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潛夫論卷》前言
徐昌盛
《子藏·儒家部·潛夫論卷》共收書二十三種，並附《新論》十種、《申鑒》十五種、《中論》二十四種，整合成精裝十六開本十一册予以出版。本卷收録目前所知有關《潛夫論》白文本、節選本、批校本及相關研究著作等，實集《潛夫論》各種版本及研究文獻之大成。
一
《潛夫論》，王符撰。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今甘肅省慶陽市鎮原縣東南）人，東漢著名思想家、政論家。《後漢書》本傳載：『少好學，有志操，與馬融、竇章、張衡、崔瑗等友善。安定俗鄙庶孽，而符無外家，爲鄉人所賤。自和、安之後，世務游宦，當塗者更相薦引，而符獨耿介不同於俗，以此遂不得升進。』知王符少年愛好學問，耿介有節操，與當時名流關係甚篤，然而王符是側室所生，遭到人們的歧視，兼之當時政治生態已經惡化，導致其仕途蹭蹬，王符遂絶意仕進，以布衣終身。
史傳未載王符之生卒年，學術界對此問題歷來存在争議。目前對於王符生卒年的探求，所依據的材料主要有二：一是『與馬融、竇章、張衡、崔瑗等友善』；二是皇甫規解官後在安定與王符有交往，而考察皇甫規歸安定的時間。馬融生於建初四年（七九），張衡生於建初三年（七八），崔瑗一般認爲生於建初二年（七七），王符與此三人友善，可以推測他們年齡相仿。皇甫規解官，《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定爲延熹五年（一六二），而皇甫規卒於熹平三年（一七四）。王符本傳載『規素聞符名……援符手而還，與同坐，極歡』，王符與皇甫規相見，當發生在王符回鄉不久，故王符之卒年應當不會晚於皇甫規的卒年。目前對於王符具體生卒年份雖存在不同意見，但比較一致的看法是：王符大約生於章帝之時，卒於桓靈時期。由此而言，王符幼年處於章帝年間，壯年生活在和帝、安帝、順帝時期，晚年則經歷了桓靈之世。王符生活的年代，恰是東漢王朝由盛轉衰，社會問題日益凸顯之時。
經過光武帝、明帝、章帝及和帝八十餘年的經營，東漢的經濟已經恢復，社會趨於安定。然而好景不長，東漢開始由盛轉衰，首先表現在外戚、宦官權勢的此消彼長。光武帝鑒於外戚勢力壯大最終釀成王莽篡漢的局面而規定『后妃之家不得封侯與政』（《資治通鑒·漢紀》）。但章帝寵任竇憲一族，導致外戚勢力重新抬頭。和帝聯合宦官鄭衆誅殺了竇憲兄弟，宦官開始干預朝政。東漢自和帝起，皇帝幾乎均是幼年即位，太后臨朝成爲常態，外戚、宦官藉此用事。竇憲之後，鄧騭、閻顯、梁商、梁冀等外戚先後專政。後來閻氏爲宦官孫程等人所消滅，梁氏又爲宦官單超等人所消滅，至此宦官把持朝政。無論是外戚還是宦官掌權，他們皆培植黨羽，黨同伐異。誠如王符所説『貴寵之臣，未嘗不播授私人進奸黨也』（《潛夫論·本政》）。其次表現爲奢侈之風的與日俱長。外戚梁冀精飾園囿，『採土築山，十里九坂，以像二崤，深林絶澗，有若自然，奇禽訓獸，飛走其間』（《後漢書·梁冀傳》），其第宅更是極盡奢華之能事。宦官單超等『競起第宅，樓觀壯麗，窮極伎巧，金銀罽毦，施於犬馬。多取良人美女以爲姬妾，皆珍飾華侈，擬則宮人』（《後漢書·單超傳》），競以侈飾相尚。至於官僚權貴、富商大賈，也是『妖童美妾，填乎綺室；倡謳伎樂，列乎深堂』（《後漢書·仲長統傳》），還遍修館舍、廣占田地，史稱『館舍布於州郡，田畝連於方國』（《後漢書·仲長統傳》）。奢侈之風的盛行，還助長了捨本逐末的風尚，『舉世捨農桑，趨商賈，牛馬車輿，填塞道路，游手爲巧，充盈都邑，治本者少，浮食者衆』（《潛夫論·浮侈》），農業生産的忽視嚴重動摇了統治的根基。又次表現在連年不斷的對外戰争。東漢前期，內徙羌人與漢人和平雜處，但一些地方豪强和郡縣官吏殘酷欺壓羌人，激起羌人的反抗，而當權者禦敵乏術，以致羌人『掃滌并、凉，內犯司隸，東寇趙、魏，西抄蜀、漢，五州殘破，六郡削跡』（《潛夫論·勸將》）。朝廷花費了大量財力鎮壓羌人反抗，安帝時『軍旅之費，轉運委輸，用二百四十餘億，府帑空竭』（《後漢書·西羌傳》），順帝時的十餘年間『費用八十餘億』（同上）。無辜的邊郡民衆，不但要慘遭羌人的大肆掠殺，而且要承受官吏、士卒造成的無盡苦難。
