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收录北宋李诫奉敕编修的《营造法式》——中国古代第一部集词源释义、等级规格、技艺工巧与估工算料之大成的官颁营造规程。全书正文三十四卷，卷首载《进新修营造法式序》《劄子》《看详》，正文分为总释总例、诸作制度、功限、料例和图样五个部分，涵盖壕寨、石作、大木作、小木作、雕作、锯作、竹作、瓦作、泥作、彩画作、砖作、窑作等十余工种。其核心为“以材为祖”的材等制度与斗栱铺作规制，对节约国库开支、防止贪渎偷工发挥了重要管控作用。书中另附长篇导读，从工官制度源流、作者生平、版本流变到材等递变、殿堂厅堂、举折反宇等疑难问题作了系统疏解，并配图片索引与参考文献，便于读者通览研习。

导 读
一、溯源
（一）历代的工官 （ 2 ）
（二）《考工记》与匠作传统 （ 5 ）
（三）轨物程事与《营造法式》 （ 7 ）
（四）《木经》与《营造法式》 （ 8 ）
二、作者
（一）异名之辨 （ 10 ）
（二）将作仕途 （ 11 ）
（三）修为评价 （ 12 ）
三、通览
（一）序 （ 14 ）
（二）劄子 （ 15 ）
（三）看详 （ 15 ）
（四）正文 （ 17 ）
四、版本
（一）宋—清脉络 （ 43 ）
（二）民国重刊 （ 45 ）
（三）当代校注 （ 47 ）
五、释要
（一）时空语境 （ 48 ）
（二）大木构架 （ 51 ）
（三）斗栱与铺作 （ 57 ）
（四）变造用材 （ 63 ）
（五）殿式与厅式 （ 70 ）
（六）反宇与举折 （ 77 ）
六、结语 （ 84 ）
营造法式
第一编 绪 章
进新修营造法式序 （ 89 ）
劄子 （ 92 ）
看详 （ 93 ）
总诸作看详 （ 93 ）
总释 总例 （ 95 ）
总例 （ 95 ）
第二编 基础与围护
壕寨制度 （ 98 ）
取正 （ 98 ）
定平 （100）
立基 （101）
筑基 （102）
城 （103）
墙 （104）
筑临水基 （105）
石作制度 （105）
造作次序 （105）
柱础 （107）
角石 （108）
角柱 （108）
殿阶基 （108）
压阑石 （109）
殿阶螭首 （110）
殿内鬭八 （110）
踏道 （111）
重台钩阑 （111）
螭子石 （114）
门砧限 （115）
地栿 （116）
流盃渠 （116）
坛 （117）
卷輂水窗 （118）
水槽子 （119）
马台 （119）
井口石 （120）
山棚鋜脚石 （120）
幡竿颊 （121）
赑屃鳌坐碑 （121）
笏头碣 （122）
第三编 材等与大木作
大木作制度—材与斗栱 （123）
材 （123）
栱 （126）
飞昂 （131）
爵头 （135）
枓 （136）
总铺作次序 （138）
平坐 （141）
大木作制度—架与构件 （143）
梁 （143）
阑额 （148）
柱 （149）
阳马 （151）
侏儒柱 （153）
栋 （155）
搏风版 （157）
柎 （157）
椽 （158）
檐 （159）
举折 （161）
第四编 装修与小木作
小木作制度—门窗 （165）
版门 （165）
乌头门 （170）
软门 （175）
破子棂窗 （177）
睒电窗 （179）
版棂窗 （180）
格子门 （181）
阑槛钩窗 （188）
胡梯 （190）
小木作制度—天花 （192）
平棊 （192）
鬬八藻井 （193）
小木作制度—龛橱 （197）
佛道帐 （197）
转轮经藏 （215）
第五编 其他杂作
锯作制度 （229）
用材植 （229）
抨墨 （229）
就余材 （230）
瓦作制度 （231）
结瓦 （231）
用瓦 （233）
垒屋脊 （235）
