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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藏·兵家部·黄石公卷(附武侯书 李卫公问对)(全七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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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著  者 方勇 定价 4800.00
责任编辑 靳诺(常规) ISBN 978-7-5013-6838-9
出版时间 2019-10-31 版次 B1
印刷时间 2019-10-31 印次 Y1
库存提示 有书 规格 精装,正16开,
丛  书  名 子藏
所属分类 史籍史料
中图分类 ①B220.5②E892.2
读者对象 广大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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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简介[ 滚动 - 展开 ]  
 
本书包含《三略》二十六种、《素书》二十九种,并附《武侯书》十三种,《李衛公兵法外》十六种。本书将其版本的遴选放在编纂工作的首位。收录目前所知有关以上古籍各种之白文本、注释本、节选本、校勘本、批校本及相关研究著作等珍稀古籍版本。本书的出版,必将有力地推动相关学科的研究与发展。
 
目录[ 滚动 - 展开 ]  
 
第一册
黄石公素书(汉)黄石公 撰
明万历四至五年(1576—1577)南京国子监刊《子汇》本 一
黄石公素书(汉)黄石公 撰
明万历四至五年(1576—1577)刊《十八子全书》本 一三
黄石公素书(汉)黄石公 撰
明万历三十年(1602)绵眇阁刊《先秦诸子合编》本 二五
黄石公素书(汉)黄石公 撰
明万历间刊《二十子全书》本 三七
黄石公素书(汉)黄石公 撰
明刊《六子全书》本 五三
黄石子(汉)黄石公 撰
明刊《且且庵初笺十六子》本 七一
黄石子(汉)黄石公 撰
明刊《十二子》本 八七
素书一卷(汉)黄石公 撰
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金溪王氏刊《增订汉魏丛书》本 一〇一
素书(汉)黄石公 撰
清宣统元年(1909)排印本 一四七
素书一卷(汉)黄石公 撰
清抄本 一五三
黄石公素书一卷(宋)张商英 注
明正统《道藏》本 一七一
素书一卷(宋)张商英 注
明万历二十年(1592)新安程荣刊《汉魏丛书》本 二一九
素书一卷(宋)张商英 注
清道光十三年(1833)王氏棠荫馆刊《二十二子全书》本 二七三
新刻黄石公素书注一卷(宋)张商英 撰
清扬州藏经院刊本 二九九
素书一卷(宋)张商英 注
抄本 三四五
黄石公素书一卷(宋)魏鲁 注
明正统《道藏》本 三六五
直说素书一卷(元)王氏 撰
明刊本 四〇七
素书(明)沈津 选
明隆庆元年(1567)含山县儒学刊《百家类纂》本 五一一
黄石公素书(明)谢汝韶 校
明万历六年(1578)吉藩崇德书院刊《二十家子书》本 五二一
锲九我先生续选黄石子玄言评苑(明)李廷机 选
明刊《锲九我先生续选诸子玄言评苑》本 五三三
素书一卷(明)慎懋赏 解(清)林报曾 翁斌孙 跋
明万历间刊本 五三九
黄石素书集解(明)涵虚子 注
清光绪四年(1878)刊本 五六九

第二册
素书别解(明)黄澍 叶绍泰 撰
明崇祯十一年(1638)香谷山房刊《汉魏别解》本 一
素书(明)张运泰 余元熹 汇评
清刊《汉魏六十名家》本 一九
素书奇赏(明)陈仁锡 评选
明天启六年(1626)刊《诸子奇赏》本 四一
黄石公素书佚名 摘抄
明蓝格抄本《二十一家子书摘抄》 五五
素书精华陆翔 选辑
民国十二年(1923)上海世界书局石印《四部精华》本 六三
黄石公素书解程昌祺 撰
民国二十三年(1934)成都华西协和大学哈佛燕京学会排印本 六五
素书通考张心澄 撰
民国二十八年(1939)商务印书馆排印《伪书通考》本 一四九
黄石公三略三卷(汉)黄石公 撰
宋刊《武经七书》本 一五三
黄石公三略三卷(汉)黄石公 撰
明国子监刊《武经七书》本 一七五
黄石公三略三卷(汉)黄石公 撰
清抄本《武经七书》 一九五
黄石公三略三卷(汉)张良 注
清光绪十二年(1886)文海堂刊《石室秘籍兵书》本 二一七
三略讲义三卷(宋)施子美 撰
日本文久三年(1863)刊《施氏七书讲义》本 二六三
黄石子(明)归有光 辑评(明)文震孟 参订
明天启六年(1626)刊《诸子汇函》本 三六九
黄石公三略粹言(明)陈继儒 选
明刊《艺林粹言》本 四〇九
子牙子三略 (明)李贽 推释(明)臧应骐 校阅(明)蔡国辉 参定
清抄本《七书参同》 四一七
新刻注释标题三略正义一卷(明)赵光裕 注释
明万历十六年(1588)书林萃庆堂余泗泉刊《新刻注释标题武经七书正义》本 四四三
三略全书(明)李盘用 汇编
明万历十八年(1590)汪一鸾刊《武德全书》本 四六七
黄石公三略三卷(明)何守法 校音点注
明万历间刊《武经七书》本 五一三
三略奇赏(明)陈仁锡 评选
明天启六年(1626)刊《诸子奇赏》本 六二一
注解三略一卷(明)沈应明 辑注
明崇祯间刊《新镌注解武经》本 六四九

