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藏》收录的各子著作时间，则大致上截止到魏晋南北朝之末，因为这时期诸子百家的特点比较明显；而研究各子的著作，其下限原则上截止到1949年，并考虑适量收入今人所辑出土文献资料。其内容主要是搜辑影印海内外所存诸子白文本和历代诸子注释、研究专著。本卷是子藏系列之一种，本卷收录《太玄》相关著作29种。注重校跋本遴选，收录有清顾广圻跋清抄本，清钱大昕等跋宋抄本等。这些稀见文献的收录，不仅充实了《太玄》版本系统，本书的出版还将有力地推动相关学科的研究与发展。

總目録

第一册

《子藏》總序方勇一

前言揣松森一

凡例一

 

揚子太玄經（漢）揚雄撰

明刊《諸子褒異》本一

太玄經十卷附説玄一卷太玄經釋文一卷(晉)范望 解贊(唐)王涯 説玄

傅增湘跋並録清盧文弨校跋及清胡澍題識明嘉靖三年（1524）郝梁刊本六三

 

第二册

太玄經十卷附太玄經釋文一卷説玄一卷(晉)范望 解贊（唐）王涯 説玄

（清）張寔 批校清同治八年（1869）劉履芬抄本一

太玄經十卷附説玄一卷太玄經釋文一卷（説玄一卷 太玄經釋文一卷 卷一至二）

（晉）范望 解贊(唐)王涯 説玄（清）佚名 批校抄本四〇一

第三册

太玄經十卷附説玄一卷太玄經釋文一卷（卷三至十）（晉）范望 解贊

(唐)王涯 説玄（清）佚名 批校抄本一

説玄一卷附太玄經釋文一卷（唐）王涯 説玄（清）顧廣圻 跋

清抄本二六七

集注太玄經六卷（卷一至二）（宋）司馬光 撰

明正統《道藏》本三一三

第四册

集注太玄經六卷（卷三至六）（宋）司馬光 撰

明正統《道藏》本一

集注太玄六卷（宋）司馬光 撰佚名 批校

民國間影宋抄本三四五

第五册

太玄經（殘本）（晉）范望 （宋）司馬光等 撰

宋刊本一

集注太玄六卷太玄解四卷（宋）司馬光 撰（宋）許翰 解（明）邢參 （清）徐禎卿

題識（清）錢大昕 唐仲冕 跋宋抄本七七

第六册

集注太玄六卷太玄解四卷（宋）司馬光 撰（宋）許翰 解章鈺 批校

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陶氏五柳居刊本一

集注太玄六卷太玄解四卷（集注太玄卷一至四）（宋）司馬光 撰（宋）許翰 解

清光緒元年（1875）湖北崇文書局刊《子書百家》本四〇五

第七册

集注太玄六卷太玄解四卷（集注太玄卷五至六 太玄解卷一至四）（宋）司馬光 撰

（宋）許翰 解清光緒元年（1875）湖北崇文書局刊《子書百家》本一

集注太玄六卷太玄解四卷（宋）司馬光 撰（宋）許翰 解

民國二十五年（1936）上海中華書局排印《四部備要》本一二五

翼玄十二卷（卷一至二）（宋）張行成 撰

清道光五年（1825）萬卷樓刊《函海》本三九三

第八册

翼玄十二卷（卷三至十二）（宋）張行成 撰

清道光五年（1825）萬卷樓刊《函海》本一

太玄本旨九卷（卷一至二）（明）葉子奇 撰

明正德九年（1514）劉斐刊本三八五

第九册

太玄本旨九卷（卷三至九）（明）葉子奇 撰

明正德九年（1514）劉斐刊本（原書卷三缺葉七十七，卷四缺葉九十四）一

太玄經（明）歸有光 輯評（明）文震孟 參訂

明天啓五年（1625）刊《諸子彙函》本二七三

新鐫太玄玄言評苑（明）陸可教 選（明）李廷機 訂

明刊《新鐫諸子玄言評苑》本二八五

太玄經品節（明）陳深 撰

明萬曆間刊《諸子品節》本三一一

揚子太玄經奇賞十卷（卷一至五）（明）陳仁錫 撰

明天啓六年（1626）刊《諸子奇賞》本三四三

 

第十册

揚子太玄經奇賞十卷（卷六至十）（明）陳仁錫 撰

明天啓六年（1626）刊《諸子奇賞》本一

揚子太玄經十卷（明）趙如源 輯注（清）梅春 跋並録清惠周惕校

（清）丁丙 跋明天啓六年（1626）武林書坊趙世楷刊本一三九

第十一册

太玄解一卷（清）焦袁熹 撰

清嘉慶間南匯吳氏聽彝堂刊《藝海珠塵》本一

太玄闡秘十卷首一卷附編一卷外編一卷（卷首 卷一至六）（清）陳本禮 撰

（清）陳逢衡 汪鋆 跋清稿本一一

第十二册

太玄闡秘十卷首一卷附編一卷外編一卷（卷七至十 附編一卷 外編一卷）

（清）陳本禮 撰（清）陳逢衡 汪鋆 跋清稿本一

太玄闡秘十卷首一卷外編一卷附編一卷（卷一至四）（清）陳本禮 撰

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貴池劉氏刊《聚學軒叢書》本二一一

 

