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包含《三略》二十六种、《素书》二十九种，并附《武侯书》十三种，《李衛公兵法外》十六种。本书将其版本的遴选放在编纂工作的首位。收录目前所知有关以上古籍各种之白文本、注释本、节选本、校勘本、批校本及相关研究著作等珍稀古籍版本。本书的出版，必将有力地推动相关学科的研究与发展。

第一册
黄石公素书（汉）黄石公 撰
明万历四至五年（1576—1577）南京国子监刊《子汇》本 一
黄石公素书（汉）黄石公 撰
明万历四至五年（1576—1577）刊《十八子全书》本 一三
黄石公素书（汉）黄石公 撰
明万历三十年（1602）绵眇阁刊《先秦诸子合编》本 二五
黄石公素书（汉）黄石公 撰
明万历间刊《二十子全书》本 三七
黄石公素书（汉）黄石公 撰
明刊《六子全书》本 五三
黄石子（汉）黄石公 撰
明刊《且且庵初笺十六子》本 七一
黄石子（汉）黄石公 撰
明刊《十二子》本 八七
素书一卷（汉）黄石公 撰
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金溪王氏刊《增订汉魏丛书》本 一〇一
素书（汉）黄石公 撰
清宣统元年（1909）排印本 一四七
素书一卷（汉）黄石公 撰
清抄本 一五三
黄石公素书一卷（宋）张商英 注
明正统《道藏》本 一七一
素书一卷（宋）张商英 注
明万历二十年（1592）新安程荣刊《汉魏丛书》本 二一九
素书一卷（宋）张商英 注
清道光十三年（1833）王氏棠荫馆刊《二十二子全书》本 二七三
新刻黄石公素书注一卷（宋）张商英 撰
清扬州藏经院刊本 二九九
素书一卷（宋）张商英 注
抄本 三四五
黄石公素书一卷（宋）魏鲁 注
明正统《道藏》本 三六五
直说素书一卷（元）王氏 撰
明刊本 四〇七
素书（明）沈津 选
明隆庆元年（1567）含山县儒学刊《百家类纂》本 五一一
黄石公素书（明）谢汝韶 校
明万历六年（1578）吉藩崇德书院刊《二十家子书》本 五二一
锲九我先生续选黄石子玄言评苑（明）李廷机 选
明刊《锲九我先生续选诸子玄言评苑》本 五三三
素书一卷（明）慎懋赏 解（清）林报曾 翁斌孙 跋
明万历间刊本 五三九
黄石素书集解（明）涵虚子 注
清光绪四年（1878）刊本 五六九

第二册
素书别解（明）黄澍 叶绍泰 撰
明崇祯十一年（1638）香谷山房刊《汉魏别解》本 一
素书（明）张运泰 余元熹 汇评
清刊《汉魏六十名家》本 一九
素书奇赏（明）陈仁锡 评选
明天启六年（1626）刊《诸子奇赏》本 四一
黄石公素书佚名 摘抄
明蓝格抄本《二十一家子书摘抄》 五五
素书精华陆翔 选辑
民国十二年（1923）上海世界书局石印《四部精华》本 六三
黄石公素书解程昌祺 撰
民国二十三年（1934）成都华西协和大学哈佛燕京学会排印本 六五
素书通考张心澄 撰
民国二十八年（1939）商务印书馆排印《伪书通考》本 一四九
黄石公三略三卷（汉）黄石公 撰
宋刊《武经七书》本 一五三
黄石公三略三卷（汉）黄石公 撰
明国子监刊《武经七书》本 一七五
黄石公三略三卷（汉）黄石公 撰
清抄本《武经七书》 一九五
黄石公三略三卷（汉）张良 注
清光绪十二年（1886）文海堂刊《石室秘籍兵书》本 二一七
三略讲义三卷（宋）施子美 撰
日本文久三年（1863）刊《施氏七书讲义》本 二六三
黄石子（明）归有光 辑评（明）文震孟 参订
明天启六年（1626）刊《诸子汇函》本 三六九
黄石公三略粹言（明）陈继儒 选
明刊《艺林粹言》本 四〇九
子牙子三略 （明）李贽 推释（明）臧应骐 校阅（明）蔡国辉 参定
清抄本《七书参同》 四一七
新刻注释标题三略正义一卷（明）赵光裕 注释
明万历十六年（1588）书林萃庆堂余泗泉刊《新刻注释标题武经七书正义》本 四四三
三略全书（明）李盘用 汇编
明万历十八年（1590）汪一鸾刊《武德全书》本 四六七
黄石公三略三卷（明）何守法 校音点注
