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着悠久的修史传统，有编年、纪传、纪事本末、国别等各种体裁，人物传记也分史传、行状、自传、别传、年谱、墓志等数十类。就传记汇编而言，以帝王、后妃、世家、名臣、高僧、才子、列女等等为题者并不鲜见。中国古代天文学、数学历史悠久，成就卓著。然而，第一部专为历代从事天文学、数学工作的人物立传的著作，则至阮元（1764—1849）于清嘉庆间编撰《畴人传》才得以实现。
天文历法是中国传统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古代形成体系的四大传统学科之一。观象授时、改元颁历等，在中国为国之大事，为历朝历代所重视。司马迁在《史记》中首列《历书》《天官书》，为后世史家所师，以致正史中通常设有《律历志》《天文志》，大致保留了历代天文观察记录和历法变迁的信息，以及大量的天文学史料。据汪曰桢《历代长术辑要》所附《古今推步诸术考》考证，中国古代编制历法达146部之多，可见中国古代天文历法资料极为丰富。
数学是中国古代科学中最重要的分支之一，传统数学也是在古代形成独立体系的四大学科之一，其历史源远流长，数学文献典籍资源与研究成果都相当丰富，在世界数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尽管中国数学和天文历法有着辉煌的历史和卓越的成就，然而辉煌中存在着隐患。汉代以来统治者独尊经学，天文历算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缺乏持续发展的动力。历代从事天算者，虽不至于如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所自贬之论“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但地位通常不高也是事实，以致除少数位高名著者有与天算相涉的事迹外，大多数天算学者湮没不闻。即便如宋代设立算学祀典，大观三年（1109），以之前天算名家66人，各以封爵入祀，但其事迹也是史不详载。中国的数学与天文历法学经历了宋元的高峰时期后，进入明代后衰落，理论性研究陷入停顿状态。而在此时，西方经历了文艺复兴，进入了社会变革和近代科学革命时期，科学发现不断涌现，研究成果日新月异。16世纪开始，中国的天文历算与西方天文、数学的差距也急剧拉大。
虽然中国古代从来不乏与域外文明的交流融合，但直至明清之际第一次西学东渐的发生，中国科学技术才开始发生重要转变，渐渐开启了会通中西和科学近代化的进程。就天文学、数学而言，因目睹康熙历案发生，康熙皇帝本人开始重视天文历算，亲自学习天算知识，并向部分臣子传授天文历算知识，这是清代天算之学渐成显学之一大原因。同时康熙等人对西学中源说的提倡，对清中后期学术产生深刻影响，虽促进了中国学者对西学的接受与会通以及天文历算的复兴和发展，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国人对西方科学的深入学习与理解。此外，由于清前期特殊的政治与学术文化环境，乾嘉学派兴起，朴实的经史考证成为学术主流。一批学者通过辑佚、校勘、考证等多种方式，使中国传统古算得以复兴。阮元组织编撰《畴人传》，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展的。
《畴人传》以纪传体的方式成书，因囊括历代畴人学者，按朝代而编，汇集传主的生平、天算成就、思想与著作等史料，加以评论，充分肯定中国古代天文学、数学的成就，事实上也成为我国最早的数学史与天文学史的专门著作，在中国科技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同时对传统科学文化遗产的继承与发扬具有积极的作用和意义。
一、《畴人传》的作者生平简介
《畴人传》作者虽署名为“经筵讲官南书房行走户部左侍郎兼管国子监算学扬州阮元撰”，然而更确切地说，阮元是该书的主编和主审者。
据《畴人传·凡例》称：“是编创始于乾隆乙卯，毕业于嘉庆己未，中间供职内外，公事殷繁，助元校录者，元和学生李锐暨台州学生周治平力居多。又复博访通人，就正有道，嘉定钱少詹大昕、歙县凌教授廷堪、上元谈教谕泰、江都焦明经循，并为印正，乃得勒为定本，集益孔多，附书以志不忘。”又《续畴人传》（以下简称《续编》）之《李锐传》称：“嘉庆初，内阁阮学士元提学浙江，常延锐至杭，问以天算。因欲撰《畴人传》，开列古今中西人数，及应采史传天算各书，属锐编纂，商加论定。及抚浙，又令门生天台周治平相助，编写诸书及西法诸书，成《畴人传》卷四十六卷，刊行世。”
结合上述记载以及其他文献可知，阮元应为编撰工作的主持者，主要承担序言、凡例、评论的撰写，以及组织审订等工作，根据其撰写的《杨辉传》《朱世杰传》，说明他也的确亲自进行过内容编撰工作。而实际更多承担具体编撰工作的是数学家李锐和阮元的门生周治平。除了李锐和周治平外，阮元的一些门生和朋友也参与了讨论、编校或审订工作。但在《畴人传》编撰和最后成书过程中，阮元的核心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他是该书体例和编写原则的制定者，全书体现了他的编史方法和思想观点。
