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藏·法家部·商君書卷》（全九册）共收書六十三種。本卷收錄目前所知有關《商君書》白文本、注釋本、節選本、校勘本、批校本及相關研究著作等，集《商君書》各種版本及研究文獻之大成。《子藏·法家部·商君書卷》首先將版本的遴選放在編纂工作的第一位。如抄本《商君書新校正》與諸多明刊本一起收錄，兩相對比，就能見出高下來。《子藏·法家部·商君書卷》還注重名人批校本和手稿本的收錄，如清莫友芝跋並錄嚴可均校跋《漢魏叢書》本刻於明萬曆年間，因為嚴可均校跋對《商君書》作出了開創性的貢獻，所以尤為珍貴。清孫詒讓錄孫星衍、嚴可均、錢雪枝校《二十二子》本可謂集清代校勘之大成。王仁俊《商君書發微》手稿本的收錄，更表明清人校勘《商君書》成績斐然。《子藏·法家部·商君書卷》對民國時期《商君書》資料的收集尤為用力。王時潤《商君書斠詮》、朱師轍《商君書解詁》四卷本及定稿五卷本、尹桐陽《商君書新釋》、簡書《商君書箋正》、陳啓天《商君書校釋》、王心湛《商君書集解》等注釋集解本，和《商君書》研究著作如陳啓天《商鞅評傳》、羅根澤《商君書探源》等相輔相成，勢必有助於《商君書》研究乃至《韓非子》等法家著作研究的深入。