明万历间刊《武经七书》本 五一三
三略奇赏（明）陈仁锡 评选
明天启六年（1626）刊《诸子奇赏》本 六二一
注解三略一卷（明）沈应明 辑注
明崇祯间刊《新镌注解武经》本 六四九

第三册
标题评释三略（明）陈元素 撰
明龚绍山刊《标题评释武经七书》本 一
评注三略兵略（明）陈玖学 撰
民国六年（1917）鸿文斋石印《评注七子兵略》本 三一
三略开宗一卷（明）黄献臣 撰
明芙蓉馆刊《武经开宗》本 四七
裒谷子商隲三略二卷（明）孙履恒 撰
明崇祯二年（1629）刊《裒谷子商隲武经七书》本 八七
三略一卷 （清）蒋先庚 彭继耀 集注
清抄本《武经大全纂序集注》 二六五
黄石公三略一卷（清）汪式玉 编
清康熙十年（1671）刊《增补武经集注大全》本 三三一
三略韵读（清）江有诰 撰
清道光间刊《江氏音学十书•先秦韵读》本 三九七
三略全题讲义通考一卷（清）谢重纶 撰
清康熙间德庆堂刊《武经全题讲义通考》本 四〇七
三略全解一卷（清）丁洪章 辑
清康熙间刊《武经七书全解》本 四三五
三略佚文（清）王仁俊 辑
稿本《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 五三三
三略通考张心澄 撰
民国二十八年（1939）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伪书通考》本 五四三
三略兵法解证三卷杜蘅 解证
民国间排印本 五四七
黑水城三略残卷刘佩德 辑
上海古籍出版社《俄藏黑水城文献》影印本 七〇七

第四册
诸葛武侯心书一卷八阵合变图说一卷（三国蜀）诸葛亮 撰
明黄邦彦刊本 一
武侯兵法（三国蜀）诸葛亮 撰
明崇祯十一年（1638）吴天挺刊《诸葛忠武侯全书》本 一四七
心书一卷（三国蜀）诸葛亮 撰
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金溪王氏刊《增订汉魏丛书》本 二七七
诸葛武侯心书不分卷（三国蜀）诸葛亮 撰
清光绪二十年（1894）排印本 三一九
诸葛武侯兵略一卷（三国蜀）诸葛亮 撰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刊本 三四七
兵函玉镜四卷（卷一）（三国蜀）诸葛亮 撰
清孙树峰抄本 三九五

第五册
兵函玉镜四卷（卷二至四）（三国蜀）诸葛亮 撰
清孙树峰抄本 一
武侯武备心法百章一卷（三国蜀）诸葛亮 撰
清抄本 二八七
武侯心书（元）陶宗仪 辑
明抄本《说郛》 三五一
心书别解（明）黄澍 叶绍泰 撰
明崇祯十一年（1638）香谷山房刊《汉魏别解》本 三六一
武侯八阵兵法辑略一卷（清）汪宗沂 辑
清光绪二十年（1894）避舍盖公堂刊《汪氏兵学三书》本 三八一
心书精华陆翔 辑注
民国二十三年（1934）上海世界书局石印《四部精华》本 三九五
心书通考张心澄 撰
民国二十八年（1939）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伪书通考》本 三九七
诸葛武侯心书新解杨缄 撰
民国间排印本 三九九

第六册
《李卫公问对》前言邱剑敏 一
卫公兵法三卷（唐）李靖 撰
清光绪间刊《渐西村社丛刊》本 一
李卫公兵法（唐）李靖 撰
抄本 一八三
李卫公问对三卷佚名 辑
宋刊《武经七书》本 二九五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三卷佚名 辑
明国子监刊《校正武经七书》本 三五三
李卫公问对讲义（宋）施子美 撰
日本文久三年（1863）刊《施氏七书讲义》本 四〇九
太宗问佚名 辑
明刊本 五三九
李卫公（明）李贽 推释（明）臧应骐 校阅（明）蔡国辉 参定
清抄本《七书参同》 六一五
李靖粹言（明）陈继儒 选
明刊《艺林粹言》本 六七一
新刻注释标题李卫公问对正义一卷（明）赵光裕 注释
明万历十六年（1588）书林萃庆堂余泗泉刊《新刻注释标题武经七书正义》本 六七三