第三册
标题评释三略(明)陈元素 撰
明龚绍山刊《标题评释武经七书》本 一
评注三略兵略(明)陈玖学 撰
民国六年(1917)鸿文斋石印《评注七子兵略》本 三一
三略开宗一卷(明)黄献臣 撰
明芙蓉馆刊《武经开宗》本 四七
裒谷子商隲三略二卷(明)孙履恒 撰
明崇祯二年(1629)刊《裒谷子商隲武经七书》本 八七
三略一卷 (清)蒋先庚 彭继耀 集注
清抄本《武经大全纂序集注》 二六五
黄石公三略一卷(清)汪式玉 编
清康熙十年(1671)刊《增补武经集注大全》本 三三一
三略韵读(清)江有诰 撰
清道光间刊《江氏音学十书•先秦韵读》本 三九七
三略全题讲义通考一卷(清)谢重纶 撰
清康熙间德庆堂刊《武经全题讲义通考》本 四〇七
三略全解一卷(清)丁洪章 辑
清康熙间刊《武经七书全解》本 四三五
三略佚文(清)王仁俊 辑
稿本《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 五三三
三略通考张心澄 撰
民国二十八年(1939)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伪书通考》本 五四三
三略兵法解证三卷杜蘅 解证
民国间排印本 五四七
黑水城三略残卷刘佩德 辑
上海古籍出版社《俄藏黑水城文献》影印本 七〇七

第四册
诸葛武侯心书一卷八阵合变图说一卷(三国蜀)诸葛亮 撰
明黄邦彦刊本 一
武侯兵法(三国蜀)诸葛亮 撰
明崇祯十一年(1638)吴天挺刊《诸葛忠武侯全书》本 一四七
心书一卷(三国蜀)诸葛亮 撰
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金溪王氏刊《增订汉魏丛书》本 二七七
诸葛武侯心书不分卷(三国蜀)诸葛亮 撰
清光绪二十年(1894)排印本 三一九
诸葛武侯兵略一卷(三国蜀)诸葛亮 撰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刊本 三四七
兵函玉镜四卷(卷一)(三国蜀)诸葛亮 撰
清孙树峰抄本 三九五

第五册
兵函玉镜四卷(卷二至四)(三国蜀)诸葛亮 撰
清孙树峰抄本 一
武侯武备心法百章一卷(三国蜀)诸葛亮 撰
清抄本 二八七
武侯心书(元)陶宗仪 辑
明抄本《说郛》 三五一
心书别解(明)黄澍 叶绍泰 撰
明崇祯十一年(1638)香谷山房刊《汉魏别解》本 三六一
武侯八阵兵法辑略一卷(清)汪宗沂 辑
清光绪二十年(1894)避舍盖公堂刊《汪氏兵学三书》本 三八一
心书精华陆翔 辑注
民国二十三年(1934)上海世界书局石印《四部精华》本 三九五
心书通考张心澄 撰
民国二十八年(1939)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伪书通考》本 三九七
诸葛武侯心书新解杨缄 撰
民国间排印本 三九九

