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職業教育是現代教育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的發展和社會生産力發展的水平緊密相聯，同社會經濟發展的程度密不可分。職業教育不僅是勞動力再生産的重要手段，而且還通過對勞動對象和勞動手段的改造而推動着生産力的發展。研究職業教育發展的歷史，不僅能爲現今的職業教育發展提供可資借鑒的經驗，更是教育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要求，對職業教育史料的整理也成爲不容忽視的工作。
一
應該説職業技術教育是現代大工業的産物，但作爲科學技術的傳承方式，它却有悠久的發展歷程，對職業教育發展歷史的回顧和研究,有利於瞭解我國職業教育體系産生和發展的歷史與文化背景。作爲現代意義上的我國職業教育體系，雖是從國外引進的，但却是在我國悠久的歷史傳承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近代職業教育在我國經歷了一個曲折的發展過程，根據其發展形式和層次，可分爲三個階段：一是職業教育和技術教育合二爲一的初級階段，即實業教育階段；二是職業教育和技術教育相互分離發展階段，我們稱爲職業教育階段；三是職業教育與技術教育融合成一體的發展階段，即職業技術教育階段。在現代科學技術高度發展的條件下，幾乎所有職業都和技術有關，職業技術教育也就成爲廣泛的職業教育的同義詞了，其本質涵義應是一致的。
職業教育的稱謂是一個歷史的範疇，與我國職業教育制度的變遷一樣，都有其自身的演變和發展過程。
“實業”一詞何時出現有待考證，在清末是對資本主義農工商業的統稱。一八九八年康有爲在《請厲工藝奬創新折》中提出把中國“定爲工國”，“在大工廠以興實業”。可見，康有爲所謂實業是指西方現代工業。張謇認爲“實業者，西人賅農工商之名”，“實業在農工商，在大農大工大商”［一］。據清末民初振興實業所含内容看，實業涉及工、交、商、礦、農、林、漁、牧、鐵路、郵電各領域，實際上實業即泛指國民經濟，重點在農工商。
實業教育源自英語中的Industrial Education，本義爲工業教育，因時代原因，經日本轉譯爲實業教育，成爲涵蓋農工商礦船各行業各級教育的總稱。據現有材料推斷，大概夏偕復在羅振玉主編的《教育世界》一九〇一年十月號上，發文最早使用“實業學校”“實業教育”兩詞，他是借用德文Realschule的日文翻譯，内涵包括農工商各類教育，“實業學校，所以教授中等農、工、商等實業之教育，其程度視中學校”，但清末把各種農工商學校統稱爲“實業學堂”。實際上，實業教育以發展實業與謀生二者爲目標，既有講求實業進步之法的高等專門實業學堂，又有專爲謀生而設的職業預備學堂。
從教育思想史的角度看，中國近代實業教育思想的萌芽産生於明末清初的“西學東漸”，形成於洋務運動和戊戌變法時期。從教育制度史的角度，一八六二年（清同治元年）洋務運動創設北京同文館始，至一九〇二年壬寅學制中建立實業教育制度，是我國近代實業教育的形成時期。一九〇二年八月十五日（光緒二十八年七月十二日）頒布《欽定學堂章程》，創建實業教育制度開始，至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建立中華民國的十年間，可謂中國近代實業教育的建立期。這是中國新教育整體發展逐漸形成的時期，也是實業教育進入系統建設與奠基的階段。
中國近代實業教育制度是與清末近代新學制一起誕生的。清末頒布的近代學制有兩次。一次是一九〇二年由管學大臣張百熙奏准頒布的《欽定學堂章程》，亦稱“壬寅學制”，這是中國近代教育學制的第一聲。這個學制雖經頒布但未及付諸實行。另一次則是次年（一九〇三年十一月）由張百熙、榮慶、張之洞三人會同重訂的《奏定學堂章程》，舊稱“癸卯學制”。頒布後即正式在全國統一推行實施。上述章程將實業學堂納入學校系統。實業學堂分高等、中等、初等（簡易）三級，包括農工商各類，與普通大、中、小學教育并列，成爲教育體系的組成部分，從而揭開中國職業教育歷史中新的一頁。
