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共收书四十一种，并附《司马法》四十四种，《尉缭子》三十五种。本书将其版本的遴选放在编纂工作的首位。收录目前所知有关以上六韬（尉缭子、司马法）各种之白文本、注释本、节选本、校勘本、批校本及相关研究著作等珍稀古籍版本。本书的出版，必将有力地推动相关学科的研究与发展。

第一册
六韬六卷（周）姜尚 撰
宋刊《武经七书》本 一
六韬六卷（周）姜尚 撰
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翁氏刊、隆庆元年（1567）耿文光补刊《武学经传》本 九七
六韬六卷（周）姜尚 撰
明国子监刊《武经七书》本 一九三
六韬六卷（周）姜尚 撰
清顺治八年（1651）影宋抄本 二八七
六韬一卷（周）姜尚 撰
清顺治十八年（1661）刊《标题武经七书全文》本（原书卷首与卷末有缺叶） 三九一

第二册
六韬六卷附逸文一卷（周）姜尚 撰
清同治间皖城新建吴氏刊《半亩园丛书》本《兵法汇编》 一
六韬三卷（周）姜尚 撰
清光绪元年（1875）湖北崇文书局刊《百子全书》本 一二九
六韬六卷（周）姜尚 撰
清抄本《武经七书》 二〇九
六韬六卷附逸文一卷（周）姜尚 撰（清）孙同元 辑逸（清）廉兆纶 批校
清抄本《宁河廉琴舫侍郎遗书》 三〇五
太公望六韬三卷 （三国蜀）诸葛亮 注
清光绪十二年（1886）文海堂刊《石室秘籍兵书》本 四三一
六韬治要（唐）魏征等 节选民国八年（1919）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影印
日本天明七年（1787）刊《羣书治要》本 五八五

第三册
六韬讲义六卷（宋）施子美 撰
日本文久三年（1863）刊《施氏七书讲义》本 一
六韬直解六卷（明）刘寅 撰
明刊《武经七书直解》本 二四九
子牙子（明）归有光 辑评（明）文震孟 参订
明天启六年（1626）刊《诸子汇函》本 五六七
子牙子六韬 （明）李贽 推释（明）臧应骐 校阅（明）蔡国辉 参定
清抄本《七书参同》 五九三

第四册
六韬（明）沈津 选
明隆庆元年（1567）含山县儒学刊《百家类纂》本 一
太公六韬粹言（明）陈继儒 选
明刊《艺林粹言》本 四三
六韬正义一卷（明）赵光裕 注释
明万历十六年（1588）书林萃庆堂余泗泉刊 《新刻注释标题武经七书正义》本 五一
太公六韬（明）李盘用 汇编
明万历十八年（1590）汪一鸾刊《武德全书》本 一四七
六韬六卷（明）何守法 校音点注
明万历间刊《武经七书》本 二九五

第五册
姜子奇赏(明)陈仁锡 评选
明天启六年（1626）刊《诸子奇赏》本 一
太公望六韬（明）陈仁锡 评选
明刊《子品金函》本 五七
标题评释六韬二卷（明）陈元素 撰
明龚绍山刊《标题评释武经七书》本 七五
评注六韬兵略（明）陈玖学 撰
民国六年（1917）鸿文斋石印《评注七子兵略》本 二〇九
注解六韬一卷（明）沈应明 辑注
明崇祯间刊《新镌注解武经》本 二七九
六韬开宗一卷（明）黄献臣 撰
明芙蓉馆刊《武经开宗》本 四〇七
裒谷子商隲六韬二卷（明）孙履恒 撰
明崇祯二年（1629）刊《裒谷子商隲武经七书》本 五四三

第六册
六韬一卷 （清）蒋先庚 彭继耀 集注
清抄本《武经大全纂序集注》 一
六韬一卷（清）汪式玉 编
清康熙十年（1671）刊《增补武经集注大全》本 二三七
六韬韵读（清）江有诰 撰
清道光间刊《江氏音学十书•先秦韵读》本 四七一
六韬（清）黄奭 辑
清光绪间刊《汉学堂丛书•子史钩沉》本 四七五
六韬全题讲义通考一卷（清）谢重纶 撰
清康熙间德庆堂刊《武经全题讲义通考》本 五三三