以上種種便是王符所見所聞乃至親自經歷的混亂現實。作爲一位充滿良知、關懷民生的有識之士，王符面對慘痛景象，迫切希望能夠開出一劑救世良方以拯時弊，《潛夫論》便是這種思想主導下的産物。
二
王符將自己的政論著作命名爲《潛夫論》。所謂『潛夫論』，即『潛夫』之論。『潛夫』是作者的自稱。這一稱呼首先表明作者是一位身處下位的在野之士，終其一生未曾入仕，同時也表現了作者對自我價值的一種認知，對於俗世弊政的一種批判。《周易·乾卦·文言》中説：『「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文言》所解釋的『潛』，乃是乾卦初九的『潛龍勿用』之『潛』。而『潛龍』之象一向被解釋爲有才能却隱居在下的君子。王符畢生未曾出仕，史書中已經給出了相關原因：王符出身『庶孽』，地位低下，庶子在家族中不但無權繼承爵位財産，甚至被當做奴隸一般對待。此外，東漢時期選拔官吏的制度也注定了王符無緣仕途。東漢察舉制尤其注重『鄉舉』，地方察舉權歸太守，並無客觀標準，不免爲權門請託和故舊報恩所干擾，極易營私舞弊。這就使得人才舉薦局限在一個狹小的階層內，廣大寒士則被摒棄在舉薦範圍之外。王符不得升進，除其『耿介不同於俗』的主觀原因，更多還是受制於客觀條件，所以他在《潛夫論》中一再强調要任用真正的賢人，也正是結合自身遭際而發出的不平之鳴。
《潛夫論》的寫作時間尚存在争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説：『本傳之末載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里，符往謁見事。規解官歸里，據本傳在延熹五年，則符之著書在桓帝時，故所説多切漢末弊政。』當代學者多辨其非，原因在於桓帝時期王符已近八十歲，年輕之時沉默不語，年及耄耋精力不逮之時却撰此皇皇巨著恐非事實。細繹此書，部分篇章寫作時間尚可確定，根據當代學者的研究成果，能夠確定寫作時間的篇目有《考績》《勸將》《救邊》《邊議》《實邊》《志氏姓》《敘録》七篇。七篇之中，《敘録》大約作於順帝永和六年（一四一）之後，其餘六篇均作於安帝時期。《敘録》中説『中心時有感，援筆紀數文』，據此推知，全書的文章應是斷斷續續寫成的。根據古人著書『敘』皆在後的習慣來看，當《敘録》寫作之時，其餘三十五篇應當已經完成。所以《潛夫論》的寫作，大致在安帝、順帝時代，王符正當壯年之時。
《潛夫論》編定之後，大概即有抄本流傳，理由有二：一是王符同時代人龐參在給鄧騭的奏記中説『參前數言宜棄西域，乃爲西州士大夫所笑。今苟貪不毛之地，營恤不使之民，暴軍伊吾之野，以慮三族之外，果破凉州，禍亂至今』（《後漢書·龐參傳》）。王符恰是反對放棄邊郡的西州人士之一，他在《救邊》《邊議》兩篇中均對放棄邊郡的意見表示『竊笑之』，那麽龐參所説的『西州士大夫』極有可能指的就是王符，這也證明《潛夫論》中某些內容已經在社會上産生了很大影響。二是皇甫規『素聞符名』，王符衹不過是個身居下層的處士，未曾入朝爲官，在當時自然無緣『立德』『立功』，其出名恐怕衹剩下『立言』一途。在南朝宋范曄撰寫的《後漢書·王符傳》中，節録了《貴忠》（今本作《忠貴》）《浮侈》《實貢》《愛日》《述赦》五篇中的一些片段。
自唐代開始，歷代官私書目均著録《潛夫論》。《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宋史·藝文志》《崇文總目》《中興館閣書目》《郡齋讀書志》
