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卷是子藏系列之一种，收录《新序》相关著作34种。在《子藏》“求全且精”编纂原则指引下，从《新序》版本系统中选取代表性传本，从而最大程度地呈现其流传面貌。本卷注重版本之全，收录如宋刊本、明正德五年楚藩正心书院刊本、明嘉靖二十六年何良俊刊本、明刊《秘书九种》本、清乾隆五十六年金溪王氏刊《增订汉魏丛书》本、清光绪九年长洲蒋凤藻刊《铁华馆丛书》本等。这些稀见文献的收录，既充实了《新序》版本系统，还将有力地推动相关学科的研究与发展。

總目録

第一册

《子藏》總序方勇一

前言揣松森一

凡例一

新序十卷（漢）劉向撰（清）錢謙益黄丕烈金錫爵跋

宋刊本一

劉向新序十卷（漢）劉向撰（清）陳揆校並跋

明正德五年（1510）楚藩正心書院刊本二五七

第二册

劉向新序十卷（漢）劉向撰

明嘉靖十四年（1535）楚藩崇本書院刊本一

劉向新序十卷（漢）劉向撰（清）戴望校並跋（清）郭柏蒼周星詒

蔣鳳藻跋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何良俊刊本二八七

第三册

新序十卷（漢）劉向撰

明萬曆二十年（1592）刊《廣漢魏叢書》本一

新序十卷（卷一至八）（漢）劉向撰（清）陸損之跋並録清黄丕烈批校佚名録

清顧廣圻校跋明萬曆間新安程氏刊《漢魏叢書》本三〇一

第四册

新序十卷（卷九至十）（漢）劉向撰（清）陸損之跋並録清黄丕烈批校佚名録

清顧廣圻校跋明萬曆間新安程氏刊《漢魏叢書》本一

 

