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藏·名家部·人物志》共收书二十五种，整合为精装十六开四册予以出版。本卷收录先秦至民国时期（原则上截止于一九四九年）目前所知有关《人物志》白文本、注释本、节选本、校勘本、批校本及各类研究著作等，集各种版本及研究文献之大成。在遴选方面，主要体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收书较全。《人物志》自宋本以下，将近二十种传本（包括抄本，不包括选本），除个别不知去向的传本外，《子藏•名家部•人物志卷》均予以收录，力争全面地反映《人物志》版本系统。 注重校跋本的收录。名人校跋不仅使得今人一睹前贤手迹，更为重要者，为后世学者提供更为丰富的研究资料。《子藏•名家部•人物志卷》所收有南京图书馆藏清莫棠校跋本、清丁丙跋本、清王韬跋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王钺跋本，上海图书馆藏清田普实校本，这些本子不仅刊本在《人物志》众多传本中较有特色，且莫棠、丁丙、王韬、王钺、田普实等人的校跋也是极为难得的珍贵文献。 关注稿抄本。明嘉靖八年，上海人顾定芳自俨山伯氏处借得《人物志》抄本，据此雕印了《人物志》，是为今存最早的《人物志》传本。其所据俨山伯氏抄本，也是现今所知较早的抄本。俨山伯氏抄本今已不知去向。今存抄本《子藏•名家部•人物志卷》均设法收入，以完整体现《人物志》流传过程。

1.人物志三卷 （三国魏）刘邵撰 （北魏）刘昞注 （清）莫棠校并跋
据明嘉靖八年顾定芳刊本
2.人物志三卷 （三国魏）刘邵撰 （北魏）刘昞注 李盛铎跋
据明隆庆六年郑旻刊本
3.人物志三卷 （三国魏）刘邵撰 （北魏）刘昞注
据明隆庆六年梁梦龙刊本
4.人物志三卷 （三国魏）刘邵撰 （北魏）刘昞注 （清）王钺跋
据明万历五年李苘刊本
5.人物志三卷 （三国魏）刘邵撰 （北魏）刘昞注
据明万历中刊《两京遗编》本
6.人物志三卷 （三国魏）刘邵撰 （北魏）刘昞注
据明万历间刊《汉魏丛书》本
7.人物志三卷 （三国魏）刘邵撰 （北魏）刘昞注 （清）丁丙校并跋
据明刊本
8.人物志三卷 （三国魏）刘邵撰 （北魏）刘昞注
据清初刊本
9.人物志三卷 （三国魏）刘邵撰 （北魏）刘昞注
据清乾隆五十六年金溪王氏刊《增订汉魏丛书》本
10.人物志三卷 （三国魏）刘邵撰 （北魏）刘昞注
据清乾隆间翻宋刊本
11.人物志三卷 （三国魏）刘邵撰 （北魏）刘昞注 （清）田普实校
据清嘉庆间刊《广汉魏丛书》本
12.人物志三卷 （三国魏）刘邵撰 （北魏）刘昞注
据清嘉庆中海虞张氏刊《墨海金壶》本
13.人物志三卷 （三国魏）刘邵撰 （北魏）刘昞注
据清道光二十四年金山钱氏依《墨海金壶》刊版重编增刊《守山阁丛书》本
14.人物志三卷 （三国魏）刘邵撰 （北魏）刘昞注
据清光绪五年定州王氏谦德堂刊《畿辅丛书》本
15.人物志三卷 （三国魏）刘邵撰 （北魏）刘昞注
据清光绪九年刊《益雅堂丛书》本
16.人物志三卷 （三国魏）刘邵撰 （北魏）刘昞注
据清抄本
17.人物志三卷 （三国魏）刘邵撰 （北魏）刘昞注
据民国六年潮阳郑氏刊《龙溪精舍丛书》本
18.人物志三卷 （三国魏）刘邵撰 （北魏）刘昞注
据民国十六至二十三年上海中华书局刊《四部备要》本
19.人物志 （明）张邦翼选
据明万历四十六年曾熹丙刊《汉魏丛书钞》本
20.人物志奇赏 （明）陈仁锡撰
据明天启六年刊《诸子奇赏》本
21.刘子人物志 （明）陈仁锡评选
据明崇祯七年刊《奇赏斋古文汇编》本
22.人物志 （明）张运泰、余元嘉汇评
据清刊《汉魏六十名家》本
23.人物志文粹 李宝洤撰
据民国六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诸子文粹》本
24.人物志举正 孙人和撰
据民国十八年刊《国立北平图书馆月刊》第三卷第二号
25.人物志治要 张文治撰
据民国十九年上海文明书局排印《诸子治要》本