第七册
六韬全解一卷（清）丁洪章 辑
清康熙间刊《武经七书全解》本 一
校订六韬六卷逸文一卷（清）孙星衍 撰（清）孙同元 辑逸
清嘉庆间兰陵孙氏刊《平津馆丛书》本 三三九
校订六韬六卷逸文一卷（清）孙星衍 撰（清）孙同元 辑逸
清咸丰四年（1854）新昌庄氏过客轩刊《长恩书室丛书》本 四八三
六韬六卷逸文一卷（清）孙星衍 校订（清）孙同元 辑逸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杭城衢樽石印《兵书七种》本 五七九
六韬札迻（清）孙诒让 撰
清光绪二十年（1894）孙氏刊《札迻》本 六六三
太公兵法逸文一卷（清）汪宗沂 辑
清光绪二十年（1894）避舍盖公堂刊《汪氏兵学三书》本 六六九
六韬文粹李寳洤 撰
民国六年（1917）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诸子文粹》本 七二三
六韬通考张心澄 撰
民国二十八年（1939）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伪书通考》本 七四九
敦煌、黑水城六韬残卷刘佩德 辑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藏敦煌文献》《俄藏黑水城文献》影印本 七五七

第八册
《司马法》前言赵英 一
司马法三卷（周）司马穰苴 撰
宋刊《武经七书》本 一
司马子一卷（周）司马穰苴 撰
明万历间吴勉学刊《二十子全书》本 二三
司马法三卷（周）司马穰苴 撰
明国子监刊《武经七书》本 五一
司马法（周）司马穰苴 撰
明刊本 七三
司马法一卷（周）司马穰苴 撰
清顺治十八年（1661）刊《标题武经七书全文》本 一〇七
司马法一卷（周）司马穰苴 撰
清嘉庆间兰陵孙氏刊《平津馆丛书》本 一四七
司马法三卷（周）司马穰苴 撰
清同治间皖城新建吴氏刊《半亩园丛书》本《兵法汇编》 一六五
司马法一卷逸文一卷（周）司马穰苴 撰
清道光元年（1821）武威张氏二酉堂刊《二酉堂丛书》本 一八三
司马法一卷（周）司马穰苴 撰
清光绪元年（1875）湖北崇文书局刊《百子全书》本 二三五
司马法三卷（周）司马穰苴 撰
清道光十六（1836）至二十六年（1846）刊《指海》本 二五一
司马法三卷（周）司马穰苴 撰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杭城衢樽石印《兵书七种》本 二九一
司马法一卷（周）司马穰苴 撰
清光绪间刊《武经三子全书》本 三〇三
司马法三卷（周）司马穰苴 撰
清抄本《武经七书》 三二九
司马法三卷（周）司马穰苴 撰
清抄本《宁河廉琴舫侍郎遗书》 三五一
司马法一卷（周）司马穰苴 撰
民国十二年（1923）上海千顷堂石印本 三六七
司马法治要（唐）魏征等 节选民国八年（1919）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
影印日本天明七年（1787）刊《羣书治要》本 三八一
司马法讲义五卷（宋）施子美 撰
日本文久三年（1863）刊《施氏七书讲义》本 三八九

第九册
司马子（明）归有光 辑评（明）文震孟 参订
明天启五年（1625）刊《诸子汇函》本 一
司马子（明）李贽 推释（明）臧应骐 校阅（明）蔡国辉 参定
清抄本《七书参同》 二三
司马法（明）沈津 选
明隆庆元年（1567）含山县儒学刊《百家类纂》本 五一
司马法粹言（明）陈继儒 选
明刊《艺林粹言》本 六一
新刻注释标题司马法正义一卷（明）赵光裕 注释
明万历十六年（1588）书林萃庆堂余泗泉刊《新刻注释标题武经七书正义》本 六五
司马法全书（明）李盘用 汇编
明万历十八年（1590）汪一鸾刊《武德全书》本 九一
司马法（明）茅元仪 辑
明天启间刊《武备志•兵诀评》本 一四一
司马法奇赏(明)陈仁锡 评选
明天启六年（1626）刊《诸子奇赏》本 一七五
注解司马法一卷（明）沈应明 辑注
明崇祯间刊《注解武经》本 二〇一
标题评释司马法（明）陈元素 撰
明龚绍山刊《标题评释武经七书》本 二三五
评注司马法兵略（明）陈玖学 撰
民国六年（1917）鸿文斋石印《评注七子兵略》本 二六五
司马法开宗一卷（明）黄献臣 撰
明芙蓉馆刊《武经开宗》本 二八五
裒谷子商隲司马法一卷（明）孙履恒 撰
明崇祯二年（1629）刊《裒谷子商隲武经七书》本 三三九
司马法一卷（清）蒋先庚 彭继耀 集注
清抄本《武经大全纂序集注》 四一三
司马法一卷（清）汪式玉 编
清康熙十年（1671）刊《增补武经集注大全》本 四七五