新序十卷（漢）劉向撰佚名批校

明刊《秘書九種》本七七

新序十卷（卷一至八）（漢）劉向撰（清）黄丕烈孫星衍校並跋

明刊本三三三

第五册

新序十卷（卷九至十）（漢）劉向撰（清）黄丕烈孫星衍校並跋

明刊本一

新序十卷（漢）劉向撰（清）黄丕烈陳鱣批校

清初刊《漢魏叢書》本七一

新序十卷（卷一至七）（漢）劉向撰（清）鄭珍校並跋唐鴻學題識

余嘉錫跋清初刊本三六九

第六册

新序十卷（卷八至十）（漢）劉向撰（清）鄭珍校並跋唐鴻學題識

余嘉錫跋清初刊本一

新序十卷（漢）劉向撰

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金谿王氏刊《增訂漢魏叢書》本一〇七

新序十卷（卷一至七）（漢）劉向撰

清光緒元年（1875）湖北崇文書局刊《子書百家》本四〇五

第七册

新序十卷（卷八至十）（漢）劉向撰

清光緒元年（1875）湖北崇文書局刊《子書百家》本一

新序十卷（漢）劉向撰

清光緒九年（1883）長洲蔣鳳藻刊《鐵華館叢書》本五五

新序十卷（漢）劉向撰

民國八年（1919）上海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影印明嘉靖翻宋本二四一

新序治要（唐）魏徵等節選民國八年（1919）上海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影印

日本天明七年（1787）刊《群書治要》本五一一

第八册

新序類纂（明）沈津選

明隆慶元年（1567）含山縣儒學刊《百家類纂》本一

新序（明）歸有光輯評（明）文震孟參訂

明天啓五年（1625）刊《諸子彙函》本二一

新鐫新序玄言評苑（明）陸可教選（明）李廷機訂

明刊《新鐫諸子玄言評苑》本五三

新序粹言（明）陳繼儒選

明刊《藝林粹言》本七七

史進士新鐫劉子纂要（明）史起欽纂輯

明萬曆間刊《史進士新鐫四子纂要》本八七

新序品節（明）陳深撰

明萬曆間刊《諸子品節》本九五

劉向新序旁注評林十卷（卷一至九）（明）黄從誡撰

明刊本一一一

第九册

劉向新序旁注評林十卷（卷十）（明）黄從誡撰

明刊本一

新序奇賞（明）陳仁錫評選

明天啓六年（1626）刊《諸子奇賞》本六九

新序别解（明）黄澍葉紹泰編

明崇禎十一年（1638）香谷山房刊《漢魏别解》本一六三

新序（明）吳世濟輯

明末清初刊《漢魏叢書抄》本一七七

新序選二卷（清）張道緒輯評

清嘉慶十六年（1811）人境軒刊《文選十三種》本二八一

新序拾補（清）盧文弨撰

清乾隆嘉慶間刊《抱經堂叢書·群書拾補》本三九七

新序（清）任兆麟述

清嘉慶十五年（1810）遂古堂刊《藝林述記》本四四七

新序校評（清）朱駿聲撰

稿本四五一

新序校評（清）朱駿聲撰

1951年排印《説苑新序校評》本五一一

新序札迻（清）孫詒讓撰

清光緒二十年（1894）瑞安孫氏刊《札迻》本五二七

讀新序（清）楊琪光撰

清光緒十一年（1885）刊《枉川全集·百子辨正》本五三五

新序文粹李寶洤撰

民國六年（1917）上海商務印書館排印《諸子文粹》本五三九

新序精華陸翔輯注

民國二十三年（1934）上海世界書局石印《四部精華》本五六三

前 言 揣松森 《子藏·儒家部·新序卷》收書三十四種，整合爲精裝十六開本九册予以出版。本卷收録目前所知《新序》白文本、節選本、評點本、批校本及相關研究著作，集《新序》相關文獻於一編，以饗讀者。 一 劉向（前七九—前八），字子政，本名更生，成帝時改名向，西漢陽城侯劉德之子，高祖劉邦少弟、楚元王劉交玄孫。年十二以父任爲輦郎，既冠升諫大夫，以通達能屬文辭，與王褒、張子僑等並進對，頗獻納賦頌。因所言煉金方不驗，下獄當死，賴其兄安民入國户半乃得贖罪。會初立《穀梁春秋》，宣帝徵向受《穀梁》學，講論五經於石渠。石渠閣會議後，拜郎中、給事黄門，遷散騎、諫大夫、給事中。元帝立，擢散騎宗正給事中，與前將軍蕭望之、諸吏光禄大夫周堪、侍中金敞同心輔政，謀退中書宦官弘恭等人，遭讒失敗，坐免庶人，遂廢十餘年。成帝即位，復進用，拜中郎，領護三輔都水，歷官光禄大夫、中壘校尉。向積思博學，領校中秘書，撰著《别録》。自以宗室元老，數上書言朝政得失，譏刺王氏及在位大臣，故終爲所阻而不得任九卿。年七十二，以病卒。生平事跡見《漢書·楚元王傳》。 