第七册
唐李问对二卷（明）汪式玉 编
清康熙十年（1671）刊《增补武经集注大全》本 一
注解李卫公一卷（明）沈应明 辑注
明崇祯间刊《注解武经》本 一四三
标题评释李卫公问对一卷（明）陈元素 撰
明龚绍山刊《标题评释武经七书》本 二一三
评注李卫公问对兵略（明）陈玖学 撰
民国六年（1917）鸿文斋石印《评注七子兵略》本 二八一
唐李问对开宗一卷（明）黄献臣 撰
明芙蓉馆刊《武经开宗》本 三二三
裒谷子商隲李卫公一卷（明）孙履恒 撰
明崇祯二年（1629）刊《裒谷子商隲武经七书》本 三九九
李卫公一卷（清）蒋先庚 彭继耀 集注
清抄本《武经大全纂序集注》 五五一

《武侯书》前言

韩荣钧

诸葛亮（一八一—二三四），字孔明，号卧龙，琅琊阳都（今山东临沂沂南）人 ，三国时期蜀国丞相，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于汉灵帝光和四年（一八一）出生于琅琊郡阳都的一个官吏之家，其先祖诸葛丰曾在西汉元帝时任司隶校尉，以执法刚正称。陈寿评诸葛亮曰：“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雠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陈寿对诸葛亮的治绩颇为推崇，对其将略有所保留。
诸葛亮治军以严明称。第一，提出明确的道德要求。如《将苑·谨候》指出师出以律，失律则凶，律有十五，其中明白地指出应有“勇”“廉”“平”“忍” “宽”“信”“敬”“明”“仁”“忠”等有关道德方面的要求。《将苑·将材》一文中要求将帅要具备“仁”“义”“礼”“智”“信”的才能。《便宜十六策·阴察第十六》一文中说阴察之政要有五德：“禁暴止兵” “赏贤罚罪” “安仁和众”“保大定功” “丰挠拒谗”。第二，制定严格的法令规定。如诸葛亮亲定《法检》两卷、《军令》两卷（现存仅为《军令》十五条），制定《八务》《七戒》《六恐》《五惧》等条规。《便宜十六策·斩断第十四》提出对不听教令的“轻”“慢”“盗”“欺”“背”“乱”“误”七种情形给予严惩。
诸葛亮治军重信诺果行。诸葛亮强调治军要以信为本，“夫统武行师，以大信为本”。他谓：“信，重然诺也。” “信”就是要做到言必信、信必行、行必果。如果不守信用，那么作战一定会失败；如果有法令而不能够执行，那么即使有百万之众，也是毫无用处。以信为本，就赏罚而言，诸葛亮认为要“赏罚有信”，因为用赏罚来判定功过，士卒就会知道守信用；就将帅而言，诸葛亮认为所谓信将，即“进有厚赏，退有严刑，赏不逾时，刑不择贵”。
诸葛亮十分讲究阵法：凡是部队行军、宿营、作战以至挖井、垒灶、掘壕、设障等，诸葛亮都有严格的章则规定。诸葛亮去世后，司马懿察看蜀军留下的营垒，叹曰：“天下奇才也。”（《晋书·宣帝纪》）诸葛亮的八阵图，很是受后人重视。“《异苑》云，诸葛亮于汉中积石作八阵图，号令俨然，无皷鼙甲兵之响。”（《北堂书钞》卷九十五）西晋李兴指出：“推子八陈，不在孙、吴。”（《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王隐《蜀记》）唐朝军事家李靖曾根据诸葛亮八阵法，创制了六花阵法。诸葛亮的推演阵法在后世产生重要影响。　
经诸葛亮苦心经营，训练出一支十数万人的节制之师，“法令明，赏罚信，士卒用命，赴险而不顾”（《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袁子》）。诸葛亮五次攻魏，除第一次因用将错误、街亭之失致败外，其他四次攻魏，基本掌握战场主动权，进则能战，退则能全，而自己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司马昭灭蜀后，特令军事家陈勰学习诸葛亮的兵法兵制，推行为晋朝的军事制度。足见诸葛亮用兵的法则对后世的影响。