第十三册

太玄闡秘十卷首一卷外編一卷附編一卷（卷五至十 外編一卷 附編一卷）

（清）陳本禮 撰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貴池劉氏刊《聚學軒叢書》本一

揚子太元平議一卷（清）俞樾 撰

清光緒十一年（1885）刊《春在堂全書·諸子平議》本二三三

太元經易補注六卷（卷一至三）（清）鄭維駒 撰

清光緒十七年（1891）豐北三起書屋刊本二七三

第十四册

太元經易補注六卷（卷四至六）（清）鄭維駒 撰

清光緒十七年（1891）豐北三起書屋刊本一

桐城先生點勘太玄讀本十卷（清）吳汝綸 撰

清宣統二年（1910）衍星社排印《桐城先生點勘七子》本二〇五

太玄札迻（清）孫詒讓 撰

清光緒二十年（1894）瑞安孫氏刊《札迻》本四〇一

太玄經精華陸翔 輯注

民國二十三年（1934）上海世界書局石印《四部精華》本四〇九

演玄一卷徐昂 撰

民國三十八年（1949）南通翰墨林書局排印《徐氏全書》本四一七

太玄校義沈祖綿 撰

稿本四三七

前言 揣松森 《子藏·儒家部·太玄卷》收書二十九種，整合爲精裝十六開本十四册予以出版。本卷收録目前所知《太玄》白文本、注釋本、選評本、批校本及相關研究著作（原則上截止到一九四九年），彙集《太玄》文獻精華於一編，以饗讀者。 一 揚雄（前五三—一八），字子雲，西漢蜀郡成都（今屬四川）人。生於漢宣帝甘露元年（前五三），卒於新莽天鳳五年（一八），享年七十一。《漢書》卷八七有傳，其文録自揚雄《自序》，班固贊語略有補充，內容基本與《自序》相合，唯云“初，雄年四十餘，自蜀來至遊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召以爲門下史，薦雄待詔”，前後矛盾。考王音卒於永始二年（前一五），揚雄三十九歲，若所見者爲王音，尚不滿四十；若年四十餘始遊京師，則不能爲王音“門下史”。對此，有人提出“四”係“三”之訛，有人認爲王音乃王根或王商之誤。綜而觀之，當以前一説爲是——揚雄約在陽朔三年（前二二）至永始二年（前一五）之間遊京師並被薦待詔，“除爲郎，給事黄門，與王莽、劉歆並”，並於永始四年（前一三）作《甘泉賦》《河東賦》《羽獵賦》，元延二年（前一一）奏《長楊賦》。此乃揚雄初入京師的數年，亦其創作大賦的成熟期。以此期作基準，可將揚雄生平劃分四個階段： （一）居蜀生活和求學階段。揚雄出身中産之家，少而好學，不尚章句，博覽通故而已。爲人簡易，好深湛之思，清净無爲，不徼名當世。所交師友如嚴君平、林閭翁孺、李仲元、鄭子真等皆不屈其志、修道静默之士，而嚴君平精通《周易》《老子》，林閭翁孺雅好方言訓詁，對揚雄學術影響尤深。揚雄嘗好辭賦，心慕司馬相如文章，常擬之以爲式，寫有《縣邸銘》《王佴頌》《階闥銘》《成都城四隅銘》。又惜屈原文肆而行隘，常臨文流涕，遂依傍屈賦而作《反離騷》《廣騷》《畔牢愁》。在這些作品中，揚雄表明其處世態度，“以爲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漢書·揚雄傳》）。時當“漢十世之陽朔兮，招摇紀於周正”（《反離騷》），正是揚雄出遊帝都的前夕。 （二）初入京師並以賦爲黄門郎階段。揚雄出仕爲黄門郎，一説是因邑人值宿郎楊莊薦其賦《綿竹頌》等文似司馬相如，一説乃由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以門下史薦其待詔。對此，羅焌認爲：“蓋成帝之知掦子，實由楊莊薦其文似相如。時掦子尚爲王音門下史，王音薦其待詔，而成帝尚未召見。王音卒後，始由楊莊之薦遂得召見。”（《經子叢考》，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九年版，第一八九頁）揚雄初入京華，對成帝時期政治現實當有感觸，創作出他最成熟也最著名的四賦，希冀以此進行諷諫，無奈效果甚微。他對此有所省思，認爲大賦雖旨在諷諫，但結果却是勸而不止，而且賦家身份近乎倡優，非賢人君子之正，於是輟不復爲。元延元年至二年（前一二至前一一）之間，揚雄仍有《繡補》《靈節》《龍骨》之銘詩三章及《酒賦》《趙充國頌》《長楊賦》等文學創作，然心思所繫開始轉向學術研究，故上疏請求觀書石室並醖釀創作《太玄》《法言》《方言》等書。 （三）潛心學術階段。揚雄既爲黄門郎，歷成、哀、平三世不徙官，專注求知來實現自身價值。成帝元延二年（前十一）前後，揚雄思想發生轉變，或已開始創作《太玄》。案劉向《别録》載有《太玄》經目（隋蕭該《漢書音義》引，見《宋景文公筆記》卷中及《漢書補注》卷八七），則在綏和元年（前八）劉向去世前其書初稿已成。哀帝時，續有修訂，並解説十餘萬言。建平二年（前五）論鼓妖爲聽失之象（《漢書·五行志》）；建平四年（前三）上書諫勿許匈奴朝（《漢書·匈奴傳》）；約元壽元年（前二）丁明、傅晏、董賢用事，諸附麗者至大官，揚雄用《太玄》自守，“或嘲雄以玄尚白”，“客有難《玄》大深”，作《解嘲》《解難》《太玄賦》。揚雄見諸子各以私智舛馳，不詆訾聖人即爲迂怪，而太史公著書不與聖人同，是非頗謬於經，因答時人之問，始創《法言》。平帝元始末，徵天下通小學者令記字未央廷中，揚雄採其有用者作《訓纂篇》（事見《漢書·藝文志》）。此外，還撰《蜀王本紀》，“依《虞箴》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後漢書·胡廣傳》）；又續《史記》，“録宣帝以至哀、平”（《論衡·須頌》）；釋《天問》，“援引傳記，以解説之”（《楚辭章句·天問敘》）。 （四）侍莽階段。王莽始建國元年（九），揚雄六十二歲，以耆老久次遷中散大夫。