一九〇三年頒布的《奏定實業學堂通則》和北洋政府在一九一三年公布的《實業學校令》中使用的稱謂均是實業教育。《奏定實業學堂通則》提出：“實業學堂所以振興農、工、商各項實業，爲富國裕民之本計；其學專求實際，不尚空談，行之最爲無弊。”規定“實業學堂之種類，爲實業教員講習所、農業學堂、工業學堂、商業學堂、商船學堂；其水産學堂屬農業，藝徒學堂屬工業”。《實業學校令》還規定“實業學校以教授農工商業必需之知識技能爲目的”。
實業教育思潮隨着社會進步繼續發展，一九〇二至一九一一年（光緒二十八年至宣統三年）的十年中，從小學、中學到大學，技術教育有了一個較完善的體制，現代實業教育的體制雛形和格局已基本形成。儘管實業教育還遺留有封建科舉的濃厚色彩，學制本身也存在缺點，但畢竟使中國職業技術教育向更高國家教育水準靠攏了一大步，爲中國近代職業技術教育發展起了奠基作用。
一九一二年中華民國建立後，根據孫中山先生確立的“爲平民謀幸福，爲國家圖富强”之宗旨，政府學習西方教育思想，建立新的學校系統，進一步確立了實業學校的地位。一九一二年（壬子年）十月，民國政府教育部公布了第一個近似高等職業教育法令的《專門學校令》，規定“專門學校以教授高等學術、養成專門人才爲宗旨”。一九一三年（癸丑年）八月，教育部又頒布《實業學校令》和《實業學校規程》，對實業教育體系進行變革，一是將高等實業學堂改爲高等專門學校，納入高等教育體系；二是將中等和初等實業學堂改爲實業學校，形成新的實業教育體系。規定“實業學校以教授農工商業必需之知識技能爲目的”。這是癸卯實業教育制度的發展和繼續，而就其職業教育制度而言，整個地滲透着要求實業教育緊密地聯繫中國經濟和生産發展、人民生計和生活的精神。
現代職業教育思想是隨着實用主義思潮的興起形成的。吴俊升在《杜威的職業教育論》一文中提出，根據杜威的觀點，“職業教育有兩種價值，一是借教育來準備個人的職業，使人得其所；一方面更以職業供給教育的機會，使得教育更爲豐富而有意義”。呼籲要改“實業教育”或“行業教育”爲“職業教育”［二］。自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二一年的歷次全國教育聯合會，都以改革中學及發展職業教育爲中心。
這期間，在黄炎培等人的宣導下，一九一七年成立了中華職業教育社，宣導以職業教育改造實業教育體系，在全國範圍内形成了轟轟烈烈的以教育國家化和政治化爲主導的職業教育思潮。中華職業教育社是中國近代教育史上第一個以研究、提倡、試驗、推行職業教育爲宗旨的教育團體，中華職業教育社的成立以及《中華職業教育社宣言書》的發表，標志着職業教育思想體系的形成。
蔡元培先生認爲，教育一分爲二，一是普通教育，二是專門教育，專門教育等於職業教育。因此，普通教育之外的所有專門教育，均是職業教育。這就是廣義職業教育思想。黄炎培宣導的大職業教育主義也是廣義職業教育思想。黄炎培認爲教育的本質就應是具有職業性的，“凡教育皆含有職業之意味，蓋教育云者，因授人以學識技能而使之能生存於世界也”。在《中華職業教育社宣言》中，黄炎培提出：“職業教育之定義，是爲‘用教育方法，使人人依其個性，獲得生活的供給和樂趣；同時盡其對群之義務’。而其目的：（一）謀個性之發展；（二）爲個人謀生之準備；（三）爲個人服務社會之準備；（四）爲國家及世界增進生産力之準備。其分類，則有農業教育、工業教育、商業教育、家事教育、公職教育、專業教育等六項。”［三］黄炎培關於職業教育的這一闡述，對於我國現代職業教育制度的形成，甚至對我國當代職業教育的發展都具有深遠意義。
