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之文正如时人赵德《文录序》中所说：“其文高出，与古之遗文不相上下，所履之道则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孟轲、扬雄所授受”，“光于今，大于后，金石燋烁，斯文灿然。”不愧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昌黎文集》的最早编辑者，是他的门人李汉。书前李汉《文集序》称：“长庆四年（八二四）冬，先生殁。门人李汉辱知最厚且亲，遂收拾遗文，无所坠失，得赋四、古诗二百一十、联句十一、律诗一百六十、杂着六十五、书启序九十六、哀词祭文三十九、碑志七十六、笔砚鳄鱼文三、表状五十二，揔七百一十六，合为四十卷，目为《昌黎先生集》，传于代（代当为世，避李世民御名讳，改世为代）。又有《注论语》十卷，传学者；《顺宗实录》五卷，列于史书，不在《集》中。”这就是说，韩愈文集之编始于长庆四年冬先生殁后。编者是先生门人李汉，汉与愈既知且厚且亲，对先生为人及著述情况最为了解，因而收拾先生遗文，“无所坠失”。所以自《新唐书·艺文志》以降，直至《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乃至后世的各种目录，关于韩昌黎先生的文集，几乎都是四十卷的规制。至若后来又有什么《集外文》、《外集》等出现，那已是宋朝人辑佚补缀而成的集外之遗。此书编法，正文四十卷，与其他传本无异，外集则与遗文传序合编，通作十二卷，故称《外集》十二卷。与其他传本所不同者，有了祝充的音注。祝充，字廷实，文溪（水名，在今宁波南四十里，宋时隶两浙东路）人。其他行实无考。今据以影印的这个版本，刻于何时何地，书中无直接的证据。万曼《唐集叙录》在介绍此书时，引证了一段张允亮的跋文，足资参考。跋称：“宋本《音注韩文公集》四十卷《外集》十二卷。“敦”字减笔，避光宗嫌名，绍熙（一一九○——一一九四）时刻也。椠印精良，字画方整，望而知为浙刊。注文专研训诂，简当有法。惜未注撰人姓氏。以方氏《韩集举正》勘之，与所举浙本有合有不合。后取《五百家昌黎先生集》对校，则所采文溪祝氏说与注皆同。惟魏氏集取诸家，不无删节，遂不若原注之详尽耳。祝氏名充，字廷实。文溪，水名，在明州南四十里，隶两浙东路。此为祝氏原刻，仍浙本也。”这段跋文颇有见地，第一，根据书中讳字，断定其为南宋绍熙间刻本；第二，根据印纸墨色、字体风格，进一步断定其为浙江地区刻本；第三，进一步审定其为祝氏原刻，而祝氏乃文溪即四明人，因而仍属浙刻。今细审此书版式、字体、刀法、印纸、墨色等风格特点，则张氏之说仍不失为可信的鉴定意见。故此书的版本似可定为’’南宋绍熙四明刻本”。此本传世孤罕，洵为珍贵。

總 目 録
第一册
序三
目録七
卷一賦 古詩 操五三
卷二古詩一九一
卷三古詩二一二七
卷四古詩三一四九

第二册
卷五古詩四一
卷六古詩五三九
卷七古詩六五七
卷八聯句七九
卷九律詩一一一五
卷十律詩二一四三
卷十一雜文一一六九

第三册
卷十二雜文二一
卷十三雜文三二五
卷十四雜文四五一
卷十五書一八九
卷十六書二一○五
卷十七書三一三五
卷十八書四一五七
卷十九書五 序一一七五

第四册
卷二十序二一
卷二十一序三一九
卷二十二祭文一四七
卷二十三祭文二六七
卷二十四碑誌一八九
卷二十五碑誌二一○五
卷二十六碑誌三 一二五
卷二十七碑誌四一四三
卷二十八碑誌五一五九
卷二十九碑誌六一七三

第五册
卷三十碑誌七一
卷三十一碑誌八二三
卷三十二碑誌九四一
卷三十三碑誌一○六一
卷三十四碑誌一一七七
卷三十五碑誌一二九一
卷三十六雜文九九
卷三十七狀一一一
卷三十八表狀一一三五
卷三十九表狀二一四九
卷四十狀表一七三

第六册
外集卷一雜文一
卷二書一三
卷三序二三
卷四雜文一二九
卷五雜文二三九
卷六順宗實録卷一五五
卷七順宗實録卷二六五
卷八順宗實録卷三七三
卷九順宗實録卷四八三
卷十順宗實録卷五九七
卷十一遺文一○七
卷十二傳贊 後序等十三篇 一一九