第六册
《李卫公问对》前言邱剑敏 一
卫公兵法三卷(唐)李靖 撰
清光绪间刊《渐西村社丛刊》本 一
李卫公兵法(唐)李靖 撰
抄本 一八三
李卫公问对三卷佚名 辑
宋刊《武经七书》本 二九五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三卷佚名 辑
明国子监刊《校正武经七书》本 三五三
李卫公问对讲义(宋)施子美 撰
日本文久三年(1863)刊《施氏七书讲义》本 四〇九
太宗问佚名 辑
明刊本 五三九
李卫公(明)李贽 推释(明)臧应骐 校阅(明)蔡国辉 参定
清抄本《七书参同》 六一五
李靖粹言(明)陈继儒 选
明刊《艺林粹言》本 六七一
新刻注释标题李卫公问对正义一卷(明)赵光裕 注释
明万历十六年(1588)书林萃庆堂余泗泉刊《新刻注释标题武经七书正义》本 六七三

第七册
唐李问对二卷(明)汪式玉 编
清康熙十年(1671)刊《增补武经集注大全》本 一
注解李卫公一卷(明)沈应明 辑注
明崇祯间刊《注解武经》本 一四三
标题评释李卫公问对一卷(明)陈元素 撰
明龚绍山刊《标题评释武经七书》本 二一三
评注李卫公问对兵略(明)陈玖学 撰
民国六年(1917)鸿文斋石印《评注七子兵略》本 二八一
唐李问对开宗一卷(明)黄献臣 撰
明芙蓉馆刊《武经开宗》本 三二三
裒谷子商隲李卫公一卷(明)孙履恒 撰
明崇祯二年(1629)刊《裒谷子商隲武经七书》本 三九九
李卫公一卷(清)蒋先庚 彭继耀 集注
清抄本《武经大全纂序集注》 五五一
 
前言[ 滚动 - 展开 ]  
 