案《法言·孝至》云“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天，其庶矣乎”，蓋絶筆於是年。始建國三年（一一）受劉棻獄牽連，從天禄閣自投下，幾死。不久，復召爲大夫，作《劇秦美新》《逐貧賦》。家素貧，“人希至其門”，鉅鹿侯芭常從雄居，受《太玄》《法言》。始建國五年（一三）孝元皇后崩，作《元后誄》。天鳳中，劉歆寄書索《方言》，作答書拒絶，而《方言》歷經二十餘年猶未定稿。天鳳五年（一八）卒，桓譚等爲治喪，葬安陵坂上，弟子侯芭負土作墳，號曰“玄冢”。 揚雄恬於勢利，以修學著書爲事，時人皆忽之。貴遠賤近，自古而然，故“揚子雲作《太玄》，造《法言》，張伯松不肯壹觀”（《論衡·齊世》）。史稱“唯劉歆及范逡敬焉”，然劉歆觀《太玄》而謂其“空自苦”，蓋亦非能知之者。而桓譚以爲絶倫，言其書必傳，可謂當世知音。桓譚著《新論》載揚雄行事甚夥，往往可補史傳之闕。 揚雄之著作，《太玄》《法言》《方言》皆成書見存；其他散篇，除前文所舉外，可考者還有：《漢書·藝文志》諸子略儒家類“揚雄所序三十八篇”中之“樂四”——或以爲《水經注》《藝文類聚》《通典》《太平御覽》所引《琴清英》即其中一篇；《隋書·天文志》《開元占經》所引《難蓋天八事》；《藝文類聚》《文選注》《太平御覽》所引《連珠》；《文選注》《太平御覽》所引《覈靈賦》等。隋唐時有《揚雄集》五卷，久佚。北宋譚愈取《漢書》《古文苑》所載者四十餘篇輯爲五卷（《郡齋讀書志》作“三卷”，疑誤），亦不存。明代以來頗多重編本，如明汪士賢《掦子雲集》三卷、鄭樸《揚子雲集》六卷、張溥《揚侍郎集》一卷，清嚴可均《揚雄文》四卷，近人丁福保《揚子雲集》四卷。今有張震澤《揚雄集校注》，最爲通行、完備。 二 “太玄”名義，衆説紛紜。案“太”即大，乃“道”之名，故《道德經》二十五章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爲之名曰大”。“玄”有多義：指天，《周易·坤·文言》稱“天玄而地黄”；指黑色，《説文解字》云“玄，幽遠也。黑而有赤色者爲玄。象幽而入覆之也”；又指道，《道德經》一章所謂“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可見，在某種意義上，“太”與“玄”意思相通。“太玄”一詞，與道家太易、太初、太始、太素、太極等結構相似，包含元氣、道原、法則諸義。 太玄即本體，具有本原義。其指元氣，《解嘲》“大者含元氣”是也。故王充謂“《易》之乾坤，《春秋》之‘元’，楊氏之‘玄’，卜氣號不均也”（《論衡·對作》），張衡言“玄者，包含道德，構掩乾坤，橐籥元氣，廪受無原”（《太平御覽》卷一引《玄圖》）。其指道原，《太玄攡》有所描述：“玄者，幽攡萬類而不見形者也。資陶虛無而生乎規，神明而定摹，通同古今以開類，攡措陰陽而發氣。一判一合，天地備矣。天日迴行，剛柔接矣。還復其所，終始定矣。一生一死，性命瑩矣。”由此引申，又指三才之道——“夫玄也者，天道也，地道也，人道也，兼三道而天名之”（《太玄圖》）。東漢桓譚《新論》指出：“揚雄作《玄書》，以爲玄者，天也，道也。言聖賢制法作事，皆引天道以爲本統，而因附續萬類、王政、人事、法度，故宓羲氏謂之《易》，老子謂之道，孔子謂之元，而揚雄謂之玄。”（《後漢書·張衡傳》注引）説的是聖人法天則道，而在根本上“太玄”與“易”“道”“元”等異名同謂，皆法則所從出。故《太玄告》曰：“天三據而乃成，故謂之始中終。地三據而乃形，故謂之下中上。人三據而乃著，故謂之思福禍。”《太玄瑩》曰：“立天之經曰陰與陽，形地之緯曰從與横，表人之行曰晦與明。……陰陽所以抽嘖也，從横所以瑩理也，明晦所以昭事也。嘖也抽，理也瑩，事也昭，君子之道也。”在揚雄看來，天之陰陽有始中終，地之縱横有下中上，人之晦明有思福禍，其中藴含對立統一和運動變化的自然法則，而探究這些法則正是君子之事。 對於揚雄著書緣由，鄭萬耕認爲：“他撰作《太玄》的動機有兩個，一個是消極的動機，即以此爲‘自守’，甘於‘清净’‘寂寞’的一種方法，是他精神的一種寄托；一個是積極的動機，即以此爲儒家的仁義道德説教提供一種哲學的論證，借以緩和社會矛盾，維護漢王朝摇摇欲墜的封建統治。”（《揚雄及其太玄》，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九年版，第一三頁）所言有理，但也有不真切處。考揚雄撰著《太玄》，時間在其對大賦創作發生深切反省之後。他所省思的，不僅僅是大賦創作的藝術價值，還有賦家文學弄臣的身份問題，更涉及中央集權制度下權力運作的深層痼疾。這在《解嘲》《解難》《太玄賦》中都有表白。揚雄以《太玄》自守，並非一時失意的權宜之計，而是作爲皇權社會知識分子生存方式的一種抉擇。因此，他不僅在丁明、傅晏、董賢用事時淡泊自守，甚至平帝、新莽時期亦耽心學問，終身以學術寫作爲鵠的。這種人生追求，與此前諸子遊説王侯或不得已而述學確乎不同，却爲其後帝制時代的士大夫提供了一條價值實現之路。 又有人認爲《太玄》乃準《易》而作，並引班固贊語“實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以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爲據。《太玄》雖在首畫有三而四重九贊、以星時數辭四者爲占、與《太初曆》相應而兼用《顓頊曆》等處明顯異於《周易》，但其經傳結構、首名含義、以天道推人事方面均與《周易》相仿，則準《易》之説不爲無故。揚雄之作《太玄》，一則曰“其事則述，其書則作”，再則曰“爲仁義”（《法言·問神》）。