劉向生卒年素來説法不一，主要有五種意見：（一）生於昭帝元鳳元年（前八〇），卒於成帝元延四年（前九），清周壽昌《漢書注校補》卷三一、葛啓揚《劉向之生卒及其撰著考略》主之；（二）生於昭帝元鳳二年（前七九），卒於成帝綏和元年（前八），清錢大昕《三史拾遺》卷三、清吳榮光《歷代名人年譜》、錢穆《劉向歆父子年譜》、徐興無《劉向生卒年考異》（《劉向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二〇一一年版，第四八四—五一一頁）持此説；（三）生於昭帝元鳳三年（前七八），卒於成帝綏和二年（前七），説見清姚振宗輯録、鄧駿捷校補《七略别録佚文·七略佚文》（澳門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七年版，第五頁）；（四）生於昭帝元鳳四年（前七七），卒於哀帝建平元年（前六），清葉德輝、清王先謙（並見《漢書補注》卷三六），周杲《劉子政生卒年月及其著述考辨》（《文學年報》一九三六年第二期）持是説；（五）生於昭帝元鳳五年（前七六），卒於哀帝建平二年（前五），柏俊才《劉向生卒年新考》（《文學遺産》二〇一二年第三期）主之。案《漢書·楚元王傳》云：『居列大夫官前後三十餘年，年七十二卒。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但對王莽代漢年份認定不同，造成劉向卒年推算産生歧異。不過，劉向卒年别有他證，不必專據王氏代漢之年倒推。考《漢書·禮樂志》載：『至成帝時，犍爲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議者以爲善祥。劉向因是説上宜興辟雍……成帝以向言下公卿議，會向病卒，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雍。案行長安城南，營表未作，遭成帝崩，群臣引以定謚。』故知劉向卒於成帝末年，而非晚至哀帝之世。錢穆、徐興無等即以此爲據考證其卒在成帝綏和元年（前八），與東漢荀悦《漢紀》、南宋王益之《西漢年紀》繫年一致，其説確鑿可信。由此上推，可定劉向生於昭帝元鳳二年（前七九）。 劉向著述宏富，其『書有改訂舊籍者，有改訂後又以己意新編綱目及增删之者；前者爲《别録》所載，後者如《新序》《説苑》《列女傳》等是也。至其融會貫通，撮旨提要，以成一家之言者，除《别録》外，尚有《洪範五行傳論》。而其見於《漢書》中之奏議及集中之賦頌，均爲不朽之作。然因西漢已遠，易於錯亂；又以子政校書之日久，後世之欲行其學者，咸附會僞托』（周杲《劉子政生卒年月及其著述考辨》），故亦不無魚目混珠者。兹述史志記載於後，以見劉向著述流衍之概。 《漢書·藝文志》承劉歆《七略》之舊，所載劉向著述最爲可信，具體著録情況如下：六藝略尚書類載劉向《五行傳記》十一卷，班固注『入劉向《稽疑》一篇』；樂類下班固注『出淮南、劉向等《琴頌》七篇』；春秋類載《新國語》五十四篇，班固注『劉向分《國語》』。諸子略儒家類載劉向所序六十七篇，班固注『《新序》《説苑》《世説》《列女傳頌圖》也』；道家類載劉向《説老子》四篇。詩賦略屈原之屬載《劉向賦》三十三篇，而《律曆志》云：『至孝成世，劉向總六曆，列是非，作《五紀論》。』向本傳録奏疏多篇，敘《洪範五行傳論》《列女傳》《新序》《説苑》成書始末甚詳，又稱其『著《疾讒》《擿要》《救危》及《世頌》凡八篇，依興古事，悼己及同類也』。 《隋書·經籍志》又增入劉向新著，收録情況大體如下：經部書類載《尚書洪範五行傳論》十一卷；異説類載《孝經內事》一卷，其下注『《劉向讖》一卷，……亡』。史部雜史類載《戰國策》三十二卷；雜傳類載《列士傳》二卷，東漢曹大家注《列女傳》十五卷，東晉鬷續、孫綽撰《列仙傳贊》三卷，東晉郭元祖撰《列仙傳贊》二卷；譜系類載《世本》二卷；簿録類載《七略别録》二十卷。子部儒家類載《新序》三十卷、《録》一卷，《説苑》二十卷。集部别集類載《漢諫議大夫劉向集》六卷。 相較《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頗多變化：經部經解類新增《五經雜義》七卷、《五經通義》九卷、《五經要義》五卷；史部雜傳類不録《列士傳》，而《列女傳》《列仙傳贊》皆作二卷，且無注者及贊人，譜系類無《世本》；子部曆算類載《九章重差》一卷；集部别集類載《劉向集》爲五卷。《新唐書·藝文志》與《舊唐書·經籍志》大體相類，唯史部雜傳記類載《列士傳》二卷，曹大家注《列女傳》十五卷，與《隋書·經籍志》相合，但闕録《列仙傳贊》二卷，而於道家類神仙載《列仙傳》二卷。 《宋史·藝文志》史部傳記類載劉向《古列女傳》九卷。子部道家類載劉向《關尹子》九卷，神仙類載劉向《列仙傳》三卷；雜家類載劉向《新序》十卷，《説苑》二十卷。集部别集類載《劉向集》五卷。 不難看出，題名劉向的著作種類代有增益，但不少著作篇卷陸續散佚。針對這種或存或佚、或真僞相雜的情況，周杲條分撰著、編述、校定、僞托數端加以考證，鄧駿捷對存世、殘篇、亡佚、誤題等目進行辨析（參《劉向校書考論》，人民出版社二〇一二年版，第四一—八七頁），均頗具精鑒卓識。其具體條目，二者考辨綦詳，兹不贅言。 二 《漢書·楚元王傳》載：『向睹俗彌奢淫，而趙、衛之屬起微賤，逾禮制。向以爲王教由內及外，自近者始。故採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可法則，及孽嬖亂亡者，序次爲《列女傳》，凡八篇，以戒天子。及採傳記行事，著《新序》《説苑》凡五十篇奏之。