《武侯书》前言

韩荣钧

诸葛亮(一八一—二三四),字孔明,号卧龙,琅琊阳都(今山东临沂沂南)人 ,三国时期蜀国丞相,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于汉灵帝光和四年(一八一)出生于琅琊郡阳都的一个官吏之家,其先祖诸葛丰曾在西汉元帝时任司隶校尉,以执法刚正称。陈寿评诸葛亮曰:“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雠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陈寿对诸葛亮的治绩颇为推崇,对其将略有所保留。
诸葛亮治军以严明称。第一,提出明确的道德要求。如《将苑·谨候》指出师出以律,失律则凶,律有十五,其中明白地指出应有“勇”“廉”“平”“忍” “宽”“信”“敬”“明”“仁”“忠”等有关道德方面的要求。《将苑·将材》一文中要求将帅要具备“仁”“义”“礼”“智”“信”的才能。《便宜十六策·阴察第十六》一文中说阴察之政要有五德:“禁暴止兵” “赏贤罚罪” “安仁和众”“保大定功” “丰挠拒谗”。第二,制定严格的法令规定。如诸葛亮亲定《法检》两卷、《军令》两卷(现存仅为《军令》十五条),制定《八务》《七戒》《六恐》《五惧》等条规。《便宜十六策·斩断第十四》提出对不听教令的“轻”“慢”“盗”“欺”“背”“乱”“误”七种情形给予严惩。
诸葛亮治军重信诺果行。诸葛亮强调治军要以信为本,“夫统武行师,以大信为本”。他谓:“信,重然诺也。” “信”就是要做到言必信、信必行、行必果。如果不守信用,那么作战一定会失败;如果有法令而不能够执行,那么即使有百万之众,也是毫无用处。以信为本,就赏罚而言,诸葛亮认为要“赏罚有信”,因为用赏罚来判定功过,士卒就会知道守信用;就将帅而言,诸葛亮认为所谓信将,即“进有厚赏,退有严刑,赏不逾时,刑不择贵”。
诸葛亮十分讲究阵法:凡是部队行军、宿营、作战以至挖井、垒灶、掘壕、设障等,诸葛亮都有严格的章则规定。诸葛亮去世后,司马懿察看蜀军留下的营垒,叹曰:“天下奇才也。”(《晋书·宣帝纪》)诸葛亮的八阵图,很是受后人重视。“《异苑》云,诸葛亮于汉中积石作八阵图,号令俨然,无皷鼙甲兵之响。”(《北堂书钞》卷九十五)西晋李兴指出:“推子八陈,不在孙、吴。”(《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王隐《蜀记》)唐朝军事家李靖曾根据诸葛亮八阵法,创制了六花阵法。诸葛亮的推演阵法在后世产生重要影响。 
经诸葛亮苦心经营,训练出一支十数万人的节制之师,“法令明,赏罚信,士卒用命,赴险而不顾”(《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袁子》)。诸葛亮五次攻魏,除第一次因用将错误、街亭之失致败外,其他四次攻魏,基本掌握战场主动权,进则能战,退则能全,而自己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司马昭灭蜀后,特令军事家陈勰学习诸葛亮的兵法兵制,推行为晋朝的军事制度。足见诸葛亮用兵的法则对后世的影响。
关于诸葛亮的著述,陈寿《三国志》载《诸葛氏集》目録:“开府作牧第一、权制第二、南征第三、北出第四、计算第五、训厉第六、综核上第七、综核下第八、杂言上第九、杂言下第十、贵和第十一、兵要第十二、传运第十三、与孙权书第十四、与诸葛瑾书第十五、与孟达书第十六、废李平第十七、法检上第十八、法检下第十九、科令上第二十、科令下第二十一、军令上第二十二、军令中第二十三、军令下第二十四。右二十四篇,凡十万四千一百一十二字。”(《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隋书·经籍志》载:“梁有《诸葛亮兵法》五卷,亡。”《新唐书·艺文志》记载诸葛亮着《集注阴符经》一卷等。宋代又出现了署名诸葛亮的《将苑》一卷、《兵书手诀》一卷、《文武奇编》一卷以及《武侯八阵图》一卷等(《宋史》卷二〇七《艺文志六》)。明清又编辑多种诸葛亮的文集,如明王士骐编《武侯全书》二十卷[明崇祯十一年(一六三八)吴天挺刻本]、杨时伟编《诸葛忠武侯全书》十卷[明万历四十七年(一六一九)茂苑杨氏刻本]、《诸葛丞相集》(明崇祯间太仓张氏刻本)、清朱璘编《诸葛武侯集》四卷、张鹏翮辑《忠武志》[清康熙五十一年(一七一二)冰雪堂刊本]、《汉丞相诸葛武侯集》、张澍编《诸葛亮集》《忠武侯诸葛孔明先生全集》《诸葛忠武侯文集》四卷、《诸葛丞相集》一卷、《诸葛丞相集》《诸葛武侯集》等。晚近又有《诸葛武侯全集》《诸葛孔明全集》等。