總目錄1、商子五卷 （周）商鞅撰 （清）戈宙襄跋據明嘉靖間刊《范氏奇書》本2、商子五卷 （周）商鞅撰據明萬曆三十年緜眇閣刊《先秦諸子合編》本3、商子不分卷 （周）商鞅撰 據明刊《且且庵初箋十六子》本4、商子五卷 （周）商鞅撰 （清）莫友芝跋並臨楊峴錄清嚴可均校跋據明萬曆間程榮刊《漢魏叢書》本5、商子五卷 （周）商鞅撰 （明）馮知十批校 傅增湘跋據明末馮知十抄本7、商子五卷 （周）商鞅撰 （明）吳勉學校據明萬曆間刊《二十子全書》本8、商子全書五卷（周）商鞅撰 （明）黄之寀校 （明）吳廣霈校並跋據明刊本9、商子不分卷 （周）商鞅撰 據明刊《諸子褒異》本（第十四篇修權至第二十六篇定分缺，據明刊《十二子》本補）10、商子不分卷 （周）商鞅撰 據明刊《十二子》本12、商子五卷 （周）商鞅撰 倫明錄清嚴可均校據清嘉慶八年孫氏問經堂刊本13、商子五卷 （周）商鞅撰據清道光中金山錢氏依《借月山房彙鈔》刊版重編增刊《指海》本14、商子五卷 （周）商鞅撰 據清光緒元年湖北崇文書局刊《子書百家》本15、商君書五卷 （周）商鞅撰 （清）孫詒讓錄清孫星衍、嚴可均、錢雪枝批校據清光緒二年浙江書局刊本16、商君書五卷 （周）商鞅撰 佚名批校據清光緒二年浙江書局刊本17、商君書五卷 （周）商鞅撰據清光緒二十三年圖書集成局刊本18、商子五卷 （周）商鞅撰 佚名錄清嚴可均校跋據清抄本19、商君書五卷附考 （清）嚴萬里校據民國二十五年上海中華書局排印《四部備要》本20、商君子治要 （唐）魏徵等節選據民國八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影印日本天明七年刊《群書治要》本21、商子 （明）蓀園輯校據明萬曆三十九年刊《諸子十五種》本23、商子 （明）归有光辑評、文震孟參訂據明天啓五年刊《諸子彙函》本6、商子二卷 （周）商鞅撰 （明）楊慎評、顧起元注據明天啓間刊《合諸名家批點諸子全書》本24、商子五卷 （明）馮覲點評據明觀玅齋刊本25、商子五卷 （明）馮覲點評據明刊本 26、新鐫商子玄言評苑 （明）陸可教選、李廷機訂據明刊《新鐫諸子玄言評苑》本27、商子品節 （明）陳深撰據明萬曆間刊《諸子品節》本28、商子 （明）王志遠輯據明萬曆四十四年刊《諸子合雅》本29、商子奇賞二卷 （明）陳仁錫評選據明天啓六年刊《諸子奇賞》本30、商子 （明）陳仁錫評選據明刊《子品金函》本31、衛鞅變秦法附尸佼（清）馬驌撰據清康熙九年刊《繹史》本32、商子部彙考商子部紀事商子部雜錄 （清）陳夢雷、蔣廷錫輯據清雍正四年內府銅活字本《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叢編·經籍典》11、商君書新校正五卷附考一卷 （清）嚴萬里撰據清嚴可均抄本33、商子平議一卷 （清）俞樾撰據清光緒十一年刊《春在堂全書·諸子平議》本34、商子札迻 （清）孫詒讓撰據清光緒二十年瑞安孫氏刊《札迻》本35、商君書一卷 （清）于鬯撰 據手稿本《香草續校書》36、商君書 （清）于鬯撰 據1963年中華書局排印《香草續校書》本37、商君書表微不分卷 (清)王仁俊撰據手稿本37_1、商君書表微考證補不分卷 (清)王仁俊撰據手稿本38、商君書發微五卷 （清）王仁俊撰據手稿本39、讀商君書札記 陶鴻慶撰 據1959年中華書局排印《讀諸子札記》本40、商子文粹 李寶洤撰據民國六年上海商務印書館排印《諸子文粹》本41、商君書斠詮五卷附申子逸文一卷及農家言四篇 王時潤撰據民國四年宏文圖書社排印《聞雞軒叢書》本 42、商君書集解五卷 王時潤撰據民國間湖南南華法政學校石印本43、商君書解詁四卷 朱師轍撰據民國五年手稿本44、商君書解詁定本五卷附錄二卷 朱師轍撰據民國三十七年國立中山大學排印本45、評注商子精華 張諤撰據民國九年上海子學社排印《評注皕子精華》本46、商君書新釋五卷 尹桐陽撰據民國十二年刊《起聖齋叢書·政法四書》本47、商君學說 胡韞玉撰據民國十二年國學研究社排印《國學彙編》本48、標點注解商君書 支偉成撰據民國十四年上海泰東圖書局排印本49、評注商君書菁華錄一卷 張之純撰據民國十六年上海商務印書館排印《評注諸子菁華錄》本50、商鞅 劉咸炘撰據民國十六年尚友书塾刊《推十書·子疏》本51、商君 鍾泰撰據民國十八年上海商務印書館排印《中國哲學史》本52、商子治要 張文治撰 據民國十九年上海文明書局排印《諸子治要》本53、商君書箋正五卷 簡書撰據民國二十年上海民智書局排印本 54、商鞅 姜龢孫撰據民國二十五年上海汗血書店排印《汗血小叢書》本55、商子通考 張心澂撰據民國二十八年商務印書館排印《偽書通考》本56、商鞅評傳 陳啓天撰據民國三十四年重慶商務印書館排印《國學小叢書》本57、商君書校釋 陳啓天撰據民國二十四年上海商務印書館排印本58、商君評傳 麥孟華撰據民國二十四年上海世界書局排印《諸子集成》本59、商君書探源 羅根澤撰據1958年北京人民出版社排印《諸子考索》本60、商君書集解 王心湛撰據民國二十五年上海廣益書局排印本61、公孫鞅 楊剛撰據民國二十八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排印本62、開塞 曹辛漢選據民國三十五年排印《古代法學文選》本

前 言

張 覺

《子藏•法家部•商君書卷》共收書六十二種，整合成精裝十六開本 冊予以出版。本卷收錄目前所知有關《商君書》白文本、注釋本、節選本、校勘本、批校本及相關研究著作等，集《商君書》各種版本及研究文獻之大成。