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書數十上，以助觀覽，補遺闕。上雖不能盡用，然內嘉其言，常嗟歎之。』則《新序》乃劉向在成帝時所撰甚明，然後世於其作者、成書年代、著作性質却不無異説。 對於《新序》作者，唐司馬貞《索隱》云『《新序》是劉歆所撰』（《史記·商君列傳》）；清沈欽韓言《新序》《説苑》『二書舊本有之，向重爲訂正，非創自其手也』（《漢書補注》卷三六），近人羅根澤亦持此説（詳見《〈新序〉〈説苑〉〈列女傳〉不作始於劉向考》，《圖書館學季刊》一九三〇年第四卷第一期）。前者屬孤例單證，與歷代史志署名劉向矛盾，而《新序·雜事四》『臣向愚以《鴻範傳》推之，宋史之占非也』云云，足證其撰者是劉向而非劉歆。後者論據有三：（一）《説苑敘録》曰：『護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説苑雜事及臣向書、民間書，誣校讎，其事類衆多，章句相溷，或上下謬亂，難分别次序。除去與《新序》複重者，其餘者淺薄不中義理，别集以爲《百家》，後令以類相從，一一條别篇目，更以造新事十萬言以上，凡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號曰《新苑》，皆可觀。臣向昧死。』（二）劉向《别録》云：『臣向與黄門侍郎歆所校《列女傳》，種類相從爲七篇，以著禍福榮辱之效，是非得失之分，畫之於屏風四堵。』（《初學記》卷二五、《太平御覽》卷七〇一引）（三）《漢書·藝文志》載：『劉向所序六十七篇。』據此，羅根澤等認爲《説苑》依於《説苑雜事》；『除去與《新序》複重』表明《新序》『亦當時已成之書，而非劉向撰著』；三書或曰『校』，或曰『序』，意味着劉向乃序次者而非撰著人。考劉向校書有校定傳本、新編别本、勒成新書諸例，其勒成新書者亦多用定著書名指稱舊有材料，如劉向編定之前並無《戰國策》一書，然《戰國策敘録》却稱『所校中《戰國策》書』，故單憑『所校中書説苑雜事』未必能説明先有《説苑雜事》之書。徐復觀指出，『説苑雜事』乃劉向對材料叢什的統稱，他從中理出《新序》《説苑》《百家》三書，因《新序》成書在前，故著《説苑》時要除去複重者，而『所序』指劉向『把自己幾種著作，以篇爲單位，編（序）在一起而言』，與『揚雄所序三十八篇』同例，不能據此僅視作編輯而非撰著［參《兩漢思想史》（三），九州出版社二〇一四年版，第五九—六五頁］。所言極有理致，可以信從。即使傾向《新序》舊有成書者，亦往往承認其經劉向整理而爲一家之言。如余嘉錫論之曰：『至於《新序》《説苑》，則雖本有其書，然向既除其兩書之複重者，與他書之但除本書之複重者不同。又删去其淺薄不中義理者，與《晏子》等書但聚而編之，雖明知其不合經訓，亦不敢失者不同。蓋已自以義法别擇之，使之合於六經之義矣。況《本傳》云「採傳記行事」，《説苑序》云「更以造新事」，則向又已有所增益於其間。既奏上之以戒天子，亦成儒者一家之言；故雖採自古書，仍不得不謂之劉向所序；猶孔子因魯史修《春秋》，述而不作，要不能謂《春秋》非成於孔子也。』（《劉向〈新序〉提要辯證》，《國立北平圖書館月刊》一九二九年第三卷第四期）從這個意義上説劉向爲《新序》作者當無疑義。 關於《新序》成書年代，主要有三種説法：（一）唐馬總《意林》卷三載：『《新序》三十卷，河平四年都水使者、諫議大夫劉向上。』此書以爲《新序》成於成帝河平四年（前二五），然劉向當時爲光禄大夫而非諫議大夫，其説值得商榷。故石光瑛《新序校釋》稱：『疑《意林》此題，或出妄人附益，未必馬總原書如此。』（二）北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三一、錢穆《劉向歆父子年譜》繫之於成帝永始元年（前一六），蓋以是年趙飛燕被立爲皇后。但『趙、衛之屬起微賤，逾禮制』云云，並未明説劉向上奏《列女傳》等書乃爲趙氏立后而發，且一年編著三書亦勢所難能，故其可信度遜於明文所記年代。（三）宋刻本《新序》卷首題『陽朔元年二月癸卯護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劉向上』，則認爲《新序》成書於成帝陽朔元年（前二四）。南宋王應麟《玉海》卷五五、《漢藝文志考證》卷五云『《新序》，陽朔元年二月癸卯上；《説苑》，鴻嘉四年三月己亥上』，而《中興書目》雜家（《玉海》卷五五引）、南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十所載兩書上奏之年並同。此説所言《新序》成書先後與《漢書·藝文志》『劉向所序』諸書次序相符，也没有《意林》引文的矛盾，於諸説中最爲可信。總而言之，《新序》當是河平三年（前二六）劉向受命典校秘書後開始編著，至陽朔元年（前二四）二月殺青並繕寫奏上，前後不滿兩年。 至於《新序》的著作性質，亦衆説紛紜。或僅視爲子政序次之書，或將其看作劉向撰著之作。