关于诸葛亮治军的论述,张澍编《诸葛忠武侯文集》中收有诸葛亮军事论著《兵要》《军令》和有关军事条令三十余则。从中可以看出,诸葛亮论兵受到《孙子兵法》和《司马法》等前人兵学著作的影响。在军队编制、训练、将领选任、军令条规、行军驻扎等方面,尤其在兵器用具、机械制作等方面显示出其独创性的贡献。各种书目着録诸葛亮所撰兵书就有二十余种。《将苑》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种。
《将苑》又称《诸葛亮将苑》(宋尤袤《遂初堂书目》、郑樵《通志略》)、《诸葛武侯将苑》(清钱谦益《绛云楼书目》)、《武侯将苑》(明高儒《百川书志》)、《心书》《武侯心书》[明崇祯九年(一六三六)刻本]、《新书》(元陶宗仪《说郛》)、《武侯新书》等。此书宋代称《将苑》,明代始又称《心书》,如焦竑《国史经籍志》;或称《新书》,如陶宗仪《说郛》;也有称《将苑》的,如《百川书志》。上海图书馆藏明正德十二年(一五一七)韩袭芳铜活字翻印本,正文题名《诸葛孔明心书》。《广汉魏丛书》虽于书名题作《心书》,而篇章标题中间有《新书》字样。国家图书馆藏有明万历十三年(一五八五)书林郑少斋刻《诸葛武侯心书》残卷。现存版本中,这几种称谓都有使用,其内容基本一致,当是同书异名。
宋代,《将苑》已获广泛传播并且有了西夏文译本。一九一四年,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在黑水城遗址掠得西夏文译本《将苑》写卷。中华书局一九六〇年《诸葛亮集》段熙仲点校本所收《将苑》共五十章,新发现的西夏文本《将苑》较通行本缺少部分章节。
明人所编诸葛亮文集中多收録《将苑》,且有多种单刻本行世。《文渊阁书目》载:“《武侯将苑》一部一册阙……《武侯新书》一部一册阙。”《百川书志》载:“《武侯将苑》二卷,《武侯十策》二卷,《武侯十六策》二卷,后汉诸葛亮孔明撰,共七十六篇,《将苑》《十六策》行世久矣,后人益以十策,总成卧龙文集,世儒疑其依托。”侯康《补三国艺文志》谓:“《诸葛亮兵法》五卷。《通典》一百五十六引《诸葛亮兵法》,一百五十七引《诸葛亮兵要》。《御览·兵部》亦屡引《诸葛亮兵法》《兵要》,大约即一书而异名耳(《崇文书目》又作《兵机法》,《宋志》又作《行兵法》)。《御览》复引《诸葛亮军令》,当亦出此书。《通志·艺文略》又载《武侯十六策》《将苑》《平朝阴府二十四机》《六军镜》《心诀》,及后世所传《新书》,皆出依托,今不取。”认为《将苑》是后人伪托之作 。张溥编《汉魏六朝百三十家集》之《诸葛丞相集》亦未将《将苑》编入。清姚际恒《古今伪书考》、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和姚振宗《三国艺文志》均认为该书是后人伪托之作。姚际恒谓:“《心书》,称诸葛亮撰,伪也。”(《古今伪书考补证》)没作解释。姚振宗谓:“武侯兵法陈寿重编故事集尽收载之,《南征》《北出》《兵要》《军令》上中下等篇皆其类也……宋志又有《用兵法》一卷……及侯氏所举五种,并后世依托,今皆不録。”(《师石山房丛书·三国艺文志》)从《将苑》一书不见于隋、唐书目之着録和其内容大多采自兵、史诸书来推断,该书不太可能是诸葛亮亲着,但书中许多思想与诸葛亮的军事思想是相一致的。明崇祯九年(一六三六)刻本《武侯心书》书前何言序提供了另一种看法:“人非真不传,文亦非真不传。苟其人真而文虽诡托亦传者,文不足以重人,而人足以重文也明矣。武侯著作不多见,吾友杨瓶讷以靖节合刻,独遗《心书》。予因拈出,以济救时者之不逮。此书不必论其真否,而谈兵家无如其囊玄括奇,一以明白正大出之。”(《武侯心书》何言序)指出即便《武侯心书》不是诸葛亮所亲着,也具有相当的价值。
关于《将苑》的内容,其全帙应为五十章。国家图书馆藏明弘治三年(一四九〇)黄邦彦刻本《诸葛孔明心书》五十章,台北“中央图书馆”藏《诸葛孔明心书》[明嘉靖四十三年(一五六四)单葵刊本]系据此版重刻。钟人杰刻《唐宋丛书》(明末经德堂刻本)多剪裁古书,所收《新书》割去了最后《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四章。出于避讳、避祸的考虑,清代刻印《将苑》多不再保留此最后四章,如《学海类编》本《新书》[清道光十一年(一八三一)六安晁氏木活字本]、清光绪元年(一八七五)湖北崇文书局刊本《心书》四十六章,都将后面四章删掉。民国刊印《将苑》,多将最后四章补齐,成其五十章的原貌。