一

商鞅，姓公孫氏，名鞅，衛國公室的庶出子弟，《史記•商君列傳》稱其為“衛之諸庶孽公子”，故亦稱衛鞅。因有功於秦，而封於商於之地，號為商君，又稱商鞅。魏惠王（公元前369～前319年在位）時，商鞅侍奉魏相公叔痤，為中庶子，地位相當於舍人、門客。因公叔痤去世，難以施展抱負，就向西入秦。
秦孝公元年（前361年），商鞅通過景監求見孝公。三年（前359年），勸說孝公變法修刑。六年，拜左庶長。十年，為大良造。他是秦國推行“霸道”的總設計師。霸道實為變法修刑，具體措施有連坐、重視軍功、開阡陌、行縣制等等，簡言之，“內務耕稼，外勸戰死之賞罰”（《史記•秦本紀》），結果是“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而“宗室貴戚多怨望者”（《史記•商君列傳》）。二十二年，被封為列侯，而號為商君。二十四年（前338年），商鞅被誣謀反，被秦惠王車裂示眾。
商鞅“少好刑名之學”（《史記•商君列傳》），當與其出身衛國公室大有關聯。仕魏期間，受李悝、吴起等人影響，入秦後多以李悝、吴起之遺教行事。什伍連坐之法，既有秦國本身舊俗之遺存，也受李悝《法經》之熏陶；開阡陌，重耕稼，乃李悝尽地力之教。李悝為子夏弟子，聯繫商鞅進言秦孝公以三代帝王之道，則商鞅亦受李悝之儒學影響無疑。吴起是衛人，以兵家名世，而兵家之明法審令，又往往開啟法家重視法令之牖。
《漢書•藝文志•兵書略》載《公孫鞅》二十七篇，《荀子•議兵》謂“秦之衛鞅”乃“世俗之所謂善用兵者也”，則商鞅亦是一兵家。顯而易見，商鞅的學術思想來源於三晉法家與兵家者多，亦足見法家與兵家之雜糅。商鞅之學說，並未因其隕落而逸亡。《漢書•藝文志•諸子略》之雜家有《尉繚》二十九篇，劉向《别錄》曰“繚為商君學”，則尉繚為商鞅學說的傳人；又載《尸子》二十篇，注謂“秦相商君師之。鞅死，佼逃入蜀”，則尸佼與商君亦師亦友。
商鞅學說主要體現在《商君書》一書之中。《商君書》各篇之著作權或有爭議，但並不妨礙對商鞅學術思想的理解。以類相從，即使不是商鞅手著，亦大致對商鞅的思想有所總結與闡述。
既然商鞅喜好刑名之學，則商鞅於國家之政治多有論述：“聖人列貴賤，制爵位，立名號，以别君臣上下之義。地廣，民眾，萬物多，故分五官而守之。民眾而姦邪生，故立法制、為度量以禁之。是故有君臣之義、五官之分、法制之禁，不可不慎也。”（《商子•君臣》）君臣之義、五官之分顯係名家重視名實，旨在窮理而推之於治術之衍變。由正名發展至法治，商鞅學說之層層演進歷歷可見。
商鞅躬逢中國歷史舞台驟變，其思想與實踐亦以强國為出發點。强國的實質在於富國强兵。富國源於農耕帶來的財力，强兵則在於强大的軍力。“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農戰》）重視耕戰，是時勢使然。財力與軍力，實賴國家暴力的維持，正是所謂“國之所以重、主之所以尊者，力也。”（《慎法》）
暴力不僅僅指軍隊、法律等國家機器及其附屬物，也包括權勢的威懾。軍隊是暴力的直接執行者，其本身所具有的軍法，直接給予法律法令的制定執行以豐富的滋養。商鞅重視耕戰，維持而發展耕戰的成果，就體現在法、信、權上。“國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權。”（《修權》）“任法而國治矣。”（《慎法》）
在商鞅看來，法主要是法制律令。任法之原則在於“禮法以時而定，制令各順其宜”（《更法》），換言之，是與時俱進，因勢利導。
任法維護的是社會秩序與社會規範，其關鍵在於賞刑。賞刑之要在於信。信者在於賞罰分明，公正客觀。商鞅指出：“凡賞者，文也；刑者，武也。文武者，法之約也。”（《修權》）“民信其賞，則事功成；信其刑，則姦無端。”（《修權》）商鞅徙木賞金之舉，實際上正是自己執法原則的實踐與檢驗。“所謂壹賞者，利禄官爵摶出於兵，無有異施也。”“所謂壹刑者，刑無等級，自卿相將軍以至大夫庶人，有不從王令、犯國禁、亂上制者，罪死不赦。”（《賞刑》）客觀公正，打破功爵利禄與血緣關係，從而保證了耕戰的公共性與國家主義的順利推進。
權勢的威懾，本身就是一種冷暴力。“權制独斷於君則威”（《修權》），賞刑由此能夠順利進行。值得注意的是，“公私之交，存亡之本也”（《修權》），是以，君主独制權柄，利在天下，方能無往而不勝。
要之，商鞅之學，實以耕戰為國策，以法為體，以賞刑為用，旨在强國富民。