前 言
刘佩德
《子藏•名家部•人物志》共收书二十五种，整合为精装十六开四册予以出版。本卷收录先秦至民国时期（原则上截止于一九四九年）目前所知有关《人物志》白文本、注释本、节选本、校勘本、批校本及各类研究著作等，集各种版本及研究文献之大成。
一

刘邵，字孔才，广平邯郸（今河北省邯郸市）人，生卒年及家世不详。刘邵之名，有两种记载，一作“劭”，以《三国志•魏书•刘邵传》为代表；一作“邵”，以《隋书•经籍志》为代表，传世诸多刻本大多作“邵”。学界亦依此而统一作“邵”。今暂依《隋书•经籍志》所载统一作“邵”。又陆德明《经典释文》卷一刘邵下注曰：“一云刘熙”，不知何据，录以备考。
刘邵初为计吏。《后汉书•百官志五》云:郡国“岁尽遣使上计”，则计吏为年终各郡国向中央政府奏报一年情况之遣使官。这一职位并非常设，多为郡国长官临时指派。尽管不入品位，对郡国与中央关系所起之作用则至关重大。刘邵在能够承担向中央奏报一年内郡国情况的遣使官，说明其才能卓著，且深受郡国长官信任。刘劭至尚书令荀彧所汇报郡国情况，恰逢朝臣议论是否因日蚀而辍朝。刘邵认为，尽管典籍有因日蚀而废朝的相关记载，但圣人制定礼制并未提及因天象变异而废朝礼，因此刘邵主张继续朝议。荀彧然其言，朝议不改。此后，刘邵是否留任许都则不得而知。建安末，御史大夫郗虑征召刘邵，恰逢郗虑被免职，刘邵转任太子舍人，又迁秘书郎，由此也进入曹丕幕僚之内。
曹丕篡汉之后，刘邵任尚书郎、散骑常侍，并受诏集五经群书。因此之便，着《皇览》一书。明帝时，出为陈留太守，因有政绩，拜骑都尉，与庾嶷、荀诜等定科令，作《新律》十八篇，又着《律略论》，又迁散骑常侍。明帝闻其曾作《赵郡赋》，命作《许都赋》《洛都赋》，刘邵借此讽谏当时朝廷“外兴军旅，内营宫室”之弊。
景初中，受诏作《都官考课》七十二条，又作《说略》一篇。又着《乐论》十四篇，另有《法论》《人物志》诸作。正始中，赐爵关内侯。卒，追赠光禄勋，子琳嗣其位。
除以上所著外，《旧唐书•经籍志》载《刘邵集》二卷，《新唐书•艺文志》载其《古文孝经注》一卷。
明万斯同《儒林宗派》卷四将刘邵列入魏诸儒之内，位于杜恕、杜宽兄弟之后。明帝时博求贤才，散骑常侍夏侯惠举荐刘邵，评曰：“伏见常侍刘邵，深忠笃思，体周于数，凡所错综，源流弘远，是以群才大小，咸取所同而斟酌焉。故性实之士服其平和良正，清净之人慕其玄虚退让，文学之士嘉其推步详密，法理之士明其分数精比，意思之士知其沈深笃固，文章之士爱其着论属辞，制度之士贵其化略较要，策谋之士赞其明思通微，凡此诸论，皆取适己所长而举其支流者也。”由此看来，则刘邵几为通才。他不仅精通儒学（受诏集五经群书、着《皇览》《乐论》），还精通法理学（作《新律》《法论》）、用人选官（受诏作《都官考课》）等知识，也难怪夏侯惠如此评价刘邵。