序言
《音注韓文公文集》四十卷，外集十二卷。唐韓愈撰，宋祝充音注。宋刻本。每半頁十二行，行二十一至二十二字不等，注雙行，白口，四周雙邊。雙黑魚尾，上魚尾下書“昌文”或“韓文”及卷數，下魚尾下標頁數及刻工姓名（時亦標有字數）。卷首有趙德及李漢序，末有吕夏卿後序。宋元書目無著録。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録》、萬曼《唐集敘録》、《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等著録，現藏中國國家圖書館。一九三四年，文禄堂有影印本。二〇〇四年，《中華再造善本》亦據國圖藏本影印。

　　韓愈（七六八—八二四），字退之，郡望昌黎，世稱“韓昌黎”，河南河陽（今河南孟州南）人。三歲而孤，養於其兄嫂。幼刻苦，從獨孤及、梁肅游，通六經、百家之學，自言“七歲而讀書，十三而能文”（《與鳳翔邢尚書書》） （唐）韓愈撰，劉真倫、岳珍校注：《韓愈文集彙校箋注》，北京：中華書局二〇一〇年版，第八四二頁。。唐德宗貞元八年（七九二）擢進士第，又三應博學鴻詞科而不第。先爲董晉辟爲巡官，後入張建封幕府，愈性耿介，言多亢直。貞元末，調四門博士，轉監察御史，上疏數千言論宮市之弊，又以《御史臺上論天旱人飢狀》得罪權貴，被貶爲連州陽山令。憲宗元和元年（八○六），召爲國子博士，求爲分司東都。五年（八一○）降河南縣令，六年（八一一），遷尚書職方員外郎，坐論柳澗，調國子博士。愈以才高被黜，作《進學解》以自喻。八年（八一三）遷比部郎中、史館修撰。九年（八一四）拜中書舍人。十二年（八一七）八月，從裴度平定淮西之亂，任行軍司馬，以功授刑部侍郎，撰《平淮西碑》，因多敘裴度功績，爲先鋒李愬所忌，憲宗令磨愈文，命翰林學士段文昌重撰替之。十四年（八一九），憲宗遣使迎佛骨，愈上疏《諫迎佛骨表》，忤憲宗意，幾論死，以裴度、崔群所請得免，貶潮州刺史。愈至貶所即上《潮州刺史謝上表》，得量移袁州。明年，徵爲國子祭酒，轉兵部侍郎，赴鎮州宣諭，改吏部侍郎，故世稱“韓吏部”，遷京兆尹。卒贈禮部尚書，謚曰文，世稱“韓文公”。事迹見李翱《贈禮部尚書韓公行狀》、《舊唐書》卷一六〇、《新唐書》卷一七六等。

　　愈少時與孟郊、張籍友善，屢稱薦於公卿間。相與講論詩文，頗能獎掖後進，經其指授者，皆稱韓門子弟。其爲文推揚雄、司馬遷之氣格，務反駢偶之文，自成一家，與柳宗元并倡古文，世稱“韓柳”。作詩奇崛生新，有“以文爲詩”之稱，與孟郊并稱“韓孟”。蘇軾《潮州韓文公廟碑》評韓文曰：“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 （宋）蘇軾：《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版，第五〇九頁。清人劉熙載進而言曰：“韓文起八代之衰，實集八代之成。蓋惟善用古者能變古，以無所不包，故能無所不掃也。” （清）劉熙載：《藝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八年版，第二〇—二一頁。


　　韓文之結集，始於唐趙德之《文録》，今佚。唐穆宗長慶四年（八二四），門人李漢編《昌黎先生集》，合爲四十一卷。宋人於韓文多所整理，有五百家注韓之説。如洪興祖《韓子年譜》、方崧卿《韓集舉正》、朱熹《韓集考異》、魏仲舉《五百家注音辯昌黎先生文集》等。祝充之作，亦宋人之一種也，近人傅增湘謂：“傳世韓文單注，以此爲僅存孤本。” （清）莫友芝撰、傅增湘訂補：《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北京：中華書局二〇〇九年版，第二四頁。又謂研讀韓集，“若求一家之言，則舍祝氏莫求矣” 傅增湘：《藏園群書題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第六〇五—六〇六頁。。可見其價值。


　　祝充，字廷實（廷賓），宋明州文溪（在明州南四十里，宋時隸兩浙東路）人，説見清人張允亮跋。今人劉真倫則謂張説不確，據地理志考其爲衢州江山縣人。又據《郡齋讀書志附志》所載，知其紹興間曾任右從政郎潭州寧鄉縣丞。餘身世不詳。