关于诸葛亮的著述，陈寿《三国志》载《诸葛氏集》目録：“开府作牧第一、权制第二、南征第三、北出第四、计算第五、训厉第六、综核上第七、综核下第八、杂言上第九、杂言下第十、贵和第十一、兵要第十二、传运第十三、与孙权书第十四、与诸葛瑾书第十五、与孟达书第十六、废李平第十七、法检上第十八、法检下第十九、科令上第二十、科令下第二十一、军令上第二十二、军令中第二十三、军令下第二十四。右二十四篇，凡十万四千一百一十二字。”（《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隋书·经籍志》载：“梁有《诸葛亮兵法》五卷，亡。”《新唐书·艺文志》记载诸葛亮着《集注阴符经》一卷等。宋代又出现了署名诸葛亮的《将苑》一卷、《兵书手诀》一卷、《文武奇编》一卷以及《武侯八阵图》一卷等（《宋史》卷二〇七《艺文志六》）。明清又编辑多种诸葛亮的文集，如明王士骐编《武侯全书》二十卷［明崇祯十一年（一六三八）吴天挺刻本］、杨时伟编《诸葛忠武侯全书》十卷［明万历四十七年（一六一九）茂苑杨氏刻本］、《诸葛丞相集》（明崇祯间太仓张氏刻本）、清朱璘编《诸葛武侯集》四卷、张鹏翮辑《忠武志》［清康熙五十一年（一七一二）冰雪堂刊本］、《汉丞相诸葛武侯集》、张澍编《诸葛亮集》《忠武侯诸葛孔明先生全集》《诸葛忠武侯文集》四卷、《诸葛丞相集》一卷、《诸葛丞相集》《诸葛武侯集》等。晚近又有《诸葛武侯全集》《诸葛孔明全集》等。
关于诸葛亮治军的论述，张澍编《诸葛忠武侯文集》中收有诸葛亮军事论著《兵要》《军令》和有关军事条令三十余则。从中可以看出，诸葛亮论兵受到《孙子兵法》和《司马法》等前人兵学著作的影响。在军队编制、训练、将领选任、军令条规、行军驻扎等方面，尤其在兵器用具、机械制作等方面显示出其独创性的贡献。各种书目着録诸葛亮所撰兵书就有二十余种。《将苑》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种。
《将苑》又称《诸葛亮将苑》（宋尤袤《遂初堂书目》、郑樵《通志略》）、《诸葛武侯将苑》（清钱谦益《绛云楼书目》）、《武侯将苑》（明高儒《百川书志》）、《心书》《武侯心书》［明崇祯九年（一六三六）刻本］、《新书》（元陶宗仪《说郛》）、《武侯新书》等。此书宋代称《将苑》，明代始又称《心书》，如焦竑《国史经籍志》；或称《新书》，如陶宗仪《说郛》；也有称《将苑》的，如《百川书志》。上海图书馆藏明正德十二年（一五一七）韩袭芳铜活字翻印本，正文题名《诸葛孔明心书》。《广汉魏丛书》虽于书名题作《心书》，而篇章标题中间有《新书》字样。国家图书馆藏有明万历十三年（一五八五）书林郑少斋刻《诸葛武侯心书》残卷。现存版本中，这几种称谓都有使用，其内容基本一致，当是同书异名。
宋代，《将苑》已获广泛传播并且有了西夏文译本。一九一四年，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在黑水城遗址掠得西夏文译本《将苑》写卷。中华书局一九六〇年《诸葛亮集》段熙仲点校本所收《将苑》共五十章，新发现的西夏文本《将苑》较通行本缺少部分章节。
明人所编诸葛亮文集中多收録《将苑》，且有多种单刻本行世。《文渊阁书目》载：“《武侯将苑》一部一册阙……《武侯新书》一部一册阙。”《百川书志》载：“《武侯将苑》二卷，《武侯十策》二卷，《武侯十六策》二卷，后汉诸葛亮孔明撰，共七十六篇，《将苑》《十六策》行世久矣，后人益以十策，总成卧龙文集，世儒疑其依托。”侯康《补三国艺文志》谓：“《诸葛亮兵法》五卷。《通典》一百五十六引《诸葛亮兵法》，一百五十七引《诸葛亮兵要》。《御览·兵部》亦屡引《诸葛亮兵法》《兵要》，大约即一书而异名耳（《崇文书目》又作《兵机法》，《宋志》又作《行兵法》）。《御览》复引《诸葛亮军令》，当亦出此书。《通志·艺文略》又载《武侯十六策》《将苑》《平朝阴府二十四机》《六军镜》《心诀》，及后世所传《新书》，皆出依托，今不取。”认为《将苑》是后人伪托之作 。张溥编《汉魏六朝百三十家集》之《诸葛丞相集》亦未将《将苑》编入。