第一〇册
司马法汇解一卷（清）黎利宾 曹曰玮 夏仲齢 纂辑
清康熙五十年（1711）刊《武经三书汇解》本 一
司马法全解一卷（清）丁洪章 辑
清康熙间刊《武经七书全解》本 一一一
司马法全题讲义通考一卷（清）谢重纶 撰
清康熙间德庆堂刊《武经全题讲义通考》本 二一三
司马法三卷(清）凌堃 校注
清道光间吴兴凌氏刊《传经堂丛书》本 二三七
军礼司马法考征二卷（清）黄以周 撰
清光绪十八年（1892）黄氏试馆刊本 二五七
司马法古注三卷音义一卷（清）曹元忠 辑并校跋
清光绪二十年（1894）曹氏笺经室刊《笺经室丛书》本 三四九
司马法佚文（清）王仁俊 辑
稿本《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 四二五
司马法文粹李寳洤 撰
民国六年（1917）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诸子文粹》本 四二七
评注司马子精华张谔 撰
民国九年（1920）上海子学社石印《评注皕子精华》本 四三三
司马法伍学愈 注
民国十四年（1925）刊《静妙室别録》本 四三七
司马法精华陆翔 选辑
民国二十三年（1934）上海世界书局石印《四部精华》本 五一七
司马法通考张心澄 撰
民国二十八年（1939）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伪书通考》本 五一九

第一一册
尉缭子五卷（周）尉缭 撰
宋刊《武经七书》本 一
尉缭子五卷（周）尉缭 撰
明国子监刊《武经七书》本 五五
尉缭子二卷（周）尉缭 撰
清光绪元年（1875）湖北崇文书局刊《子书百家》本 一〇九
尉缭子二卷（周）尉缭 撰
清光绪十六年（1890）黄梅氏自爱轩刊《清芬堂丛书》本 一五三
尉缭子五卷（周）尉缭 撰
清抄本《武经七书》 一九九
尉缭子治要（唐）魏征等 节选民国八年（1919）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
影印日本天明七年（1787）刊《羣书治要》本 二五三
尉缭子讲义九卷（宋）施子美 撰
日本文久三年（1863）刊《施氏七书讲义》本 二六五
尉缭子直解五卷（卷一至二）（明）刘寅 撰
明刊本 四六三

第一二册
尉缭子直解五卷（卷三至五）（明）刘寅 撰
明刊本 一
尉缭子(明)归有光 辑评（明）文震孟 参订
明天启六年（1626）刊《诸子汇函》本 九一
尉缭子（明）李贽 推释（明）臧应骐 校阅（明）蔡国辉 参定
清抄本《七书参同》 一一七
尉缭子（明）沈津 选
明隆庆元年（1567）含山县儒学刊《百家类纂》本 一七三
新锲翰林三状元会选尉缭子品汇释评（明）焦竑 校正（明）翁正春 参阅（明）朱之蕃 圈点
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刊《新锲翰林三状元会选二十九子品汇释评》本 一九一
两翰林纂解尉缭子折衷汇锦（明）焦竑 纂注（明）陈懿典 评阅
明万历间金陵少冈三衢书林刊《两翰林纂解诸子折衷汇锦》本 二〇九
新镌尉缭子玄言评苑（明）陆可教 选（明）李廷机 订
明刊《新镌诸子玄言评苑》本（原书有缺叶） 二三五
尉缭子品节（明）陈深 撰
明万历间刊《诸子品节》本 二五五
尉缭子粹言（明）陈继儒 选
明刊《艺林粹言》本 二八一
新刻注释标题尉缭子正义一卷（明）赵光裕 注释
明万历十六年（1588）书林萃庆堂余泗泉刊《新刻注释标题武经七书正义》本 二八五
尉缭子全书（明）李盘用 汇编
明万历十八年（1590）汪一鸾刊《武德全书》本 三四三
尉缭子(明)荪园 辑校
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刊《诸子十五种》本 四二九
尉缭子标释一卷(明)阮汉闻 撰
明天启三年（1623）刊本 四三一

