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藏》的编纂是华东师范大学“985”工程的重大课题，具体由华东师范大学先秦诸子研究中心负责此工程的组织和实施。其将整合文科院系和古籍所、图书馆的力量，并联合海内外有关高等院校和学术机构，进行《子藏》编纂出版工程。《子藏》收录的各子著作时间，则大致上截止到魏晋南北朝之末，因为这时期诸子百家的特点比较明显；而研究各子的著作，其下限原则上截止到1949年，并考虑适量收入今人所辑出土文献资料。其内容主要是搜辑影印海内外所存诸子白文本和历代诸子注释、研究专著。本卷为《晏子春秋》收录相关著作50余种。

總　目　録　

　第一册　
晏子春秋内篇二卷　（周）晏嬰　撰　明萬曆四至五年（1576—1577）南京國子監刊《子彙》本…一
晏子春秋内篇二卷　（周）晏嬰　撰　明萬曆五年（1577）刊《十八子全書》本…一八一
晏子春秋八卷　（周）晏嬰　撰　明萬曆三十年（1602）緜眇閣刊《先秦諸子合編》本…三六一

　第二册　
晏子春秋四卷　（周）晏嬰　撰　明吳勉學校刊《二十子全書》本…一
晏子春秋四卷　（周）晏嬰　撰　明黄之寀校刊《六子全書》本…二五七

　第三册　
晏子春秋八卷　（周）晏嬰　撰　（清）葉昌熾　校並跋　清嘉慶二十一年（1816）全椒吳氏刊本…一
晏子春秋八卷　（周）晏嬰　撰　清光緒元年（1875）湖北崇文書局刊《子書百家》本…三七一

　第四册　
晏子春秋七卷　（周）晏嬰　撰　清光緒元年（1875）浙江書局刊《二十二子》本…一
晏子春秋七卷　（周）晏嬰　撰　清光緒十八年（1892）思賢講舍刊本…二四三

　第五册　
晏子春秋八卷　（周）晏嬰　撰　民國八年（1919）上海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影印明活字本…一
晏子春秋七卷　（周）晏嬰　撰　民國二十五年（1936）上海中華書局排印《四部備要》本…三六七
晏子治要一卷　（唐）魏徵等　節選　民國八年（1919）上海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影印日本天明七年（1787）　《群書治要》本…五五一

　第六册　
晏子纂要　（明）黎堯卿　輯　明刊《諸子纂要》本…一
晏子　（明）歸有光　輯評　（明）文震孟　參訂　明天啓五年（1625）刊《諸子彙函》本…一五
晏子春秋　（明）沈津　選　明隆慶元年（1567）含山縣儒學刊《百家類纂》本…六三
新鍥翰林三狀元會選晏子品彙釋評　（明）焦竑　校正　（明）翁正春　參閲　（明）朱之蕃　圈點　明萬曆四十四年（1616）刊《新鍥翰林三狀元會選二十九子品彙釋評》本　…一一九
晏子折衷彙錦　（明）焦竑　纂注　（明）陳懿典　評閲　明萬曆間金陵龔少岡三衢書林刊《兩翰林纂解諸子折衷彙錦》本　…一五七
新鐫晏子玄言評苑六卷　（明）陸可教　選　（明）李廷機　訂　明刊《新鐫諸子玄言評苑》本…一八九
晏子春秋　（明）陳深　撰　明萬曆間刊《諸子品節》本…二三三
晏子奇賞二卷　（明）陳仁錫　評選　明天啓六年（1626）刊《諸子奇賞》本…二八三
晏子春秋　（明）陳仁錫　評選　明刊《子品金函》本…四四九
晏子刪評二卷　（明）馬權奇　撰　明刊《且且庵初箋十六子》本…四六五
晏子春秋雜志二卷（卷一）　（清）王念孫　撰　清刊《讀書雜志》本…五四七