二

刘邵著述甚丰，涉及范围也很广。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载其残篇多种，今所存完整者仅《人物志》一书。
《人物志》最早见载于《三国志》，《隋书•经籍志》著录《人物志》三卷，列入名家类。历代书目、书志大多遵从《隋书•经籍志》，将《人物志》列入名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所言究悉物情，而精核近理，视尹文之说兼陈黄、老、申、韩，公孙龙之说惟析坚白同异者，迥乎不同。盖其学虽近乎名家，其理则弗乖于儒者也。”四库馆臣可谓深得《人物志》之精髓。然后世所谓名家，已不同于先秦之名家，故所收书之范围亦不仅限于先秦名家典籍。但清四库馆臣论《人物志》之学原本儒家，则大体不差。
北朝十六国时期，敦煌人刘昞曾注《人物志》。《魏书•刘昞传》载昞字延明，家世儒学，历仕西凉、北凉、北魏三朝，著作有《略记》、《凉书》、《敦煌实录》、《方言》、《靖恭堂铭》，注《周易》、《韩子》、《人物志》、《黄石公三略》。四库馆臣评其《人物志注》曰：“不涉训诂，惟疏通大意，而文辞简古，犹有魏晋之遗。”评价不可谓不高。
今所传《人物志》均为三卷十六篇，大多都保留了阮逸、文宽夫、宋庠三人的序跋。据阮逸序，他自史部中见到《人物志》一书，决定将其传诸于世。阮逸、文宽夫、宋庠同为北宋天圣年间进士，《人物志》付板雕印，大概在此之后。今存最早的传本是明嘉靖八年顾定芳刊本。据顾氏序，其所据底本是从俨山伯氏处借得的抄本刊刻而成，俨山伯氏抄本已不知去向。因其所据底本为抄本，故多有阙文之处。
民国时，张元济主持编《四部丛刊》，收明本《人物志》，题曰明正德刊本，后经傅增湘、王重民等先生辨证，并非正德刊本，而是明隆庆六年郑旻刊本。郑旻时为归德府知府，他曾组织刊印《人物志》。明万历二十年刘用霖以隆庆本为底本重新雕印，清乾隆间修《四库全书》，馆臣又以刘本为底本编入《四库全书》。刘本今已不知去向，《四库全书》本保留了刘用霖的序。明万历间程荣刊《汉魏丛书》，所收《人物志》有郑旻跋、刘用霖附题，可知其也是以刘本为底本，此后的《广汉魏丛书》、《增订汉魏丛书》又据《汉魏丛书》本雕印，则其所据底本均可追溯到郑旻刊本。明万历五年李苘重刊《人物志》，卷首附有郑旻跋，则李苘刊本所据底本亦为郑旻刊本。清嘉庆间张海鹏编《墨海金壶》，所收《人物志》卷首附四库馆臣撰《人物志提要》，卷末附王三省后序、文宽夫跋，其所据底本应为《四库全书》本，则其源头也可追溯至郑旻刊本。此后，清钱熙祚刊《守山阁丛书》及民国间刊《畿辅丛书》均以《墨海金壶》为底本，亦可追溯至郑旻刊本。《龙溪精舍丛书》则以《守山阁丛书》参中州彭氏本刊，中州彭氏本为清乾隆十三年彭家屏刊本。据彭氏跋，其所刊《人物志》是据宋本为底本，参校明本而成，且彭本中有多处字句缺损，与《墨海金壶》本大多相合，两种本子或许存在一定联系。民国时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所收《人物志》，据书前说明乃是据金台本校刊。查阅相关资料，未见有关金台之相关记载。经过校勘，发现其中字句残缺之处多与《墨海金壶》本相同，金台可能是金壶之误。
以明万历十年胡维新所刊《两京遗编》本《人物志》为代表，清光绪间刊《益雅堂丛书》、清初刊本等，仅保留了刘昞各篇篇题下注文，在《人物志》传本中较有代表性。此外，南京图书馆藏明抄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抄本，也是今存《人物志》传本中比较有代表性之传本。
明人唐琳所编《快阁藏书》也收有《人物志》一书，惜此书流传不广，未觅得传本。梁满仓译注《人物志》前言中还提及《玉尺山房术数奇书》本，今亦未见，录此备考。