對此，吳祕稱“《玄》之準《易》，非準《易》之道，準《易》爲書也”（《問神》“曰勿雜也而已矣”句注），司馬光認爲“《易》與《太玄》大抵道同而法異”（《集注太玄經·説玄》，明正統《道藏》本，以下所引均出此本），“揚子雖作《太玄》之書，其所述者亦先聖人之道耳”（《問神》“其書則作”句注），解釋不同。不過這些僅是表象，揚雄著書有更深的現實刺激。他所不滿者主要有二，一是章句之徒破碎大道而失却儒者通天地人之追求，二是西漢《易》學從孟喜到《易緯》漸有背離孔子德義傳統而回歸占候卜筮的趨向。面對這種學術困境，當時有識之士莫不探求破局之道，而揚雄的辦法是通過“希聖”和“擬經”來恢復儒學真精神。因此，馮樹勳指出：“揚雄之作《太玄》，乃深受《易》學內部範式衝突的困擾，透過别闢蹊徑的方式，試圖以新的《太玄》系統，與現存殊途的《易》學系統，以功能相似，運作相異的方式，同歸向仁義的目標，因之揚雄之摹擬亦爲改造與創新。”（《揚雄的範式研究：西漢末年學術範式衝突的折中之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二〇一五年版，第二九八—二九九頁） 還有人以爲《太玄》是刺譏王莽而作。如北宋孫明復云：“千古諸儒咸稱子雲作《太玄》以準《易》，今考子雲之書，觀子雲之意，因見非準《易》而作也，蓋疾莽而作也。”（《孫明復小集·辨揚子》）其後，南宋高似孫、清陳本禮皆主是説。此説與準《易》説並非根本矛盾，但在時間綫上存在問題。據隋蕭該《漢書音義》所引《别録》，則《太玄》初稿當成於綏和元年（前八）劉向去世前。有人懷疑這條材料的真實性，認爲《七略》不録《太玄》一書，劉向《别録》亦無由論其經目。考《漢書·藝文志》六藝略小學“入揚雄、杜林二家二篇”，諸子略儒家“入揚雄一家三十八篇”，詩賦略陸賈之屬“入揚雄八篇”，除去新入之篇，《七略》原有揚雄《訓纂》一篇、賦四篇。揚雄四賦奏於成帝元延二年（前一一）之前，劉向《别録》著録四賦而附記作《玄》及揚烏事，亦屬正常。而王莽於永始元年（前一六）封新都侯，綏和元年（前八）爲大司馬，期間並無過舉，更無篡漢之跡，則譏刺王莽就無從談起。即退一步，據《解嘲》“顧而作《太玄》五千文，支葉扶疏，獨説十餘萬言”之文，則《太玄》經文及解説最遲在哀帝時已經寫成，彼時丁明、傅晏、董賢用事而王莽免大司馬並以侯就國，故疾莽亂政亦成無的放矢。雖然不排除揚雄晚年修訂時有刺莽的可能，但説其創作《太玄》的動機就是疾莽，則無疑存在時代錯置之失。總而言之，與其説揚雄針對具體人事而著書，毋寧説是其在探求天地法則與禍福之道。 史載《太玄》篇卷有異，蓋其成書有一個過程，或存在不同版本。東漢桓譚《新論》曰：“《玄經》三篇，以紀天地人之道，立三體有上中下，如《禹貢》之陳三品。……《玄經》五千餘言，而傳十二篇也。”（《後漢書·張衡傳》注引）是桓譚所見有經三篇五千餘言、傳十二篇，較今本傳文多出一篇。四庫館臣認爲：“至桓譚《新論》則世無傳本，惟諸書遞相援引，或譌十一爲十二耳。”（《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太玄經》）然隋蕭該《漢書音義》所引《别録》亦作十二篇，其中《玄攡》作“玄舒”，《玄瑩》作“玄營”，多《玄問》一篇，則桓譚《新論》所言不爲單例孤證，不宜斷然否認。又案《解嘲》，除經文五千言，還有“説十餘萬言”，其中當包含傳文外的其他材料。《漢書》本傳載：“《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分爲三卷，曰一二三……爲其泰曼漶不可知，故有《首》《衝》《錯》《測》《攡》《瑩》《數》《文》《掜》《圖》《告》十一篇，皆以解剥《玄》體，離散其文，章句尚不存焉。”則班固所見除經三卷、傳十一篇外，另有章句。因此，束景南認爲《漢書·藝文志》“揚雄所序三十八篇”中之“《太玄》十九”，包括玄經三篇五千文、傳説十一篇及章句五篇，乃揚雄晚年序定的版本（參《〈太玄〉創作年代考》，《歷史研究》一九八一年第五期）。劉韶軍則提出揚雄素惡章句之學，斷不會自作章句，推測這“十餘萬言”乃草《玄》所搜參考資料（見《揚雄〈太玄〉成書及原本考論》，《蜀學》第十六輯，西南交通大學出版社二〇一九年版，第四三—五三頁）。但他給出的理由並不充分，因爲至少有一個事實無法忽視——六朝以前提及揚雄《太玄》章句者遠不止班固一人。如東漢荀悦《漢紀》哀帝元壽二年（前一）載：“乃依《易》著《太玄經》，其文五千，説十餘萬言，筮之以三策，關之以休咎，播之以人事，義合五經，而辭解剥《玄》體十一篇，復爲章句。”晉范望《太玄經序》曰：“然本經三卷雖有章句，辭尚婉妙，並宜訓解。”《隋書·經籍志》子部儒家載：“梁有《揚子太玄經》九卷，揚雄自作章句，亡。”據此，《太玄》應有揚雄所作章句，衹不過這部分已經亡佚，唯有經、傳流傳至今。以今本校之，《太玄》經傳僅有少量脱文，篇目並無闕失，故其邏輯結構與思想內容猶可得而論。 三 《太玄》準《周易》而作，然其法頗異。《周易》卦畫有二，曰陽（—）與陰（--）；《太玄》首畫有三，曰一（—）、二（--）、三（---）。《周易》有六位（自下而上曰初、二、三、四、五、上），《太玄》四重（由上而下爲方、州、部、家）。《周易》以陰陽倍增而生八卦，八卦相重而成六十四卦；《太玄》以一二三錯於方州部家而爲八十一首。《周易》每卦六爻，與位相應，合三百八十四爻；《太玄》每首四重而九贊，分道而行，凡七百二十九贊。此《太玄》與《周易》之顯著差異，亦可見《玄》首的基本結構。 至於《太玄》的思想體系，《漢書·揚雄傳》有提要鈎玄，可以之作爲研究綱領。本傳曰：“大潭思渾天，參摹而四分之，極於八十一。旁則三摹九據，極之七百二十九贊，亦自然之道也。”渾天説乃《太玄》思想體系背後的天學知識基礎。據《太平御覽》卷二引桓譚《新論》，揚雄最初信奉蓋天説，經桓譚啓誘和辯難而改遵渾天説。