用鸱尾 （238）
用兽头等 （239）
泥作制度 （242）
垒墙 （242）
用泥 （243）
画壁 （245）
垒射垛 （245）
彩画作制度 （247）
总制度 （247）
五彩遍装 （251）
青绿叠晕棱间装 （256）
丹粉刷饰屋舍 （257）
砖作制度 （260）
用砖 （260）
垒阶基 （261）
铺地面 （262）
墙下隔减 （263）
踏道 （264）
慢道 （265）
须弥坐 （266）
砖墙 （266）
露道 （267）
城壁水道 （267）
卷輂河渠口 （268）
接甑口 （269）
马台 （269）
马槽 （269）
井 （270）
附 录 （273）
图片索引 （286）
图 片 （302）
主要参考文献 （375）

《营造法式》是中国古代对国家营造工程从词源释义、等级规格、技艺工巧到估工算料等集大成的第一部官颁文化名典与技术规程。其规范的对象，主要是皇家和官府动用国库和役匠资源，依据身份等级和工料定额完成的营造工程。但这部营造官书在北宋末问世并非陡然，而是经历了千载文化和技术积淀的酝酿过程。其产生有三个必备条件：一是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二是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三是成熟的工官制度及匠作传统。 以木结构为主体的中国古代建筑，上古几乎没有地面木构实例遗存下来，汉墓出土的明器陶楼，已经是很直观的早期木构建筑意象了。好在从隋唐起，有地面实物存留，并有日本同期仿效实例，可与文献相互印证，官式建筑的源流与变迁方渐为明朗。而五代和宋辽金时期的营造制度及做法大多延续隋唐，遂使宋《营造法式》有了追本溯源和承前启后的编纂依据。 宋代重文轻武、爱才好士，商业和贸易空前繁荣，冗余的社会财富假“复古”名义，为历代文化成果的整理和提升提供了必要条件，特别是雕版印刷术的兴起，社会各领域的典籍刊行，遂促成了社会经济和文化的空前繁荣。20世纪国际学者甚至就此提出了宋朝已开启东方“文艺复兴”时代的观点a。然而，《营造法式》毕竟是师古与传承，重于布新与创造的官颁营造规程，故只有从工官制度和匠作典籍之于《营造法式》的前世今生入手，才能从本质上理解其集大成的文化与技术内涵及其因果关系，对其遗产价值进行再认识（图1）。 一、溯源 （一）历代的工官 儒家“三礼”中的《周礼》，为记录周代国家政治制度和职官分工的重要典籍，其中也包括了管理国家营造工程的工官制度。工官源于商周时期的官职——“司空”，即《周礼》中位居六卿之列的“冬官”。“司空”的“空”字，与《释名》“室，实也”的“室”字相对应。因此，司空在引申义上，也指容纳万物的空间营造，甲骨文和金文亦作“司工”。南朝宋裴骃《史记集解》引东汉马融的说法：“司空，掌营城郭，主空土以居民。”故《周礼·考工记》郑玄注明言：“司空，掌营城郭、建都邑，立社稷、宗庙，造宫室、车服、器械，监百工者。”在司空辖下，深谙工程设计和施工技术的领班匠师，先秦称“工师”，也就是“匠人”的首领，相当于西方古代的首席工匠——建筑师（architect）。由于中国古代建筑以木构为主体，大木作结构是营造的主干，木工更是百工之首，所以孟子说：“为巨室则必使工师求大木。”（《孟子·梁惠王下》）荀子也说：“论百工，审时事，辨功苦，尚完利，便备用，使雕琢、文采不敢专造于家，工师之事也。”（《荀子·王制》）这些都说明了“工师”在管控建筑工程的工匠选任、估工算料、用度考量和装饰等级诸方面的关键作用。 秦汉的大一统，使工官权属有所变化，以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位居三公（见《汉书·百官公卿表》），“司空”权力归丞相掌控，下设“将作少府”，辖下有令、丞、石库、东园主章等属官。