清姚际恒《古今伪书考》、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和姚振宗《三国艺文志》均认为该书是后人伪托之作。姚际恒谓：“《心书》，称诸葛亮撰，伪也。”（《古今伪书考补证》）没作解释。姚振宗谓：“武侯兵法陈寿重编故事集尽收载之，《南征》《北出》《兵要》《军令》上中下等篇皆其类也……宋志又有《用兵法》一卷……及侯氏所举五种，并后世依托，今皆不録。”（《师石山房丛书·三国艺文志》）从《将苑》一书不见于隋、唐书目之着録和其内容大多采自兵、史诸书来推断，该书不太可能是诸葛亮亲着，但书中许多思想与诸葛亮的军事思想是相一致的。明崇祯九年（一六三六）刻本《武侯心书》书前何言序提供了另一种看法：“人非真不传，文亦非真不传。苟其人真而文虽诡托亦传者，文不足以重人，而人足以重文也明矣。武侯著作不多见，吾友杨瓶讷以靖节合刻，独遗《心书》。予因拈出，以济救时者之不逮。此书不必论其真否，而谈兵家无如其囊玄括奇，一以明白正大出之。”（《武侯心书》何言序）指出即便《武侯心书》不是诸葛亮所亲着，也具有相当的价值。
关于《将苑》的内容，其全帙应为五十章。国家图书馆藏明弘治三年（一四九〇）黄邦彦刻本《诸葛孔明心书》五十章，台北“中央图书馆”藏《诸葛孔明心书》［明嘉靖四十三年（一五六四）单葵刊本］系据此版重刻。钟人杰刻《唐宋丛书》（明末经德堂刻本）多剪裁古书，所收《新书》割去了最后《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四章。出于避讳、避祸的考虑，清代刻印《将苑》多不再保留此最后四章，如《学海类编》本《新书》［清道光十一年（一八三一）六安晁氏木活字本］、清光绪元年（一八七五）湖北崇文书局刊本《心书》四十六章，都将后面四章删掉。民国刊印《将苑》，多将最后四章补齐，成其五十章的原貌。




《李卫公问对》前言

邱剑敏

《李卫公问对》又称《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李靖问对》《唐李问对》《问对》，是中国古代著名兵书，北宋神宗元丰年间被列为武学经典。全书分上、中、下三卷，共九十八个问答，以唐太宗李世民和卫国公李靖关于军事问题的问答形式编成。
元丰三年（一〇八〇）四月，宋神宗“诏校定《孙子》《吴子》《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李靖问对》等书，镂板行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三）。元丰六年十一月，“国子司业朱服言：「承诏校定《孙子》《吴子》《司马兵法》《卫公问对》《三略》《六韬》。」”（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四十一）。此后不久，《问对》与其他六部兵书被宋廷列为武学教材，由官方正式刊行。
自《问对》一书行世以来，关于该书的作者与成书年代问题就成了世人争论的焦点，主要观点如下：一是旧题唐李靖撰，二是北宋陈师道等人认为是宋人阮逸伪托之作，三是元代马端临指出是宋神宗熙宁年间王震等人所校正之作，四是明胡应麟等人推断是唐末宋初无名氏所作。从该书所反映的内容、写作的条件以及作者的背景等方面来看，《问对》一书当是出于唐廷中感于时势而喜谈兵的官宦之家，成书年代大致在唐中期至晚期。首先，从反映的内容看，书中出现不符合贞观时期史实的细节，如果是在唐中期至晚期而不是贞观时期撰写该书，那么这一切就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其次，从写作的条件看，唐中期至晚期尚保存有一定的史料典籍，我国第一部系统反映古代典章制度的通史——杜佑的《通典》二百卷便成于这一时期，其中有关军事部分引用了李靖的不少言论。更为重要的是，此时距离唐太宗与李靖活动的年代尚不久远，引用李靖著述的可能性远大于后世。尽管不能断定李靖兵法在当时是否留存，但是相较于后世，当时保存有较多的史料典籍却是不争的事实。再次，从该书作者的背景来看，出于官宦之家可以使其有更多的有利条件，既可以多方利用公私收藏的史料典籍，作为创作该书的素材，也更有可能打听和了解到唐太宗与李靖时代的军事、政治机密，并将此写入书中。当然，这仅是一种推测。就目前之研究现状而言，《问对》的作者与成书年代之谜尚未真正解开。