《李卫公问对》前言

邱剑敏

《李卫公问对》又称《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李靖问对》《唐李问对》《问对》,是中国古代著名兵书,北宋神宗元丰年间被列为武学经典。全书分上、中、下三卷,共九十八个问答,以唐太宗李世民和卫国公李靖关于军事问题的问答形式编成。
元丰三年(一〇八〇)四月,宋神宗“诏校定《孙子》《吴子》《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李靖问对》等书,镂板行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三)。元丰六年十一月,“国子司业朱服言:「承诏校定《孙子》《吴子》《司马兵法》《卫公问对》《三略》《六韬》。」”(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四十一)。此后不久,《问对》与其他六部兵书被宋廷列为武学教材,由官方正式刊行。
自《问对》一书行世以来,关于该书的作者与成书年代问题就成了世人争论的焦点,主要观点如下:一是旧题唐李靖撰,二是北宋陈师道等人认为是宋人阮逸伪托之作,三是元代马端临指出是宋神宗熙宁年间王震等人所校正之作,四是明胡应麟等人推断是唐末宋初无名氏所作。从该书所反映的内容、写作的条件以及作者的背景等方面来看,《问对》一书当是出于唐廷中感于时势而喜谈兵的官宦之家,成书年代大致在唐中期至晚期。首先,从反映的内容看,书中出现不符合贞观时期史实的细节,如果是在唐中期至晚期而不是贞观时期撰写该书,那么这一切就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其次,从写作的条件看,唐中期至晚期尚保存有一定的史料典籍,我国第一部系统反映古代典章制度的通史——杜佑的《通典》二百卷便成于这一时期,其中有关军事部分引用了李靖的不少言论。更为重要的是,此时距离唐太宗与李靖活动的年代尚不久远,引用李靖著述的可能性远大于后世。尽管不能断定李靖兵法在当时是否留存,但是相较于后世,当时保存有较多的史料典籍却是不争的事实。再次,从该书作者的背景来看,出于官宦之家可以使其有更多的有利条件,既可以多方利用公私收藏的史料典籍,作为创作该书的素材,也更有可能打听和了解到唐太宗与李靖时代的军事、政治机密,并将此写入书中。当然,这仅是一种推测。就目前之研究现状而言,《问对》的作者与成书年代之谜尚未真正解开。
《问对》是以唐太宗李世民与卫国公李靖的问答体例编写而成,重在总结历代战争得失、评述古代兵法、阐述兵学理论,间有唐太宗、李靖切身实战体会,不乏独到见解,为历代众多将帅和兵学家所推崇。《问对》联系唐以前战例及唐太宗、李靖本人所指挥战役,参照历代兵家言论,着力探讨作战之道及诸多兵学范畴。《问对》认为兵法“千章万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于人」而已”(卷中,宋刊《武经七书》本,以下所引,均出此本),将争取战争的主动权的重要性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强调让敌人受制于己方,而不让己方受制于敌方。
《问对》对奇正、虚实、攻守、主客等兵学范畴作了全新诠释。《问对》全面阐述了奇正的内涵,指出“先正而后奇,先仁义而后权谲”,“正兵受之于君,奇兵将所自出”,认为对敌人进行政治声讨是“正”,进行军事打击是“奇”;吊民伐罪的正义战争是“正”,战场上运用权谋计策破敌是“奇”;执行君主战略意图之兵为“正”,根据战场情况灵活运用之兵为“奇”。《问对》还从战法的角度阐述了奇正,指出“凡兵,以前向为正,后却为奇”(卷上),用兵打仗通常以向前攻击为正兵,以向后退却为奇兵;与敌人从正面交战,主导战争全局的部队为正兵;采取迂回、包围策略,从侧面出击夺取战争胜利的部队是奇兵;常规作战为正,特殊作战为奇。《问对》认为获取战争的胜利不局限于“以奇胜”,而是奇正皆可胜,创新了孙子主张的“以正合,以奇胜”的思想。
《问对》揭示了奇正与虚实的内在联系,指出“奇正者,所以致敌之虚实也”(卷中),认为奇正相变是实现虚实转化的有效途径。唐太宗引用《孙子》原话指出:“策之而知得失之计,作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此则奇正在我,虚实在敌欤?”(卷中)李靖对此作了肯定的回答。“策之”“作之”“形之”“角之”是我方的奇正运用,而“得失之计”“动静之理” “死生之地” “有余不足之处”是敌人的虚实强弱。