西汉立国后一度改将作少府为“将作大匠”，“侃侃将作，经构宫室”（扬雄《将作大匠箴》），成帝时恢复“大司空”的名位。从此司空之位历代沿设，多为高品虚职，至元代已名存实亡。东汉将掌管池苑的水衡都尉并入少府，曹魏复置。魏晋时在司空以下增设左民尚书、尚书右丞等实职工官。晋宋以后并以起部尚书、大匠卿（宋齐仍称将作大匠）和材官将军等具体经管朝廷土木工程。这里的“起”即是建，也就是筹划宫室、宗庙等皇室建造。这些属官多因工而设，役毕即撤。总括看来，南朝沿袭了魏晋的这些工官设置；北朝虽多为少数民族政权，但典章制度基本沿袭魏晋，如北齐的将作寺、祠部、起部、虞曹（材官）；北周有冬官府，下设匠师、司木等属官。 隋唐的再统一，对工官制度做了一项影响后世的创制。据《唐六典》卷七，隋开皇二年始设工部尚书，掌管工部（营造）、屯田（种植）、虞部（郊野）和水部（水利），以各部侍郎分管事务。保留北朝的将作寺大匠一职，后改将作寺为将作监，大匠一度改称大监，分别以令和少令辅佐。这一制度为唐宋袭承，辽金亦有仿设。工部尚书辖下设营造和制作管理机构与职官，如管理皇家物资和工匠供给的少府监，管理土木营造的将作监，以及军器所、文思院（仪典用品）等。据《唐六典》卷七《尚书工部》：“凡兴建修筑，材木、工匠，则下少府、将作，以供其事。”《新唐书·百官志一》也记有：“凡京都营缮，皆下少府、将作共其用，役千功者先奏。” 从事土木营造的役匠在隋唐时期称为“蕃匠”，即轮班为朝廷工程无偿服役的工匠，盛唐时期将役期缩短为二十日，称“短蕃匠”。据《新唐书·百官志三》，当时也有一小部分匠艺高强的工匠，以“和雇”的方式，为官府有偿雇用，称为“明资匠”，即其后“雇募制”或“募匠制”流行的由来。 五代和北宋的工官制度虽部分延承了唐制，但到北宋中期，伴随着法度松弛、奢华铺张的社会风气和“三冗”（冗官、冗兵、冗费）问题渐成痼疾，因而神宗朝在王安石主导下开始了被后世称为“熙丰变法”的改革。变法意图通过改革官制强化中央集权，整治官僚机构，也波及了靡费贪渎丛生的将作机构及其所管辖的营造工程，首先是强化将作监的职能配置。据《宋史·职官志五》：“将作监：旧制，判监事一人，以朝官以上充……元丰（1078—1085）官制行，始正职掌。置监、少监各一人，丞、主簿各二人。监掌宫室、城郭、桥梁、舟车营缮之事，少监为之贰，丞参领之，凡土木工匠板筑造作之政令总焉。辨其才干器物之所须，乘时储积以待给用，庀其工徒而授以法式……”宋《营造法式》就是在这样的工官制度背景下编修的。与之直接相关的匠役制比之唐代更加宽松，工匠的自由度和酬劳都较前代有改善，蕃匠可以资代役。 宋代的工官制度在元代得到延续和衍化，如元廷在工部增设了茶迭儿（庐帐）局总管府，管领诸色人匠造作（见《元史·百官志一》），元世祖中统元年（1260），以中亚穆斯林建筑师也黑迭儿掌管茶迭儿局，并任职工部（见元欧阳玄《圭斋文集》所载《马合马沙碑》），建立了世袭的“匠户制度”及更加严苛的“班匠”制，以致规定匠籍世袭，不得改籍。明清在工部以下设立“营缮”“虞衡”“都水”和“屯田”四司，领班的工官统称为郎中。匠户制度在明中后期开始衰落，“班匠”制逐渐被“募匠”制取代，清初完全废止。 （二）《考工记》与匠作传统 《周礼·考工记》是古代最早的一部营造官书，如果其是源头，《营造法式》就是流变中的集大成者（图2）。《周礼》原有6篇，但第6篇《冬官·司空》亡佚，西汉河间献王刘德以流传于世的营造古籍《考工记》填补。清代，江永《周礼疑义举要》以《考工记》中有齐国雅言，推测该书为战国时期的齐国官书。以周代的都城等第制度，只有周天子的都城方可称为“王城”，故《考工记》所载的匠人营国制度，很可能是周王室的理想都城模式。