三

魏明帝曹叡景初间，刘邵受诏作《都官考课》七十二条，为曹氏政权制定考核官吏之办法，并作《说略》予以说明，这些条令成为其撰述《人物志》之基础。由此也可知《人物志》一书之主旨。大体而言，《人物志》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儒本位思想。刘邵在《人物志序》中叙述其撰述缘由曰：“是以圣人着爻象则立君子小人之辞，叙《诗》志则别风俗雅正之业，制礼乐则考六艺祗庸之德，躬南面则援俊逸辅相之材”，以儒家思想为立论依据。刘邵认为，上品人以“中和最贵”（《九征》），人之品性也随仁、义、礼、智、信五种道德质量之高低而有所不同，这是品评人才之基础，由此产生了九征、众材、八能等分类标准，也提出了察知人才之偏失。
第二，九征论。所谓九征，乃是作者总结出的九种鉴别人才的方法。刘邵认为，“人物之本，出乎情性。”（《九征》）刘昞更进一步，主张“人物情性，志气不同”（《九征》篇题下注），点出《九征》篇的主旨。九征指人的九种内外特征，即：精神、感情、筋腱、骨骼、气息、仪表、容貌、语言。通过对这九种特征的考察，可以区分人才的高低：表里一致是为中和之才，为人才最高品第；表里大体一致为中庸之才，次中和之才一等；表里不和乃“人才之末流”（《九征》），不在品评之内。具体而言，以阴阳变化、五行终始、五德论为出发点，通过对人才这九种特征的综合考虑，将人才分为三等。
第三，刘邵论人注重性情，这也与魏晋时期的思想主流相吻合。他将性情分为十二类（《体别》），又将“偏材之人”（《体别》）依据性情也分为十二类，以性情划分人才。
第四，众材说。刘邵将人的基本才能分为德、法、术三类（《流业》），又依据每类人才不同的功用，分为十二类，在德、法、术三个大类指导下，根据每种人才的特征，归纳其长处与短处。
第五，八能说。由德、法、术出发，刘邵又将人的才能分为八种：自认之能、立法使人从之之能、消息辩护之能、德教师人之能、行事使人谴让之能、司察纠摘之能、权奇之能、威猛之能（《材能》），所具有的能力不同，在现实中的任使也就不同。刘邵还分析了这八种材能之人任职的得与失，这是以能力划分人才。
第六，七缪论。在分析了不同人才的长处与短处之后，刘邵又从“察誉有偏颇之谬”、“接物有爱恶之谬”、“度心有大小之误”、“品质有早晚之疑”、“变类有同体之嫌”、“论材有申压之诡”、“观奇有二尤之失”（《七缪》）七个方面分析了人才难识的原因。
刘邵论人以性情与才能结合，先由人的性情论引出了九征说，进而又依人性情不同而将人才分为十二类。又根据十二类人才的不同性情，在德、法、术的指导下，将人才分为六材、八材、十二材几种不同类别，这是依据性情兼顾德、法、术三材而划分的人才类别。由此可见，刘邵考察人才的原则兼顾了人本身的性情与材质，是内外兼顾的用人、察人法，能够比较客观地识人、用人。

四

《汉书•艺文志》收名家类著作七家三十六篇，四家亡佚，唯存《邓析》《尹文子》《公孙龙》三家。班固叙述其渊源曰：“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自邓析、公孙龙等人之后，名家再无流传。汉末魏晋时期的名家已不同于先秦时期的名家，先秦名家重名实真假之讨论，而魏晋名家则以识鉴人才之名实关系为主，重在识人、用人。尽管魏晋名家有别于先秦名家，但从根本上讲，二者均以探讨名实关系为主，故《隋书•经籍志》亦将魏晋名家著作与先秦名家典籍一并入名家类。《子藏•名家部•人物志卷》遵循这一原则，将《人物志》列于名家部内。《人物志》文献资料除严灵峰《周秦汉魏诸子知见书目》中所列篇目外，尚未见相关辑录文献问世。本着《子藏》“求全且精”的指导方针，辑得《人物志》不同刻本、选本、研究论著等二十七种，在遴选方面，主要体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收书较全。《人物志》自宋本以下，将近二十种传本（包括抄本，不包括选本），除个别不知去向的传本外，《子藏•名家部•人物志卷》均予以收录，力争全面地反映《人物志》版本系统。
注重校跋本的收录。名人校跋不仅使得今人一睹前贤手迹，更为重要者，为后世学者提供更为丰富的研究资料。《子藏•名家部•人物志卷》所收有南京图书馆藏清莫棠校跋本、清丁丙跋本、清王韬跋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王钺跋本，上海图书馆藏清田普实校本，这些本子不仅刊本在《人物志》众多传本中较有特色，且莫棠、丁丙、王韬、王钺、田普实等人的校跋也是极为难得的珍贵文献。
关注稿抄本。明嘉靖八年，上海人顾定芳自俨山伯氏处借得《人物志》抄本，据此雕印了《人物志》，是为今存最早的《人物志》传本。其所据俨山伯氏抄本，也是现今所知较早的抄本。俨山伯氏抄本今已不知去向。今存抄本《子藏•名家部•人物志卷》均设法收入，以完整体现《人物志》流传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