　第七册　
晏子春秋雜志二卷（卷二）　（清）王念孫　撰　清刊《讀書雜志》本…一
讀晏子春秋叢録　（清）洪頤煊　撰　清光緒十三年（1887）吳氏醉六堂刊《讀書叢録》本…五九
晏子春秋平議一卷　（清）俞樾　撰　清光緒十一年（1885）刊《春在堂全書·諸子平議》本…七一
晏子春秋校勘二卷　（清）黄以周　撰　清光緒元年（1875）浙江書局刊《二十二子》本…一二一
晏子春秋校勘二卷　（清）黄以周　撰　民國二十五年（1936）上海中華書局排印《四部備要》本…二八七
讀晏子春秋　（清）楊琪光　撰　清光緒十一年（1885）刊《枉川全集·百子辨正》本…四〇九
晏子春秋　（清）盧文弨　撰　清乾隆間刊《抱經堂叢書·群書拾補》本…四一一
晏子春秋音義二卷　（清）孫星衍　撰　清光緒元年（1875）浙江書局刊《二十二子》本…四六三
　
　第八册　
晏子春秋音義二卷　（清）孫星衍　撰　民國二十五年（1936）上海中華書局排印《四部備要》本…一
晏子春秋　（清）任兆麟　述　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映雪草堂刊《述記》本…一四九
晏子春秋韻讀　（清）江有誥　撰　清嘉慶道光間刊《江氏音學十書·先秦韻讀》本…一五五
晏子春秋　（清）孫詒讓　撰　清光緒二十年（1894）瑞安孫氏刊《札迻》本…一五七
晏子春秋校書　（清）于鬯　撰　稿本《香草續校書》…一六七
晏子春秋校書　（清）于鬯　撰　1963年中華書局排印《香草續校書》本…二二三
晏子春秋佚文　（清）王仁俊　輯　稿本《經籍佚文》…二五一
晏子春秋文粹二卷　李寶洤　撰　民國六年（1917）上海商務印書館排印《諸子文粹》本…二五三
評注晏子精華　張諤　撰　民國九年（1920）上海子學社石印《評注皕子精華》本…三〇七
標點注解晏子春秋八卷　支偉成　撰　民國十二年（1923）上海泰東圖書局排印本…三一七
晏子春秋類鈔四卷　高超　撰　民國十四年（1925）排印本…四八九

　第九册　
晏子春秋　莊適　選注　民國十五年（1926）上海商務印書館排印本…一
新式標點晏子春秋　陳益　撰　民國十五年（1926）上海掃葉山房排印本…一一一
晏子春秋童話　喻守真　編　吕伯攸　校　民國二十年（1931）上海中華書局排印本…三九七
晏子春秋考補證　黄雲眉　撰　民國二十一年（1932）金陵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排印《古今僞書考補證》本…四六五
晏子春秋精華　陸翔　輯注　民國二十三年（1934)上海世界書局石印《四部精華》本…四七一
晏子春秋校注八卷（卷一至二）　張純一　撰　民國二十四年（1935）上海世界書局排印本…四八一

　第十册　
晏子春秋校注八卷（卷三至八）　張純一　撰　民國二十四年（1935）上海世界書局排印本…一
晏子春秋集解　王心湛　校勘　民國二十五年（1936）上海廣益書局排印本…一五五
晏子春秋校補定本　劉師培　撰　民國二十五年（1936）寧武南氏排印《劉申叔先生遺書》本…三一三
晏子春秋校補二卷　劉師培　撰　民國二十五年（1936）寧武南氏排印《劉申叔先生遺書》本…三九九
評注晏子春秋菁華録一卷　張之純　撰　民國二十八年（1939）上海商務印書館排印《評注諸子菁華録》本…五三五
雙劍誃晏子春秋新證二卷　于省吾　撰　民國二十九年（1940）北京大業印刷局排印《雙劍誃諸子新證》本…五八七
讀晏子春秋管見　金其源　撰　民國三十七年（1948）上海商務印書館排印《讀書管見》本…六三九

前 言

孫廣

《子藏·雜家部·晏子春秋卷》共收書五十三種，整合爲精裝十六開本十册予以出版。本卷收録目前所知有關《晏子春秋》白文本、選注本、輯佚本、校勘本及相關研究著作，集《晏子春秋》文獻及研究著作之大成。