《考工记》将营造工事释义为：“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并对“知者”“巧者”按其社会地位作了分类，即所谓“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审曲面执，以饬五材、以辨民器，谓之百工”。 《考工记》的内容从周王城到诸侯邑的聚落营造，包括了选址定向、修筑壕堑、疏通沟洫、平整场地、起造屋宇等工程事项。载有木工营造（7）、金器制作（6）、皮革制作（5）、面层着色（5）、玉器刮磨（5）、陶器制作（2）等6大工艺门类的30个工种（其中24种流传下来）。显然，对建筑而言，木工最为重要，包括轮人（造车轮车盖）、舆人（造车厢）、辀人（造车辕）、车人（造车架）、弓人（造弓弩）、庐人（造长兵器）、匠人（筑城造宫）、梓人（制作门窗和器具）等工种。其中梓人应是匠人的旁支，擅长小木作。 《考工记》中与建筑营造关联最密切的是木工工种的“匠人”一节，含有匠人“建国”“营国”和“为沟洫”三个要点，可从《周礼·天官冢宰》中的“惟王建国（国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这句话中给予解读。 首先是匠人“建国”，即以“辨方正位”的一整套操作方法，解决国都的选址、朝向和地形等空间定位问题，将太空星辰的“天文”与国都选址的“地文”相关联，并融入“人文”秩序的象征性。《考工记》称：“匠人建国，水地以县，置槷以县，视以景。为规，识日出之景与日入之景，昼参诸日中之景，夜考之极星，以正朝夕。”即是说周朝兴建国都选址时，以水臬（水平仪）确定基地的水平面，用土圭法（日晷），以日出与日落影间连线为东西向，与之垂直的方向则为地理子午线，再辅以夜观北极星校正南北向。 其次是匠人“营国”，即以宫室为要的“体国”规画与建造。何谓“体国”？《唐律疏议·进律疏表》宋人此山贳冶子释文中提出：“体国者，营其国之宫城门涂，如身之有四体。”据《考工记》等先秦典籍所载，百步见方为一夫，三百步为一里，一里见方为一井，九里见方的国都为八十一井，并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这一描述可看作是一幅“九宫”格的空间图式，一种中国式的“曼陀罗”宇宙图案。从“九里”见方的国都到“九州”构成的国家，都反映了这种理想的空间意象（图3）b。 再次是匠人“为沟洫”，类似于现代的给排水工程。一方面，“经野者，治其野之丘甸沟洫，如机之有经纬”（《唐律疏议·进律疏表》此山贳冶子释文），即以国都外井田状的郊野挖沟起垄，形成井田状的水渠和阡陌肌理，以满足耕作的灌溉和抗涝需求。另一方面，沿着国都内同为井田状的道路肌理布置沟洫，以解决漕运和排水需求。就连建筑屋顶的排水坡度，也是“为沟洫”的要务之一，《考工记》所谓“葺屋三分，瓦屋四分”，就是指对草顶和瓦顶的坡度控制，因前者排水比后者缓滞，故跨高比分别为3∶1和4∶1。 《考工记》的这些内容虽然粗疏，但对营造工程的名物、规制和做法记述已很系统，尤其是“建国”“营国”和“为沟洫”的营造步骤和技艺，在1000多年后的宋《营造法式》中，依然被奉为圭臬，后者无异于是对前者的延承与复兴。从先秦的《考工记》到宋《营造法式》，长达约1500年间，历代王朝虽都设有管理营造的机构和职官，唐代的律令制中也对建筑等级有明文规定，但直到宋《营造法式》以前，从等第秩序下尺度样式的规制，到建筑结构与装修的做法，再到估工算料的定额和标准等，涵盖这些内容的整部国家营造规程并未出现。尽管在《营造法式》颁布前，这些制度和做法已在隋唐和辽宋的建筑实例和记述中频露端倪。 （三）轨物程事与《营造法式》 唐代的各类法典可概括为“律、令、格、式”四种，其中“律”是法条，“令”是规制，“格”是限度，“式”是细则。唐朝即以《营缮令》，颁行房屋等级制度的“令”，对从王公到庶人的堂舍宅屋，均有间架、斗栱、藻井、脊兽等的规格限度。如：“王公已下，舍屋不得施重栱藻井。三品已上，堂舍不得过五间九架，厅厦两头，门屋不得过三间五架。五品已上，堂舍不得过五间七架，厅厦两头，门屋不得过三间两架，仍通作乌头大门。勋官各依本品。六品七品已下，堂舍不得过三间五架，门屋不得过一间两架。”（《唐会要·舆服上》）。但对营造而言，这些都是“格”的构件限度，而无“式”的用材细则。直到宋仁宗的天圣《营缮令》，基本都是对唐《营缮令》的袭承，而未出现依营造等级估工算料、“轨物程事”的法式。 北宋前期京城营建事项本由“东西八作司”负责，因管理失范，仁宗时又交与三司掌控，将作监仅掌管皇家仪式活动所需的场景布设及器物配置（《宋史·职官志五》）。由于职—衔及权—责两分，加重了土木工程管理的低效与贪渎。于是神宗在熙丰变法时，恢复将作监的工官配置及管理职能，并敕令其负责制定一部《营造法式》作为国家规程。未料此役尚未完成，就遭遇哲宗朝太皇太后高氏助推元祐更化对熙丰变法的反动。尽管如此，由于“董正官制之实”和“理财节用”的现实需求，这部营造官书仍于元祐六年（1091）编成。但六载后变法派反正，朝廷以元祐《营造法式》“只是料状，别无变造用材制度，其间工料太宽，关防无术”（《劄子》）为由，敕令将作监重修此书。 因此，朱启钤指出北宋编纂《营造法式》的动机应萌芽于神宗元丰年间，成熟于哲宗元符之时，其实隐含着两部《营造法式》先后产生的动机差异和背景变化。元祐版偏于例行，崇宁版则重在变造，后者对管控土木营造起到了实质作用。另《宋史·艺文志六》在子部杂艺术类载有《新集木书》一卷，内容或与《木经》和《营造法式》有关，可惜书已亡佚，无从考证。 （四）《木经》与《营造法式》 宋代管理施工的领班匠首被称作“都料匠”，或“都料”。五代末至北宋初的浙东民间巧匠喻皓，曾参与宋东京汴梁的营造工程，做过都料匠，著有《木经》三卷，记述木构建筑做法，已亡佚，沈括《梦溪笔谈》中有片段收录。如“凡屋有三分（去声）：自梁以上为‘上分’，地以上为‘中分’，阶为‘下分’。凡梁长几何，则配极几何，以为榱等。如梁长八尺，配极三尺五寸，则厅堂法也”。这段话道出了房屋营造的两个关键点：其一，屋顶、屋身到阶基为三段式构成；其二，脊檩（极）高度与梁的跨度之比为1∶2.3弱，如加上铺作出跳，则在1∶3左右。 喻皓设计了宋东京当时最高的木构佛塔开宝寺塔，欧阳修在《归田录》卷一开篇对他的这一杰作大加赞赏，认为“其用心之精盖如此。国朝以来木工，一人而已。至今木工皆以预都料为法”。该塔建于宋太宗端拱二年（989），毁于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早于辽兴宗清宁二年（1056）所建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67年。在北宋杨亿口述的《杨文公谈苑》、僧文莹的《玉壶清话》、陈师道的《后山谈丛》和南宋僧志磐的《佛祖统纪》等书中，所述预皓、喻浩、喻皓的营造故事同指一人，均对其过人的营造技艺和工巧轶事倍加推崇。其中陈师道在哲宗朝为仕，与《营造法式》编修过程几乎同时。据此可以推知，当时的将作监对喻皓事迹应该完全知情。 但江南与北国之间的匠作影响并非单向的，也并非仅始于《木经》。事实上，从西晋末“衣冠南渡”到隋唐大运河开通以来，南北经济和文化互动中的匠作交流已是常态。在唐末五代至宋的南北建筑中，便有特征要素的互含或相似的实例，《营造法式》对此有所反映是很正常的。