《直齋書録解題》《四庫全書總目》皆著録有《潛夫論》十卷。《潛夫論》的宋刻本早已失傳，目前所能見到的最早版本，當是清代黄丕烈士禮居所藏明刻本，今藏國家圖書館。此外，明代程榮於萬曆年間校刊的《漢魏叢書》本、何允中於萬曆二十年（一五九二）刊刻的《廣漢魏叢書》本也屬於較早的版本。明代除全本外，尚有幾個節本流傳，例如陳深於萬曆年間輯刊的《諸子品節》本、文震孟天啓五年（一六二五）參訂刊行的歸有光輯評的《諸子彙函》等。
清代流傳的諸版本中，較早的是順治五年（一六四八）馮舒抄本。此本後有馮舒所作跋語，據此可知，馮舒於順治五年六月得到沈與文所藏宋版翻刻本，便命人抄了一部。由於沈與文所藏本謬誤頗多，馮舒便又詳加校訂。此外，清代尚有乾隆年間的《四庫全書》本、乾隆五十六年（一七九一）金谿王氏刊《增訂漢魏叢書》本、光緒元年（一八七五）湖北崇文書局刊《子書百家》本等。嘉慶年間，汪繼培爲《潛夫論》作箋，《潛夫論箋》成爲《潛夫論》第一個箋注本。汪繼培曾見到過元代大德年間刊本，故以此本爲底本，參之以明刻本，對全書進行了非常細緻的校勘，並廣徵博引，詳作箋注，其稿本今傳於世。《潛夫論箋》由汪繼培同鄉陳春刊行，收入其所輯《湖海樓叢書》中。由於汪氏箋注『引證詳覈，深得旨趣』，最稱精善，《潛夫論箋》遂成爲最爲流行的本子，並不斷被翻刻重刊。
三
王符著《潛夫論》的主旨在於批判現實。《後漢書》本傳載：『志意藴憤，乃隱居著書三十餘篇，以譏當時失得，不欲章顯其名，故號曰《潛夫論》。其指訐時短，討讁物情，足以觀見當時風政。』《潛夫論》在對東漢社會的揭露和批判中，於政治、經濟、軍事、法律、哲學、倫理等諸多方面提出了許多重要的意見，在中國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一） 政治思想
其一，民爲國基。王符繼承了先秦以來的『民本』思想，深刻認識到民衆對於國家的重要意義：『國以民爲基，貴以賤爲本。願察開闢以來，民危而國安者誰也？上貧而下富者誰也？』（《邊議》，明萬曆間新安程氏刊《漢魏叢書》本，以下所引均出此本）並對君主的作用進行了解釋：『故天之立君，非私此人也以役民，蓋以誅暴除害利黎元也。』（《班禄》）所以，君主應採取正確的態度對待民衆：『聖王養民，愛之如子，憂之如家，危者安之，亡者存之，救其災患，除其禍亂。』（《救邊》）人民是國家的根基，君主應做到愛惜民力。王符説：『國之所以爲國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爲民者，以有穀也；穀之所以豐殖者，以有人功也；功之所以能建者，以日力也。治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閒暇而力有餘；亂國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務而力不足。』（《愛日》）治國之日舒以長則是因爲『君明察而百官治，下循正而得其所』（《愛日》），所以君王應減少百姓的勞役負擔。
其二，明君之道。王符説：『國之所以治者，君明也；其所以亂者，君闇也；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其所以闇者，偏信也。是故人君通必兼聽，則聖日廣矣；庸説偏信，則愚日甚矣。』（《明闇》）君主之兼聽與偏信是爲明暗的標志，君主要想做到兼聽，需要廣開言路，勸導臣民勇於進諫，君主不但要積極聽取朝臣的意見，還要採納底層民衆的言論來明察朝廷以外的情況，如此纔能通曉是非，明白治國之道。