《孙子·军形篇》最早提出“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守则不足,攻则有余”的兵法原则,认为不被敌人战胜在于严密防守,而战胜敌人在于正确进攻。曹操在给《孙子》作注时,从己方力量的“不足”和“有余”来理解攻和守,把“守则不足,攻则有余”解释为“吾所以守者,力不足也;所以攻者,力有余也”。《问对》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守则不足,攻则有余」,便谓不足为弱,有余为强,盖不悟攻守之法也”(卷下)。“「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谓敌未可胜,则我且自守;待敌可胜,则攻之耳,非以强弱为辞也”(卷下),指出“不足”不是指弱,“有余”也不指强,而是指是否具备胜算或胜利的条件。当战胜敌人的条件不足时,我就防守;当取胜的条件有余时,我就进攻。当“敌未可胜”时,即使我力量有余,也不应盲目进攻,而要防守;相反,如“敌可胜”,即使我方力量不足,也要进攻而不应防守。《问对》主张“攻守一法”“同归乎胜”,认为“攻守一法,敌与我分为二事”(卷下),“攻守者一而已矣,得一者百战百胜”(卷下)。攻与守是克敌制胜方法的统一,如果“攻不知守,守不知攻”,是不能夺取战争胜利的。
“主客”一词始见于《孙子·九地篇》:“凡为客之道,深入则专,主人不克。”此处的“主”是指在本土作战的军队,“客”是指进入敌境作战的军队。《问对》主张“兵贵为主,不贵为客”,指出“校量主客之势,则有变客为主,变主为客之术”,提出了具体的“变易主客”之术,“因粮于敌,是变客为主也;「饱能饥之,佚能劳之」是变主为客也”,并列举吴越笠泽之战和石勒破姬澹之战两个战例予以左证。《问对》指出“兵不拘主客迟速,唯发必中节,所以为宜”(卷中),认为主客无定势,将帅指挥得法,可以反客为主,指挥不当也可以失主为客。“兵不拘主客”,战争指导者必须善于因利制变,抓住作战指挥的关键环节,扼住敌人要害,使自己的行动恰到好处。
《问对》还探讨了军事训练之道,指出“教得其道,则士乐为用;教不得法,虽朝督暮责,无益于事矣”(卷上),并提出了“三等之教”训练方法,即将士卒“分为三等:必先结伍法,伍法既成,授之军校,此一等也;军校之法,以一为十,以十为百,此一等也;授之裨将,裨将乃总诸校之队,聚为陈图,此一等也。大将军察此三等之教,于是大阅,稽考制度,分别奇正,誓众行罚”(卷中)。
《问对》充分肯定将帅的重要作用,主张选将用将应首重将德,选将用人当推举“忠义之臣”,反对任用“外貌下士,内实嫉贤”者,强调将领要善于伐谋取胜,“不战而屈人之兵者,上也;百战百胜者,中也;深沟高垒以自守者,下也”(卷下)。该书第一次提
出了“攻心”与“守气”的命题,指出“夫攻者,不止攻其城、击其陈而已,必有攻其心之术焉;守者,不止完其壁、坚其陈而已,必也守吾气而有待焉”,主张“攻其心”与“守吾气”相辅相成,不可分割。
《问对》揭示了攻心守气与知彼知己的内在联系,认为“攻其心者,所谓知彼者也;守吾气者,所谓知己者也”(卷下),明确了攻心与守气的本质,即攻其心者为知彼,守吾气者为知己,进而指出“先料敌之心与己之心孰审,然后彼可得而知焉;察敌之气与己之气孰治,然后我可得而知焉。是以知彼知己,兵家大要”(卷下),对孙子提出的“知彼知己”观点作了创造性的阐释。
《问对》还深入探讨了兵学源流问题。李靖在书中认为兵学“大体不出三门四种而已”,其中的“四种”正是对《汉书·艺文志》相关内容的呼应。《汉书·艺文志》曰:“权谋者,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者也”,“形势者,雷动风举,后发而先至,离合背乡,变化无常,以轻疾制敌者也”,“阴阳者,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也”,“技巧者,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者也”。《问对》指出“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种皆出《司马法》也”(卷上)。《问对》尝试以张良和韩信为切入点,指出这两位兵家的兵学传承相异,即“张良所学,《太公六韬》《三略》是也;韩信所学,穰苴、孙武是也”,张良、韩信各为两大流派的代表人物。《问对》以这两位代表性兵家为切入点探究本源,促使兵学两大流派就此分野,尽管略显粗疏,但毕竟是对后世兵学具有启发意义的开端,有助于后人继续深化研究。