《问对》是以唐太宗李世民与卫国公李靖的问答体例编写而成，重在总结历代战争得失、评述古代兵法、阐述兵学理论，间有唐太宗、李靖切身实战体会，不乏独到见解，为历代众多将帅和兵学家所推崇。《问对》联系唐以前战例及唐太宗、李靖本人所指挥战役，参照历代兵家言论，着力探讨作战之道及诸多兵学范畴。《问对》认为兵法“千章万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于人」而已”（卷中，宋刊《武经七书》本，以下所引，均出此本），将争取战争的主动权的重要性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强调让敌人受制于己方，而不让己方受制于敌方。
《问对》对奇正、虚实、攻守、主客等兵学范畴作了全新诠释。《问对》全面阐述了奇正的内涵，指出“先正而后奇，先仁义而后权谲”，“正兵受之于君，奇兵将所自出”，认为对敌人进行政治声讨是“正”，进行军事打击是“奇”；吊民伐罪的正义战争是“正”，战场上运用权谋计策破敌是“奇”；执行君主战略意图之兵为“正”，根据战场情况灵活运用之兵为“奇”。《问对》还从战法的角度阐述了奇正，指出“凡兵，以前向为正，后却为奇”（卷上），用兵打仗通常以向前攻击为正兵，以向后退却为奇兵；与敌人从正面交战，主导战争全局的部队为正兵；采取迂回、包围策略，从侧面出击夺取战争胜利的部队是奇兵；常规作战为正，特殊作战为奇。《问对》认为获取战争的胜利不局限于“以奇胜”，而是奇正皆可胜，创新了孙子主张的“以正合，以奇胜”的思想。
《问对》揭示了奇正与虚实的内在联系，指出“奇正者，所以致敌之虚实也”（卷中），认为奇正相变是实现虚实转化的有效途径。唐太宗引用《孙子》原话指出：“策之而知得失之计，作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此则奇正在我，虚实在敌欤？”（卷中）李靖对此作了肯定的回答。“策之”“作之”“形之”“角之”是我方的奇正运用，而“得失之计”“动静之理” “死生之地” “有余不足之处”是敌人的虚实强弱。
《孙子·军形篇》最早提出“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守则不足，攻则有余”的兵法原则，认为不被敌人战胜在于严密防守，而战胜敌人在于正确进攻。曹操在给《孙子》作注时，从己方力量的“不足”和“有余”来理解攻和守，把“守则不足，攻则有余”解释为“吾所以守者，力不足也；所以攻者，力有余也”。《问对》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守则不足，攻则有余」，便谓不足为弱，有余为强，盖不悟攻守之法也”（卷下）。“「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谓敌未可胜，则我且自守；待敌可胜，则攻之耳，非以强弱为辞也”（卷下），指出“不足”不是指弱，“有余”也不指强，而是指是否具备胜算或胜利的条件。当战胜敌人的条件不足时，我就防守；当取胜的条件有余时，我就进攻。当“敌未可胜”时，即使我力量有余，也不应盲目进攻，而要防守；相反，如“敌可胜”，即使我方力量不足，也要进攻而不应防守。《问对》主张“攻守一法”“同归乎胜”，认为“攻守一法，敌与我分为二事”（卷下），“攻守者一而已矣，得一者百战百胜”（卷下）。攻与守是克敌制胜方法的统一，如果“攻不知守，守不知攻”，是不能夺取战争胜利的。