一

晏子名嬰，字仲，謚平，萊之夷維（今山東高密）人。劉向《别録》、班固《漢志》皆謂“名嬰，謚平仲”，《三國志·曹真傳》“篤晏平久要之分”又稱“晏平”，司馬貞《史記索隱》云：“名嬰，平謚，仲字。”今以司馬貞説爲是，其故亦有三：一則“仲”爲次序之稱，古本多用於字；二則謚號乃“蓋棺定論”，“仲”字爲謚，於義無所取，故不當爲謚，先秦亦未見以“仲”爲謚號者；三則晏子之稱“晏平仲”，一如管子之稱“管敬仲”，管子字“仲”謚“敬”，晏子當也是字“仲”謚“平”。至於《三國志》之“晏平”，當即僅稱其謚，如王陽明稱王文成之類，而非指其名爲晏平。
晏氏之於齊國，《管子·大匡》載桓公時有“晏子”，蓋如房玄齡所説，乃晏子之先，後此無聞。至晏子之父曰晏弱，謚桓，世稱晏桓子。晏子有子名圉，《左傳》哀公六年（公元前四八九年）載“晏圉、弦施來奔”，杜預注云：“圉，晏嬰之子。”《史記·齊世家》亦載“晏圉奔魯”，賈逵曰：“圉，晏嬰之子。”當可據信。又《左傳》襄公二十三年（公元前五五〇年）載晏父戎爲莊公車右、趙勝追獲晏氂（《國語·魯語》載“掎止晏萊”，“氂”“萊”一聲之轉，實係一人）。晏氂、晏父戎二人，可能是晏子同族之人。日本學者竹添光鴻等謂晏氂乃晏嬰之子，並無依據，不可憑信。
晏子生年不詳，惟《左傳》襄公十七年（公元前五五六年）載晏桓子卒，晏嬰服喪一事，其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學者以此，認爲晏嬰時已爲大夫。按，倘若晏嬰此前已出仕而爲大夫，以《禮記》“四十曰强而仕”論之，即便晏嬰提前數年出仕，至此也在四十左右，甚至年齡更大，至其與魯昭公坐於路寢時已八十多歲，若至《史記》所記在齊景公四十八年（公元前五〇〇年）卒則有百歲左右。且以晏嬰之才，至四十不惑而一無所成，以致《左傳》等書於此前不載其名，亦難相信。因此，此時晏嬰之爲大夫，當是承襲父爵，而非個人出仕，其年齡當遠在四十以下。至崔杼弒齊莊公，晏子立於門外，崔杼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錢穆《先秦諸子繫年》據此云：“古人四十强而仕，其時晏子名德已高，當近四十。”當可憑信。此時距晏桓子之卒已八年，故錢穆推論晏桓子卒時晏子已年過三十。王更生《晏子春秋研究》推論晏子生於齊頃公十年，即公元前五八九年，大概相差不遠。
晏子卒年，《史記·齊世家》及《十二諸侯年表》明載爲齊景公四十八年（公元前五〇〇年），且《孔子世家》載夾谷之會時有司“左右視晏子與景公”，則晏子卒於是年夾谷之會後甚明。而《晏子春秋》載：“晏子殁十有七年，景公飲諸大夫酒。”景公五十八年（公元前四九〇年）卒，即便此事發生於景公五十八年，上溯十七年，晏子之卒當齊景公四十一年（公元前五〇七年），與《史記》所載四十八年不同。張純一《晏子春秋校注》遂謂《晏子春秋》之“十有七年”乃“十有弌年”之訛，不過牽合《史記》之説，不足取信。而《左傳》自魯昭公二十六年（公元前五一六年）之後於晏子略不一書，錢穆據以認爲晏子當卒於此後不久，當爲不誤。此年爲齊景公三十二年，即公元前五一六年。如此，則晏子壽數，當在七十四歲左右。
又按，《左傳》昭公二十六年（公元前五一六年）所載坐於路寢一事，大抵與《左傳》襄公二十六年（公元前五四七年）所載晏子與叔向私語之事相同，皆謂公室將亡，陳氏將興。然而襄公二十六年（公元前五四七年）時，晏子並未提出解決方案，而昭公二十六年（公元前五一六年）所載則提出“禮”作爲解決方案。而且，此事上無經文，與前文諫禳彗星一事亦不相聯屬，完全是獨立的一段文字。由此觀之，此處議論當是《左傳》作者有意加入的，而其目的則是凸顯晏子對未來的預見性和對“禮”的重視，尤其强調“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的理念。即此而言，此節記載實頗有爲晏子生平與思想作總結之意味，蓋亦可爲晏子卒於此後不久之旁證。