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芸台、雷塘庵主、揅经老人、颐性老人等，江苏仪征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中进士，历任翰林院庶吉士、编修、少詹事、詹事等，乾隆五十八年（1793）任山东学政，乾隆六十年（1795）任浙江学政，嘉庆三年（1798）回京任兵部右侍郎，调补礼部右侍郎，次年三月任户部左侍郎、经筵讲官、会试副总裁等职，九月兼管国子监算学，十月署理浙江巡抚，嘉庆五年（1800）正月实授，嘉庆十年（1805）丁忧，服除后重任户部右侍郎（1807）、浙江巡抚（1808），因荐人不当降职，后历官翰林院编修、国史馆提调、文颖馆提调（1810）、礼部侍郎、工部右侍郎（1812）、漕运总督（1812）等职，直至江西巡抚（1814）、河南巡抚、湖广总督（1816）、两广总督（1816）、云贵总督（1826），晚年拜体仁阁大学士（1835），道光十八年（1838）致仕，返回扬州定居，道光二十九年（1849）卒，谥文达。
阮元是清代中期的名臣，从政颇有政绩，诚如《畴人传三编》（以下简称《三编》）本传所谓“于学无所不窥，亦无所不善，博闻好问，耄而弥笃”，是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也是扬州学派的标志性人物，以经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著称于世，在经史、天文历算、舆地、金石和校勘等方面亦多有建树，学术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生平著述丰富，编撰有《畴人传》《皇清经解》《经籍籑诂》《十三经注疏校勘记》《考工记车制图解》《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四库未收书目提要》《山左金石志》《两浙金石志》《浙江通志》《广东通志》《云南通志稿》等一百八十余种，及诗文集《揅经室集》四编。无疑，历算知识对于阮元而言，是他所提倡的实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体现其经世致用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
阮元自身在历算方面的部分成就，已为《三编》本传所收录，主要包括如下几则。其一，乾隆五十六年大考翰詹时，撰写《拟张衡〈天象赋〉》，“卷呈御览，改擢第一，超授少詹事，南书房行走”。其二，组织编纂了《畴人传》，成为中国历算史研究的范例，对天文学家、数学家和文史家均有重要影响。其三，“玩辞步算”，撰写《考工记车制图解》，应用数学知识考订、辨正车耳反出轨前十尺等事，并作图解，以为“以此立法，实可闭门而造，驾而行之”。其四，作《诗十月之交四篇属幽王说》一篇（《揅经室集》一集），通过使用《历象考成后编》中的方法，考订《诗经》中“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中所记载的日食时刻，得出其时在周幽王六年十月建酉辛卯，并推算出具体的时刻。其五，在漕运总督任内，创设粮艘盘粮尺算捷法，“较旧法捷省一半，简便易晓也。颁行各省，并刻石嵌漕院壁间”。由此可见，阮元掌握了较高程度的数学知识，并能运用于经学考证或实际事务之中，对古代天文学与历法知识也有相当程度的了解和认识。
阮元还留心遗失的古代算书，发现了一批珍贵的宋元算书，并资助刊刻，以广其传，嘉惠学林，功莫大焉。比如，他任文颖馆提调期间，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宋代杨辉、元代丁巨的著作。其中杨辉著述有百余条，并撰写《杨辉传》，即《补畴人传》，刊于《杨辉算法》之首。又如嘉庆之初，他于浙江巡抚任上，在江南购得《四元玉鉴》抄本，进呈内府，并抄写副本请李锐校算，惜李锐未校完而逝，进而由何元锡据李锐校本刊刻（1822），此是该书自1303年初刻之后的第一个重刻本，此后再嘱咐罗士琳补草，于1839年刊刻《四元玉鉴细草》。阮元自己又作《朱世杰传》，即《畴人传补遗》，载入《四元玉鉴》何元锡刊刻本卷首。《杨辉算法》《四元玉鉴》的刊刻，均得到阮元资助。此外，据《阮元年谱》所载，1795年十一、十二月间，阮元任浙江学政之初，还与幕僚焦循一起，从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中抄录出元李冶《测圆海镜》，又得到宁波府学教授丁杰所藏旧本相赠，并从鲍廷博处得到《益古演段》，请李锐校勘疏证，并鼓励鲍廷博将此二书刊刻，收入《知不足斋丛书》。阮元还资助刊刻了一批清代著名学者的学术著作，其中也包括诸如孔广森、李锐、焦循等数学家的数学著作，不仅促进了清代学术的传播与繁荣，也对算学的复兴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阮元对历算的关注，还体现在教育和人才选拔上。比如其在浙江杭州创设的诂经精舍，据孙星衍《诂经精舍题名碑记》所称，“问以十三经、三史疑义，旁及小学、天部、地里、算法、词章”。同样的，阮元于广州创设的学海堂，虽也以经史为主，但也有包含历算在内的与自然科学相关的课程。并且阮元组织学海堂师生编辑《皇清经解》，其中也包括九卷《畴人传》。这两所书院，培养了一大批实学人才。此外，在长期的仕宦生涯中，阮元交游广泛，师友门生众多，幕府人才济济，身边聚集了大量的实学人才，其中就包括诸如钱大昕、凌廷堪、李锐、汪莱、焦循、罗士琳、许宗彦等一批天算名家。