《玄首都序》云“馴乎玄，渾行無窮正象天”，就是《太玄》取象渾天而作的明證。“參摹”，天地人也，一二三也；“四分”，方州部家四重也；“極於八十一”，《太玄圖》所謂“一玄都覆三方，方同九州，枝載庶部，分正群家”也。《太玄瑩》曰：“方州部家，八十一所，畫下中上，以表四海，玄術瑩之。一辟、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少則制衆，無則治有，玄術瑩之。”這與董仲舒《春秋繁露·官制象天》邏輯一致，實取象於三月、四時。“三摹九據”，《太玄告》稱：“玄一摹而得乎天，故謂之有天；再摹而得乎地，故謂之有地；三摹而得乎人，故謂之有人。天三據而乃成，故謂之始中終。地三據而乃形，故謂之下中上。人三據而乃著，故謂之思福禍。”這裏以“三摹九據”象徵世界圖式的演化，它們不僅指示事物空間位置和發展階段，也藴含着陰陽消息和吉凶禍福之道。故《太玄圖》曰：“故思心乎一，反復乎二，成意乎三，條暢乎四，著明乎五，極大乎六，敗損乎七，剥落乎八，殄絶乎九。……五以下作息，五以上作消。數多者見貴而實索，數少者見賤而實饒。”雖以思福禍爲説，然天之始中終、地之下中上亦當作如是觀——每摹三據而成，每據三分而爲九贊之營位。然九贊與四重並不相應，所謂“玄有二道：一以三起，一以三生。以三起者，方州部家也。以三生者，參分陽氣以爲三重，極爲九營，是爲同本離末，天地之經也”（《太玄圖》）。换言之，三分是基本生成法則，九贊（九位）乃相應時空場域，因此説“天地奠位，神明通氣，有一有二有三。位各殊輩，回行九區，終始連屬，上下無隅”（《太玄攡》）。總之，《玄》首九位，位各有辭，稱爲九贊；《太玄》八十一首亦分九段，稱爲九天（《太玄數》），都用來反映周期陰陽消長和萬物終始的過程。如以《中》《羨》《從》三天爲始，《更》《睟》《廓》三天爲中，《減》《沈》《成》三天爲終。具體而言，“誠有內者存乎‘中’，宣而出者存乎‘羨’，雲行雨施存乎‘從’，變節易度存乎‘更’，珍光淳全存乎‘睟’，虛中弘外存乎‘廓’，削退消部存乎‘減’，降隊幽藏存乎‘沈’，考終性命存乎‘成’。是故一至九者，陰陽消息之計邪”（《太玄圖》）。可見，《太玄》是以“三”“九”爲特殊數字的一套數理體系。 《揚雄傳》曰：“故觀《易》者，見其卦而名之；觀《玄》者，數其畫而定之。《玄》首四重者，非卦也，數也。”據馬王堆帛書《要》篇，知《周易》之象、數、義具有巫、史、孔子等歷史階段性特徵。西漢中後期《易》學發展偏重象數卜筮，變得異常繁瑣龐雜，揚雄對這種術數化傾向有所反思，堅持孔子開創的義理傳統。但在秦漢時期天人合一思潮下，“數”“類”是探究天人關係的主要方式，而作爲陰陽五行、四時八方、律呂、星曆等事物基礎的“數”，尤其成爲人們研究乃至附會的對象，這在諸如《呂氏春秋》《淮南子》《春秋繁露》《史記》《京氏易》《三統曆》等書中都有不同程度的體現。《太玄》也不例外，其中以《太玄數》所論最爲系統。 《太玄數》首論筮數及占斷之法。《周易》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九，揲之以四；《太玄》天地之策各十八，地虛三，凡三十三策，揲之以三。其法：從三十三策中取一策掛於左手小指間，是爲“别一”；其餘三十二策分作兩組，是爲“中分其餘”；兩組策數分别除以三，是爲“以三搜之”；將兩組餘數（二或五）置於掛策之旁，是爲“並餘於艻”；“一艻之後”策數爲二十七或三十，重複“中分”“三搜”，是爲“再數”；此時餘數爲三或六，策數有二十一、二十四、二十七等三種可能，除以三，得到七、八、九中一個數，七爲一（—），八爲二（--），九爲三（---），此爲定畫。經此六步，可定《玄》首一重，所謂“六算而策道窮也”。逐次畫方州部家四重，構成《太玄》一首，故云“非卦也，數也”。這是以數的形式展開，象徵宇宙秩序生成。 《太玄》之占斷，以“休則逢陽，星時數辭從；咎則逢陰，星時數辭違”爲總原則。陰陽指首次和贊數的奇偶，奇數爲陽，偶數爲陰。陽首逢奇贊爲吉，逢偶贊爲凶；陰首反是。星指某贊所次星度及所值天官星宿。時指占筮時間，所謂旦、中、夕也。數指九贊之數及相應五行數。九贊分作三表，指示始、中、終三個階段，每次用三贊，觀其始、中而以終贊決之。五行數指按五行方位排布一至九等數字，其中一、六居北爲水，二、七居南爲火，三、八居東爲木，四、九居西爲金，五、五居中爲土，故一、二、五、六、七爲經，三、四、八、九爲緯。旦筮用經數一、五、七，夕筮用緯數三、四、八，中筮用二經一緯二、六、九。辭指九贊之辭。星時數辭四者與首次之陰陽相結合，觀其從違以斷休咎。 次論五行數與萬類相配。九數之生數和成數配合，所謂“一與六共宗，二與七共明，三與八成友，四與九同道，五與五相守”（《太玄圖》）；復與五行、方位、四時、天干、地支、聲色、嗅味、形性、生克、五臟、性情、五事、庶徵、方神、星位、象類等相統合，包羅世間萬物。這種以五行爲框架歸納物類的基本結構，和《禮記·月令》《呂氏春秋·十二紀》以及《淮南子》《春秋繁露》相關篇章存在明顯演進關係，它們都是試圖通過“數”“類”來構建一個融合天人時空的世界圖式。 又次論五聲象類、律呂之數以及“九”數之義。以君民人事物言之，則宮爲君，徵爲事，商爲相，角爲民，羽爲物。律呂相生，三分損益，各有短長。日辰各有其數：甲己之數九，乙庚八，丙辛七，丁壬六，戊癸五；子午之數九，丑未八，寅申七，卯酉六，辰戌五，巳亥四。五聲生於日，甲乙爲角，丙丁徵，戊己宮，庚辛商，壬癸羽。十二律生於辰，子爲黄鐘，丑大呂，寅太蔟，卯夾鐘，辰姑洗，巳中呂，午蕤賓，未林鐘，申夷則，酉南呂，戌無射，亥應鐘，故律數四十二，呂數三十六，律呂之數合七十八，與《太玄》起數之虛三，正合黄鐘之數八十一。