二

商鞅之學，賴《商君書》以存。尽管商鞅遭遇不幸，但他的學術思想與著作文本以及相秦留下的法治成果並未因人而廢。《韓非子•五蠹》云：“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 又《韓非子•內儲說上》所引公孫鞅語“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是謂以刑去刑”，出於《商君書•靳令》。《韓非子•定法》引商君之法比較隨意，大致類於《商君書•境內》。由《韓非子》之徵引與記載，一般認為《商君書》大致在戰國晚期已經編輯成書而廣泛流傳。
西漢司馬遷《史記•商君列傳》謂“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耕戰》當為《商君書•農戰》，則西漢《商君書》仍在流傳，並未因秦帝國的覆滅而消亡。
《漢書•藝文志》著錄商鞅著作兩種：一屬法家，“《商君》二十九篇”，注曰：“名鞅，姬姓，衛後也。相秦孝公，有《列傳》。”一屬兵權謀家，“《公孫鞅》二十七篇”。有人認為《商君》與《公孫鞅》實為一書。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蜀漢劉備在遺囑中告誡兒子要讀《商君書》，這是目前所知《商君》被稱為《商君書》的最早記載。《晉書•庾峻列傳》有“商君謂之六蠍，韓非謂之五蠹”之語，則晉人熟知《商君書》。《文心雕龍》亦對《商君書》有所評論。《晉書•刑法志》和《魏書•刑罰志》言商君之相秦，以李悝《法經》為宗。《宋書•何承天傳》錄其《安邊論》，顯見其熟讀《商君書》。梁庾仲容《子鈔》錄“《商子》五卷”（參見宋高似孫《子略》）。《隋書•經籍志》法家類著錄《商君書》五卷，注曰“秦相衛鞅撰”。則漢唐之間，《商君書》當為五卷，二十九篇。
唐初魏徵、虞世南、褚遂良奉敕編《羣書治要》，錄入《商君子》即《商君書》的《六法》、《修權》、《定分》三篇中的部分內容。《舊唐書•經籍志》法家類著錄“《商子》五卷，商鞅撰”；《新唐書•藝文志》則為“《商君書》五卷，商鞅，或作《商子》”。此後，《商君書》主要以《商子》之名流傳。
《宋史•藝文志》法家類著錄“《商子》五卷，衛公孫鞅撰”。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法家類著錄“《商子》五卷，右秦公孫鞅撰”，“本二十九篇，今亡者三篇”。鄭樵《通志•藝文畧》法家類著錄“《商君書》五卷，秦相衛鞅撰。漢有十九篇，今亡三篇。”（按：“十九篇”之前當脱“二”。）王應麟《漢藝文志考證》法家類著錄“《商君》二十九篇”，“《館閣書目》：今是書具存，共二十六篇。” 注曰：“三篇亡。”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法家類著錄“《商子》五卷，秦相衛公孫鞅撰，或稱商君者，其封邑也。《漢•志》二十九篇，今二十六篇，又亡其一。”清代嚴可均《商君書附攷》和《四庫全書提要》所引《直齋書錄解題》皆誤，而乾隆武英殿聚珍本《直齋書錄解題》作“今二十六篇，又亡其一”，不誤。由此可見，宋代流行二十六篇本和二十五篇本，五卷，已經殘缺，不復漢代之舊。
目前所知最古的文本是元本，所幸為嚴可均獲得。據其《商君書總目》及案語，元刊本“始《更法》，止《定分》，為篇二十六，中間亡篇二——第十六、第二十一，實二十四篇”。
明代范欽天一閣刊本源於元本，另有秦四麟藏本，皆被嚴可均作為校本。晁瑮《寶文堂書目》著錄《商子》，無卷數記載。徐𤊹《徐氏家藏書目》載“《商子》五卷”。私家書目的記載說明了《商君書》五卷本一直在流傳。受到明代叢刻的影響，《商君書》有緜眇閣《先秦諸子合編》、吴勉學《二十子》、程榮《漢魏叢書》等叢書本問世。
清代《四庫全書》著錄《商子》五卷，目二十六篇。直到《清史稿•藝文志》，才恢復《商君書》的名稱，著錄“《商君書新校正》五卷，嚴萬里撰”。嚴萬里就是嚴可均。嚴可均之外，尚有孫星衍、王仁俊、俞樾等學者校勘《商君書》文本。
《商君書》的源流比較清晰，基本上是以五卷本的形式在流傳。從古本流傳到今本，《商君書》已經佚失三篇。今存二十六篇之中，第十六篇和第二十一篇有錄無書，實有二十四篇。