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爆發，在新文化運動的促動下，國人對國外尤其美國教育狀况瞭解得更加具體清晰，贊成提倡職業教育的人逐漸增多，特别是一批實業界、教育界、政界的著名人物的加入，使得職業教育思潮在一九二二年達到了新的高潮，其標志是壬戌職業教育制度的形成。一九二一年全國教育聯合會在經過多年討論修改後，在廣州的第七次大會上提出“學制系統草案”。一九二二年九月，教育部任命蔡元培爲學制會議主席審議新的學制方案，全國教育聯合會在一九二二年濟南召開的第八届年會上通過了《學制系統修正案》，并組織新學制課程標準起草委員會，同年十一月以中華民國大總統名義頒布《學校系統改革案》（又稱“壬戌學制”）。一九二二年學制的制定，標志着中國近代學制建設的大體完成。在壬戌學制體系中，正式廢除了舊實業教育而改爲職業教育。
新學制確立了職業教育制度。其對職業教育的規定是：初等教育階段共六年小學，後兩年爲高級階段，小學校課程得於較高年級斟酌地方情形，增置職業準備之教育。初小畢業後，得予以相當年期之補習教育。對於年長失學者，宜設補習學校。中等教育階段共六年中學，初高兩級各三年，可根據設科性質，或定初級四年高級二年，或定初級二年高級四年。初級中學實施普通教育，但可根據地方需要，兼設各種職業科。高級中學分普通、農、工、商、師範、家事等科，可根據地方不同情况，單設一科或兼設數科。中等教育須用選科制。各地方得設中等程度之補習學校或補習科，補習年限種類視地方情形而定。職業學校之期限和程度，得根據各地方實際需要情形定之。爲推廣職業教育，得於相當學校内，酌設職業教員養成科。這一更改意味着新的職業教育的宗旨、目的、任務、内容、方法都將有所改變，更注重個人從業能力的培養和就業條件的創造。
可以説，壬戌學制的確立標志着我國近代職業教育制度的建立。壬戌學制是“一種歷史的進步，它反映了我國民族工業的發展對教育提出的新要求”［四］，“其主流所體現出來的是一種民主氣息和科學精神”［五］，是癸卯、壬子癸丑實業教育制度的發展和繼續。
一九二二年的“新學制”完整地體現了實用主義的職業教育思想的精神内涵。這一學制用職業教育取實業教育的地位而代之，成爲“新學制”的重要組成部分。該學制本着通過相當程度的教育授以一技之長，培養中下級直接從事農、工、商各業技術人才和管理人才爲目的，建立起職業教育體系。壬戌學制的産生標志着實業教育體系的解體和新的職業教育體系的産生。壬戌學制中職業教育制度的確立，既是對以往職業教育實踐經驗的總結，又是職業教育思潮的結晶，同時又開闢了一個嶄新的發展階段。
職業教育制度的確立推動了職業教育體系的建立和發展，直接有力地推進了全國職業教育實踐的發展，出現了推動職業教育發展的新思潮。全國各地廣泛創辦職業學校，舉辦各種類型的職業教育，并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期達到高潮。但隨着職業學校的迅速擴張，一九二六年後，職業學校的教學品質出現了嚴重的問題，教學内容脱離生産生活實際，不切實用的弊病導致了職業教育的全面衰落。一九二八年，黄炎培進一步完善大職業教育思想，全面改革職業教育體制，在發展職業學校的同時建立一批綜合中學，宣導在普通教育中開設職業教育課程，大力發展職業指導、職業補習教育和職業訓練等，職業教育重新得到了發展，至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戰爆發，一個相對完整的職業教育體系已初步形成。
一九三七年後我國進入全面抗戰階段，一切教育都轉入戰時軌道爲抗戰服務，生産教育思潮和職業教育思潮進入衰退期。然而，無論政府還是民衆都没有抛開生産教育和職業教育。在四十年代，對職業教育與經濟的關係的認識更加清晰，然而職業教育實踐中存在的脱離實際、不切實用的問題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由於造成這種問題的内、外部諸多因素没有消失，因而這些問題直到一九四九年也未得到根本解决。
二