“主客”一词始见于《孙子·九地篇》：“凡为客之道，深入则专，主人不克。”此处的“主”是指在本土作战的军队，“客”是指进入敌境作战的军队。《问对》主张“兵贵为主，不贵为客”，指出“校量主客之势，则有变客为主，变主为客之术”，提出了具体的“变易主客”之术，“因粮于敌，是变客为主也；「饱能饥之，佚能劳之」是变主为客也”，并列举吴越笠泽之战和石勒破姬澹之战两个战例予以左证。《问对》指出“兵不拘主客迟速，唯发必中节，所以为宜”（卷中），认为主客无定势，将帅指挥得法，可以反客为主，指挥不当也可以失主为客。“兵不拘主客”，战争指导者必须善于因利制变，抓住作战指挥的关键环节，扼住敌人要害，使自己的行动恰到好处。
《问对》还探讨了军事训练之道，指出“教得其道，则士乐为用；教不得法，虽朝督暮责，无益于事矣”（卷上），并提出了“三等之教”训练方法，即将士卒“分为三等：必先结伍法，伍法既成，授之军校，此一等也；军校之法，以一为十，以十为百，此一等也；授之裨将，裨将乃总诸校之队，聚为陈图，此一等也。大将军察此三等之教，于是大阅，稽考制度，分别奇正，誓众行罚”（卷中）。
《问对》充分肯定将帅的重要作用，主张选将用将应首重将德，选将用人当推举“忠义之臣”，反对任用“外貌下士，内实嫉贤”者，强调将领要善于伐谋取胜，“不战而屈人之兵者，上也；百战百胜者，中也；深沟高垒以自守者，下也”（卷下）。该书第一次提
出了“攻心”与“守气”的命题，指出“夫攻者，不止攻其城、击其陈而已，必有攻其心之术焉；守者，不止完其壁、坚其陈而已，必也守吾气而有待焉”，主张“攻其心”与“守吾气”相辅相成，不可分割。
《问对》揭示了攻心守气与知彼知己的内在联系，认为“攻其心者，所谓知彼者也；守吾气者，所谓知己者也”（卷下），明确了攻心与守气的本质，即攻其心者为知彼，守吾气者为知己，进而指出“先料敌之心与己之心孰审，然后彼可得而知焉；察敌之气与己之气孰治，然后我可得而知焉。是以知彼知己，兵家大要”（卷下），对孙子提出的“知彼知己”观点作了创造性的阐释。
《问对》还深入探讨了兵学源流问题。李靖在书中认为兵学“大体不出三门四种而已”，其中的“四种”正是对《汉书·艺文志》相关内容的呼应。《汉书·艺文志》曰：“权谋者，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者也”，“形势者，雷动风举，后发而先至，离合背乡，变化无常，以轻疾制敌者也”，“阴阳者，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也”，“技巧者，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者也”。《问对》指出“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种皆出《司马法》也”（卷上）。《问对》尝试以张良和韩信为切入点，指出这两位兵家的兵学传承相异，即“张良所学，《太公六韬》《三略》是也；韩信所学，穰苴、孙武是也”，张良、韩信各为两大流派的代表人物。《问对》以这两位代表性兵家为切入点探究本源，促使兵学两大流派就此分野，尽管略显粗疏，但毕竟是对后世兵学具有启发意义的开端，有助于后人继续深化研究。
《问对》自问世以来毁誉参半，莫衷一是。宋神宗本人力图改变军事颓势，故留意兵学，尤其推崇“文能附众，武能威敌”的初唐名将李靖。下诏校定李靖兵法乃至“提举修撰”和校正《问对》，皆出于宋神宗旨意。正是在朝廷的强力推动下，《问对》得以与《孙子》《吴子》等其他六书同时被列为武学教材，颁行天下。《问对》一书最早见诸史册是在宋神宗元丰三年（一〇八〇）四月，官方诏定“《孙子》《吴子》《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李靖问对》等书”。自被宋神宗钦定为武学教材后，《问对》一直为后世武学所袭用。据马端临《文献通考》载，南宋重置武学后，规定“凡武学生习《七书》兵法、步骑射”，明确规定武举考试以《武经七书》命题，其中自然也包含《问对》，要求以能否谙熟《七书》作为选拔军事人才的重要准则，进一步巩固了《七书》的尊崇地位。