在《太玄》中，“三”象天地人，三三而九，“九”爲陽數之極，具有特殊意義。因此，天地人事多以九相統，而有九天、九地、九人、九體、九屬、九竅、九序、九事、九年等名目。 最後論首次、贊次、日星推算，以觀休咎。推玄算是爲計算首次。其法：家計以其數；部一計零，二計三，三計六；州一計零，二計九，三計十八；方一計零，二計二十七，三計五十四，方州部家之和即首次。如《聚》三方一州二部二家，其家數二加部數三加州數零加方數五十四，其和五十九就是該首之次。求表之贊乃推算贊次。其法：玄姓去太始策數（首次）減一，乘九，再加贊數，得去玄數；除以二，有餘進一，得該贊去冬至之日數；若去玄數（贊次）爲偶，即所得日之夜；爲奇，則是所得日之晝。如《應》二方二州二部二家，其去太始策數爲四十一，減一，乘九，得三百六十，求第一贊則加一，該贊去玄數爲三百六十一；半之，得一百八十又二分之一，進一，則該贊去冬至爲一百八十一日；去玄數爲奇，則該贊乃去冬至一百八十一日之晝。求星即求贊日星度。一歲之曆，起冬至牽牛初度，日行一度，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日而周天，故贊去冬至日數即其星度。如《應》初贊去冬至一百八十一日，其星度一百八十一，在井宿二十九度；三贊去冬至一百八十二日，其星度一百八十二，在井宿三十度。其他可依此類推。此所謂“觀《玄》者，數其畫而定之”，而《太玄》綜括數理、曆日、天官等自然科學知識，具有天文曆法的性能。 《揚雄傳》曰：“其用自天元推一晝一夜陰陽數度律曆之紀，九九大運，與天終始。故《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分爲三卷，曰一二三，與《泰初曆》相應，亦有顓頊之曆焉。”《玄》首贊和《易》卦爻皆當期年之日，故北宋司馬光在《集注太玄經·説玄》中云：“《玄》八十一首，每首九贊，凡七百二十九贊，每二贊合爲一日，一贊爲晝，一贊爲夜，凡得三百六十四日半，益以《踦》《嬴》二贊，成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中》初一，冬至之初也，《踦》《嬴》二贊，大雪之末也，亦周而復始。凡《玄》首皆以《易》卦氣爲次序，而變其名稱。……故《玄首》曰：‘八十一首，歲事咸貞。’《測》曰：‘巡乘六甲，與斗相逢。曆以紀歲，而百穀時雍。’皆謂是也。”認爲《太玄》仿《周易》卦氣説，具有曆法的作用。對此，《太玄圖》言其法數甚明。《太玄》策始於十八，終於五十四，而泰中三十六。以三十六策律七百二十九贊，乘得二萬六千二百四十四，爲太積。以此分策值日，則“七十二策爲一日，凡三百六十四日有半，踦滿焉，以合歲之日而律曆行。故自子至辰，自辰至申，自申至子，冠之以甲，而章會統元與月蝕俱没，玄之道也”。案《太初曆》朔策二十九又八十一分之四十三日，一歲十二又十九分之七月，十九歲爲一章凡二百三十五月，二十七章爲一會，三會爲一統，三統爲一元凡四千六百一十七歲。一章閏分盡，一會月蝕盡，一統朔分盡，一元六甲盡，所謂“自子至辰，自辰至申，自申至子，冠之以甲，而章會統元與月蝕俱没”也。但此“三統”與劉歆不同：“鄧平八十一分法的三統是章蔀名（一元三統），劉歆三統，實爲曆名（即孟統、仲統、季統）；鄧平三統年數相加爲一元，劉歆三統，各成一統，雖交錯編排，實自成體系；鄧平曆爲八十一分法，劉歆曆爲四分法。”（參《張聞玉文集·天文曆法卷》，貴州大學出版社二〇一七年版，第四五九頁）又秦漢《顓頊曆》實亦用四分曆數據，衹是曆元、歲首不同，而《太玄》言歲實、星度等皆本之，因此説“與《泰初曆》相應，亦有顓頊之曆焉”。 《揚雄傳》曰：“筮之以三策，關之以休咎，絣之以象類，播之以人事，文之以五行，擬之以道德仁義禮知。無主無名，要合《五經》，苟非其事，文不虛生。”講《太玄》內容與宗旨。其內容囊括筮法、休咎、象類、人事、五行、道德等，由此構成一個天人相通的世界圖景。《太玄掜》言：“昔者群聖人之作事也，上擬諸天，下擬諸地，中擬諸人。天地作函，日月固明，五行該醜，五嶽宗山，四瀆長川，五經括矩。”《太玄圖》謂：“一玄都覆三方，方同九州，枝載庶部，分正群家，事事其中。則陰質北斗，日月畛營，陰陽沈交，四時潛處，五行伏行。六合既混，七宿軫轉，馴幽推歷，六甲內馴。九九實有，律呂孔幽，歷數匿紀，圖象玄形，贊載成功。”即是對這種世界結構體系的精要表達。至其宗旨，從“擬之以道德仁義禮知”“要合《五經》”兩句話中可窺一斑。案《法言·問神》載：“或曰：‘《玄》何爲？’曰：‘爲仁義。’曰：‘孰不爲仁，孰不爲義？’曰：‘勿雜也而已矣。’”足見《太玄》思想以孔學儒家爲歸宿，絶非術數占筮之倫也。司馬光稱《太玄》和《周易》“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皆本於太極兩儀三才四時五行，而歸於道德仁義禮也”（《集注太玄經·説玄》），正是深刻把握到《太玄》與孔門《易》學德義傳統的思想精神相通處。 經過以上分析，《太玄》思想特點可得而言。大要可歸結爲三方面： （一）天人合一，以天道推人事，以人事明天志。天人合一是秦漢時期廣泛流傳的思想潮流，身處其中的揚雄自然受其影響，但他對人格天以及讖緯、神怪等持批判態度，而注重吸收陰陽五行、天文曆法等自然知識以統合萬類，具有深刻的辯證唯物主義思想色彩。《太玄告》“善言天地者以人事，善言人事者以天地”，實爲揚雄天人論的精闢概括。《法言·五百》稱聖人占天地，但與史官之不同在於“史以天占人，聖人以人占天”，亦可與此相證。儒者通乎天人，所謂“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法言·君子》），揚雄以儒者自期，故既從天道推明人事，又用人事探求天志。