前説傾向於《新序》乃依傳記行事編纂者，非比個人著作之有獨到見解，故王充稱『或抽列古今，紀著行事，若司馬子長、劉子政之徒，纍積篇第，文以萬數……然而因成紀前，無胸中之造』（《論衡·超奇》）。後者多少承認劉向剪裁潤飾以及創立義法之功，衹是對《新序》文體性質看法不同。大體而言，其重思想性而以『子』視之者乃歷代主流，然唐宋以後頗有用『史』相衡而進行史料考辨者，現代學者又往往將其看作『小説』。 但後兩類看法都存在一定問題：一是漢代人不視《新序》爲小説，觀《漢書·藝文志》置諸儒家而列《百家》於小説家，最爲明證。即使説《新序》有近於小説之處，也與現代小説不同。今人所謂小説，指有一定長度和情節的虛構故事，其中故事性、虛構性是核心要素。但秦漢小説乃諸子之一家，唯以『叢殘小語，近取譬物』（《文選》卷三一江文通《李都尉陵》李善注引《桓子新論》）、『淺薄不中義理』而與九流攸分，其旨歸仍在『理』而非『事』——即有記事亦非出有意虛構。對此，明胡應麟云：『小説，子書流也，然談説理道或近於經，又有類注疏者；紀述事跡或通於史，又有類志傳者。』（《少室山房筆叢·九流緒論下》）又説：『凡變異之談盛於六朝，然多是傳録舛訛，未必盡幻設語。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説以寄筆端。』（《二酉綴遺中》）余嘉錫更指出：『若夫諸子短書，百家雜説，皆以立意爲宗，不以敘事爲主；意主於達，故譬喻以致其思；事爲之賓，故附會以圓其説；本出荒唐，難與莊論。惟儒者著書，較爲矜慎耳。』（《目録學發微 古書通例》，商務印書館二〇一一年版，第二五三頁）何況，『全書的藝術性主要表現在人物對話的應變技巧、言語的生動傳神方面，至於結構上的曲折、故事細節的表現，這些後世小説非常看重的表現手法正是二書所缺』（葉博《〈新序〉〈説苑〉研究：在事語類古書的視野下》，北京大學二〇〇九年碩士學位論文，第五四頁）。故不管是從內容還是形式上看，都不宜將劉向撰《新序》等同於小説創作。 二是對依托古事和個人創作的關係存在認識偏差，誇大了劉向『創作』的成分。如唐劉知幾《史通·雜説下》稱：『觀劉向對成帝，稱宣、武行事，世傳失實，事具《風俗通》，其言可謂明鑒者矣。及自造《洪範五行》及《新序》《説苑》《列女》《神仙》諸傳，而皆廣陳虛事，多構僞辭。非其識不周而才不足，蓋以世人多可欺故也。』這就將《新序》等完全看作劉向自創之書，並認爲其中有違史實之處皆出有意虛構，顯然昧於此類著作的體例和性質。這種情況至清代中後期纔有所改觀，學者們始能從古書通例和子書性質兩方面形成自覺認識。如清嚴可均指出：『向所類事，與《左傳》及諸子間或時代牴牾，或一事而兩説、三説兼存，《韓非子》亦如此。良由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不必同李斯之法，别黑白而定一尊。淺學之徒少所見、多所怪，謂某事與某書違異，某人與某人不相值，生二千載後而欲畫一二千載以前人之事，甚非多聞闕疑之意。』（《鐵橋漫稿》卷八《書〈説苑〉後》）朱一新云：『諸子書發攄己意，往往借古事以申其説，年歲舛繆，史實顛倒，皆所不計。……至劉子政作《新序》《説苑》，冀以感悟時君，取足達意而止，亦不復計事實之舛誤。』（《無邪堂答問》卷四）而余嘉錫則更明確地講：『謹案《新序》《説苑》事跡，訛誤處固多；但此二書乃採傳記爲之，所敘之事一仍古書原文，不得以此訾向也。』（《劉向〈新序〉提要辯證》）不僅此也，他還對從用《詩》事例推論劉向《詩》學家派者表示質疑，提出『惟全氏之説（引者案：指全祖望《經史問答》卷三所論）爲得之，其餘謂劉向爲習《魯詩》或《韓詩》者，皆無以見其必然也』，因爲『此兩書亦係百家之説，蓋非一人之作，亦非一時之書，與《戰國策》相等。其中説《詩》之語，出於戰國之時者，固無所謂齊魯韓毛，即出於漢以後者，亦必各家都有，不守一先生之言。向之序此兩書，意在發明儒家之紀綱教化以戒天子，與韓嬰作《詩外傳》以釋《詩》者用意不同，未必取前人所説之《詩》塗改黜竄之以合一己之學也』。這裏將史實舛誤及用《詩》義例等內容與劉向自身學術思想進行剥離，可謂别有見地。 總之，《新序》一方面依托傳記行事，與《列女傳》《洪範五行傳論》等有相似性；另一方面又以義制法而成一家之言，這從《新序》《説苑》《百家》成書足以見之。陳茂仁指出：『是書經劉向採傳記行事，撮意近者，以類繫聚而成，驟視似非劉向之言，然細忖之，於其雜採類聚之餘，自有其義法以别擇之，且於各章文末，劉向或附以評論，則劉向於雜採傳記行事之餘，又自有所增益，實劉向已賦予新意矣。』（《新序校證·自序》，花木蘭文化出版社二〇〇七年版）那麽劉向之『創作』，與其説是在具體文本內容上，毋寧説是在材料取捨和主旨提煉方面。因此，徐興無説：『其中的文字並不能完全代表劉向的思想，倒是劉向對兩部書的選擇、整理、修改和增益，纔更能代表劉向的思想傾向。』（《劉向評傳》，第四〇一—四〇二頁）這就意味着，在處理《新序》這類著作時，需要首先對其中的不同文本層次加以辨析。 