第一三册
尉缭子奇赏(明)陈仁锡 评选
明天启六年（1626）刊《诸子奇赏》本 一
尉缭子（明）陈仁锡 评选
明刊《子品金函》本 三七
注解尉缭子一卷（明）沈应明 辑注
明崇祯间刊《注解武经》本 四九
标题评释尉缭子（明）陈元素 撰
明龚绍山刊《标题评释武经七书》本 一一九
评注尉缭子兵略（明）陈玖学 撰
民国六年（1917）鸿文斋石印《评注七子兵略》本 一九一
尉缭子开宗一卷（明）黄献臣 撰
明芙蓉馆刊《武经开宗》本（原书《原官第十》缺） 二三三
裒谷子商隲尉缭子二卷（明）孙履恒 撰
明崇祯二年（1629）刊《裒谷子商隲武经七书》本 三一五

第一四册
尉缭子一卷（清）蒋先庚 彭继耀 集注
清抄本《武经大全纂序集注》 一
尉缭子一卷（清）汪式玉 编
清康熙十年刊《增补武经集注大全》本 一三七
尉缭子全解一卷（清）丁洪章 辑
清康熙间刊《武经七书全解》本 二七三
尉缭子全题讲义通考一卷（清）谢重纶 撰
清康熙间德庆堂刊《武经全题讲义通考》本 四七一
尉缭子札迻（清）孙诒让 撰
清光绪二十年（1894）孙氏刊《札迻》本 五三七
尉缭子文粹李寳洤 撰
民国六年（1917）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诸子文粹》本 五四一
评注尉缭子精华张谔 撰
民国九年（1920）上海子学社石印《评注皕子精华》本 五五七
尉缭子精华陆翔 选辑
民国二十三年（1934）上海世界书局石印《四部精华》本 五八一