李锐（1769—1817），字尚之，号四香，元和（今江苏苏州）人，通经史，尤其长于历算，曾师从钱大昕，得其亲自教导。著有《测圆海镜细草》，刊入《知不足斋丛书》，又有《李氏算学遗书》十一种存世，包含《召诰日名考》《三统术注》《四分术注》《乾象术注》《奉元术注》《占天术注》《日法朔余强弱考》等七种古代历法考证著作，以及《弧矢算术细草》《勾股算术细草》《方程新术草》《开方说》等四种数学著作。《开方说》三卷是其数学成就的代表作，但他仅完成上中两卷，下卷由弟子黎应南续成。该书在研究刘徽《九章算术注》、梅文鼎《少广拾遗》等著作的方程术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类似笛卡儿判断方程正根个数的符号法则，提出负根和重根概念等，总结并发展了方程论。李锐是乾嘉时期著名的数学家，与李潢并称为“南北二李”，与焦循、汪莱并称“谈天三友”。根据《畴人传·凡例》《续畴人传·李锐传》等可知，李锐成为《畴人传》的主要编撰者，时在阮元担任浙江学政之后。然而李锐具体何时参与《畴人传》的编撰工作，尚有争议。
周治平，字起峰，浙江临海人，生卒年不详，通天文历算。阮元《定香亭笔谈》卷二中载：“余于天文算法中求士，如临海洪颐煊、震煊，归安丁传经、授经，钱唐范景福，海盐陈春华等，皆有造诣，然以临海周治平为最深。治平拙于时艺，久屈于童子试。余至台州，治平握算就试，特拔入学。治平精于西人算术，通授时宪诸法，明于仪器。余有诗云：‘中法原居西法先，何人能测九重天。谁知处士巾山下，独闭空斋画大圜。’”可见周治平的历算水平深得阮元赏识。阮元拔擢周治平，时在嘉庆二年（1797）四月，其时身为浙江学政的阮元按试台州。据《光绪台州府志·周治平传》载，阮元曾“亲书画圜室额赠之，命入诂经精舍肄业”。据孙星衍《诂经精舍题名碑记》载，周治平为诂经精舍讲学之士九十二人之一。《续编》卷五十一有传，附见于《许桂林传》后，仅转录其为阮元《曾子注释》中采纳的关于《曾子问天员篇》的一则注释。周治平在阮元任浙江学政时追随左右，在李锐之前就参加了《畴人传》的编撰工作，也是重要编撰者。
阮元的多位朋友参与了《畴人传》的讨论和审阅工作。审阅者多为当时的著名学者，并与阮元交游颇深。
钱大昕（1728—1804），字晓徵，号辛楣，晚号竹汀居士，嘉定（今属上海）人，著名学者，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钱大昕在经史、历算、校勘、训诂、音韵、金石等领域均有所成。其著述甚多，后世辑为《潜揅堂全书》。在历算方面，著有《宋辽金元四史朔闰考》《三统术衍》等。据《钱辛楣先生年谱》载，乾隆五十一年（1786）钱大昕曾孙所作按语称：“是秋，江宁乡试，公挈先祖辈同往，始因学使谢侍郎识仪征阮宫保元。是时宫保方以诸生应举，公引为忘年交。”钱大昕执掌紫阳书院长达十六年，门生众多，其中在历算方面著名者，就有孙星衍、何元锡、顾广圻、吴嘉泰、李锐等等。
凌廷堪（1757—1809），字次仲，号仲子，安徽歙县人，著名学者，长于礼学，著有《元遗山年谱》《礼经释例》《燕乐考原》《校礼堂文集》《梅边吹笛谱》《充渠新书》以及诗文札记若干卷。他在乾隆五十五年（1790）中进士，例授知县，后任宁国府学教授。他在历算方面也有所得，《续编》卷四十九有传。凌廷堪为阮元挚友，在其少年学贾不成后，二十余岁始携书出游，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寓居扬州时，即与阮元相交。阮元在其《定香亭笔谈》卷四中称：“焦里堂循，江都人，朴厚笃学，邃于经义，尤精于天文步算，与李尚之锐、凌次仲廷堪为谈天三友。”这是阮元关于“谈天三友”的不同说法。
谈泰，字阶平，上元（今江苏南京）人，生卒年不详，乾隆五十一年（1786）举人，大挑选授山阳县学教谕，精于历算。据《钱辛楣先生年谱》，乾隆四十四年（1779），“上元谈泰善算术，来从居士游，授以古今推步异同疏密之旨”，又据钱林《文献征存录》卷三所载，其“勤学精思，博览得梅氏算学之传”，可知谈泰博览群书，深得梅文鼎算学精要，并亲得钱大昕在天文历算方面的教导。谈泰与钱塘、李锐、焦循、汪莱等人相友善。撰有《王制里亩算法解》《周径说》等。《续编》卷五十有传。谈泰曾为《畴人传》作序，但因故未被收录。他后又作《畴人解》，被收入《畴人传》的《文选楼丛书》正续合刊本中，对“畴人”的语源与涵义做了阐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