其三，尚賢任賢。針對東漢中後期人才選舉爲權貴所把持，才能之士不得仕進的狀況，王符一再呼唤君主應據實選才，給予下層賢士以機會。關於賢才對國家的重要性，王符説：『凡有國之君者未嘗不欲治也，而治不世見者，所任不賢故也。世未嘗無賢也，而賢不得用者，群臣妬也。』（《潜嘆》）當時的情況却是『世主之於貴戚也，愛其嬖媚之美，不量其材而受之官，不使立功自託於民，而苟務高其爵位，崇其賞賜』（《思賢》），『今當塗之人既不能昭練賢鄙，然又却於貴人之風指，脅以權勢之囑託，請謁闐門，禮贄輻輳，迫於目前之急，則且先之』（《本政》）。治國得不到真正的賢才，就如同治病得不到真正的良藥，其結果是尸位素餐者盈乎朝堂，朝政日壞。王符認爲『選賢貢士，必考覈其清素，據實而言。其有小疵，勿强衣飾，以壯虛聲。一能之士，各貢所長，出處默語，勿强相兼』（《實貢》）。君主應注重對官員的考核，『功誠考則治亂暴而明，善惡信則直賢不得見障蔽，而佞巧不得竄其姦矣』（《考績》）。
（二） 經濟思想
其一，富民爲本。王符説：『夫爲國者以富民爲本，以正學爲基。民富乃可教，學正乃得義，民貧則背善，學淫則詐僞，入學則不亂，得義則忠孝。』（《務本》）這一思想可以看作是對管子『倉廪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的繼承。既然國以民爲基，那麽國富的基礎應當是民富，因而統治者應當設法使民衆富足，進而實現國富，而非採取繁徭苛賦的方式來搜刮民財。衹有在民衆富足的基礎上，纔能對民衆展開教化，使得民衆通曉道義，實現國家的安定。
其二，農業和工商業兼顧。王符認爲『凡爲人之大體，莫善於抑末而務本，莫不善於離本而飾末』（《務本》），古代社會以農耕爲主，農業自然是本業，正所謂『一夫不耕，天下必受其飢者；一婦不織，天下必受其寒者』（《浮侈》），王符對世人舍農桑、趨商賈的現象進行了批判，並舉出了洛陽的事例：『浮末者什於農夫，虛僞游手者什於浮末。是則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婦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浮侈》）如果到處都像洛陽這樣，那麽其後果將會是百姓受凍挨餓，國家陷入危機。王符雖然重視農業，但對工商業也並非一味排斥。他認爲：『夫富民者，以農桑爲本，以游業爲末；百工者，以致用爲本，以巧飾爲末；商賈者，以通貨爲本，以鬻奇爲末：三者守本離末則民富，離本守末則民貧，貧則厄而忌善，富則樂而可教。』（《務本》）工商業與農業相比雖屬末業，但也是社會正常運轉所不可或缺的部分，王符對正常的工商業活動是肯定的，他所反對的衹是那些巧裝僞飾的手工業生産以及囤積居奇擾亂市場的商業活動。
其三，反對奢侈浮華。王符説：『今民奢衣服，侈飲食，事口舌，而習調欺，以相詐紿，比肩是也。或以謀姦合任爲業，或以游敖博弈爲事；或丁夫世不傳犁鋤，懷丸挾彈，携手遨游，或取好土作丸賣之。』（《浮侈》）此外，更有婦女學習巫祝之術迷惑百姓的不良風氣蔓延。達官顯貴極盡奢華，在衣食住行各方面甚至比帝王還要奢侈，厚葬之風也成爲耗費民財的一大禍源。王符揭示出奢侈之風盛行的根源：『凡諸所譏，皆非民性，而競務者，亂政薄化使之然也。』（《浮侈》）要想抑制奢侈之風，帝王應注重對民衆的教化，即『憂之勞之，教之誨之，慎微防萌，以斷其邪惡』（《浮侈》）。
（三） 軍事思想
其一，慎選將帥。《孫子兵法·作戰》載：『故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安危之主也。』王符也主張慎選將帥，説：『孫子曰：「將者，智也、仁也、敬也、信也、勇也、嚴也。」是故智以折敵，仁以附衆，敬以招賢，信以必賞，勇以益氣，嚴以一令。故折敵則能合變，衆附愛則思力戰，賢智集則陰謀得，賞罰必則士盡力，勇氣益則兵勢自倍，威令一則唯將所使。必有此六者，乃可折衝擒敵，輔主安民。』（《勸將》）東漢與羌人的戰争屢屢受挫，一大原因即是缺少優秀的將領，表現爲諸將『既無斷敵合變之奇，復無明賞必罰之信』（《勸將》），所以戰争失敗的主要責任是一軍的統帥。王符指出選擇將帥的原則是『宜踔躒豪厚，越取幽奇，材明權變，任將帥者』（《勸將》），就是要選擇有高超才能的人，敢於破格選拔善於奇謀的人、懂得戰争權變的人。