三

《商君書》在戰國時期已經產生了極大影響。《韓非子》對《商君書》流傳的記載，以及韓非對商鞅學說主張的批判吸收，就足見其符合當時富國强兵之所需。秦帝國建立之後，李斯在上書秦二世之時，猶言“明申韓之術，而脩商君之法”（《史記•李斯列傳》），足見商君之學影響於秦世者甚巨。
漢代司馬遷《史記•商君列傳》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鹽鐵論》專列《非鞅篇》，大夫、文學互相辯難，評判商鞅的是非功過，或肯定商君“革法明教，而秦人大治”，或批評“商鞅以重刑峭法為秦國基，故二世而奪”，焦點在於“道”與“權”、“德”與“力”的使用與否。換言之，從司馬遷到鹽鐵之爭，給商鞅學術思想扣上了道德評判的帽子。相對而言，《淮南鴻烈•要略》言：“秦國之俗，貪狼強力，寡義而趨利，可威以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勸以賞，而不可厲以名。被險而帶河，四塞以為固，地利形便，畜積殷富。孝公欲以虎狼之勢而呑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 為商鞅學術思想的實踐揭示了比較客觀的背景。
魏晉南北朝時期，商鞅仍然是思想家、政治家視野中的行動型法家。魏國劉劭《人物志•流業》指出：“建法立制，彊國富人，是謂法家，管仲商鞅是也。”又，蜀漢劉備在給後主劉禪的遺囑中就明言《商君書》能夠“益人意智”，“聞丞相為寫《申》、《韓》、《管子》、《六韜》”（見《三國志•蜀書•先主傳》裴松之注），則蜀漢主要以法家思想治理國家。《劉子•九流》亦言：“法者，慎到、李悝、韓非、商鞅之類也。其術在於明罰討陣整法，誘善懲惡，俾順軌度以為治本。然而薄者削仁廢義，専任刑法，風俗刻薄，嚴而少恩也。”旣肯定商鞅等法家之治的作用，也揭示了其負面影响。劉勰《文心雕龍•諸子》言“申商刀鋸以制理”，又言“商韓六蝨五蠹，棄孝廢仁，轘藥之禍，非虛至也”，表現出儒家思想影響下的道德傾向。亂世用重典，足見《商君書》等法家典籍之受到青睞。
唐代初年，《商君書》以《商君子》為名與《韓非子》等法家著作一樣，進入了敕編的《羣書治要》，顯示出法家商鞅學術思想的生命力。唐人如陳子昂、杜甫、杜牧等熟知商鞅事跡，像《陳拾遺集•申宗人寃獄書》“商鞅事秦，専討庶孽以明秦法。秦國既霸，商鞅極刑”；《九家集注杜詩•述古三首》“秦時任商鞅，法令如牛毛”；《樊川文集•書處州韓吏部孔子廟碑陰》謂“彼商鞅者，能耕能戰能行其法，基秦為强”，都能見到商鞅的影響。