晏子生平事跡，《晏子春秋》及他書所載尚多，然其間附會者居多，實難盡信。今略就《左傳》與《史記》之所載略爲梳理於下，庶幾得其梗概而不失其實：齊靈公二十六年（公元前五五六年），晏桓子卒，晏嬰薄衣菲食，服衰居廬，以盡喪禮。然而當時禮崩樂壞，人皆不願如此行禮自苦。晏氏家老也以爲過苛，不合當時大夫喪父之禮。晏嬰曰：“唯卿爲大夫。”既自謙以解釋自苦之由，也並未指出時人之非禮，故孔子讚之曰：“不以己之是駁人之非，遜辭以避咎，義也夫！”二十七年，晉伐齊，齊軍戰敗，齊靈公逃入臨淄。晏子阻攔靈公，被齊靈公拒絶。晏子喟然長歎：“君亦無勇矣！”晉軍遂圍臨淄。齊莊公三年（公元前五五一年），晉大夫欒盈自楚奔齊，莊公納之。晏子勸莊公不要接納，否則是失信於晉國，且言莊公不能久，晉將伐齊。四年，齊莊公因晉國內亂而伐晉，晏子勸諫説：“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齊莊公不聽而伐晉，取朝歌。六年，崔杼弒莊公，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曰：“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因此選擇不死、不亡、不歸。門開後，伏莊公之屍而哭，三踊而出。有人讓崔杼一定要殺了他，崔杼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齊景公立，崔杼、慶封專權，與國人盟曰：“不與崔、慶者死。”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獲，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從。”不肯盟。慶封欲殺之，崔杼曰：“忠臣也，舍之。”景公三年（公元前五四五年），慶封與廬蒲嫳謀殺子雅與子尾，請於晏子，晏子推脫曰：“嬰之衆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有盟可也。”慶氏滅亡後，齊國外逃的群公子皆返回，賜晏子邶殿之鄙，晏子不受，曰：“利過則爲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四年，吳公子季札聘於齊，告晏子盡快交還封地和職務，以免於難。晏子從之，後遂得免於欒高之難。八年，韓宣子聘於齊，謂子旗等非保家之主，大夫多笑之，衹有晏子相信他。九年，齊景公命晏子出使晉國，晏子與叔向私語，謂景公凌虐百姓，而陳氏以大斗出小斗入的形式籠絡民心，齊國將要歸於陳氏。當時景公想要給晏子更換住宅，晏子推辭後，景公因晏子住宅近市而問何物貴賤，晏子答“踊貴屨賤”以諫，景公於是減省刑罰。等到晏子從晉國出使返回，齊景公已經更換了他的住宅，晏子拜謝之後，毀新宅而復其舊宅。是年十月，公孫竈卒，晏子感歎姜氏即將衰落，危機已經來臨。十一年，鄭罕虎如齊，娶於子尾氏，晏子驟見之。十二年，齊景公伐北燕，將納簡公，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十六年，欒、高之亂，晏子立於虎門之外，四族召之而不往，公召之而後入。混亂結束後，陳氏、鮑氏分欒氏、高氏之室，晏子告陳桓子曰：“必致諸公。”陳桓子從之，又請歸老於莒。二十六年，齊景公獵於魯郊，因入魯，與晏子俱問魯禮。齊景公患疥，聽梁丘據之言，欲殺祝、史以爲辭，晏子止之，告以修德寬政，景公從之。又十二月，景公田獵，晏子爲之講解“和”“同”之異，又論古而無死之樂。三十二年，齊有彗星，景公使禳之，晏子止之，曰：“無益也……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爲，無能補也。”又景公與晏子坐於路寢，晏子與景公論陳氏之將興，公室之將亡，勸景公行禮而止之。此後不久，晏子即卒。