此類例子很多，如《太玄瑩》由大道論因循革化，《太玄文》比觀天地貴生與人倫政治，《太玄圖》將自然現象與五倫關係作類比，《太玄告》用德刑生克論證父子君臣之道，皆是也。 （二）講三才之道，尤重人事時位及禍福休咎。時重其始，位則貴中，以盛滿爲大誡，由此而占吉凶。此論甚夥，如“冬至及夜半以後者，近玄之象也。進而未極，往而未至，虛而未滿，故謂之近玄。夏至及日中以後者，遠玄之象也。進極而退，往窮而還，已滿而損，故謂之遠玄”（《太玄攡》），“是故罔之時則可制也”（《太玄文》），“一一所以摹始而測深也，三三所以盡終而極崇也，二二所以參事而要中也”（《太玄瑩》），“生神莫先乎一，中和莫盛乎五，倨勮莫困乎九”（《太玄圖》），“逢有下中上，下思也，中福也，上禍也。思福禍各有下中上”（《太玄數》）。但求之過甚，難免會造成機械定勢，反而有違時中之義，無怪乎明葉子奇譏“其法膠固而無變”（《太玄本旨序》）也。 （三）融合儒道，以儒家爲宗。《太玄》思想兼綜衆家，而以儒道爲主，儒道融合色彩顯著。至於二者比重，或云無分軒輊，或説道主儒輔、儒主道輔，多有争議。從師承關係和思想淵源來看，《太玄》在書名取義、宇宙形成論、辯證觀念、無爲理論等方面無疑受道家思想影響。但對道家思想有所取亦有所不取，故云“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及搥提仁義，絶滅禮學，吾無取焉耳”（《法言·問道》），“或曰：‘莊周有取乎？’曰：‘少欲。’‘鄒衍有取乎？’曰：‘自持。至周罔君臣之義，衍無知於天地之間，雖鄰不覿也’”（同上）。揚雄雖重三才之道，然其出發點和落脚點却在人倫政治之道，如他答人問“道”曰“適堯、舜、文王者爲正道，非堯、舜、文王者爲他道，君子正而不他”（同上），即爲顯證。結合現有材料綜而觀之，可知揚雄具有明道、徵聖、宗經的儒家思想特質，《太玄》一書融合儒道思想而亦以儒家爲歸。 四 對於《太玄》，時論褒貶不一：桓譚稱其絶倫而必傳，劉歆以爲衹堪用覆醬瓿，張竦視同鼠坻而不肯一觀。雖侯芭受業，傳習《太玄》，但其書闇然。故班固云：“自雄之没至今四十餘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終不顯，然篇籍俱存。”或人譏雄非聖人而作經，罪在僭擬；王充贊其極窅眇之思，材擬聖人。張衡、崔瑗頗重其書，並爲注解。至於漢末，梁國成奇傳《玄經》，章陵宋衷撰《解詁》，而成奇、張昭、陸績皆覽焉。陸績稱美揚雄“建立《玄經》，與聖人同趣……宜曰聖人”，“遂卒有所述，就以仲子《解》爲本，其合於道者因仍其説，其失者因釋而正之”（《述玄》）。蜀李譔著《太玄指歸》，吳虞翻、陸凱亦注《太玄》，魏王肅爲作《注》七卷。其後，晉范望云：“昔在吳朝，校書臺觀，後轉爲郎，讎講歷年，得因二君已成之業，爲作義注四萬餘言，寫在觀閣，亡其本末。今更通率爲注，因陸君爲本，録宋所長，捐除其短，並《首》一卷本經之上，散《測》一卷注文之中，訓理其義，以《測》爲據，合爲十卷，十萬餘言。”（《太玄經序》）所注《太玄經》十卷（《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作“十二卷”）今見存，是較好的通行本。 隋唐以降，注解研究之書益夥。隋蔡文邵作《太玄注》十卷，唐員俶著《太玄幽贊》十卷，唐王涯撰《太玄注》六卷、《説玄》一卷，唯《説玄》流傳至今。到了宋代更是達到研究高潮，相關論著數量遠超其他朝代，其注釋本可考者就有數十家（參劉韶軍《揚雄與〈太玄〉研究》第二章，人民出版社二〇一一年版），然大都亡佚，僅少量見存。今存北宋司馬光《集注太玄》十卷，其前六卷輯宋衷、陸績、范望、王涯、宋惟幹、陳漸、吳祕諸家音義，加以己意，撰爲集注；後四卷之《玄首》等注及《太玄曆》則全録許翰之作。此本年代較早，質量極高，世間流通頗廣。另有胡次和《太玄集注》宋本殘卷在世，《永樂大典》卷四九二四至卷四九三四抄録全文。金元以來雖研究高潮退去，然亦代有其作。其亡佚者，有金趙秉文《太玄箋贊》、元吳澄《校正太玄經》、明葉良珮《太玄經集解》、明劉琯《玄干》、明許世卿《太玄玄言》等等。其存世者，以明葉子奇《太玄本旨》、清焦袁熹《太玄解》、清劉斯組《太玄别訓》、清陳本禮《太玄闡秘》、清鄭維駒《太玄經易補注》等較爲知名。 自東漢中葉起《太玄》由晦而顯，到了魏晉時期形成一股研究熱潮。對其評價以褒贊居多，如張衡謂“乃與《五經》相擬，非徒傳記之屬，使人難論陰陽之事，漢家得天下二百歲之書也”（《後漢書·張衡傳》），劉敏元稱“《易》者義之源，《太玄》理之門”（《晉書·劉敏元傳》）。然亦不無貶詞，如云“《太玄》幽虛而少效”（《意林》卷四引王逸《正部》），“《玄經》雖妙，非益也，是以古人謂其屋下架屋耳”（《世説新語·文學》注引王隱語）。至顔之推則對揚雄道德文章並加貶斥，認爲“此人直以曉算術，解陰陽，故著《太玄經》，數子爲所惑耳；其遺言餘行，孫卿、屈原之不及，安敢望大聖之清塵？且《太玄》今竟何用乎？不啻覆醬瓿而已”（《顔氏家訓·文章》），遂啓後世詆訾揚雄德行出處之漸。 唐宋時期道統觀念逐漸强化，雖然揚雄及其《太玄》研究日盛，但對其評價已不及漢魏時期那麽高。唐韓愈認爲揚雄地位在孟荀之間，“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韓文公文集·讀荀子》），可代表中古時期學人的一般看法。北宋程子曰“揚子無自得者也，故其言蔓衍而不斷，優柔而不決”（《程氏遺書》卷二五），“漢儒之中，吾必以揚子雲爲賢，然於出處之際，不能無過也”（《程氏遺書》卷四），評價還較平實。其後，論者態度嚴峻，批評益苛。