宋代的王安石實行變法，對商鞅采取的是一種異於傳統儒家的態度：“自古驅民在信誠，一言為重百金輕。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商鞅》）肯定信誠與法令的必要性。而李若水指出：“熙豐間，王安石以辯詐之才，揺神考之聽，假先王之道，行商鞅之術，乃取祖宗良法美意，變弄求新，廟堂紛争，道路竊議。”（《忠愍集•上何右丞書》）這顯然是對王安石變法的誣蔑，無疑也是對商鞅學術的否定。《朱子語類》中亦多見討論商鞅之術，大體以儒家為宗。宋人對商鞅，大體是肯定與否定並存。肯定者借商鞅以宣其說，行其事，否定者則往往視之如蛇蠍。
元代《商君書》，當源於宋本。明初宋濂《諸子辨》言家藏《商子》為五卷二十六篇，其第二十一篇亡。去元未遠，則與嚴可均所言相類。可見，元本為五卷二十六篇。陳普《詠史•宣帝二首》，其一曰：“不將法律作春秋，安得河南數國囚。莫道漢家雜王霸，十分商鞅半分周。”以詩歌的形式詠史，也是對現實的反思。
明代初期，方孝孺《與樓希仁》：“韓非商鞅書正無與比，然所言皆刑罰督責之術，君子羞聽之。”（《遜志齋集》卷十一） 宋濂《諸子辨》：“今觀其術，以勸耕督戰為先務。墾草之令，農戰之法，至嚴至峻也。然不貴學問以愚民，不令豪傑務學《詩》、《書》，其流毒至嬴政，遂大焚《詩》、《書》、百家語，以愚天下黔首，鞅實啟之，非特李斯過也。”對商鞅之重刑罰與開啟文字獄的批評，自然有其道理。明末興起翻刻先秦諸子著作的風氣。《商君書》亦在其列。點評《商君書》亦是蔚然成風，可見諸子學術思想為時局之所需。
清代對《商君書》的重視甚於明代。明人以刻書為事，清人開始還《商君書》之本來面目，尤以嚴可均《商君書新校正》為最優讀本。嚴可均在校勘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孫星衍、俞樾、孫詒讓、于鬯等也對《商君書》做過校勘整理。
流傳到民國，王時潤、朱師轍、尹桐陽、陳啟天、支偉成、簡書等學者在前人的基礎上，對《商君書》文本作了進一步的校勘與注釋，推動了《商君書》文獻與思想等層面的研究。

四

《子藏•法家部•商君書卷》首先將版本的遴選放在編纂工作的第一位。如抄本《商君書新校正》與諸多明刊本一起收錄，兩相對比，就能見出高下來。
《子藏•法家部•商君書卷》還注重名人批校本和手稿本的收錄，如清莫友芝跋並錄嚴可均校跋《漢魏叢書》本刻於明萬曆年間，因為嚴可均校跋對《商君書》作出了開創性的貢獻，所以尤為珍貴。清孫詒讓錄孫星衍、嚴可均、錢雪枝校《二十二子》本可謂集清代校勘之大成。王仁俊《商君書發微》手稿本的收錄，更表明清人校勘《商君書》成績斐然。
《子藏•法家部•商君書卷》對民國時期《商君書》資料的收集尤為用力。王時潤《商君書斠詮》、朱師轍《商君書解詁》四卷本及定稿五卷本、尹桐陽《商君書新釋》、簡書《商君書箋正》、陳啓天《商君書校釋》、王心湛《商君書集解》等注釋集解本，和《商君書》研究著作如陳啓天《商鞅評傳》、羅根澤《商君書探源》等相輔相成，勢必有助於《商君書》研究乃至《韓非子》等法家著作研究的深入。