《司马法》前言

关于司马穰苴其人，史籍记载较少，且多有抵牾之处。《春秋》《左传》对司马穰苴未曾记载。主要有“春秋时人”和“战国时人”两种说法。《史记》《晏子春秋》记载其为齐景公（前五四七—前四九〇）时人。《史记》记载了司马穰苴在齐景公时受命为将军，伐燕晋之师。他立誓盟、明约束，将国君的宠臣庄贾处以军法，从而使得军旅大振，却燕晋之师，收复失地。齐景公因此封他为司马之官。《晏子春秋》记载，齐景公深夜造访司马穰苴家，想与他饮酒取乐，但被司马穰苴以并非“臣子本分”为由拒絶。《战国策》则记载司马穰苴为齐愍王（前三〇〇—前二八四）时期的执政者：“司马穰苴，为政者也，杀之，大臣不亲。”学术界目前仍然以《史记》所载为准。
《司马法》最早见于《史记》。《史记•司马穰苴列传》曰：“因自立为齐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诸侯朝齐。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太史公自序》亦云：“非兵不强，非德不昌，黄帝、汤、武以兴，桀、纣、二世以崩，可不慎欤？《司马法》所从来尚矣，太公、孙、吴、王子能绍而明之。” “自古王者而有《司马法》，穰苴能申明之。”综合来看，《司马法》成书大致分为四个时期：“司马之法”时期，太公“绍而明之”；古者《司马兵法》时期，孙武、吴起“绍而明之”；司马穰苴“申明”时期；齐威王追论时期，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并将穰苴兵法附于其中。综合来看，《司马法》一书的流传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司马之法”时期。“司马”作为官职，最早可以追溯至尧帝时期。《淮南子•齐俗》曰：“故尧之治天下也，舜为司徒，契为司马。”《史记》记载：“黄帝、汤、武以兴，桀、纣、二世以崩，可不慎欤？《司马法》所从来尚矣。太公……绍而明之。”可见，在西周之前，“司马之法”就已广为流传。“太公”指吕尚，他曾担任西周首任司马。《论衡•是应篇》记载：“师尚父为周司马，将师伐纣。”因此，太公对古“司马之法” “绍而明之”即在情理之中。《周礼•县师》曰：“将有军旅、会同、田、役之戒，则受法于司马，以作其众庶及马牛车辇，会其车人及卒伍，使皆备旗鼓、兵器，以帅而至。”《周礼•司兵》云：“司兵，掌五兵五盾，各辨其物与其等，以待军事。及授兵，从司马之法以颁之。”由此可见，西周时期确实存在一部“司马之法”，是“古者《司马兵法》”的源头。
古者《司马兵法》时期。据《左传》记载，春秋时期很多诸侯国都设有“司马”之职，如子反为楚司马、韩厥为晋司马、季孙为鲁司马等。为了适应日益频繁的作战需要，出现了记载军礼法规的“古者《司马兵法》”。《史记》记载孙武、吴起对《司马法》“绍而明之”，当指对“古者《司马兵法》”的继承和发扬。在《孙子》《吴子》两部兵书著作中，提到或引用了记载有古“军法”的《军志》《军政》《令典》等著作，“古者《司马兵法》”当为包括这些“军法”著作在内的有关军礼法规的合集。
司马穰苴“申明”时期。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司马法》所从来尚矣，太公、孙、吴、 王子能绍而明之……自古王者而有《司马法》，穰苴能申明之。” 司马迁认为，司马穰苴曾对“古者《司马法》”进行过阐明和解释。因此，《穰苴兵法》应包括了他对古《司马法》的解释以及其自己撰写的兵法。这个时期“古者《司马法》”尚未失传，司马穰苴在春秋前、中期诸多司马“申明”的基础上，对春秋时期的“古者《司马法》”进行了一次深入、系统的整理和研究。
齐威王追论《司马法》时期。《史记•司马穰苴列传》载：“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齐威王时期，“古者《司马兵法》”在流传过程中已经散失或者亡佚，齐威王十分重视总结和发扬古代的军事理论、整理齐国的兵学遗产，因此便组织诸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鉴于司马穰苴的军事功绩，并将司马穰苴的兵法附在其中，从而将追论的“古者《司马兵法》”和“穰苴兵法”杂糅在一起，形成了一部新的兵书，即为《司马穰苴兵法》，亦称《司马法》。