如北宋蘇軾《答謝民師書》云：“揚雄好爲艱深之辭，以文淺易之説，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謂雕蟲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類也。”南宋朱熹《資治通鑑綱目》曰：“莽大夫揚雄死。”歸結起來主要是兩個問題：一是學風上的模擬問題，二是出處上的德行問題。後人聚訟紛紜，然争論焦點大體不外於此。直到晚清時期，唐晏尚且説：“子雲爲學，最工於擬，故賦則擬相如，《玄》則擬《周易》，《法言》則擬《論語》。計其一生所爲，無往非擬。而問子雲之所以自立者，無有也。故其晚節失身賊莽，正其不能自立之所致也。後之人可以知所戒矣。”（《兩漢三國學案》卷十一，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版，第五五三頁）所謂“失身賊莽”，當指揚雄入仕新朝並作《劇秦美新》。但新莽政府多漢朝舊臣，揚雄一生淡泊自守，雖作《劇秦美新》之篇，較彼汲汲進取者何如哉！蓋後人所説多是有爲而發，實非揚雄生平行事之定評。 至於“模擬”問題，漢代儒者抨擊其非聖人而擬經，主要出於崇聖尊經的觀念；而後世乃批評其爲學無所自得而缺乏創新。前説不必深辨，一則揚雄未嘗稱自己著作爲“經”，“玄經”之稱乃他人尊號耳；二則對於堅持“經可損益”觀念的揚雄來説，《太玄》“其事則述，其書則作”（《法言·問神》），撰寫一部著作以傳先聖人之道，非但不涉僭擬，反是儒者分內之事。後説亦屬皮傅之論，因爲班固已經明確指出揚雄著作“皆斟酌其本，相與放依而馳騁”——對各類文章基本範式和思想精神的模擬與突破，斷非晁公武“所謂畫者謹毛而失貌者也”（《郡齋讀書志》卷十）。對此，馮樹勳精闢論析道：“他當不認爲屈原是完美的典範，但却以充滿同情的心，爲屈原尋找可行的方案；當他不滿貴遊文學的賦作，不同意文學侍從的職能僅是裝點‘鴻業’，他並不如班固以爲是‘輟不復爲’，他把政治主張寄托於四大賦中，表達他的政治理想。當他發現賦的‘勸而不止’，是由於把欲望凌駕於藝術欣賞之上時，他提出‘文質彬彬’的方案，來緩解先秦‘質先於文’與漢代‘詩賦欲麗’的典範衝突。在他不滿西漢諸家《易》向着與孔子‘德義’相反的原始卜筮傾向而趨之時，他不是大聲疾呼儒家理想與現實的分歧，而是以實驗性的《太玄》，表示‘殊途’可以‘同歸’的方向。這説明了揚雄把典範衝突視作一己必須行經的學術歷程。亦由是揚雄的模擬，就後果.效果來看，近於‘入室操戈’。但細察其用心，乃揚雄於在範式衝突旋渦內，苦苦挣扎以求解脱.解決的心路歷程。”（《揚雄的範式研究：西漢末年學術範式衝突的折中之例》，第三〇六頁）此論當深得揚子之心，可以作爲對模擬難問的經典解答。 《太玄》之部類，《漢書·藝文志》以下公私目録大率置諸子部儒家，當是都看到了其子書性質和以儒家爲歸的思想宗旨。但也有不同處理，如《通志·藝文略》將其歸在擬易類，《四庫全書總目》列之於子部術數類。蓋鄭樵以其準《周易》而作，而四庫館臣視爲方術占書。前者牽涉經傳與諸子關係問題，後者關乎古人所謂“道”“術”之辨。在《漢書·藝文志》中，經傳與諸子往往相通，其或依經立義而尊其“文”，或述道言治而重其“獻”，二者互因互動促使歷史文化不斷演進。從這個意義上講，把《太玄》這部儒家子書看作《易》傳之屬，亦未嘗不可。這大概也是司馬光將其作爲研《易》階梯的原因。至於“道”“術”之辨，歷來講法衆多，茲以揚雄之言作爲觀察。《法言·君子》曰：“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伎”通“技”，指方術或方術之士；但衹有通三才之道者纔堪稱大儒。方術之士探尋自然世界，偏重知識和技術；儒者則尤其重視人文之道，時時將人類文明精神注入天人關係中，追求思想與價值。要之，一者重求天道，一者貴明天志；而聖賢在天人互動中體察並申發的天志，纔是人類社會的道德典範和價值理想，亦即人道之極的最高原則。由此來看，《太玄》雖多涉方術知識，然宗旨所歸乃在道德仁義禮智等倫理政治之彝憲，所以無疑應當定位其爲思想性的儒家諸子著作，而斷不能等之於術數占筮之書也。 五 揚雄《太玄》代有流傳，自東漢時期注解本開始興盛起來，至宋代達到研究高潮。是書今有宋刻本殘卷留存，但以明清兩代版本居多。相較於《揚雄著述版本薈萃》《揚雄文獻輯刊》等書，《子藏·儒家部·太玄卷》纂輯宋代至民國間相關文獻二十九種，在遴選方面有以下特點： 注重版本之全。在《子藏》“求全且精”的編纂原則指引下，本卷選取《太玄》不同版本的代表性傳本，以最大程度地呈現其流傳面貌。如收録晉范望解贊《太玄經》、唐王涯撰《説玄》、北宋司馬光撰《集注太玄》、南宋張行成撰《翼玄》、明葉子奇撰《太玄本旨》、清焦袁熹撰《太玄解》、清陳本禮撰《太玄闡秘》、沈祖綿撰《太玄校義》諸書，其中《太玄經》《集注太玄》《太玄闡秘》等均擇録多個版本。 注重校跋本遴選。古籍珍本經名家校跋題識，兼有學術與收藏價值，往往身價倍增，故歷來被人寶藏。本卷選入清張寔批校清同治八年（一八六九）劉履芬抄本、清顧廣圻跋清抄本、清錢大昕等跋宋抄本、章鈺批校清道光二十四年（一八四四）陶氏五柳居刊本、傅增湘跋明嘉靖三年（一五二四）郝梁刊本等。 注重稿抄本收録。稿抄本爲古籍版本重要類型，研究價值不容小覷。本卷擇其優者選入，如清陳本禮撰《太玄闡秘》、沈祖綿撰《太玄校義》稿本，《太玄經》收有清同治八年（一八六九）劉履芬抄本、佚名抄校本等。 《子藏·儒家部·太玄卷》系統彙編《太玄》一書相關文獻，可謂集其版本與研究著作之大成。我們相信，本卷的出版，必將進一步促進揚雄《太玄》乃至漢代思想文化研究走向深入。 二〇二四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