其二，鞏固邊防。由於對羌作戰不利，一些目光短淺的朝廷公卿提出了『捐棄凉州，却保三輔』的淺薄之論，邊郡長官甚至强令邊郡民衆內遷。王符對此進行了諷刺：『地無邊，無邊亡國。是故失凉州，則三輔爲邊；三輔內入，則弘農爲邊；弘農內入，則洛陽爲邊。推此以相況，雖盡東海猶有邊也。』（《救邊》）收縮疆域絶非解決邊患的有效途徑，朝廷應趁着羌人立足未穩、民衆對於故土的思戀猶深，派遣軍隊征討，收復失地。邊郡之所以容易遭到羌人侵襲，與其地多人少，內部空虛有關。王符説：『今邊郡千里，地各有兩縣，户財置數百，而太守周迴萬里，空無人民，美田棄而莫墾發；中州內郡，規地拓境，不能半邊，而口户百萬，田畝一全，人衆地荒，無所容足，此亦偏枯躄痱之類也。』（《實邊》）在邊郡經營方面，王符認爲應充實邊郡人口，並提出了一套具體的方案：『今誠宜權時，令邊郡舉孝一人，廉吏世舉一，又益置明經百石一人，內郡人將妻子來召著，五歲以上與居民同均，皆得選舉。又募運民耕邊入穀，遠郡千斛，近郡二千斛，拜爵五大夫。可不欲爵者，使食倍賈於內郡。』（《實邊》）
其三，積極備戰。廟堂之臣的昏庸，也是導致對羌作戰屢屢失利的一大因素。對於邊郡民衆的苦難，決策者們並無實感，所以『會坐朝堂，則無憂國哀民懇惻之誠，苟轉相顧望，莫肯違止，日晏時移，議無所定，已且須後。少得小安，則恬然棄忘』（《救邊》），衹是採取觀望的態度，對於是否作戰，如何作戰缺少切實的規劃。王符認爲，廟堂決策時首先應該具備以戰止戰、保境安民的意識，並引用事實加以説明：『是故鬼方之伐，非好武也，玁狁於攘，非貪土也，以振民育德，安疆宇也。』（《救邊》）明確了作戰目的後，則應修守禦之備，積極訓練士卒、激勵士卒，有功必賞、有過必罰，嚴明軍紀，使士卒在戰場上敢於效死。
（四） 法律思想
其一，德刑並用。王符説『人君之治，莫大於道，莫盛於德，莫美於教，莫神於化』（《德化》），即將道德教化作爲治世之本，因此聖明的君主重視道德禮儀而輕視嚴刑峻法。但是，重德輕刑並非是專任德化而廢棄刑罰。王符説：『議者必將以爲刑殺當不用，而德化可獨任。此非變通者之論也，非叔世者之言也。夫上聖不過堯舜而放四子，盛德不過文武而赫斯怒。《詩》云：「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是故君子之有喜怒也，善以止亂也。故有以誅止殺，以刑禦殘。』（《衰制》）
其二，重視法令。王符説：『夫法令者，人君之銜轡箠策也；而民者，君之輿馬也。若使人臣廢君法禁而施己政令，則是奪君之轡策，而己獨御之也。』（《衰制》）法令作爲治理國家的工具，必須牢牢掌控在君主手中，不可假手於他人，君主要『授法而時貸之，布令而必行之』（《衰制》），做到寬嚴適度、令行禁止。
其三，遏源止訟。東漢獄訟繁多，一年之內數以萬計。王符認爲其根源在於『民不誠信，而數相欺紿也』（《斷訟》）。要阻止獄訟的增長，必須從源頭上進行清理，故王符提出『立義順法，遏絶其原』（《斷訟》），唯其如此，纔能『辭訟自消』（《斷訟》）。
其四，反對屢赦。王符指出：『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赦贖數，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述赦》）刑法的作用在於『威奸懲惡除民害』（《述赦》），而屢屢大赦却令作奸犯科者受益，甚至助長了他們的囂張氣焰，良善者反受其害。王符説：『且夫國無常治，又無常亂。法令行則國治，法令弛則國亂。法無常行，亦無常弛。君敬法則法行，君慢法則法弛。』（《述赦》）所以救世之道在於明法，不在於屢赦。
（五） 哲學思想
其一，氣爲本源的世界觀。王符認爲天地的本源是『元氣』，元氣化於萬物。『若斯久之，翻然自化，清濁分别，變成陰陽。陰陽有體，實生兩儀，天地絪緼，萬物化淳，和氣生人，以統理之。』（《本訓》）『元氣』與『道』又是一體的：『道德之用，莫大於氣，道之根也。氣所變也，神氣之所動也。』（《本訓》）王符論『元氣』，根本在於國家的治理方面，要想達到太平盛世『必先原元而本本，興道而致和，以淳粹之氣，生敦龐之民，明德義之表，作信厚之心，然後化可美而功可成也』（《本訓》）。