在官方重视和武生应试之需的推动下，注解《武经七书》蔚然成风，宋代施子美开注解之先河，《施氏七书讲义》为最早注本，其中就包含《问对讲义》。南宋戴少望《将鉴论断》对该书评价甚高，称《问对》“兴废得失，事宜情实，兵家术法，灿然毕举，皆可垂范将来”。沈括在《梦溪笔谈·补笔谈·杂志》中提及李靖革新阵法之事：“风后八阵，大将握奇，处于中军，则并中军为九军也。唐李靖以兵少难分九军，又改制六花阵，并中军为七军。”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中谈及《问对》颁之武学一事：“《李卫公问对》三卷，唐李靖对太宗问兵事。元丰中并《六韬》《孙》《吴》《三略》《尉缭子》《司马兵法》类为一书，颁之武学，名曰「七书」。”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较详细地叙述了《武经七书》校定之经过，阐明了校定《问对》的前因后果。明代刘寅《武经直解》（一题《武经七书直解》）着力校勘，“讹舛者稽而正之，脱误者订而增之，幽同父母者彰而显之，傅会者辨而析之”（《武经直解·自序》），校注多有发明，在注解中解以字句，参以史实，使其明白晓畅，尤便于初学者，对后世兵学产生重要影响，堪称诸注本中的上乘之作，《唐太宗李卫公问对直解》则是重要的注解版本之一。王守仁《新镌标题武经七书》（亦题《新镌朱批武经七书》《新镌武经七书》）是又一部重要注本，注释文字言简意赅，着重阐释思想精髓，富有哲理性，评语内容则集中反映了注者的用兵主张，明代嘉靖以后成为武科取士的兵学教科书。一代名将戚继光以诗文的形式点评兵书，择《问对》之兵学精要，诸如“善用兵者，求之于势”，“形兵之极，至于无形”，“善用兵者，教正不教奇”，“用将在乎心一”（《止止堂集·唐太宗李卫公问对论题》），体现了作者独到眼光。茅元仪在《武备志·兵诀评》中评点《问对》，评语不多，无过人之处。清代俞正燮《癸巳存稿》认为《问对》“语极审详，真大将言也”，给予了高度评价。郑瑗在《井观琐言》中指出《问对》“必出于有学识谋略者之手”，絶不能与一般伪书相提并论。清代注解《武经七书》之风虽较明代为弱，但仍代有注家，最有影响的注本首推朱墉《武经七书汇解》。该注本广采各家注文综汇而成，收録资料齐全，征引书目多达九十一种，所汇辑材料之中不乏原书已佚者，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朱墉在《武经七书汇解·序》中充分肯定了《问对》，认为该书“辨析精微，考据典确”。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未纠缠于伪书之争和浅辞陋文之评议，而是留意其在兵学范畴之所得，比较客观地评价了《问对》，认为“其书分别奇正，指画攻守，变易主客，于兵家微意时有所得”，确为公允之论。
多数学者肯定《问对》的兵学成就，但亦有人提出非议，其中以宋代叶适、明代胡应麟为代表。叶适在《习学记言序目》中针对《问对》的若干论点逐一驳斥，涉及奇正之论、分合之论、用兵之法、教习之法、兵法源流等内容，认为“靖与太宗所讲，正诸葛亮所弃也”，指斥其“恐误后生”，此书“泛滥无实”。叶适所言虽有所依据，但是执其一端，不免有书生意气用事之嫌。胡应麟在《四部正讹》中指出该书“词旨浅陋猥俗，兵家最亡足采者，而宋人以列《七经》，殊可笑”，这一番话语恰恰说明胡应麟本人不懂兵学，对《问对》一书未作深入研究，仅以词旨文采为评判标准，显得过于主观臆测。尽管历朝均有贬斥者，但不能更改该书位列武经之地位，而在流传过程中，《问对》以其有别于其他武经六书的论兵风格，通过分析战例探讨兵学理论，注重史论结合，叙事与言理相统一，对后世战史类兵书产生了较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