《问对》自问世以来毁誉参半,莫衷一是。宋神宗本人力图改变军事颓势,故留意兵学,尤其推崇“文能附众,武能威敌”的初唐名将李靖。下诏校定李靖兵法乃至“提举修撰”和校正《问对》,皆出于宋神宗旨意。正是在朝廷的强力推动下,《问对》得以与《孙子》《吴子》等其他六书同时被列为武学教材,颁行天下。《问对》一书最早见诸史册是在宋神宗元丰三年(一〇八〇)四月,官方诏定“《孙子》《吴子》《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李靖问对》等书”。自被宋神宗钦定为武学教材后,《问对》一直为后世武学所袭用。据马端临《文献通考》载,南宋重置武学后,规定“凡武学生习《七书》兵法、步骑射”,明确规定武举考试以《武经七书》命题,其中自然也包含《问对》,要求以能否谙熟《七书》作为选拔军事人才的重要准则,进一步巩固了《七书》的尊崇地位。
在官方重视和武生应试之需的推动下,注解《武经七书》蔚然成风,宋代施子美开注解之先河,《施氏七书讲义》为最早注本,其中就包含《问对讲义》。南宋戴少望《将鉴论断》对该书评价甚高,称《问对》“兴废得失,事宜情实,兵家术法,灿然毕举,皆可垂范将来”。沈括在《梦溪笔谈·补笔谈·杂志》中提及李靖革新阵法之事:“风后八阵,大将握奇,处于中军,则并中军为九军也。唐李靖以兵少难分九军,又改制六花阵,并中军为七军。”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中谈及《问对》颁之武学一事:“《李卫公问对》三卷,唐李靖对太宗问兵事。元丰中并《六韬》《孙》《吴》《三略》《尉缭子》《司马兵法》类为一书,颁之武学,名曰「七书」。”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较详细地叙述了《武经七书》校定之经过,阐明了校定《问对》的前因后果。明代刘寅《武经直解》(一题《武经七书直解》)着力校勘,“讹舛者稽而正之,脱误者订而增之,幽同父母者彰而显之,傅会者辨而析之”(《武经直解·自序》),校注多有发明,在注解中解以字句,参以史实,使其明白晓畅,尤便于初学者,对后世兵学产生重要影响,堪称诸注本中的上乘之作,《唐太宗李卫公问对直解》则是重要的注解版本之一。王守仁《新镌标题武经七书》(亦题《新镌朱批武经七书》《新镌武经七书》)是又一部重要注本,注释文字言简意赅,着重阐释思想精髓,富有哲理性,评语内容则集中反映了注者的用兵主张,明代嘉靖以后成为武科取士的兵学教科书。一代名将戚继光以诗文的形式点评兵书,择《问对》之兵学精要,诸如“善用兵者,求之于势”,“形兵之极,至于无形”,“善用兵者,教正不教奇”,“用将在乎心一”(《止止堂集·唐太宗李卫公问对论题》),体现了作者独到眼光。茅元仪在《武备志·兵诀评》中评点《问对》,评语不多,无过人之处。清代俞正燮《癸巳存稿》认为《问对》“语极审详,真大将言也”,给予了高度评价。郑瑗在《井观琐言》中指出《问对》“必出于有学识谋略者之手”,絶不能与一般伪书相提并论。清代注解《武经七书》之风虽较明代为弱,但仍代有注家,最有影响的注本首推朱墉《武经七书汇解》。该注本广采各家注文综汇而成,收録资料齐全,征引书目多达九十一种,所汇辑材料之中不乏原书已佚者,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朱墉在《武经七书汇解·序》中充分肯定了《问对》,认为该书“辨析精微,考据典确”。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未纠缠于伪书之争和浅辞陋文之评议,而是留意其在兵学范畴之所得,比较客观地评价了《问对》,认为“其书分别奇正,指画攻守,变易主客,于兵家微意时有所得”,确为公允之论。
多数学者肯定《问对》的兵学成就,但亦有人提出非议,其中以宋代叶适、明代胡应麟为代表。叶适在《习学记言序目》中针对《问对》的若干论点逐一驳斥,涉及奇正之论、分合之论、用兵之法、教习之法、兵法源流等内容,认为“靖与太宗所讲,正诸葛亮所弃也”,指斥其“恐误后生”,此书“泛滥无实”。叶适所言虽有所依据,但是执其一端,不免有书生意气用事之嫌。胡应麟在《四部正讹》中指出该书“词旨浅陋猥俗,兵家最亡足采者,而宋人以列《七经》,殊可笑”,这一番话语恰恰说明胡应麟本人不懂兵学,对《问对》一书未作深入研究,仅以词旨文采为评判标准,显得过于主观臆测。尽管历朝均有贬斥者,但不能更改该书位列武经之地位,而在流传过程中,《问对》以其有别于其他武经六书的论兵风格,通过分析战例探讨兵学理论,注重史论结合,叙事与言理相统一,对后世战史类兵书产生了较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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