三 與典型諸子『自寫性真者』（《無邪堂答問》卷四）不同，《新序》的表達方式類似於《春秋》。《春秋》一書，乃孔子依托史文而加之義法，借以表達其王道思想，所謂『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春秋繁露·俞序》），『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史記·太史公自序》）。這是一種不離事言理的方式，屬於歷史悠久的史官書寫傳統。考子體源於史體，至春秋卿大夫産生自覺『立言』意識後纔蔚爲大觀；而此前史官所掌不外記言和記事兩種體式。《漢書·藝文志》載：『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然《春秋》僅略具綱目，故需記言類《尚書》及故事類『事語』相輔而行，由此形成大量語類古書。這些記載古聖先哲嘉言懿行的語類文獻，以記言爲主而兼雜記事，具有明德和鑒戒功能，實際成了子書之濫觴。故劉咸炘論子書源流曰：『發源於傳記之記言，初述古訓而後成一家之言（由重言而立言），初由徒裔記輯而後爲自作。』（《校讎述林·子書原論》）總之，《新序》所據材料源出百家傳記，多屬語類文獻；而《新序》一書在表達方式和文本形態上保留着早期子書的特徵。這就要求我們對其材料來源和義法所在分别加以考察。 《新序》材料來源往往有跡可尋，故石光瑛《新序校釋》、趙善詒《新序疏證》等每於各章臚列相關互見文獻。另有學者進行綜合研究，除互見材料外，還關注其中思想及體例的關聯。如徐復觀考察《新序》與《韓詩外傳》的關係，認爲『《新序》較《説苑》，吸收《韓傳》者爲多。若《新序》之三十卷未殘，則《韓傳》幾全爲兩書所吸收。由此可以斷言《新序》《説苑》之作，蓋承《韓傳》之統緒而有所發展』［《兩漢思想史》（三），第七二—七三頁］。他注意到《新序》載有大量孔子言行並引及《春秋》材料，又廣泛採用《詩經》《周易》《尚書》《呂氏春秋》之文，以及老子、列子、孟子、荀子、屈原、宋玉、商鞅、樂毅、叔孫通、鄒陽、蘇武之言，反映了衆多諸子學派的思想。張白珩統計後指出：『就現存《新序》與漢以前古籍相互比勘，發現劉向採取的古籍共二十餘種，可推知的十餘種。所採古籍中，以《韓詩外傳》《呂氏春秋》《史記》三書爲最多，其次是賈誼《新書》《左傳》《戰國策》《韓非》《淮南》等。此外如大小戴《記》、《公》《穀》兩傳、《春秋繁露》以及《晏》《孟》《荀》《莊》《管》《商君》《吳起》諸書均有採録。現存《新序》全書一百八十三章，除因書缺有間，有四十五章不能考出來源以外，可以查明出處者共有一百三十八章，占全書的四分之三。』（《試論劉向〈新序〉成書之體例》，《四川師範學院學報》一九八〇年第三期）不過，郝繼東認爲這些互見材料之間並非因襲關係而是同源關係，故云『《新序》的材料完全來自於這些校書中剩下的異文材料。正因爲這些異文材料是校理經史子籍時所剩下的，在外人看來就像是採自於經史子籍一樣，故在後世的學者中形成這樣的印象』（《劉向及〈新序〉述評》，綫裝書局二〇〇八年版，第一七八頁）。考慮到這些古書中不少早有定本傳世，且與《新序》互見文字班班可考，則郝氏此説未免過於絶對化。但追根溯源，這些百家傳記材料多屬語類文獻則無疑義，而《新序》本身可謂是語類古書之集大成。 《新序》編著緣起和工作流程史載闕如，然不無綫索可考。據《晉書·陸喜傳》稱『劉向省《新語》而作《新序》』，知《新序》乃受《新語》啓發而作。當天下初定，陸賈以『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史記·酈生陸賈列傳》）折漢高，因應命著書十二篇，高祖號曰《新語》。陸賈卓然一代大儒，有功於漢初文化思想轉向，漢高祖稱其書爲『新』語，良有以也。《新語》一書具有諫書性質，所謂『相説國安，書成主悟』（《史記·酈生陸賈列傳》唐司馬貞《索隱述贊》）；而『漢代子書，《新語》最純最早，貴仁義，賤刑威，述《詩》《書》《春秋》《論語》，紹孟荀而開賈董，卓然儒者之言』（《鐵橋漫稿》卷五《新語敘》）。這些方面，對於惓惓漢室的劉向來説，應當都有重要啓發。 至於具體撰著流程，可據《説苑敘録》窺其一斑。劉向所面對的原始材料叢積混雜——『事類衆多，章句相溷，或上下謬亂，難分别次序』，故第一步工作就是對其進行甄别，按照一定的『義理』標準進行篩選。王啓敏稱『這一步事關材料用與不用的問題』（《劉向〈新序〉〈説苑〉研究》，安徽大學出版社二〇一一年版，第一三八頁）。第二步是『令以類相從，一一條别篇目』，亦即提煉主題，以類爲歸，連綴各章，定著篇目。《新序》今存十卷，標題有『雜事』『刺奢』『節士』『義勇』『善謀』，前五卷雖都籠統稱作『雜事』，『但如《雜事一》《雜事二》，開始的一段，係融鑄許多故事以表達一個中心思想，這實際已是一篇的總論』［徐復觀《兩漢思想史》（三），第六三頁］。就此而言，《新序》不如《説苑》系統嚴密，蓋由事屬草創且爲時促迫所致。