的副刊以不同信息形態、不同的關注焦點、不同的話題選擇區隔細分了不同讀者，使自身的“親近者”通過對副刊自身持續的矚目，相互介入、生成和改變，在信息分享中形成“公共頭腦”的“一體化”。由此，電影戲劇副刊作爲報紙的附着物，借助電影和戲劇藝術，深入不同群體及其精神世界，場景縱橫、文筆縱橫，發揮社會文化影響、塑造和改變的作用，推動民國社會整體的風尚變革、文明進步。
三
今天我們正在進入更加注重“物質”、材料的實證研究階段，人文社會科學整體的史料學轉向將更深、更透徹地突破學術猜想性的“宏大叙事”，而落地在切實的理據并重的邏輯學研究範式中。《民國報紙電影戲劇副刊集成》承載着繼承和弘揚中華優秀文化的光榮使命，它以豐富的第一手資料，通過報紙副刊這一視角，完整觸摸了民國報紙媒介中的電影和戲劇世界，還原着那些極具挑戰性、戲劇性的“文化現場”。作爲重要的藝術歷史遺存，它們給歷史學界、戲劇影視界揭示民國電影、本土戲劇的多重隱秘，爲深入研究其波瀾壯闊的進程，提供了斑駁真切的豐富史料。這種“打撈式”的整理出版，集聚民國影劇流變史册中的浩繁原典，無疑將大大促進民族電影史、戲劇史、藝術史和文化史研究的“提檔升級”，并加速民國電影和戲劇研究的國際化進程，帶來當代中國文藝以及中國文藝學術高歌猛進的新姿態、新氣象、新景觀。在本套叢書資料收集與整理過程中，《當代電影》雜志社檀秋文編審、西南大學張華教授作爲副主編，在未刊副刊搜尋、梳理、考證及編輯方面做了積極努力，南京師範大學滕小娟博士、南京航空航天大學馬健副教授參與了副刊整理工作。我的在校學生——南京大學博士生黎萬峽、劉垚娜，山東大學博士生周峰、劉真真等同學也參與了若干整理工作。特别是國家圖書館出版社文獻出版中心主任李强先生和編輯王亞宏女士以高屋建瓴的眼光和敬業盡責的態度，推進資料查詢與整理工作，付出甚多，在此一并表示真誠感謝！由於資料搜集條件有限等方面原因，本套叢書在民國電影戲劇副刊收録、編排、歸類及價值確認上，不免會有一定的疏漏，敬祈學術界和各位方家批評指正。我們期待民國電影戲劇史料搜集整理出版工作不斷取得豐碩的成果。
周安华
二〇二五年八月二十五日於山東青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