二

《史記》稱《晏子春秋》“世多有之”，劉向《别録》所論亦有三十篇八百三十八章，是可見其傳世版本之多。經劉向校訂之後，定著爲《晏子》，凡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其中六篇“皆忠諫其君，文章可觀，義理可法，皆合六經之義”，“可常置旁御觀”；另有重而異出者一篇，不合經術者一篇。《漢志》亦著録《晏子》八篇。而《史記·管晏列傳》，張守節《正義》引《七略》云：“《晏子春秋》七篇，在儒家。”《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均載爲《晏子春秋》七卷，《宋史·藝文志》則載爲《晏子春秋》十二卷，後此《崇文總目》《郡齋讀書志》《中興館閣書目》等並載爲《晏子春秋》十二卷。
此書之名，或稱《晏子》，或稱《晏子春秋》。而《崇文總目》云：“《晏子春秋》十二卷，晏嬰撰。原釋：《晏子》八篇，今亡。”顯然是以《晏子春秋》與《晏子》爲二書。然《史記·管晏列傳》已稱《晏子春秋》，《孔叢子·執節》也稱“晏子之書亦曰《春秋》”，則漢代已有《晏子春秋》之稱，與《晏子》並行，當是一書二名。此外，《淮南子·要略》稱“晏子之諫生焉”，則疑今本《諫》上下兩篇曾單行而稱《晏子諫》之類，亦未可知。
至其歷代卷數不同，則《中興館閣書目》云：“或以爲後人採嬰行事而爲此書，故書卷頗多於前志。”《四庫全書總目》亦以爲“篇帙已多有更改矣”。而劉師培《晏子春秋篇目考》最爲博洽，當可憑信。其言謂《史記正義》引《七略》之所謂七篇，“蓋誤八爲七，或《七略》爲《七録》之訛”（按，《别録》《七略》《漢志》乃轉相修訂，其主要內容基本一致。《别録》《漢志》均著録爲八篇，《七略》居其中，不當獨爲七篇，故劉師培如此推測。而在此二種可能之外，唐時所流傳爲七卷本，因此也可能是張守節以唐代所傳七卷本《晏子春秋》誤屬於《七略》）。《隋志》、兩《唐志》之七卷，“蓋合《雜》上下二篇爲一”。至宋之十二卷本，乃“就七篇之本，各析爲二，惟兩《外篇》未析”。至於元刻八卷本、《四庫全書》八卷本，以及明刻七卷本，則皆爲後人並合以符《漢志》或《隋志》《唐志》。
今《晏子春秋》篇目分《諫》上下、《問》上下、《雜》上下，及《外篇》二篇。其篇題與內容，大抵仍爲劉向校定之舊。惟其章題，如《莊公矜勇力不顧行義晏子諫》之類，雖自元刻本即已如此，然過於詳盡，近乎梗概，殊非先秦兩漢命章之體。且如《拜經樓藏書題跋記》云：“明時本作《諫矜勇力不顧行義》，不書全題。”可見不同版本也曾有改易情況。故此類章題，當係後人擬撰。
此書作者，劉向《别録》附載晏子事跡，是其以爲晏子自著，班固《漢志》《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均載爲晏嬰撰。或以爲晏子之後爲之。《崇文總目》云：“此書蓋後人採嬰行事爲之，以爲嬰撰，則非也。”可謂的論。《晏子春秋》多載晏子殁後之事，又多有附會訛誤者，如《諫上》載景公生孺子荼而告晏子，然孺子荼生於景公五十八年（公元前四九〇年），此時晏子已卒久矣，故不可能有告於晏子之事。顯然，此乃後人補綴而致誤，其非晏子自著甚明。
至於此書成於何時，則前人多有争論。唐柳宗元作《辯晏子春秋》，以其書中所體現的思想多類於墨家，“疑其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爲之”，則以爲戰國墨者所著。宋明諸儒，如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項安世《説事》、宋濂《諸子辨》、焦竑《國史經籍志》、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等均從其説。及孫星衍著《晏子春秋音義》，則謂：“嬰死，其賓客哀之，集其行事成書。”斷其成書在戰國之世。吳德旋《書柳子厚辯晏子春秋後》則以爲司馬遷、劉向所見《晏子春秋》早已亡佚，世傳《晏子春秋》詞氣不類先秦古書，乃“六朝人好作僞者依放爲之耳”，且係作僞者“刺取《墨子》意衍其説”。管同《讀晏子春秋》之説亦同吳氏，且指出《史記》所載“薦御者爲大夫”“脫越石父於縲絏”二事乃是“軼事”，不當出現在《晏子春秋》中，世傳《晏子春秋》有此二事，當是剿襲自《史記》。又指其剽竊諸書而成，“其文淺薄過甚”。梁啓超《漢書藝文志諸子略考釋》云：“其依託年代似甚晚，或不在戰國而在漢初也。”又疑其成書於漢初。吳則虞著《晏子春秋集釋》，則謂《晏子春秋》的作者，“極有可能就是淳于越之類的齊人，在秦國編寫的”。及銀雀山漢墓簡本《晏子春秋》出，加之定縣中山懷王劉脩墓、雙古堆汝陰侯夏侯竈墓《晏子》殘文，於是《晏子春秋》成於戰國之説遂成定論，而吳德旋、管同之“六朝説”、梁啓超之“漢初説”及吳則虞之“秦初淳于越説”，遂盡爲推翻。至於管同所説“軼事”，則黄以周《讀晏子》所論至確，其言謂司馬遷所讀《晏子春秋》，正是劉向校定時所使用的“太史書五篇”，固無兩件“軼事”，故司馬遷作《管晏列傳》以補其闕，至劉向校書，乃於“太史書五篇”外，參考其他版本予以增入。
其書成於戰國，而具體作者，學界多以爲齊之稷下先生爲之。高亨於《晏子春秋的寫作時代》中首先推測“《管子》《晏子》的寫作，或者與稷下大夫有關”，後孫以楷《稷下學宮考述》力持此説，以爲“不僅非齊人不能爲，而且非稷下學者不能爲”，並在柳宗元“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的基礎上，進一步推測爲稷下墨者所編。呂斌《淳于髡著〈晏子春秋〉考》又指爲稷下淳于髡編次之。其他如稷下道家學派、稷下儒家學派之説等，不勝枚舉。在此諸説中，尤以呂斌之“淳于髡説”影響最爲廣泛。早在民國時期，羅焌《諸子學述》謂《晏子春秋》乃“俳優小説”一類，而以淳于髡爲比，至呂斌而遂定爲淳于髡。其説既出，如趙逵夫等國內學者，如安德魯·邁耶等海外學者，皆認同其説。然袁青謂此書雖對淳于髡等稷下學者產生過一定的影響，而稷下學宮乃田氏主導，《晏子春秋》於田氏極力否定，故絶非稷下所編。
按，《晏子春秋》雖非作於一時，然正如許多論者所指出，此書在內容上具有一致性，當經一人編訂。然其中相互乖戾者甚多，故其編次之時，雖略有體例，而仍倉促輕率，故編訂之人，或未嘗多用心力。至於書中於齊地風俗、掌故等瞭如指掌，當爲齊人所編，也已經成爲學界共識。至於是否爲稷下學者，甚至爲稷下之墨家、道家、儒家或淳于髡等，雖家有其説，説有其理，然而歷時既已垂二千餘年，没有一條直接證據，各家之説皆不過推論而已。故此類之説，不必過於落實，否則難免陷於穿鑿。今以爲戰國齊人編訂，雖不免含混，當亦不至於偏頗。