在我國近代職業教育發展的進程中，黄炎培以及他所領導的中華職業教育社具有重要的地位和重大的影響。爲了改善人民生計、振興實業，在中華職業教育社成立之前，黄炎培就在江蘇、安徽、浙江、江西、山東等地宣傳實用主義教育、職業教育，并邀請章太炎、梁啓超、蔡元培到江蘇教育會演講。一九一七年五月六日，黄炎培聯絡當時教育界、實業界知名人士蔡元培、梁啓超、馬良、嚴修、伍廷芳等四十八人，在上海發起成立了全國性民間教育團體——中華職業教育社。中華職業教育社以宣導、研究和推行職業教育，改革脱離生産勞動、脱離社會生活的傳統教育爲職志，提出了職業教育“謀個性之發展，爲個人謀生之準備，爲個人服務社會之準備，爲國家及世界增進生産力之準備”［六］和“使無業者有業，使有業者樂業”［七］的職業教育目的，并爲此進行了不懈的努力，開展了一系列的職業教育實踐活動，成爲中國近現代教育改革的先行者，爲我國職業教育發展作出了極大的貢獻。
一是創立職業教育機構，建立示範性的職業學校。中華職業教育社在立社的第二年（一九一八年）就創辦中華職業學校，并附設各種工廠，作爲推廣職業教育的實踐場所，中華職業學校於一九一八年九月八日正式開學。中華職業教育社又先後成立鎮江女子職業學校、中華工商專科學校等，并且依托職業學校舉辦全國職業教育成果展覽，向社會各界展示職業教育的辦學成效。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三七年的二十年間，中華職業教育社共舉辦十四次職業教育成績展覽會。東起上海，西至甘肅，北達黑龍江，南及廣東，先後有二十個省市的職業學校參加，展出了豐富多彩的職業學校的師生作品，彰示了職業學校教育的辦學成效。
二是積極推動和開展職業補習教育。職業補習教育以在職青年爲主要對象，利用工餘補習職業知識技能，它是職業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職業學校教育無法替代的功能。自一九一七年至一九四七年的三十年間，職教社辦的職業補習教育機構有第一中華職業補習學校、第二中華職業補習學校、昆明中華職業補習學校、南京女子職業傳習所、桂林中華職業補習學校、昆明銀行行員訓練班等三十四所。
三是積極宣傳和實施職業指導。中華職業教育社從事職業指導活動肇始於一九一九年。這一年，《教育與職業》雜志編輯出版“職業指導”專號，探討開展我國職業指導的理論和方法。一九二〇年成立職業指導部。主要的職業指導機構有：上海職業指導所、重慶職業指導所、桂林職業指導所等。一九四六年中華職業教育社在上海創辦了比樂中學，開始在普通中學中進行職業指導、職業訓練等比較全面的試驗，這是中華職業教育社職業指導工作一個新的進展。
四是開展農村改造運動。一九一七年底，黄炎培赴江蘇省江陰、南通、蘇州等地考察農業教育，提出要因地制宜設置農科專業，要注意農業學校與農業社會的聯繫。一九二〇年職教社成立了農業教育研究會，徵集專家學者對辦農業學校的意見。一九二一年，職教社舉辦的《教育與職業》雜志刊出“農業教育”專號，呼籲學校教育面向占有全國國民十之八九的農村。一九二五年，黄炎培提出大職業教育主義，提出“辦職業學校的，須同時和一切教育界、職業界努力的溝通和聯絡”，“參加全社會的運動”［八］。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開始了職教社歷史上的一項重要事業——農村改進事業。徐公橋農村改進試驗區、黄墟農村改進試驗區、中華新農具推行所、諸家橋鄉村試驗小學、漕河涇農學團等先後成立。
在職教社長期的職業指導實踐的基礎上，黄炎培提出了一套從職業陶冶（小學）、職業指導（初中）到職業訓練（高中分科或專門職校）、職業補習、再補習（社會在職）的理想職業教育和就業指導體系，不僅對當時的職業教育發展産生了巨大影響，對現在的職業教育發展仍有其現實意義。
三