當然，也可能是因爲原書大半已散佚，後人重編時闕佚。第三步是『更以造新事』。據今本考之，卷七《節士》載蘇武事，卷十《善謀下》全録漢代人言行，其中不少當是劉向新造。即使非出新造者，也往往不是照録原文，而是經過不同程度的剪裁加工。這些處理主要包括：綜合多種材料進行重組，如《雜事一》第一條；在原文後添加評論，如《雜事三》第三條；删除所據資料舊有評論，而從儒家立場出發另作評語，較典型的是《雜事四》第一條——《呂氏春秋·勿躬》旨在申發『凡君也者，處平靜、任德化以聽其要』之法術，而劉向改爲發揮知人善任的賢治思想；直接以經過剪裁的言語和故事來明情達理，如《刺奢》第七條、《節士》第十五條；等等。前人對此多有具體分析，兹不詳論。要之，正是經過劉向這一系列加工潤飾，纔使一堆語類叢雜物什最終變爲成一家之言的諸子著作。 四 《新序》一書，《漢書·藝文志》合在『劉向所序六十七篇』之中，《楚元王傳》亦衹稱『《新序》《説苑》凡五十篇』，均未言其篇數。《隋書·經籍志》著録『《新序》三十卷、《録》一卷』，『《説苑》二十卷』，除《録》以外，篇卷總數正合五十。《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同，但《録》一卷闕佚。案《崇文總目》載：『《新序》十卷，漢劉向撰。成帝時典校秘書，因採戰國秦漢間事爲三十卷上之，其二十卷今亡。』（南宋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二〇九引）北宋曾鞏《新序目録序》云：『劉向所集次《新序》三十篇、《目録》一篇，隋唐之世尚爲全書，今可見者十篇而已。』則曾鞏所校亦僅十篇，而晁公武『皇朝曾子固在館中，日校正其訛舛而綴緝其放逸，久之，《新序》始復全』（《郡齋讀書志》卷十）之説不確。考《玉海》卷五五引《中興書目》雜家『《新序》十卷……總一百八十三章』，今本亦十卷一百八十三章，蓋猶曾鞏校本之貌，然較隋唐舊本僅存三分之一，其多半已經亡佚。清盧文弨《群書拾補》、清嚴可均《全漢文》頗事輯佚，張國詮《新序校注》、趙仲邑《新序詳注》、趙善詒《新序疏證》、李華年《新序全譯》陸續增補，陳茂仁、林士翔又從敦煌寫卷中各新輯一條，共得佚文六十餘條。此《新序》現存情況之大略。 不過，關於《新序》篇卷還有一種推測：『唐以前本皆三十卷，宋以後本皆十卷，蓋不知爲合併、爲殘缺也。』（《四庫全書簡明目録》卷九）李華年表示贊同並論證道：『從歷代群書稱引（明引和暗引包括在內）的情況看，《論衡》引至本書8·157條，《群書治要》引至本書6·115條，《貞觀政要》引至本書5·98條，《意林》引至本書7·131條，都在今傳十卷之內。各家所輯佚文，大半也可按其內容歸入各卷。由此看來，殘缺達二十卷的可能性不大。再則，今本第六、第八兩卷篇幅甚至不足其他各卷的三分之一，顯得極不匀稱，以這兩卷的篇幅爲準，把今本十卷析爲三十卷，也不是不可能的。』（《新序全譯·前言》，貴州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但這些理由並不算充分，因爲隋唐以前作三十卷，至宋而殘存十卷，宋人明文記載不容斷然否認。今本前五卷題『雜事』，末二卷題『善謀』，蓋每類題目原都分爲數卷，則後人所輯佚文可歸於各卷篇題之下亦不足怪。即使篇卷合併尚屬可能，其章數應大體穩定。《新序》完書章數雖不能確知，但十卷一百八十三章若由原三十卷合併而來，則與《説苑》二十卷就有七百八十四章，未免懸殊過甚。總之，《新序》篇卷數當仍從舊説爲妥。 至於《新序》部類，除《中興館閣書目》《宋史·藝文志》將其置諸雜家外，《漢書·藝文志》以下大率列於儒家。蓋一者劉向爲西漢大儒，所係社稷甚重。明張溥論曰：『夫屈原放廢，始作《離騷》；子政疾讒，八篇乃顯，同姓忠精，感慨相類。……子政苦口，終身不倦，年七十餘，惓惓漢宗，感災異而論《洪範》，戒趙、衛而傳《列女》，鑒往古而著《新序》《説苑》，其書皆非無爲而作者也。……太史公《屈原傳》云：「原死後，楚日削，竟爲秦滅。」孟堅亦云：「子政卒後十三歲，王氏代漢。」此兩人係社稷輕重何如哉！』（《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劉子政集題詞》）。二者《新序》雖兼採百家思想，而宗旨所歸則在儒家。前人於此多所論述，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要其推明古訓，以衷之於道德仁義，在諸子中猶不失爲儒者之言也』。對此，陳茂仁進一步指出：『《新序》之作，爲言得失，陳法戒，以助皇帝觀覽，引爲鑒戒者。觀是書，知與劉向所處際遇關連甚密，《新序》思想亦因之以成，深究之，不外爲欲君正其身、寬惠養民、省刑薄斂、任賢使能、去讒放邪佞也，要之一本歸之於儒家。』（《新序校證·自序》）此從劉向政治際遇來理解《新序》，最能得其編撰邏輯和思想脉絡。 劉向深受元帝、成帝時期現實政治影響——元帝優柔寡斷、不辨賢否，成帝奢侈淫逸、權移外家，因此對陸賈《新語》思想有所觸發而撰著《新序》。