三

晏子其人，歷事靈公、莊公、景公三朝，位加卿相，當時及後世稱之，皆與管仲並列，稱爲“管晏”，視爲齊國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大臣。晏子適當姜齊末世，以故功業不及管仲，而能得此稱譽，則以其德行與思想之故。晏子伏莊公之尸而哭，卻不死不亡不歸，是可見其所忠在社稷而非時君；其與叔向論陳氏將代齊，以得民爲之標準，是可見其以民爲邦本；其“踊貴屨賤”之言、行禮止禍之論，是可見其尤重省刑行禮；其諫莊公納欒盈、伐盟主，是可見其以德信交於諸侯；其諫莊公殺祝史、禳彗星，是可見其不信鬼神。此外，如其辨“和”“同”之言，尤見其思想之敏銳，亦廣爲後世所稱頌。其於君、民、內、外、鬼神五者，皆有深刻的思想，故其身雖故，而名垂千古。
《晏子春秋》雖非晏子自著，而是由後世追慕之人所匯集，但其所塑造的晏子形象、傳達的晏子思想，與晏子本人的生平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首先，《晏子春秋》塑造了一個極忠切諫而進言多方的晏子形象。《晏子春秋》中所載晏子勸諫之事，或爲民生，或爲禮法，或爲修德，其進諫之術，尤多因時因事制宜。如諫莊公矜勇力，則直申大義；諫景公祠河伯靈山，則詳爲解説；諫景公去禮而飲，則直言切責；諫景公廢禮再飲，則故作無禮以激；諫景公不恤天災，則請身而去；諫踊貴屨賤，則滑稽諷刺；諫勿殺弦章，則因勢利導。凡此諸端，則尤見其進言之有術。又如晏子使楚，則尤見其機敏捷智矣。
其次，《晏子春秋》以民本思想爲核心，《問下第四》第二十一章更是首次明確提出了“以民爲本”的概念。其民本思想的要義，則在於薄身厚民，與民親近。至於具體措施，則大要有六：一則春遊省耕、秋豫省實，以瞭解歲時，幫助民衆生產。二則輕徭薄賦，以利民生。三則遇到雨雪等天災，要及時救助百姓。四則寬省刑獄，以安定民心。五則撫養老弱，關懷弱勢群體。六則慎動干戈，保民性命。
再次，《晏子春秋》以禮爲治國之要。《晏子春秋》强調，禮是區别人禽之要義，也是維繫家國秩序的綱常，這與春秋時期的普遍認識是相符的。然而，《晏子春秋》在面對“禮”的條文時，强調“大者不逾閑，小者出入可”的原則，可以根據實際情況予以適當調整。與此同時，《晏子春秋》明確反對儒家的繁文縟節、厚葬久喪等，批評儒家之禮不可以示世導民，强調“制禮不羨於便事”“制樂不羨於和民”，具有典型的因時因地制宜的特色。
又次，《晏子春秋》並不信奉鬼神，而是認爲“上帝不神”。在面對當時普遍的鬼神信仰時，雖仍不免迂迴地借用“鬼神”“靈山河伯”以及其他對鬼神、災異的論述，而其落腳點始終在於修德行仁，以回天心。荀子曰：“君子以爲文，小人以爲神。”《晏子春秋》中對鬼神的論述，已經具有很强的天人感應的特點，正是典型的“君子以爲文”也。
除上述四點之外，《晏子春秋》中如節儉、和同、用賢及其他方面的諸多思想，均有著深刻的洞見和久遠的影響，以非重點，不再贅言。
此書之傳承情況，最早見於司馬遷《管晏列傳》，至劉向校書，乃定其規模。漢唐學者，每多援引以證經史。至唐柳宗元作《辯晏子春秋》，以此書乃墨家之流，遂啓後世儒、墨之争，而此文也是第一篇《晏子春秋》專論。後之學者，亦多有論述，然而皆爲零散之言，不成體系。降及清代，四庫館臣乃跳出儒、墨之争，歸之於史部，以爲傳記之祖，遂開後世傳記之説。孫星衍作《晏子春秋音義》，乃是第一部研究此書的專著。同時，盧文弨《群書拾補》、王念孫《讀書雜志》、洪頤煊《讀書叢録》、蘇時學《爻山筆話》、俞樾《諸子平議》、孫詒讓《札迻》、文廷式《純常子枝語》、陶鴻慶《讀諸子札記》、于鬯《香草續校書》等，皆對《晏子春秋》做了深入的校釋。黄以周《晏子春秋校勘記》博採諸家，對孫星衍《晏子春秋音義》做了進一步的校勘；蘇輿《晏子春秋七卷》採諸家之説附之正文，間出己見，是《晏子春秋》的第一個“集注”本。清末民國以降，則蛤笑著《晏子春秋學案》以西學立憲之義解之，尤具時代特色。羅焌《諸子學述》則首以此書乃“俳優小説”，遂啓後世以文學論此書之端。于省吾《雙劍誃諸子新證》，以甲骨文、金文研究爲基礎，考釋了《晏子春秋》中大量的古字古義。劉師培作《晏子春秋校補》《晏子春秋補釋》，皆考釋精核，其《晏子春秋篇目考》《晏子非墨家辨》亦見解深刻。後張純一作《晏子春秋校注》，乃集前人成果之大成，而又能自出己見，遂成爲《晏子春秋》研究史上舉足輕重之作。建國後，吳則虞所作《晏子春秋集釋》尤爲巨擘，至今稱爲集大成，甚可寶也。後銀雀山漢墓簡本《晏子春秋》出，加之定縣中山懷王劉脩墓、雙古堆汝陰侯夏侯竈墓《晏子》殘文，而《晏子春秋》之研究，又得出土文獻之助，而更爲多樣矣。