民國時期的職業教育雖歷經變遷，緩慢發展，但却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我國近代農工商業的發展，加快了中國教育改革的進程，積纍了寶貴的歷史經驗。因此，對民國時期職業教育的歷史進行研究，總結其經驗與教訓，對我們當今職業教育的發展仍然具有一定的借鑒和啓迪作用。民國職業教育史的研究，又需要以史料的整理爲根基，但長期以來，民國時期教育史料的整理，對職業教育關注不够，特别是基礎文獻的影印出版，遠遠不能滿足學界的需求，有鑒於此，我們組織整理了這套《民國時期職業教育文獻輯刊》。目前已出版三輯，收録資料主要包括以下十類：
（一）職業教育法令（樓世洲編）：主要收録民國時期教育部和各地方政府頒布的各種職業教育法令，清末時期政府頒布的有關實業學堂的法令也收録在内；
（二）職業教育報告、調查統計（樓世洲編）：主要收録教育部的考察報告，以及各政府機構、社會團體調查統計和整理的全國職業教育概况等資料，清末實業學堂的統計資料也收録其中；
（三）職業學校管理（樓世洲編）：主要整理教師之培養與管理、科目設置、課程標準與教材大綱、設施標準等資料；
（四）各地職業教育概况（吴民祥編）：重在收録各地政府頒布的與職業教育發展相關的命令、地方職業教育發展概况資料、各職業學校校史資料等。
（五）中華職業教育社（謝長法編）：主要收録中華職業教育社的年度報告、章程、紀念册、工作報告等社史資料，以及中華職業學校的概况、紀念刊、課程綱要等校史資料；
（六）職業補習教育（謝長法編）：主要整理有關職業補習教育理論、國内外職業補習教育概况等方面的資料；
（七）職業指導（謝長法編）：重點收録職業指導理論、教育部及各地政府發布的職業指導參考資料、各地職業指導所概况等資料。
（八）職業教育理論（米靖編）：收録的主要是民國時期出版的指導職業教育實施與發展的理論著作；
（九）實業教育（樓世洲編）：主要收録民國初年有關實業教育的理論著作、會議録、實業學校校史資料等；
（十）職業教育期刊（王有亮編）：主要收録民國時期各種教育期刊中的職業教育、職業指導等方面的專號。
以上内容共收録文獻四百餘種，成書九十册，民國時期職業教育文獻的整理已初具規模，但仍有大量資料散藏於民國時期出版的各種期刊中，是研究民國時期職業教育發展不容忽視的史料，因此，第四輯着力整理這部分資料。從文獻類型上分，第四輯收録的資料主要分爲兩類：一是從民國時期出版的各種期刊中析出的關於職業教育的文章，分爲職業教育法令與實踐、國内職業教育研究、國外職業教育發展及理論、工業專門教育、農業與林業專門教育、女子職業教育、職業指導、中華職業教育社、實業教育，共九類；二是民國時期職業學校出版的校刊。這些文獻的收集整理大大充實、豐富了民國時期職業教育史的研究資料，必將推動職業教育史研究進一步深化。
民國時期職業教育資料的整理遠非一人之力所能完成，我邀請了一批專家學者共同參與，由我擔任主編，俞啓定擔任副主編，成員有西南大學謝長法教授、浙江師範大學吴民祥教授、天津大學米靖教授、内蒙古師範大學王有亮教授等。編委會先後在北京、金華多次召開學術會議，確定編選原則和具體書目。各位編委在文獻的整理過程中，提出了很多很好的意見和建議，并進行了細緻的文獻梳理工作，在此，對他們的辛勤勞動與付出表示感謝！
在本書的出版過程中，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利用自身優勢，積極從各大圖書館搜集資料，爲本書的編纂整理提供了大量的資料，没有他們的辛勤勞動和無私奉獻，本書將很難如此之快地與讀者見面。對於他們的大力支持與幫助，編委會同仁表示由衷的謝意！
本書是“革命文獻與民國時期文獻保護計劃”的資助項目，國家圖書館和民國時期文獻保護中心給予了大力支持，并在館藏方面提供了諸多幫助，使得本書的整理出版得以順利進行。值本書出版之際，對於他們的鼓勵與支持一并表示感謝！
由於時間和條件有限，加之我們缺乏整理這樣一套大型專題文獻彙編的經驗，資料的搜集整理難免有所遺漏，且編者水平有限，本書一定存在諸多不足，懇請讀者批評指正！
樓世洲
二〇二三年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