趙仲邑認爲：『陸賈《新語》和劉向《新序》的政治思想是一致的，都希望人君懷仁仗義，崇儉愛民；舉賢能，退讒佞；省刑罰，薄賦斂；正身以化民，見妖而修德。』（《新序詳注·前言》，中華書局一九九七年版）在某種程度上，《新序》亦有諫書性質，其言説對象主要是皇帝，目的則是維持漢朝統治和追求王道政治。除了君道修爲和王治理想，『節士』問題同樣受到關注。先秦時期德目問題涉及士人修身與朝廷官人兩個層面，劉向重視士節既是這種傳統的延續，又反映出中央集權制度下士人所面臨的現實境遇。劉向思想既有針對現實的一面，又有儒家天下爲公的理想性一面。《新序》中體現的劉向思想，代表了他系統思考現實思想文化的成果，即『在平實的基礎、開明的態度上，由諸子百家而歸結到儒家，歸結到孔子；這是在他對當時現實政治社會所具有的深切篤至的責任感的背景下，所作的理性、良心的選擇，而不關於風氣、利禄乃至見聞的限制。在西漢思想史上，應占一堅實的地位』［《兩漢思想史》（三），第一〇七頁］。劉向這種文化態度和思想成果，對於當代文化建設仍有資鑒價值。 《新序》的影響，主要體現在思想和體例兩個方面。考劉向在成帝鴻嘉四年（前一七）所上《説苑》，與《新序》出自同一批材料，著作形式一脉相承而條例益密，特以成書有早晚、上奏有先後而分作兩書，基本可視爲《新序》續編。二書對後世子書創作、小説發展、政書編纂頗有影響。《晉書·陸喜傳》載『桓譚詠《新序》而作《新論》』，是《新序》啓發子書創作的顯例。《新論》亦云：『余爲《新論》，術辨古今，亦欲興治也，何異《春秋》褒貶邪？……譚見劉向《新序》、陸賈《新語》，乃爲《新論》。』（《太平御覽》卷六〇二引）在桓譚看來，《新序》等著作皆應時救世而欲興治之書，揭示出諸子述道言治的特質。對於小説，更多地體現在小説觀念和篇幅形製上，如劉義慶《世説新語》的編排形式（分類標題）和文章體式（記言）均明顯受到《新序》影響。至於政書編纂方面，最典型的有兩例：一是北魏明帝『以劉向所撰《新序》《説苑》於經典正義多有所闕，乃撰《新集》三十篇，採諸經史，該洽古義，兼資文武焉』（《魏書·太宗紀》）。《新序》原出百家傳記，體雜子史，而明帝所好偏重經史，故稱其『於經典正義多有所闕』，並刺取經史而另編新書。二是唐憲宗採『《新序》《説苑》等書君臣行事可爲龜鏡者，集成十四篇……曰《前代君臣事跡》』（《太平御覽》卷五九二引《唐書》；事又見《册府元龜》卷四〇）。蓋《新序》乃劉向所著爲治之書，尤爲注重對君臣關係之論述，故後代政書多所取資。 時至今日，《新序》一書仍有多重價值。書中備載爲政大體、社會理想，多講先哲言行、士節養成，讀之，可以爲學，可以修身，可以治國。單就學術方面而言，《新序》可謂集先秦以來諸家言論之精華，富於輯佚和校勘價值。更爲重要的是，作爲語類古書之集大成，《新序》乃研究子書早期特徵的典型樣板，並可由此進一步探尋春秋及其以前的書寫方式與著作形式，從而打開通往早期文明研究的一條通道。 五 劉向《新序》代有流傳，其思想內容和著述形式在歷史上均影響深遠。是書今有宋刊本見存，而明代以來版本寖夥。《子藏·儒家部·新序卷》纂輯宋代至民國間相關文獻三十四種，在遴選方面有如下特點： 注重版本之全。在《子藏》『求全且精』編纂原則指引下，從《新序》版本系統中選取代表性傳本，從而最大程度地呈現其流傳面貌。如宋刊本、明正德五年（1510）楚藩正心書院刊本、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何良俊刊本、明刊《秘書九種》本、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金谿王氏刊《增訂漢魏叢書》本、清光緒九年（1883）長洲蔣鳳藻刊《鐵華館叢書》本等，皆在收録之列。 注重名家批校本遴選。古籍珍本歷代寶藏，其或經名家批校，則學術價值與藝術審美相得益彰。本卷選入清陳揆校並跋明正德五年（1510）楚藩正心書院刊本、清戴望校並跋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何良俊刊本、清陸損之跋並録清黄丕烈批校明萬曆間新安程氏刊《漢魏叢書》本、清孫星衍等校並跋明刊本、清黄丕烈等批校清初刊《漢魏叢書》本、清鄭珍校並跋清初刊本、佚名批校明刊《秘書九種》本等七種。 注重評點本及各種研究論著之收録。本卷收明代以來評點雜考之書十餘種，如明沈津《新序類纂》、明陸可教《新鐫新序玄言評苑》、明陳深《新序品節》、明黄從誡《劉向新序旁注評林》、清盧文弨《新序拾補》、清孫詒讓《新序札迻》等，既可考一時風氣轉移與學術趨尚，又足資現代學術研究參考。 《子藏·儒家部·新序卷》係首次系統彙編《新序》相關文獻，可謂集其版本與研究著作之大成。我們相信，本卷的出版，必將進一步推動《新序》乃至漢代思想文化研究的深入。 二〇二四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