关于《司马法》的作者和成书年代，后人也多有论述。综合来看，司马穰苴曾对古《司马兵法》做过阐明、解释，并在军事实践中发展了古《司马兵法》，其兵学理论称之为《穰苴兵法》。但司马穰苴“申明”古《司马兵法》的作用不宜过分夸大。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云：“《司马法》所从来尚矣，太公、孙、吴、 王子能绍而明之。”可见，春秋时期“申明”司马法的不止司马穰苴一人，他的兵学理论是《司马法》的内容来源之一。齐国诸大夫对古《司马兵法》进行了追论，并将《穰苴兵法》附于其中，《司马穰苴兵法》最终成书。
《司马法》最早着録于《汉书•艺文志》，班固将其载入《六艺略》“礼类”，名之为《军礼司马法》，共一百五十五篇。并在“兵权谋”类下注曰：“出《司马法》，入礼也。”刘歆《七略》将《司马法》归于“兵书略”，然班固认为《司马法》是一部关于古代军礼的书，从而将其归为“礼类”，并在《司马法》书名上加上“军礼”二字，称之为《军礼司马法》。
隋唐时期的志书又将《司马法》归入了“兵家”。《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等史书都将《司马法》列入了子部“兵家类”。此外，宋代官修书目《崇文总目》和其他私人书目亦将《司马法》列入“兵家类”。
《司马法》作为一部流传至今的古书，受到了历史上诸多军事家、经学家、文学家的关注，为其作注之人不少。最早的注者目前可以上溯至曹操。较早的尚有零散保存于《北堂书钞》《羣书治要》《太平御览》等类书和某些古书中的引文附注，所引《司马法》皆有古注。
自宋代以来，为《司马法》作注者大约有三十余家，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宋施子美撰《武经七书讲义》之《司马法讲义》，明代刘寅撰《武经七书直解》之《司马法直解》，清代曹元忠作《笺经堂丛书》之《司马法古注》等。
《司马法》在流传过程中，散佚比较严重，至隋唐时已由《汉书•艺文志》记载的“百五十五篇”减为五篇。《司马法》的逸文零散地见于古书的引文或古注中，前人曾对这些逸文作过辑録，主要代表性的本子为清人张澎、钱熙祚、黄以周所辑。因此，《司马法》又有今本和辑本之分别。
今本《司马法》主要有一卷本和三卷本两个系统。一卷本系统传世本主要有明黄献臣辑注《武经开宗》本、《四库全书》本、清任兆麟《述记》本、《百子全书》本等。三卷本系统有日本静嘉堂文库藏宋刊补抄《武经七书》本、《四部丛刊》本、明刘寅《武经七书直解》本、清孙星衍《平津馆丛书》本。此外，还有一种是五卷本，如《施氏七书讲义》本。但是无论是五卷本、三卷本、一卷本，总篇数均为五篇。
《司马法》是我国先秦重要的法典性兵学著作，是对我国古代战争和军事实践经验的理论概括，是我国古代军事文化的璀璨明珠，有着十分重要的军事价值和学术价值，历来为研究者所重视，在古今中外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司马法》与《孙子》《吴子》等兵书不同，它主要反映了我国古代诸多“军礼”或“军法”方面的制度，比如军赋、组织编制、训练、号令、奬惩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文献史料价值。
《司马法》是一部以“仁、义、礼、让”为核心思想价值的先秦兵学著作，藴含着一系列作战指导思想、治军思想和战略战术原则，几乎涉及了古代军事领域各个方面的问题。如“以仁为本、以义治之”的战争观念，“好战必亡，忘战必危”的慎战思想和备战思想，“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的治军思想，“临机制变、趋利避害、出奇制胜”的战术原则，“甲以重固，兵以轻胜”的军事技术观念等。《司马法》的这些军事思想和原则对后世兵家影响深远，成为《孙子兵法》等兵学著作的重要思想来源，对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过深远影响，对后世精彩纷呈的军事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司马法》在国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曾先后流传到日本、法国等国家。日本是《司马法》最早流传的国家，其关于《司马法》的刊本有三十余种，其地位与《孙子兵法》相当。其中日本天明七年（一七八七）刊刻的唐魏征所编的《羣书治要》就包括了《司马法治要》，这一版本收録了今本《司马法》前两篇的内容，并附有古注，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一七七二年，法国神父约瑟夫•埃米欧将《司马法》翻译成法文并收在巴黎出版的《中国军事艺术》中，这是目前所知《司马法》传入欧洲的最早的文字记録。《司马法》被法国学者评价为世界上最早的“国际法典”。