　　考其成書。張允亮據其正文中“敦”字減筆，係避光宗名諱，推測今傳本爲南宋紹熙年間刻。又據其書後附吕夏卿後序，推測其以吕本爲底本（萬曼謂宋人無吕本，乃張氏之誤）。今人常思春則據其書中采有韓醇注，而推測其當刻於淳熙後期。又據其字祖歐體，書法秀整，而推測爲浙本（見《中國古代詩文名著提要·漢唐五代卷》）。另，宋人趙希弁《郡齋讀書志附志》、《玉海》等言其書曾進於朝廷（題名《韓文音義》），有毛叔度爲之序，張枃刻而敘其後。張枃乃張栻之弟，紹興年間生人，則初版當刻於紹興以後。乾道三年（一一六七）陸之淵《柳文音義序》亦嘗提及祝充之注，謂：“昌黎文有江山祝充音義，即反切難字，又注其所從出，亡以復加。” （唐）柳宗元：《柳河東全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第一二四〇頁。則此書於乾道間必已流傳，可推其初版本或當刻於紹興至乾道間。慶元年間，魏仲舉編《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多引祝充之説，亦可見其流傳較廣。而傅增湘取魏氏所引條目與今本《音注韓文公文集》對勘，發現“魏氏所引諸條，其文往往多於此本，疑此本爲删節本，而魏氏據全本引，故文字轉繁也” （清）莫友芝撰、傅增湘訂補：《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北京：中華書局二〇〇九年版，第二四頁。。可推知此書當先有張枃所刻之初本，至紹熙間又有節本，而初刻本後亡佚，紹熙間之節本則流傳至今。至於其刻工，今可識别者有劉羊、劉合、蔣清、黄森等，據刻工資料，亦可知其書當刻於孝宗至寧宗時期。


　　此書係詩文合編本，內集卷一賦、古詩、操，卷二至卷七古詩，卷八聯句，卷九、卷十律詩，卷十一至卷十四雜文，卷十五至卷十九書，卷十九至卷二十一序，卷二十二、卷二十三祭文，卷二十四至卷三十五碑誌，卷三十六雜文，卷三十七至卷四十表狀。外集卷一雜文，卷二書，卷三序，卷四、卷五雜文，卷六至卷十順宗實録，卷十一遺文，卷十二收他人評韓之傳、贊、後序等。《玉海》《宋史·藝文志》著録此書，皆作五十卷，或指其初刻本而言。正文篇目編次順序與南宋監本相一致。常思春謂其所收之遺文與附録，皆不及他本所收詳盡，“唯以此二卷與原外集十卷通編卷第，迥異於他本” 傅璇琮：《中國古代詩文名著提要·漢唐五代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二〇〇九年版，第三一七頁。。


　　常思春爲此書提要，曾謂：“書中錯脱字多，《大安池》誤作《大安地》，注文‘洪曰’多誤作‘注曰’，至有校語誤置所校字上處。” 傅璇琮：《中國古代詩文名著提要·漢唐五代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二〇〇九年版，第三一七頁。然此書之佳處，實在於祝充之注文。韓愈之文多訓詁深奥處，非注不明。祝氏之注韓文，先注讀音，多用直音法與反切法。其次釋義，以明韓文之生僻字義，其説多以《説文》《禮記》及洪興祖注等爲據。又引洪興祖、趙德等版本，對韓文加以校勘，廣收異文。據今人劉真倫統計，“其中引校洪興祖本五十六條，引校趙德《文録》二十八條，引校唐本七條，徵引石本八種” 劉真倫：《韓愈集宋元傳本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二〇〇四年版，第七六頁。。其校勘多用對校法，列出異文而不斷是非，如卷十五《與孟東野書》“是非無所與同也”，“與”下注“一作以”。除正文外，亦多於題目注其異文，如卷二十七《劉統軍墓誌銘》，注謂：“一作《唐故右龍武統軍劉公墓碑》。”其校勘偶據押韻、文意、史實等而做理校，如卷一《南山詩》“前尋徑杜墅”，“杜墅”一作“社墅”。祝充據《舊唐書》“宰相杜佑與同列宴於樊川别墅”而判斷其爲“杜墅”而非“社墅”。此外，亦時注詩句之背景與旨趣，如於卷三《永貞行》注：“謂順宗即位時也。”卷六《猛虎行贈李宗閔》注：“宗閔初爲裴度引援，後度薦德裕相，宗閔遂怨。故退之作此。”又注其典故，如卷二於《送靈師》“維舟事干謁，披讀頭風痊”注用曹操讀陳琳檄文之事。注古今人名則如卷十三《科斗書後記》“後來京師爲四門博士，識歸公”，注：“歸登也，有文學，工草隸，見舊史。”頗有助於讀者之理解。且其注文亦多有不見於《五百家注》本者，故於版本、注釋之研究，亦頗有裨益。西北師範大學景雪敏二〇一二年碩士學位論文《祝充〈音注韓文公文集〉研究》係對此書的專門研究，考察其注釋內容及特色頗詳，可參看。


　　其書之藏印有“静盧樓”“瞻緑堂”“吴郡潘寅叔藏書印”“陳寅之印”“盧倧私印”“潘氏寅叔珍藏”等。潘寅叔係明代藏書家，餘不詳。據張允亮跋，此書原藏臨清徐梧生家，一九二七年歸於蕭山朱翼庵。可略知此書於清末民初之收藏情況。



諸雨辰

二○一八年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