四

《晏子春秋》所屬學派，歷來聚訟紛紜，概而言之，其大端有四：
其一爲“儒家”説。劉向《别録》次之儒家，班固《漢志》列以爲儒家之首，後之學者多持此説。然而，此書之中，絶非儒家一家所能涵蓋（説見下），故入之儒家，實非至當之言。
其二爲“墨家”説。柳宗元疑此書爲“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爲之”，而宋明諸儒及後來之張純一等，遂多以之歸墨家。然《晏子春秋》中直接稱引墨子者極少，於墨子之後的墨家鉅子亦未嘗齒及，且其書中與墨家明鬼、短喪等思想完全相悖者不勝枚舉，劉師培《晏子非墨家辨》論之甚明，不待贅言。
其三爲“傳記”説。《四庫全書總目》認爲此書乃是“傳記之祖”而列於史部傳記類。傳記之體，其要以傳信爲本，如《左傳》《國語》《史記》等書，其中雖不乏虛構之處，但其比重不過百一而已。即如東漢趙曄《吳越春秋》等雜史，雖包羅衆多傳聞異説和後人想象，甚至部分內容有類於演義小説，然其可資憑信者亦居其大半。而《晏子春秋》所載諸事，其不可據信者非常之多，如此著作，何可據爲“傳記”？如以書名“春秋”而以爲史傳，則亦未免狹隘。劉知幾《史通》云：“儒者之説春秋也，以事繫日，以日繫月，言春以包夏，舉秋以兼冬，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苟如是，則晏子、虞卿、呂氏、陸賈，其書篇第，本無年月，而亦謂之春秋，蓋有異於此者也。”誠如所言，作爲史記的各種“春秋”，其典型特點是“以事繫日，以日繫月”，所謂編年體史書者是。《虞氏春秋》《呂氏春秋》皆以“春秋”爲名，其非編年體史書而爲子書固無疑，而《晏子春秋》又何以不同於二者？《孔叢子·執節》已論其“不嫌同名”，又何妨焉？且如前所述，《晏子春秋》一書，又稱《晏子》，甚至《淮南子·要略》所謂“晏子之諫生”還提示我們可能有《晏子諫》這樣的書名，則其書名“春秋”不過其中之一，更不足據此而定其爲史傳矣。
其四爲“俳優小説”説。羅焌《諸子學述》以爲此書乃“俳優小説”一流，欲列之於“小説家”。按，羅氏所謂“小説家”雖取諸九流十家，但羅氏反復將《晏子春秋》與“俳優”“滑稽”聯繫起來，强調的乃是書中言辭之文學性與趣味性，而非作爲稗官野史的《漢志》“小説家”的特點。由此可見，羅氏用詞雖爲“小説家”，而其用意實在於作爲文體的“小説”。因此，後之以《晏子春秋》爲文學作品者，可謂皆從其説而來。然先秦諸子，無不具備文學性，固毋庸贅言。倘若以成書過程論之，則余嘉錫《古書通例》所謂“秦漢諸子即後世之文集”可包羅諸子，不止《晏子春秋》一書而已。至於説《晏子春秋》缺乏思想性，如《四庫全書總目》所謂“與著書立説者迥異”之言，更是無稽之談，不足深論。
後此諸説，如“歷史小説”“短篇小説集”“傳記文學”“歷史人物傳記”等，雖其名目衆多，然皆可視爲參伍“傳記”與“俳優小説”二説而來，大體以“傳記”爲本，而同時强調其文學性。二説既不成立，凡此諸説，更不過是“以今例古”而已。
《子藏》歸《晏子春秋》於雜家部，有别於已有諸説，茲亦略述其故，以見本編之意：
一則《晏子春秋》乃“入道見志”之子書。其子學特徵，王更生《晏子春秋研究》論之已詳，其要則謂其成書過程與《論》《孟》《老》《莊》無異，而其內容亦皆“入道見志”之説，不待煩言。對於此點，清代以前皆無異議。其明顯批駁此書之子書屬性者，則劉文斌《〈晏子春秋〉研究史》謂書中“與記言體子書相近的內容不超過九十章”，“而更大量的內容卻是記述晏嬰的生活軼事”。然此説未免將子書與“記言體”綁定過深，先秦諸子之中非“記言”而爲“記事”者所在多有，如《論語·鄉黨》，亦是記載孔子“生活軼事”以展現其道德修養等情況，不害《論語》之爲子書。故子書之説，當無疑義。
二則《晏子春秋》之成書過程與結果亦與《呂氏春秋》等雜家著作一致。《晏子春秋》資料來源不一，且前後牴牾者多見，可見其成於衆手。而其語言風格較爲一致，當經一人稍爲整齊之，以成此書。而《呂氏春秋》乃呂氏衆門客爲之，亦成於衆手；又經呂氏董理成書，亦不過稍爲之整齊而已，其間牴牾舛駁之處所在多有。更爲重要的是，呂氏門客出自諸家，非一家所主，故得謂之雜家。《晏子春秋》亦兼具諸家思想，非一家所主，故亦可謂之雜家也。
三則《晏子春秋》的思想來源兼儒墨、合名法，深具雜家之特徵。首先，如前所述，《晏子春秋》中包含了大量儒家因素。其次，《晏子春秋》雖不可歸於墨家，然其中包含了大量墨家思想，則是毋庸置疑的。再次，《晏子春秋》中的進言之術，頗類戰國策士，亦有縱横家之特色。陳瑞庚特别指出了《晏子春秋》中的戰國縱横家特色，其言可信，於是如羅焌所謂“滑稽”“諧謔”特徵，吳則虞稱其書作者乃“幕僚賓客”，遂皆不足爲異。雖不能因此而説《晏子春秋》當歸於縱横家，然其中有明顯的縱横家特色，則是毋庸置疑的。又次，前人有論此書乃稷下道家所作者，雖不可據信，然其中的道家思想，亦由此可見。即此而言，《晏子春秋》一書，至少包括儒家、墨家、縱横家、道家諸家之説矣。蓋此書性質，可略變張純一所謂“原於墨、儒”之説而爲之定論，即：原於儒，由於墨，兼名、法、農、道，而運縱横之術。如此，其當歸於雜家，可自明矣。