《尉缭子》前言

《尉缭子》最早的着録见于班固《汉书•艺文志》，宋代元丰中期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成为武学必读之书，影响日大。
关于尉缭，史籍无载，仅在《汉书•艺文志》杂家类《尉缭》下注有“六国时”三字。《尉缭子》开篇有“梁惠王问尉缭子曰”一句，《隋书•经籍志》中《尉缭子》下注：“尉缭，梁惠王时人。”《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大梁人尉缭来，说秦王曰……”一句，即秦始皇时也有尉缭，而所处时代比梁惠王时晚数十年。郑樵《通志》注“梁惠王时人，《隋志》一卷”，宋王应麟称其为六国时人，施子美则称尉缭为“齐人也，而所著之书乃有三代之遗风”（《七书讲义》）。明茅元仪称其为“魏人”（《武备志》），清朱墉称“尉姓缭名，魏人，鬼谷之高弟，善理阴阳，深达兵法，与弟子隐于夷山，因惠王聘，陈兵法二十四篇”（《武经七书汇解》）。梁启超认为，“《史记•秦本纪》云：‘大梁人尉缭来说秦王，其计以散财物赂诸侯强臣，不过三十万金，则诸侯可尽。’据此可知尉缭籍贯及时代。”（《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钱穆则认为，“《史记》尉缭子说秦王在始皇十年，今传尉缭书有梁惠王问，年世不相及。后人因谓今所传者乃兵家《尉缭》，在梁惠王时，而始皇时杂家《尉缭》则佚。”（《先秦诸子系年》）诸家所论，不一而足。综而论之，先秦时期确有尉缭子其人，亦确有《尉缭子》一书。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杂家”和“兵形势家”分列有《尉缭》二十九篇和《尉缭》三十一篇，目前所见的《尉缭子》二十四篇，仅从篇数上看，与《汉书》着録的两个版本均不相同。此后，《隋书•经籍志》着録有《尉缭子》五卷，列入杂家。《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着録有《尉缭子》六卷，均列为杂家，兵家中不见有着録。学术界对于今本《尉缭子》传自何处尚无定论。一些学者认为，两种《尉缭》原是两本不同的书，今本由兵形势家《尉缭》三十一篇流传而来；另一些学者则持相反的认识，即今本《尉缭子》由杂家《尉缭》二十九篇流传而来。还有学者认为《汉书》的分类本身有误，是将一书分列入两类之中，从而引起误解。
目前所能见到的《尉缭子》版本，古本主要有：银雀山汉墓竹简本、《羣书治要》节録本、宋刊《武经七书》本。
明清两代《尉缭子》注本较多，比较重要的有明刘寅《武经七书直解》本，清代丁洪章辑注《武经七书全解》本、谢重纶《武经全题讲义通考》本、朱墉《武经七书汇解》本，以及明焦竑《尉缭子品汇释评》、赵光裕《尉缭子正义》、阮汉闻《尉缭子标释》、沈应明《注解尉缭子》、陈元素《标题评释尉缭子》、陈玖学《评注七子兵略》等。
《尉缭子》中保留了较多先秦时期的军事观念、军法、军令、军礼等内容，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从思想上看，《尉缭子》是一部言兵而不止于兵的著作，书中讨论的问题涉及面广，除治军、用兵原则外，还对国家治理、政治与军事的关系、农战等问题作了较为深入的阐释。
“谓之天官，人事而已。”《尉缭子》开篇即明确表达了反对迷信神鬼的观点，他批驳梁惠王迷信《刑德》：“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谓天官、时日、阴阳向背也。《黄帝》者，人事而已。”（《尉缭子•天官第一》，宋刊《武经七书》本，以下所引，均出此本）在《战威》和《治本》两篇中尉缭对这一认识做了进一步发挥：“举贤任能，不时日而事利；明法审令，不卜筮而事吉；贵政养劳，不祷祠而得福。又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圣人所贵，人事而已。”（《战威第四》）“苍苍之天，莫知其极。帝王之君，谁为法则？往世不可及，来世不可待，求己者也。”（《治本第十一》）
“不得已而用之。”对于战争的残酷性，《尉缭子》认识深刻，但他同时也认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放弃武力是不现实的：“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事必有本，故王者伐暴乱，本仁义焉。战国则以立威，抗敌、相图，而不能废兵。”（《兵令上第二十三》）《尉缭子》主张义战：“诛暴乱、禁不义。”（《武议第八》）认为义战贵先：“凡挟义而战者，贵从我起。”（《攻权第五》）而对“争私结怨”的不义战争，则应采取不得已而为之的态度：“怨结虽起，待之贵后，故争必当待之，息必当备之。”（《攻权第五》）
攻守权谋。强调战前谋划的重要性：“夫蚤决先定。若计不先定，虑不蚤决，则进退不定，疑生必败。”（《勒卒令第十八》）
“赏如山，罚如溪。”《尉缭子》特别强调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制必先定。制先定，则士不乱，士不乱，则刑乃明。”（《制谈第三》）只要“明其制，一人胜之，则十人亦以胜之也；十人胜之，则百千万人亦以胜之也”（《制谈第三》）。《尉缭子》同时强调依法从严治军，强调要明法申令，公允执法：“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杀一人而万人喜者，杀之。杀之贵大，赏之贵小。”（《武议第八》）反对徇私枉法，坚决杜絶当时社会存在的
“千金不死，百金不刑”（《将理第九》）。
兴农战。《尉缭子》提出“兵胜于朝廷”，他说：“使天下非农无所得食，非战无所得爵，使民扬臂争出农战，而天下无敌矣。”（《制谈第三》）又说：“明乎禁舍开塞，民流而亲之，地不任者任之。夫土广而任则国富，民众而治则国治。富治者，车不发轫，甲不暴出，而威制天下。”（《兵谈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