其二，尊學重經的知識論。《潛夫論》開篇即爲《贊學》，以學爲先，勸人向學。王符認爲，人的情性相差無幾，而智慧確有千差萬别，這並非先天的禀賦所致，而是後天有所憑藉，學習則是令人聰明無蔽、心智無滯的途徑。學習的內容則應以儒家經典爲主，聖道之於人的內心，如同火光之於人的眼睛，『是故索物於夜室者，莫良於火；索道於當世者，莫良於典。典者，經也，先聖之所制；先聖得道之精者以行其身，欲賢人自勉以入於道。』（《贊學》）
其三，與世推移的歷史觀。王符認爲歷史是在不斷發展、不斷更新的，正如他所説『夫物有盛衰，時有推移，事有激會，人有變化』（《邊議》）。而變化又是通過量變到質變的規律進行的：『凡山陵之高，非削成而崛起也，必步增而稍上焉。川谷之卑，非截斷而顛陷也，必陂池而稍下焉。是故積上不止，必致嵩山之高；積下不已，必極黄泉之深。』（《慎微》）具體到人類社會來説，不同的時代有着不同的特點，因而制度也需隨時代而變化，即『五代不同禮，三家不同教，非苟其相反也，蓋世推移而俗化異也』（《斷訟》）。
（六） 倫理思想
其一，崇德尚實的君子觀。評判君子和小人的標準不應是其外在的名利，而應是其內在的才德。當時根據門第出身來評判人物的風氣，實不足取。王符提出以『四行』作爲評判君子、小人的標準：『一曰恕，二曰平，三曰恭，四曰守。夫恕者，仁之本也；平者，義之本也；恭者，禮之本也；守者，信之本也。四者並立，四行乃具，四行具存，是謂真賢。四本不立，四行不成，四行無一，是謂小人。』（《交際》）
其二，重義輕利的義利觀。世人之論多貴廉讓而賤財利，但在實際行事中，却重利勝過重廉讓。王符尖鋭地指出：『財賄不多，衣食不贍，聲色不妙，威勢不行，非君子之憂也；行善不多，申道不明，節志不立，德義不彰，君子耻焉。』（《遏利》）君子的憂慮不在於財貨聲色和權力，而是善行、道義、節義和德義等。
其三，修身慎行的禍福觀。東漢時期卜筮、巫祝、相面之類的迷信活動極爲興盛，王符對於天命鬼神、吉凶禍福基本上採取敬而遠之的審慎態度，他不否認『天命』『神靈』的存在，但更加看重人自身能動性的發揮：『凡人吉凶，以人爲主，以命爲決。行者，己之質也；命者，天之制也。在於己者，固可爲也；在於天者，不可知也。』（《正列》）衹有自身努力提高修養，謹慎處事，纔能避禍得福，纔能主宰自己的命運。
四
《潛夫論》作爲東漢最重要的子書之一，對後世産生了廣泛的影響，爲歷代學人所重視。嚴靈峰《周秦漢魏諸子知見書目》輯録《潛夫論》文獻，並對其進行了較爲系統的梳理。《子藏·儒家部·潛夫論卷》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網羅歷代與《潛夫論》相關文獻二十三種。綜合來看，本卷具有以下三大特點：
注重反映文獻全貌。在《子藏》『求全且精』編纂原則指引下，我們儘量搜集較多版本，並在此基礎上去粗存精，注重對《潛夫論》文獻傳承全貌的整體反映。本卷共收《潛夫論》白文本七種，節選本、批校本等相關文獻十六種，不僅完整體現了《潛夫論》文獻的傳承過程，也爲學術界提供了豐富的研究資料。
注重收録選本及考證文獻。選本與考證文獻在《潛夫論》研究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如明黄澍、葉紹泰選《潛夫論别解》，清俞樾撰《讀潛夫論》《潛夫論平議》，清孫詒讓《潛夫論札迻》等均收録在內。
注重收録重要稿本。清汪繼培《潛夫論箋》因校箋精博而影響甚大，自湖海樓本刊行以來，不斷被翻刻。所幸汪氏稿本仍存於世，但因其閲覽不便，以往學者多利用湖海樓本。今將汪氏稿本、《湖海樓叢書》本一併影印出版，以期有裨於《潛夫論》的進一步研究。
二〇二四年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