五

《晏子春秋》自劉向校訂以來，歷代學者均將其視爲治國修身典範之作，《晏子春秋》傳本及相關研究著述不絶於世。臺灣學者嚴靈峰《周秦漢魏諸子知見書目》著録包括白文本在內相關文獻六十八種（不含域外文獻），除去民國以後著作六種、未見原書及不能拆分者十八種外，實際可見者不過四十餘種。《子藏·雜家部·晏子春秋卷》通過對《晏子春秋》文獻的系統梳理，在遵循《子藏》編纂原則的前提下，共收書五十三種。總體來看，本卷所收文獻具有以下四個特點：
歷代傳本系統的綜合考察。據相關文獻，《晏子春秋》最早有元刻本傳世，惜今未見。本卷所收最早刻本爲明萬曆四至五年南京國子監刊《子彙》本，此下收明、清、民國不同傳本十一種，大致反映了《晏子春秋》自明代以來的傳承過程，其中也不乏名人批校本。如葉昌熾校跋清嘉慶二十一年全椒吳氏刊本，在爲數不多的《晏子春秋》傳本中尤爲可貴。
諸家選本的收録。《晏子春秋》儘管後世無注本傳世，自唐代以來亦不乏選録之本，本卷輯得唐至明選録文獻十一種，其中多有隨文夾注，如《晏子》（《諸子彙函》內）、《晏子春秋品節》（《諸子品節》內）等。雖隻言片語不成體系，亦可見《晏子春秋》流傳之序。
不同辯證文獻的收録。自晚明以來，考據學日漸興盛，至清代乾隆、嘉慶時期達到鼎盛，諸如盧文弨、王念孫、孫星衍、俞樾、孫詒讓等均爲當時之佼佼者。本卷收入此類考證辨析文獻十五種，對於《晏子春秋》文本研究大有裨益。
新式注本及考證文獻的收録。民國以來，受西學影響，傳統文獻的注釋與整理方式發生了很大變化。本卷收入民國學者選注、辨析、考據等相關文獻十六種，基本上反映了民國時期《晏子春秋》研究的狀況。
《子藏·雜家部·晏子春秋卷》將今所見與《晏子春秋》相關之文獻彙輯一編，較爲完整地體現了《晏子春秋》傳承、研究之序，並爲學界提供了更爲豐富的《晏子春秋》文獻，必將推動《晏子春秋》研究進一步向前發展。

二〇二二年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