例如晚于崇宁《营造法式》颁布仅23年建成的河南登封少林寺初祖庵大殿，和早于该书颁布90载的宁波保国寺大殿，构架、构件形制及装饰特征，均有与之相似或相同之处。 日本在10世纪初，即醍醐天皇在位年号最长的延喜时期（901—923），颁布过一部名为《延喜式》的法律，其中有一卷是“木工寮”的规定，学界称其为《延喜木工寮式》，可辑出为一部营造专书，其内容有着唐朝和五代吴越国匠作影响的背景。作为日本版的“轨物程事”官书，《延喜木工寮式》比《营造法式》早了200年左右。然而从营造制度的系统性和成熟度上，前者远不能与后者相提并论，其对功料准则与等级制的关系记述尤显松散。但《延喜木工寮式》至少透露出一个重要的历史信息，即10世纪前后的中国和日本，营造技艺流传和工料管控的“木书”都开始问世了。 二、作者 李诫（？—1110年），字明仲，北宋郑州管城县人，生年不详（图4）。以其《墓志铭》所记（见附录），李诫以“斋郎”入仕的时间为元丰八年（1085）。据《新唐书》所载，斋郎的年龄限于15~20岁之间，宋沿此制，可推定李诫出生时间应在公元1065—1070年之间。虽然到北宋末，喻皓的《木经》对官式营造影响甚大，但李诫所著《营造法式》却后来居上，其“考究经史群书，并勒人匠逐一讲说”（《劄子》），将官式制度与匠作工巧融为一体，达到了“使栋宇器用不离于轨物”的境界（见《墓志铭》），如南宋大藏书家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所称，“世谓喻皓《木经》极为精详，此书殆过之”（《文献通考·经籍考》子部杂艺术类引）。 （一）异名之辨 自《营造法式》问世后，对其编纂者李诫之名，历代文献莫衷一是。北宋末赵明诚《金石录》卷十三《玉玺文》跋云：“右玉玺文，元符中咸阳所获传国玺也。初至京师，执政以示故将作监李诫。诫手自摹印之，凡二本，以其一见遗焉。”今存雅雨堂本此段文后有卢文弨小字按语“李诫别本作李诚”，所据“别本”不明。与李诫同朝的晁载之在《续谈助》中也称“右钞崇宁二年正月通直郎试将作少监李诚所编《营造法式》” 云云。 入南宋以来，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中称：“将作《营造法式》，皇朝李诚撰。熙宁中，敕将作监编修法式。诚以为未备，乃考究经史，并询讨匠氏，以成此书，颁于列郡。”（同上《文献通考·经籍考》子部杂艺术类引）。杨仲良《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二十五记蔡絛忆崇宁四年（1105）建明堂事亦称“李诚”。当代学者曹汛指出，南宋绍定重刊的《营造法式》残页中，有四处名衔均为缺了一撇的“李诚”，可能是为避讳宋理宗曾用名“贵诚”c。金代张谦在《重校正地理新书》中插入《营造法式》“取正、定平”图文，仍将作者写作“李诚”，元代陆友（字友仁）著《砚北杂志》（一作《研北杂志》），其中提到《营造法式》，亦指作者李明仲名“诚”。但同为南宋的陈槱《负暄野录》卷上引《金石录》、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和程大昌《演繁露》等书则作李诫。 总括看来，以古时名与字内涵的相关性而论，《中庸》有“明则诚矣”，则李明仲若名“诚”，名与字相称。然又以《尚书》的“明诫”之说为据，亦可使李诫字明仲相对应。看来无论李明仲原名为李诫抑或“李诚”，都不能排除二者与“明仲”之间的名—字关联。尽管崇宁《营造法式》作者本名“李诚”是可能的，但迄今尚难以毋庸置疑地辨明二者正误。故出于慎重考虑，本书仍沿用“李诫”一名。 （二）将作仕途 李诫在宋代的将作官吏中以艺文修养过人著世，官至从四品的将作监，实际成就远超父兄，编修《营造法式》史迹更是多见于信史古籍，然而《宋史》却未见为其立传，这是匪夷所思的。幸有北宋时曾任将作监丞的程俱所编《北山小集》在卷卅三收载了李诫墓志铭，才使其生平事迹得以流传d。 据《墓志铭》所记，李诫出身世宦，曾祖父和祖父曾分别任虞部（工部属官）和祠部（礼部属官）员外郎。其父李南公，字楚老，官至从三品的龙图阁直学士；其兄李譓，字智甫，及第进士，曾任河东、陕西转运判官等职，父兄兼通运输营建，皆名录于《宋史》。元丰八年（1085），神宗驾崩后哲宗即位，李诫代表时任河北转运副使的父亲“奉表致方物”，被补授以无品级的郊社斋郎，属荫官入仕，后参与地方治理，以功升为八品的承务郎。 哲宗元祐七年（1092年），李诫以承奉郎入将作监任主簿。哲宗绍圣三年（1096）以承事郎升为将作监丞。使李诫足以彪炳青史的作为，便是于次年受命主持重修《营造法式》。从绍圣四年（1097）到元符三年（1100），李诫呕心沥血三载，新版《营造法式》书成，徽宗崇宁二年（1103）御敕颁行天下e。元符中，李诫还因主持修建“五王邸”升为宣义郎。崇宁元年（1102）以宣德郎擢升为将作少监（《宋史》载将作少监相应寄禄官为“通直郎”），崇宁三年（1104）主持将作监，五年后衔升中散大夫，晋级可谓一帆风顺。 （三）修为评价 李诫在将作监任职期间，勤于钻研，精于权衡，对堂构之法、利害坚窳、规矩绳墨等匠作工事均能了然于胸。他主持重修《营造法式》，“考阅旧章，稽参众智”，博引“经史群书”，“并勒人匠逐一讲说、编修海行”，使崇宁《营造法式》成为营造工程的实用宝典，对于节约国库开支、防止贪污滥用和偷工减料均起到了纲举目张的管控作用，并影响到后世官颁的营造工程典籍。 此外，李诫身居将作要职，还主持完成了汴京一系列重要的修建工程，举如辟雍、龙德宫、棣华宅、朱雀门、景龙门、九成殿、开封府廨、太庙、钦慈太后佛寺等，显示了过人的能力和才干。据《墓志铭》，李诫在营造工程上的文化造诣和审美眼光，与他懂艺文、好藏书、擅书画、通乐律、能博戏的闲情逸致难分干系，更与从哲宗到徽宗朝，将有宋一代“爱才好士”风气发挥到极致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李诫短暂的一生，除了编修崇宁《营造法式》，还著有《古篆说文》十卷、《续山海经》十卷、《续同姓名录》二卷，作《琵琶录》三卷、《马经》三卷、《六博经》（博戏，如扑卖游戏）三卷，以及《宋史·艺文志》所载《新集木书》一卷等。其所绘《五马图》也曾名噪宫内。可惜如今这些作品均已亡佚。 大观四年（1110年），李诫于虢州任内染疾，不幸英年早逝（享年仅在40~45岁之间），葬于郑州管城的梅山，故址在今郑州新郑龙湖镇于寨村附近，墓址于公元2006年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30年，李诫辞世820周年时，中国营造学社创始人朱启钤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一卷发表《李明仲八百二十周忌之纪念》一文，述及了其编修《营造法式》的历史性贡献和研究该书的现代价值。朱启钤并在同刊同期的《中国营造学社缘起》文中称“李明仲以淹雅之材，身任将作。乃与造作工匠，详悉讲究，勒为法式，一洗道器分涂、重士轻工之锢习”，认为要对该书“读法用法，先事研穷，务使学者融会贯通，再博采图籍，编成工科实用之书”f。这是对李诫及其《营造法式》至为中肯的评价，同时也为后来科学的古迹研究和保护，提出了极其重要的学术思路和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